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杂文全集（下） 基督教的改革者 (1) 对来生的信仰和对人间快乐的渴望并非是不可调和的矛盾，但二者可谓南辕北辙。如果死后真有来生，那我们的主要目的一定就是为那个来生进行准备，而必需的精神上的磨炼或许就蕴含于痛苦、悲伤、贫穷和其它一切社会改革者希望革除的事情中。 总之，服从上帝的意志的理念与人类正逐渐控制自然的理念，被认为是互相矛盾的。因此，大体上说，基督教会——尤其是天主教会、东正教会、英国国教教会和路德教会，每一个教会都有其安排得很妥帖的社会秩序——对进步的理念持仇视态度，并抵制任何试图削弱私有财产制度的政治理论。 然而，你不能将基督教的信仰等同于保守主义。即使在中世纪也已经有传播革命的政治信念的异端教派，而在宗教改革后，激进主义与新教主义有着紧密的联系。英国社会主义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就扎根于对英国国教的拒不服从。 但是，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出现了更加深入的将正统的强调来世的基督教信仰和革命的社会主义进行调和的尝试。信奉天主教的社会主义政党在欧洲大陆的各个地方出现。俄国的东正教会，或它的主体势力，已经和苏维埃政府达成妥协。而英国国教也出现了相应的思潮。 这一演变的原因不止一个，要不是基督教信徒（既有牧师也有业余人士）越来越坚信资本主义社会自身与生俱来的邪恶，它是不会发生的。还像以前那样布道，声称贫富是上帝的意旨，最重要的事情是获得灵魂的救赎，这一套已经行不通了。 正如尼莫拉牧师 (2) 所说，一座大城市的贫困条件已经到了基督徒的生活无以为继的地步了。或许基督的教诲指明了通往纯粹的共产主义的道路。至少，它们明确地要求进行激进的重新分配财富。 在过去二十年间，最杰出的宗教思想家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政治反动派：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为放任自由的资本主义辩护。他们可以被划分为许多思想流派，但可以将它们大致上分为三种主要倾向。 首先是那些将基督教等同于共产主义的人，他们的重点是《福音书》里的政治暗示和经济暗示。某些人，其中最为有名的是坎特伯雷的主持牧师，认为苏俄是通往真正的基督教社会的最接近的途径。 约翰·麦克穆雷 (3) 教授（《历史的线索》）在这一点上和坎特伯雷的主持牧师一样，都认为苏维埃政权反对宗教这一观点只是一个谬误，应该加以修正。但是，约翰·麦克穆雷教授拒绝了个体不朽的教条，因此他被认为不是一位正统的信徒。 西德尼·达克是英国国教信徒 (4) ，他曾说过在某种程度上同样意义的话，但重点更多地放在个体的神性上面（《我静坐，我冥思，我猜想》）。他一度曾担任《教会时报》的编辑。虽然近来法国进行了一番努力，但俄国的共产主义和天主教会之间并没有真正达成和解的迹象。不过，在英国国教内部，左翼人士的最强烈的同情者似乎是教义上最接近于罗马教廷的英国天主教徒。 其次，有些人接受社会主义是不可避免的事情，甚至是人类历史上光明的新篇章，但他们主要考虑的是对新的社会主义社会进行基督教化，阻止它切断与历史的精神纽带。这一思想流派的两位最突出的作家是法国柏格森派 (5) 作家雅克·马里坦和俄国流亡作家尼克莱·别尔佳耶夫 (6) 。 去年英国出版了马里坦的作品《基督教与民主》，他是一位非常深刻的思想家，在天主教的圈子里备受尊敬，通过将社会进步思想与严格的天主教正统思想进行调和，对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这场战争期间，他倾注了自己在思想界的所有影响力与贝当政权进行对抗，而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他拒绝承认佛朗哥是基督教的捍卫者。 天主教小说家乔治·伯纳诺斯 (7) （《一位乡村牧师的日记》和《我的时代的日记》）立场很相似，但方式更加激烈决绝。然而，作为一位思想家，伯纳诺斯或许应该在我所探讨的这个群体中排名第三。最为接近马里坦的英国人是天主教历史学家克里斯朵夫·道森。别尔佳耶夫的情况与其他人不同，因为他一开始时是马克思社会主义者，后来才皈依基督教。 他在革命时离开俄国，但他虽然极度仇视布尔什维克主义，比起它的大部分反对者，他的描写带着更多的理解和尊重，而他对俄国农民的原始信仰和俄国革命的暴力之间的关系所作的评论非常有趣。 这个群体的所有作家都会承认如果说教会失去了人民的支持，那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容忍了社会的不公。对于这一新的观点的政治表述是基督教社会主义，其信徒在法国的人口中已经达到了令人惊叹的比例。 最后——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最有趣的群体——是那些承认当前社会存在着不公，愿意进行剧烈的改变，但拒绝接受社会主义，而是暗示要建立产业主义的人。早在1911年，希莱尔·贝洛克在他那本极具预见性的作品《奴役国家》预言了资本主义社会很快将堕落到某个后来被称为法西斯主义社会的状态。 贝洛克的解决方案是均分巨额财富，回归到小农所有制。贝洛克的朋友吉尔伯特·基思·切斯特顿以这个想法作为基础，提出了他称之为“分产主义”的政治运动。切斯特顿是后来才改而信奉天主教的，有着十九世纪激进派的思想背景，他渴望回归更加简单的社会，但这个想法与他对民主和人的价值的几乎带着神秘色彩的信念交织在一起。 他的运动从未吸引到规模庞大的追随者，在他死后，他的信徒中一部分加入了英国法西斯联盟，而其他人希望以货币改革作为挽救的手段。不过，他的信念在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对于基督教社会的思想中重新出现，大体上没有改变。切斯特顿的重要地位在于他以简化的形式（事实上也是扭曲的形式）表达了存在于每一个基督教改革者身上的某些倾向。 基督教的价值观最有可能在生活简单的以家庭为自然单位的小社区里蓬勃发展。因此，基督教的思想家，即使是那些承认计划和集中所有制的必要性的人，也总是疏远高度复杂和奢侈的社会，而是向往中世纪的农村。就连像麦克穆雷教授这样一个能几乎毫无保留地接受俄国共产主义的作家，也希望人们生活在一个他称之为“平凡的工作日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生活并不会太轻松舒适。 切斯特顿或艾略特所描述的中世纪主义并不是严肃的政治概念，只是任何思想敏锐的人在机器文明的景象面前心里感到不快的症状。 但比切斯特顿更加贴近现实的基督教思想家仍然必须面对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他们义正词严地声称如果我们的文明无法获得道德上的重生，它将会步入灭亡——他们还补充说，道德法则必须以基督教的原则作为基础，至少在欧洲必须这么做，或许他们也是对的。但基督教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的体系，有些教义是许多人所不能接受的。 比方说，对于个体不朽的信仰就几乎可以肯定正在衰微。如果教会仍死死抓住这些教义不放，它就无法吸引人民大众——但如果它放弃了这些教义，它将失去它的“存在理由” (8) ，或许会不复存在。 这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表明基督教的本质是“彼岸世界”，而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此岸世界”。在我们的时代，几乎所有的宗教探讨，都围绕着这个问题而进行，但还没有得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与此同时，像马里坦、艾略特、雷茵霍尔德·尼布尔 (9) 和克里斯朵夫·道森这些伟大的思想家和作家不得不对当代政治感兴趣，并且纡尊降贵投身地所谓的“进步阵营”，将对矫正盲目的乐观主义和浅薄的物质主义这两个左翼运动的弱点带来帮助。 书目： 坎特伯雷主持牧师：《马克思主义与个体》（宣传手册） 雅克·马里坦：《真实的人文主义》、《科学与智慧》、《人权》 尼克莱·别尔佳耶夫：《基督教与阶级战争》、《俄国宗教心理与共产主义无神论》 埃弗吉努伊·兰帕特 (10) ：《尼克莱·别尔佳耶夫与新的中世纪》 克里斯朵夫·道森：《超越政治》、《国家的审判》 雷茵霍尔德·尼布尔：《道德的人与无道德的社会》 (1) 刊于1946年2月7日《曼彻斯特新闻晚报》 (2) 弗里德里希·古斯塔夫·埃米尔·马丁·尼莫拉（Friedrich Gustav Emil Martin Niemöller, 1892—1984），德国神学家、牧师、反纳粹先锋，其名言《起初他们……》是传世的反法西斯名言。 (3) 约翰·麦克穆雷（John Macmurray, 1891—1976），苏格兰哲学家，代表作有《当代世界的自由》、《解读宇宙》等。 (4) 西德尼·厄尼斯特·达克（Sidney Ernest Dark, 1872—1947），英国书评家、作家，代表作有《十二王女》、《伦敦》，翻译了法国作家大仲马的作品。 (5) 亨利-路易斯·柏格森（Henri-Louis Bergson, 1859—1941），法国哲学家，曾获得1927年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有《道德与宗教的两大起源》、《创造性的思想：形而上学导论》等。 (6) 尼克莱·亚历山德洛维奇·别尔佳耶夫（Nikolai Alexandrovich Berdyaev, 1874—1948），俄国哲学家，俄国革命前曾抨击沙皇和俄国东正教而遭到流放，但俄国革命后与布尔什维克政权决裂，是1922年“哲学船事件”中苏联驱逐出境的知识分子中的一员。 (7) 乔治·伯纳诺斯（George Bernanos, 1888—1948），法国作家，保皇派和天主教徒，代表作有《在撒旦的太阳之下》、《一位乡村牧师的日记》等。 (8) 原文是法语“raison d'etre”。 (9) 卡尔·保罗·雷茵霍尔德·尼布尔（Karl Paul Reinhold Niebuhr, 1892—1971），美国神学家，代表作有《道德的人与无道德的社会》、《人的本质与命运》等。 (10) 埃弗吉努伊·兰帕特（Evgenuy Lampert），情况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