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四章 我买了三等舱的船票经敦刻尔克和蒂尔伯里回到英国，这是横渡英吉利海峡最经济的交通方式，但不至于太难挨。你得多付点钱才能有单独的舱房，于是和大部分三等舱的乘客一样，我就在船舱的大厅里睡觉。我找到了那天的日记： “在船舱大厅就寝，二十七个男人，十六个女人。从早上到现在，这些女人没有洗过脸。男的倒是会去洗手间洗漱一番，而这些女人只是拿出化妆盒，往脸上涂抹脂粉，掩盖污垢。问题：这就是男女之间的差异吗？” 旅途中我认识了一对年轻的罗马尼亚夫妇，准备去英国度蜜月。他们问了许多关于英国的问题，我向他们撒了几个谎，令他们瞠目结舌。在流落异乡穷困潦倒地生活了几个月后，我很高兴能够回家。我觉得英国就是一座天堂。事实上，英国有许多东西能让你感受到回家的快乐：浴室、安乐椅、薄荷酱、烹饪得当的新鲜土豆、全麦面包、橘子果酱、用真正的啤酒花酿的啤酒——只要你付得起钱，这些可都是好东西。如果你不是穷人，英国是个美好的国度，而我有照顾一个安分的低能儿这份工作，当然不会是穷人。想到不会挨穷，爱国之情不禁油然而生。那对罗马尼亚夫妇问题越问越多，我则对英国大加称赞：从气候到风景，从艺术到文学，乃至法律——英国样样事情都是完美的。 那对罗马尼亚夫妇问我英国的建筑怎么样？“棒极了！”我回答说，“你们应该去看看伦敦的各座雕塑！巴黎是个低俗的地方——只有浮夸的建筑与肮脏的贫民窟，而伦敦呢——” 这时船驶近了蒂尔伯里码头，我们看到的第一批建筑是岸边那几座巨型酒店，全都涂着灰泥，修了高高的尖塔，矗立在英吉利海峡的岸边，就像一群白痴在疯人院的高墙边眺望。我看到那对罗马尼亚夫妇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几间酒店，但很有礼貌，什么也没说。我安慰他们：“那些都是法国建筑师设计的。”而当火车驶过伦敦东区的贫民窟时，我仍在不停地赞叹英国建筑。现在我回到家乡，不用再挨穷了，英国似乎样样都好。 我去了B君的办公室，他的第一句话就将我的一切希望化为泡影。“我很抱歉，你的雇主全家人都到海外去了，包括那位病人。不过他们一个月后就会回来。我想你能等到那个时候，是吧？” 还没等我想到再向他借点钱，我已经来到了街上。我得等一个月，而手头只有十九先令又六便士。这个消息让我失魂落魄，我想了很久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天我就在街头闲逛，到了晚上，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在伦敦找到廉价的地方睡觉，只能去了一间家庭旅馆，收费是七先令六便士，付了账单，我手里就只剩下十先令二便士。 到了早上，我打定了主意。我迟早得再向B君借钱，但现在就去借似乎不大体面，这段时间的生活我就随便应付着过好了。有了以往挨穷的经验，我决定不能把最好的西装当掉。我会把所有的东西寄存在火车站的衣帽间，只留下一套次一些的西装，用来换一些廉价的衣服，或许还能外加一英镑。要是我只能靠三十先令活一个月，我必须穿破旧的衣服——事实上，越破旧越好。我不知道三十先令能不能撑过一个月，因为我对伦敦没有对巴黎那么熟悉。或许我可以去乞讨，或许我可以去卖鞋带。我记得《太阳报》曾刊登过文章，说那些乞丐裤子里缝有两千英镑呢。不管怎么说，在伦敦肯定是不会饿肚子的，我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我去了兰贝斯区准备把衣服卖掉。那里的人很穷，有许多二手成衣店。第一间店的老板很客气，但不愿意买我的衣服。第二间店的老板很粗鲁。第三间店的老板是个聋子，或许他是在装聋作哑。第四间商店的店员是个年轻的大个子，金发碧眼，肤色红得像一片火腿。他看着我身上穿的衣服，伸出拇指和食指轻蔑地摸了一下。 “便宜货。”他说道，“很一般的货色。”（那可是一套上好的西装。）“你想怎么着？” 我解释说我要换几件旧衣服，另外能不能多当几个钱。他想了一会儿，拿了几件脏兮兮的破衣服，扔到柜台上。我问：“能换多少钱呢？”我希望能换到一英镑。他舔了一下嘴唇，然后掏出一先令，放在衣服旁边。我没有争辩——我正准备争辩，但就要开口的时候，他就伸出手，似乎要把那一先令给拿回去。我知道自己对此无能为力。他让我到店后一间小房子换衣服。 那身衣服是一件原本是深棕色的大衣、一条粗棉布的黑裤子、一条围巾和一顶布帽。我自己的衬衣、袜子和靴子还保留着，口袋里有一把梳子和一把刮胡刀。穿着这身衣服，我觉得非常奇怪。我以前穿过非常蹩脚的衣服，但不至于像这身衣服这么糟糕。这几件衣服都脏兮兮的，全都走样了，而且有一股子——该怎么形容好呢？——除了褴褛不整之外，还有一股子陈年积尘的寒酸味。这些就是那些卖鞋带人或流浪汉穿的衣服。一个小时后，在兰贝斯，我见到一个落魄如丧家之犬的男人，显然是个流浪汉，正朝我走来。我再定睛一看，那个人就是我自己在一面商店橱窗里的影子。我的脸上已经蒙了一层灰。灰尘可是先敬罗衣后敬人的主儿。当你衣冠楚楚的时候，灰尘会对你敬而远之，但当你的领子不见时，灰尘就会从四面八方向你袭来。 我在街上游荡到深夜，一直走个不停。穿成这样，我有点担心警察会把我当成无业游民抓起来。而且我不敢和别人搭话，因为我想象他们会注意到我的口音和衣着之间的区别。（后来我发现，这种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我这身新衣服立刻让我置身于一个新的世界。每个人的行为举止似乎一下子全变了。我帮一个小贩把翻倒的板车抬起来。“谢谢你，兄弟。”他咧嘴一笑，向我道谢。这辈子还没有人称呼过我“兄弟”——都是我身上穿的这身衣服在起作用。我也第一次注意到，女人的态度会随着男人的衣着而改变。当一个衣衫褴褛的人经过她们身边时，她们会厌恶地从他身边躲开，似乎当他是一只死猫。衣服真的拥有魔力。第一天穿上流浪汉的衣服感觉很辛苦，你感觉自己还没有落魄到如此不堪的地步，那种感觉就像在监狱里的第一个晚上，觉得很羞愧荒唐，却又很真切踏实。 大约十一点钟的时候我开始寻找睡觉的地方。我知道有大通铺的旅店（顺便提一下，这些旅店从不叫大通铺旅店），我猜想可以花四便士左右就有张床位可以睡觉。在滑铁卢大街我见到一个人站在路边，看上去好像是个挖土工什么的，我停下脚步，向他问路。我说我身上没多少钱了，想找个最便宜的床位睡觉。 他回答说：“哦，你可以穿过那条街，去那里的旅馆投宿，门口挂着‘单身汉好床位’的招牌。那地方不错，确实不错。我自己时不时会过去投宿。价格便宜，而且干净。” 那间旅馆是一座高大破败的房子，所有的窗户都透着微光，几扇窗户还糊着牛皮纸。我走进一条石砌的走廊，一个瘦弱的小男孩睡眼惺忪地出现在通往地窖的门口。下面传来含糊的说话声，还有一股热风和奶酪的味道。那个小男孩打了个呵欠，伸出一只手。 “要铺位吗？给一先令，先生。” 我付了一先令，那个小男孩领着我走上一条歪歪斜斜又没有点灯的楼梯，来到一个房间。里面弥漫着一股子止痛剂和烂亚麻布的甜香。窗户似乎被钉死了，刚进去的时候空气几乎令人窒息。里面有一根蜡烛，我看到房间约有十五英尺见方，八英尺高，摆了八张床。已经有六个房客睡在床上，隆起了奇怪的形状，所有的衣服，甚至还有靴子，都堆在床上。角落里有个人在撕心裂肺地咳嗽着。 我躺到床上，发现这床硬得像块木板，而枕头只是一块坚硬的木头桩子。睡这张床可比睡在一张桌子上还糟糕，因为这张床不到六尺长，非常狭窄，而且垫子凸起了一块，所以我手上得抓紧着点儿，不然就会摔下去。那些被子有一股可怕的汗臭味，我不敢把它们拿到鼻子跟前。床上的铺盖只有被单和棉床罩，因此，虽然被子似乎很厚实，其实并不是很暖和。夜里老是有声响。睡在我左边的那个男的——我想是个水手——每小时就会醒来一次，骂骂咧咧地抽一支烟。另一个人可能有膀胱炎，夜里起来六七次用夜壶撒尿，声音吵死了。角落里的男人每隔二十分钟就会咳嗽一回，非常有规律，等候着他咳嗽的心情就像一个人夜里等着狗朝月亮吠叫一样。他的咳嗽声令人觉得莫名地讨厌，又是冒泡又是干呕，非常恶心，似乎要把整个肺都咳出来。有一回他点着了一根火柴，我见到他是个上了年纪的老头，死灰色的脸颊凹陷了下去，像一张死人的脸。他把裤子盘在头上，当成一顶睡帽，不知怎么的，让我觉得非常恶心。每一次他咳嗽或另外一个人骂骂咧咧的时候，旁边一张床上会传来昏昏欲睡的声音。 “闭嘴！噢，看在上帝的——分上，闭嘴！” 我总共才睡了一个小时，到了早上，蒙眬之间我感觉有个庞大的棕色物体朝我而来，一下子惊醒了。我睁开眼睛，看到那个水手的一只脚丫从床铺上伸了过来，就搁在我的脸庞附近。那只脚丫是深棕色的，就像印度人的脚丫一样，上面尽是泥垢。墙壁上斑斑驳驳，床单得有三个星期没洗了，几乎变成了赭褐色。我起床穿好衣服，来到楼下。地窖里摆着一排洗脸盆和两条油腻腻的毛巾。我口袋里有一片肥皂，准备洗把脸，突然发现每个脸盆上面都沾满了垢子——硬邦邦黏糊糊，像鞋油一样黑漆漆的。我没有洗脸就出去了。这间寄宿旅店根本不像那个人所说的便宜又干净，但后来我发现，它是寄宿旅店中最具代表性的典型。 我过了泰晤士河，朝东边走了很长一段路，最后走进希尔塔一家咖啡厅。这是一间普普通通的伦敦咖啡厅，和另外一千间咖啡厅没什么两样，到过巴黎后，我觉得它看上去很奇怪，很有异国风情。店面里有点局促，高背椅子很有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风格。当天的菜单用一块肥皂写在一面镜子上，有一个十四岁的女孩在端盘子。一群挖土工人就着报纸包着的便餐吃饭，用像瓷杯的不带小碟子的大平底杯喝茶。一个犹太人独自坐在角落里，几乎把头搁在了盘子上，正愧疚而狼吞虎咽地吃着熏肉 [1] 。 “给我来杯茶，还有面包加黄油，好吗？”我朝那个小女孩点菜。 她瞪着我，惊讶地说道：“没有黄油，只有人造黄油。”然后她朝厨房报了菜单，就像在巴黎你永远可以听到“来一杯红酒”一样，这句话在伦敦非常普遍：“大壶茶和两片面包！” 在我座位旁边的墙上写了一则告示：“不得盗窃方糖。”在告示下面一个颇有才情的顾客写道：“凡盗窃方糖者，皆为下流——” 但另一个人花了些功夫把最后一个词给刮掉了。这就是英国。这杯茶和两片面包花了我三个半便士，我只剩下八先令又二便士了。 [1] 根据犹太教《塔木经》的教义，犹太教徒不能吃“不洁净”的猪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