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鸟的眼睛 如果不是因为我母亲，我们很有可能会继续相信一切都好。 那是个普通的周六早晨，她告诉我们她的孙子要她跟他玩个特殊的游戏，一个“你只能在妈妈的手机上玩”的游戏。那个游戏着实简单：你只需要用弹弓射出小鸟，捣毁绿色小猪住的屋子。 “啊，是‘愤怒的小鸟’，”我妻子和我异口同声地说，“我们最喜欢玩的游戏。” “我从没听说过这个。”我母亲说。 “你大概是唯一没听说过这个的人了，”我妻子说，“我想这星球上，躲在森林里不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的日本士兵都比不知道这游戏的人多。它大概是有史以来最受欢迎的苹果手机游戏了。”“我还以为你最喜欢的游戏是用画着以色列花朵的扑克玩‘钓鱼21’。”我母亲说，感到受了冒犯。 “我不再喜欢那玩意儿了。”我妻子说，“你问不了对家几次‘有海葱吗’就想打呵欠了。” “但那个‘愤怒的小鸟’，”我母亲说，“即使我没戴着眼镜看，看上去都觉得当那些鸟儿击中目标时，它们死掉了。” “它们牺牲自己以达成更高的目标，”我不假思索地说，“那是个教人价值观的游戏。” “是的，”我母亲说，“但那个目标只是摧毁那些从没妨碍过它们的可爱小猪头顶的建筑。” “它们偷了我们的蛋。”我妻子坚持道。 “对，”我说，“那实际上是一个教育我们不要偷窃的游戏。” “或者，更恰切地说，”我母亲说，“它教你要杀了偷你东西的人，还要你牺牲自己的性命去实施。” “它们不该偷蛋的。”我妻子有些哽咽，当她知道自己将要在一场争论中落败时就会这样。 “我搞不懂，”我母亲说，“是那些小猪亲手偷了你们的蛋，还是我们讨论到了连带性惩罚？” “你们谁想喝咖啡吗？”我问。 在喝了咖啡之后，我们团队合作破了“愤怒的小鸟”的家庭纪录，我儿子擅长射出多个小鸟打击多点目标，而我妻子擅长发射能穿透一切的方形铁头小鸟，成功摧毁在胖鼓鼓的撇着小胡子的绿色猪王头顶上坚固异常的蜂巢状建筑，那猪王发出最后一声“哦啦”后永远地噤声了。 当我们吃着饼干，庆祝我们对这些邪恶的猪的精神胜利时，我母亲又开始烦我们。“那游戏到底是什么地方让你们这么喜欢？”她问。 “我喜欢小鸟撞到东西时发出的奇怪声音。”列维咯咯笑着说。 “我从几何物理的方面喜欢它，”我耸耸肩说，“玩这个游戏要计算各种角度。” “我喜欢杀戮的感觉，”我妻子颤声低语，“摧毁建筑，杀死生物。这太有乐趣了。” “而且它确实提升协调性。”我说着，仍试图缓和气氛。 “看着那些猪炸成碎片，它们的房子坍塌。”我妻子继续补充，她绿色的双眼变得深邃。 “谁还要来杯咖啡吗？”我问。 我妻子是我们家里唯一真正一针见血的人。“愤怒的小鸟”在我们家和别人家如此受欢迎，的确是因为我们爱好杀戮和破坏。所以，猪是在游戏开场很短的时间里偷了我们的蛋，但说实话，那只是一个能将持久而激烈的愤怒转移至它们身上的借口而已。我越是花时间去想这个游戏，就越是清楚地懂得： 在那些搞笑的动物和它们好听的声音的迷人外表下，“愤怒的小鸟”实际上是一款和原教旨主义恐怖分子精神同构的游戏。 我知道史蒂夫·乔布斯和他的继任者不会喜欢上面那句话，而且从政治角度说它也不太正确。不过对于一款要你准备牺牲生命去摧毁手无寸铁的敌人和他们妻儿的房子，导致他们死亡的游戏，你又能解释什么呢？ 顺便说一句，我不是说这样一定不好。我猜将方脑袋的小鸟投向石墙，很接近于“我会去执行一项自杀任务”的化身。所以，这或许是个乐趣，一种可控的方法：去了解不仅是小鸟或恐怖分子会愤怒，我自身也会愤怒，而我所需要做的是在合适的、相对无害的情境下识别自己的愤怒，并让它得到宣泄。 在和我母亲那场奇怪的对话后几天，她和我父亲出现在我家门前，拿着个包了鲜花图案的包装纸的方形礼物。列维兴奋地打开它，发现里面是个有许多醒目美钞图案的棋盘游戏。 “你们说对‘钓鱼’不感兴趣了，”我母亲说，“所以我们决定买款‘大富豪’给你们。” “这个游戏要怎么玩？”列维疑惑地问。 “赚钱。”我父亲说，“赚很多钱！你把你爸妈的钱全赚过来，直到你满手肮脏的财富而他们一无所有。” “太好了！”列维高兴地说，“怎么玩？” 从那天起，绿色的猪一直生活在和平安宁之中。是的，我们没去它们在妈妈苹果手机上的社区，但我确信如果我们偶尔去短暂地拜访一下，我们会发现它们在为孩子们封闭了阳台或挖了地道后心满意足地哼叫。而另一方面，我妻子和我发现我们的处境正在恶化。每天晚上，当列维上床睡了之后，我们坐在厨房里，计算我们欠这个贪婪小鬼的新债，他握着“大富豪”中超过九成的房产，包括交叉持股的楼宇和基建公司。在我们计算完我们的多边债务之后，我们也上床睡了。我闭上眼睛，试着不去想我们腰际那个胖乎乎的冷酷的小东西，在不久的将来，将把我妻子和我目前在棋盘上住的那个小纸箱扯碎，直到最终幸福的睡眠来临，还有随之而来的梦境。又一次，我成了一只鸟，飞越湛蓝的天空，以一条激动人心的弧线穿越云层，仅仅是为了在神经错乱了的复仇情绪中，把我方形的脑袋撞向绿色的、长着小胡子的、吃蛋的猪。哦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