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战时文集（奥威尔作品全集） 1944年12月 (1) 尊敬的编辑： 从我第一次给您写信到现在已经快四年了，我曾告诉过您好几次我准备写一封信对之前信件的内容进行评论。现在似乎是合适的时候了。 现在我们似乎已经赢得了这场战争，但失去了和平。现在可以比较全面地去回顾之前的事件了。我必须承认的第一件事情是，直到1942年底我对局势的分析错得很离谱。其他人也错了，但我有必要对我自己的错误作一番检讨。 在这些信件里，我一直努力道出真相，我相信您的读者从这些信件中能够得出并非过分扭曲的时事图景。当然，我作出了许多错误的预测（比如说，1941年我预测俄国和德国会继续维持同盟，而丘吉尔会在1942年下台）、没有依据的归纳总结，还时不时发表关于个人的刻毒或误导性的评论。我特别为曾在一封信中说朱利安·西蒙斯的“作品带有模糊的法西斯主义色彩”而感到抱歉，那是基于一篇或许我理解错误的文章的很不公允的评论。但发生这种事情主要是因为战争令人疯狂的气氛、谎言与不实信息的迷雾，以及我作为一个政治新闻从业人员置身其中的那些无休止的、肮脏卑鄙的争议。按照现在盛行的低标准，我认为我对事实的讲述还是相当靠谱的。我犯错的地方是对不同趋势的重要性的估量。我的大部分错误来自于我在1940年的绝望时刻所作的政治分析，并一直坚持这些错误，虽然情况已经清楚表明那根本站不住脚。 我在1940年底写的第一封信就犯了根本性的错误，在信里我写到我们所经历的逆流“并不会造成重大的最终影响”。在大约十八个月的时间里，我反反复复地以不同的形式重复着这番话。我不仅认为民意在转向左倾（或许事实确实是这样），而且认为没有民主化的进程就不可能赢得战争。在1940年我写道：“要么我们将它变成一场革命战争，要么我们输掉这场战争”。我发现直到1942年年中我还在一字不差地重复着这番话。这或许误导了我对局势的判断，并夸大了1942年的政治危机的深刻程度，让我误以为克里普斯可能会成为受拥戴的领袖，而共同财富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由于战争的影响，英国社会将走向平等。但最关键的是，我掉入了以为“战争与革命不可分割”的陷阱。虽然这个想法情有可原，但它仍然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因为说到底我们并没有输掉这场战争，除非种种迹象都是骗人的，而我们也没有建立起社会主义。英国正迈向计划经济，阶级区别开始减少，但真正的权力更替并没有发生，真正的民主也没有提高。还是那帮人拥有所有的财富，并占据了所有最好的工作。美国的演变似乎是在远离社会主义。它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也是最资本主义的国家。当我们回首一两年前我们面临“反对”或“支持”战争的决断时，我认为我们应该承认的第一件事情是我们都错了。 在英国和美国的知识分子当中，对战争有五个立场： 一、这场战争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必须赢下来，因为没有什么事情能比法西斯主义获得胜利更糟糕。我们必须支持任何反对纳粹的政权。 二、这场战争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必须赢下来，但在现实中，如果资本主义依然存在就不可能获胜。我们必须支持这场战争，与此同时，努力将其变成一场革命战争。 三、如果资本主义依然存在这场战争就不可能获胜，但即使能够获胜，这么一场胜利会比失败更糟糕。它只会导致法西斯主义在我们这个国家立足。在支持战争之前，我们必须推翻自己的政府。 四、如果我们抗击法西斯主义，无论由谁执政，我们自己都一定会变成法西斯分子。 五、抗争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不管怎样德国人和日本人一定会获得胜利。 各地的激进分子都采取第一个立场，而苏联参战后斯大林主义者们也采取第一个立场。形形色色的托洛茨基分子要么站在第二个立场，要么站在第四个立场。和平主义者站在第四个立场，并以第五个立场作为补充理由。第一个立场其实就等于说“我不喜欢法西斯主义”，几乎谈不上是政治行动的指导，不去预测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但其它的想法都是不成立的。我们为了生存而战这个事实并没有迫使我们像我所预料的那样“走向社会主义”，但也并没有逼得我们去奉行法西斯主义。根据我的判断，比起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更加远离法西斯主义了。我认为意识到我们犯下了错误并直言不讳很重要。现在大部分人在预测出错时，会厚着脸皮说他们是对的，然后去歪曲事实。因此许多和我原先想法一致的人会声称革命已经发生了，阶级特权和经济不平等再也不会回来了，等等等等。和平主义者们更加信心满满地说英国已经是一个法西斯国家，和纳粹德国没有什么分别，虽然他们被允许创作和煽动民意这个事实就驳斥了他们的说法。到处都有人在放马后炮，对过去犯下的错误完全不觉得惭愧。绥靖主义者、人民阵线的支持者、共产党人、托派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平主义者，都在以几乎一模一样的口吻声称只有他们的预言被事实证明了。特别是在左翼群体中，政治思想成了罔顾客观事实的意淫。 但还是回头说我自己的错误吧。在这里我并不是要纠正错误，而是要解释为什么我会犯下这些错误。我曾经告诉过您英国正处于重大政治变革的边缘，并已经踏上了不归路，当时我并不是想要讨好美国公众。我在只限于英国本土出版的书籍和文章里以更加激烈的态度表达了同样的想法。下面是几个例子： “我们只能在社会主义和战败之间做出选择。”“我们必须前进，否则就只能灭亡。”“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已经死掉了。”“英国的革命始于几年前，当部队从敦刻尔克回来后，它就蓄势待发了。”“以英国当前的社会结构，它是不可能生存下去的。”“除非我们战败了，否则这场战争将会消灭大部分现在的阶级特权。”“一年之内，或许甚至六个月之内，如果我们还没有被征服的话，我们将看到前所未见的英国特色社会主义运动的崛起。”“英国的统治阶级根本不希望攫取新的土地。”“法西斯强权国家与大英帝国展开斗争的真正原因是他们知道它正分崩离析。”“这场战争再打上一两年，将使大部分公学走向破产。”“这场战争是希特勒在巩固他的帝国和民主意识的觉醒之间的竞赛。”等等等等。 我怎么会写出这些东西呢？一条线索就是我的预测，特别是关于军事事件的预测并没有总是在犯错。回顾我的日记和两年来我为英国广播公司撰写的新闻评论，我发现和大部分左翼知识分子相比，我总是对的一方。我之所以对是因为我不是失败主义者，而说到底，我们并没有输掉这场战争。大部分左翼知识分子，无论他们写了些什么，在1940年至1942年间都是恶毒的失败主义者。在1942年夏，那是战争的转折点，大部分人都坚信亚历山大港将会沦陷而斯大林格勒却能守得住。我记得一位同事播音员，他是一位共产党员，激动地对我说：“我和你打个赌，赌什么都行，什么都行，赌隆美尔一个月后就会进驻埃及。”我一眼就看出这个人的真实想法是：“我盼望着隆美尔一个月后就会进驻埃及。”我自己并不盼望着这件事情发生，因此我能够看到守住埃及的机会还是蛮大的。你看，这就是一厢情愿对现在所有政治预测的影响的例证。 在这种事情上我有可能是对的，因为我不像很多英国知识分子那样仇视自己的祖国，我不会因为英国取得一场胜利而感到恼怒。但正是因为同样的原因，我没办法看清政治演变的真正情形。我痛恨看到英国被羞辱或去羞辱别国。我不希望我们被打败，我希望我为之感到羞愧的阶级差别和帝国主义剥削不会再回来。我过分强调了这场战争的反法西斯性质，夸大了现实中正在发生的社会变革，低估了反动势力的强大力量。这种无意识的歪曲影响了我早先写给你的几封信，但或许不包括最近那几封。 在我看来，过去几年来所有的政治思想都以同样的形式受到戕害。人们只有在情况迎合他们的愿望时才能预见到未来，而当事实不受欢迎时，就算是最明显的事实也会被视而不见。譬如说，直到今年5月，愤愤不平的英国知识分子仍拒绝相信第二战场将被开辟。他们一直拒绝相信这一点，而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一列列的大炮和登陆船只轰隆隆地不断驶过伦敦街头，被运往沿海地区。你可以指出无数其它人们紧抱着非常明显的幻觉不放的例子，因为真理会刺痛他们的自尊心。因此，靠谱的政治预言并没有出现。单举一个例子：谁预见到了1939年的苏德协议呢？有几个悲观的保守党人预言德国和俄国会达成协议，但基于错误的原因猜错了协议的内容。据我所知，没有哪一个左翼知识分子，无论是亲俄派还是仇俄派，预见到这件事情。所有的左翼人士都没有预见到法西斯主义的崛起，甚至当纳粹党人就要攫取权力时并不知道他们将会是危险人物。要理解法西斯主义的危险性，左翼人士必须承认他们自身的缺点，而这么做太痛苦了，因此，整个现象被忽视或歪曲了，而我们为此付出了灾难性的代价。 你能说的就是，当人们的愿望能实现时，他们可以作出相当准确的预言。但要真正客观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几乎每个人都是某种形式的民族主义者。左翼知识分子不认为自己是民族主义者，因为大体上他们将忠诚转嫁于某个别的国家，例如苏联，或沉溺于负面的情绪，痛恨自己的祖国及其统治者。但他们的思想在本质上是民族主义思想，一心只想着强权政治与面子之争。在观察任何局势时，他们不会去想“事实是什么？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而是“我怎么才能够向我自己和别人证明我们这一派压倒了敌对的派别呢”。对于斯大林主义者而言，斯大林绝对不会犯错，而对于托派分子而言，斯大林从来没有正确过。无政府主义者、和平主义者、保守党人等等都是这样。由于世界的碎片化，国家与国家之间缺少真正的接触交流，使得不实的想法更容易保留。一个人对自己的小圈子之外到底发生什么毫不知情，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一个例子就是，据我所知，没有人计算这场战争的伤亡能够精确到千万，但你知道政府和报纸会撒谎。在我看来，更糟糕的事情是当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情绪被挑起时，就连他们也会无视客观真相。最明理的人似乎都能够接纳精神分裂式的信念或罔顾直白的事实，以辩论社式的诡辩回避严肃的问题，或接受毫无根据的谣言，在历史被歪曲时视若无睹。所有这些思想上的罪恶归根结底都源于民族主义式的思维习惯，而我认为它本身是恐惧和机器文明的空虚造成的产物。但不管怎样，在我们这个时代，马克思的追随者在预测上并不比诺查丹玛斯的信徒更成功并不会令人感到惊讶。 我相信我们大部分人是可以做到更加客观的，但要付出精神上的努力。一个人无法摆脱他的主观感受，但至少他能知道那些主观感受是什么并考虑到其影响。我在尝试这么做，特别是最近，因此，我认为我寄给您的后面那几封信——大体上说，就是从1942年年中开始的那几封——比之前的信件更加真实地描述了英国的演变。这封信说了很多不利于左翼知识分子的话，但我希望补充一句，从我看到的美国报刊判断，美国的思想氛围仍然要比英国这里更适宜自由呼吸，这可不是出于恭维。 三天前我开始写这封信，世界各地都在发生惊天动地的事件，惟独伦敦什么新鲜事也没有（ 以下内容遭到审查删除：除了火箭炸弹 (2) 取代了臭虫飞弹 (3) ，让人很不爽，但不是很多，大概只有五六个飞过来 ） 。 从灯火管制变为所谓的半灯火管制并没有什么区别。街上仍然一片漆黑。有时候天气冷得要命，而似乎这个冬天燃料会非常紧缺。人们的脾气变得越来越差，购物成了一件烦心事。店老板把你视为脚底泥，特别是当你要买的东西恰好是紧缺物品的时候。最近的紧缺物品是梳子和婴儿奶瓶用的奶嘴。有的地方根本找不到奶嘴，而现有的奶嘴都是用翻新的橡胶做的。与此同时，避孕套很充裕，而且用的是上好的橡胶。威士忌比以前更加稀缺，但马路上的小汽车多了，因此汽油的供应一定有所改善。地方军已经解除战备了，火灾巡视少了很多。又有几个美国士兵来找我，介绍说是通过《党派评论》认识我的。能够和《党派评论》的读者见面我总是很高兴。通常到《论坛报》的报社就能找到我，但如果找不到的话，我家的邮政编码是CAN 3751。 乔治·奥威尔 (1) 刊于1944年《党派评论》冬季刊。 (2) 指德国于1944年9月开始使用的V－2飞弹。 (3) 指德国于1944年6月开始使用的V－1飞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