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杂文全集（下） 艺术与宣传的界限 (1) 我来谈一谈文学批评，在这个我们所生活的世界里，这几乎就像谈论和平一样不会有任何结果。这不是一个和平的时代，也不是一个文学批评的年代。在欧洲过去这十年来，旧式的文学批评——真正审慎、一丝不苟、立场公允、将一部作品当成一件本身有其价值的艺术品的文学批评——已经近乎不可能了。 如果我们回顾过去十年来的英国文学作品，并且更多地去回顾当时盛行的文学态度，我们会注意到，它们几乎不再有美学上的价值。文学似乎被政治宣传所淹没。我不是在说这段时间所诞生的所有作品都这么糟糕。但那一时期的标志性作家，像奥登、斯宾德和麦克尼斯 (2) ，都是说教式的政治作家。当然，他们知道什么是美，但他们更关心的是主题而不是文学上的技巧。最活跃的文学批评几乎都是马克思主义作家写的，像克里斯朵夫·考德威尔 (3) 、菲利普·亨德森 (4) 和爱德华·厄普华 (5) ，他们将几乎每本书都视为政治宣传手册，比起发掘狭义的文学品质，他们更热衷于发掘其政治和社会的含义。 这一点因为和之前不久的文学氛围形成了鲜明突兀的对比而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二十年代的标志性作家——例如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埃兹拉·庞德、弗吉尼亚·伍尔夫——他们关心的重点是技巧。当然，他们有自己的信念和偏见，但他们对技巧的创新更感兴趣，而不是他们的作品所蕴含的道德、寓意或政治含义。他们当中的佼佼者詹姆斯·乔伊斯就是一位技巧大师，除此无它，大概是最接近于“纯粹的”艺术家的作家。就连戴维·赫尔伯特·劳伦斯，虽然比起与他同一时期的作家，他更像是一个“创作目的明确的作家”，却也并没有多少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意识。虽然我把时间圈定在二十年代，其实从1890年开始情况就一直都是这样。那个时期的文学观念是：形式比主题更重要，“为艺术而艺术”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理念。当然，有的作家不同意这一点——萧伯纳就是其中一个——但那是主流的看法。那个时期最重要的评论家乔治·塞恩斯伯里 (6) 在二十年代已经是上了岁数的人，但他的影响力一直延续到1930年前后。塞恩斯伯里一直坚定地抱着重视技巧的艺术态度。他声称自己只从作品的文笔和文风对其作出判断，对作者的看法几乎完全漠然置之。 现在，你要怎么解释这一看法的突然转变呢？在二十年代末你有了一本像埃迪丝·西特韦尔 (7) 评论蒲柏 (8) 的书，重点全都放在了琐碎的文学技巧之上，似乎把文学创作当成是在绣花，仿佛词语没有意义。才过了几年，你听到一位像爱德华·厄普华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宣称只有符合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作品才是“好的”作品。从某种意义上说，埃迪丝·西特韦尔和爱德华都是其时代的代表。问题是，为什么他们的看法如此不同？ 我认为你必须从外部环境中寻找原因。文学的审美和政治态度都是某个时期的社会氛围的产物，或至少受其约束。如今一个时期结束了——1939年希特勒进犯波兰宣告了一个时期的结束，就像1931年的大萧条宣告了另一个时期的结束一样——你可以回首过去，了解到文学态度是如何受到外部事件的影响，而在几年前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任何回顾过去百年历史的人都会惊讶地发现值得关注的文学批评和对文学的批评性态度在1830年到1890年之间的英国文坛几乎绝迹。这并不是说那时候没有诞生好的作品。那时候的几位作家——狄更斯、萨克雷、特罗洛普和其他人——或许会比在他们之后的作家更能被人长久地记住。但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文坛没有与福楼拜、波德莱尔 (9) 、高迪埃 (10) 等作家相对应的人物。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审美上的审慎在当时几乎是不存在的。对于一个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英国作家来说，书本只是为他带来金钱和进行布道的工具。英国在迅速变迁，在旧的贵族阶级的废墟之上出现了新的有产阶级，与欧洲的联系被切断了，长久以来的艺术传统被打破了。十九世纪中叶的英国作家都是野蛮人，即使是像狄更斯这样的才华横溢的作家。 但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与欧洲的接触通过马修·阿诺德、帕特 (11) 、奥斯卡·王尔德等众多作家而重新建立，对文学形式和技巧的推崇回来了。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形成了“为艺术而艺术”的观念——这句话已经很过时了，但我认为仍然是最恰当的。它之所以能盛行那么久而且被视为理所当然，是因为1890年到1930年的整个时段生活非常舒适安全。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资本主义时代的金色午后时光。就连世界大战也无法真正地撼动它。世界大战死了一千万人，但它对世界的影响并不像此次战争已经造成的影响和将会造成的影响那么严重。从1890年到1930年，几乎每个欧洲人都生活在心照不宣的信念中，认为文明将会永远持续下去。作为个体你可能会走好运或倒霉运，但你心里觉得不会发生什么重大的改变。这种氛围造就了思想的超脱和对艺术的推崇。那种千秋万代的踏实感使得像塞恩斯伯里这样的批评家，一个真正的老式保守党人和高教会派信徒，能对那些因政治和道德观念被他所憎恶的作家保持严谨而公允的态度。 但自1930年以来，那种踏实感已经不复存在。希特勒和大萧条粉碎了它，而就连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也无法将其粉碎。1930年后出现的作家生活在这么一个世界里，不仅个人的生活时刻受到威胁，就连一个人的整个价值体系也无法幸免。这种情况使人无法变得超脱。你不能对会让你死去的疾病抱以纯粹的审美态度，你也不能对一个要割开你喉咙的人抱以冷静的态度。在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展开搏斗的世界，任何有识之士都必须选择立场，他的情感不仅会体现于他的创作中，也会体现于他对文学作品的判断上。文学必须走向政治化，因为任何其它事情都意味着思想上的不诚实。你的关切和仇恨就暴露在意识的表层，无法被视而不见。作品讲述的主题变得如此紧迫而重要，它们的创作手法似乎根本不重要了。 这件事持续了十年左右，文学作品，甚至包括诗歌，与政治宣传纠缠在一起，极大地影响了文学批评，因为它摧毁了纯粹审美主义的幻想。它让我们了解到，政治宣传总是以某种形式隐藏在每本书中，每一件艺术作品都有其意义和意图——政治的、社会的、宗教的意图——我们的审美判断总是戴着我们的偏见和信念的有色眼镜。它推翻了“为艺术而艺术”的理念。但它也一度将我们引入了一条死胡同，因为它让无数的年轻作家试着让他们的精神和某个政治学说捆绑在一起，一旦他们被其束缚，就根本无法在思想上保持诚实。那时候他们所能接触的思想体系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它要求对俄国保持爱国式的忠诚，强迫作家称自己为马克思主义者，卷入权力政治的尔虞我诈。而且，即使这么做是可取的，这些作家所赖以立足的信念也突然间被苏德条约击碎了。就像你不能真正地超脱于当代事件一样，1939年的时候许多作家发现你不能为了某个政治信念而牺牲你的正气——至少你要是这么做了就不能继续当一个作家。单有审美的审慎还不够，但单有政治上的诚实也是不够的。过去十年的种种事件让我们悬在半空中。它们暂时让英国没有了任何可以察觉的文学倾向，但它们帮助我们比以前更好地厘清了艺术与政治宣传的界限。 (1) 刊于1941年5月29日英国广播公司的《听众》。 (2) 弗雷德里克·路易斯·麦克尼斯（Frederick Louis MacNeice, 1907—1963），爱尔兰诗人、剧作家，代表作有《天空的洞穴》、《现代诗艺》等。 (3) 克里斯朵夫·考德威尔（Christopher Caudwell, 1907—1937），英国作者、诗人，代表作有《天国》、《意象与现实》等。 (4) 菲利普·亨德森（Philip Henderson），情况不详。 (5) 爱德华·法莱斯·厄普华（Edward Falaise Upward, 1903—2009），英国作家，代表作有《通往边境之路》、《一个不可提及的男人》等。 (6) 乔治·爱德华·贝特曼·塞恩斯伯里（George Edward Bateman Saintsbury, 1845—1933），英国作家及文学史专家。 (7) 埃迪丝·路易莎·西特韦尔（Edith Louisa Sitwell, 1887—1964），英国女诗人，西特韦尔三姐弟中的大姐，代表作有《该隐的阴影》、《一位诗人的札记》等。 (8) 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 1688—1744），英国诗人，曾翻译出《荷马史诗》，代表作有《弥赛亚》、《论人类》等。 (9) 夏尔·皮埃尔·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 1821—1867），法国诗人，象征派诗歌先驱，代表作有《恶之花》、《巴黎的忧郁》等。 (10) 皮埃尔·朱尔斯·提奥菲尔·高迪埃（Pierre Jules Théophile Gautier, 1811—1872），法国诗人、作家、评论家，代表作有《西班牙游记》、《艺术》等。 (11) 沃尔特·帕特（Walter Pater, 1839—1894）英国作家、诗人、文学及绘画批评家，对文艺复兴时代的名家有独到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