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章 老板让我在厨房里当小工,我的工作包括洗碗、打扫厨房、准备蔬菜、泡茶、泡咖啡、做三明治、做点简单菜式,还得跑腿。待遇和以前一样,每个月五百法郎包伙食,但我没有休息日,也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X酒店是餐饮业中我见过最好的,预算充裕,组织得当。而如今,在这间客栈我见识到了一间非常蹩脚的餐馆是如何运作的。我觉得有必要描述一下情况,因为巴黎有数百间像这样的餐馆,每个游客都时不时会在其中一间用餐。 顺便提一下,这间客栈可不是学生和工人会光顾的普通小吃店。在这里吃顿饭起码得要二十五法郎,因为店里布置得挺别致的,又有艺术气息,彰显了我们的社会地位:吧台上画着诲淫诲盗的图画,还有诺曼式风格的装修——墙上镶了假的横梁,电灯做成了烛台的样子,摆着“乡村气息”的陶器,门口甚至还有一个上马台——老板和领班服务员都是俄国的前任军官,许多顾客都是俄国难民。一言以蔽之,我们是一家时髦洋气的餐馆。 打开厨房的门,里面称之为猪圈也不为过,而我们的后堂服务就像在做猪食。 厨房长十五英尺,宽八英尺,一半的面积被炉子和桌子所占据。所有的锅碗瓢盆都得放在够不着的架子上。剩下的空间只够放一个垃圾桶。通常到了中午这个垃圾桶就被填得满满的,地板上堆满了一英寸厚、被踩得稀烂的食料。 我们只有三口煤气炉,没有烤炉,所有的肘子蹄髈都得送到面包店里烤熟。 厨房里没有食物储藏柜,我们只能把东西临时存放在院子里一间顶棚塌了一半的棚屋,棚屋中间还长了一棵树。肉类、蔬菜和其它东西就堆放在地上,任由老鼠和猫肆虐。 厨房里没有铺设热水,用来洗东西的水必须用锅先烧热,做饭的时候炉子都被占用了,根本没有地方烧水,大部分碗碟只能用冷水清洗。由于巴黎的水太硬,肥皂又不给力,我只能用报纸把油渍擦掉。 厨房里煎锅不够用,每一口煎锅用完之后我就得赶紧将其洗干净,而不能把它们留到晚上再处理。光是这一工作每天就得浪费一个小时。 由于装修的时候为了省钱而马虎应付,到了晚上八点钟电灯的保险丝就会烧掉。老板只准我们在厨房里点三根蜡烛,厨师又说点三根蜡烛不吉利,于是我们只点了两根。 我们的咖啡研磨机是从附近一间小酒馆那里借来的,而垃圾桶和扫帚也是从门房那儿借来的。第一个星期过去了,一批餐巾没有从洗衣店那里送回来,因为账单没有付清。而劳动局巡查员老是找我们的碴,因为他发现员工里没有法国人。他和老板私底下聊了几回,我相信老板不得不贿赂了他。电力公司现在还在催债,而那些债主们发现我们会以开胃酒暂时应付他们,每天早上都过来蹭酒喝。我们欠杂货商钱,原本应该还钱了,但杂货商的老婆(一个长了胡须的六十岁老太婆)挺喜欢朱尔斯,于是老板就每天派他过去哄她开心。每天我到菜市场买菜时老是得花上一个小时讨价还价,为的就是省几毛钱。 这些就是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开始经营餐馆的结果。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厨师和我一天得做三四十顿饭,以后可能得做上百顿饭。第一天我们就吃不消了。厨师的工作时间从早上八点一直干到午夜,而我则从早上七点一直干到夜里十二点半——十七个半小时,几乎没有休息。直到下午五点,我们才有时间好好坐下来,而坐的地方只有垃圾桶盖。波里斯就住在附近,不用赶最后一班地铁回家。他从早上八点一直干到半夜两点——每天十八个小时,一星期干七天。虽然这么长的工作时间在巴黎并不多见,但也毫不稀奇。 这种生活很快就成为常规,X酒店的生活倒显得像是在度假。每天早上六点钟我就得把自己赶下床,没有刮胡子,有时连脸都来不及洗就赶到意大利广场那一站,拼命挤上地铁。七点钟的时候我走进冰冷肮脏、空无一人的厨房,地上堆满了土豆皮、骨头和鱼尾巴,还有一堆油腻腻的盘子,是昨晚留下来的。我还不能开始洗盘子,因为水是冷的,而且我得去拿牛奶,煮咖啡,因为其他人八点钟到,希望咖啡已经备好了。并且,我还得洗干净几个铜炖锅。那些铜炖锅堪称是小工生活中的噩梦,得用沙子和铁丝球才能刷干净,洗一口锅就得花十分钟的时间,然后用巴素擦铜水把外面擦干净。幸运的是,做这些炖锅的手艺已经失传了,它们渐渐从法国的厨房里绝迹,但你还是可以买到二手货。 当我开始清洗盘子时,厨师会把我支去剥洋葱,而当我开始剥洋葱时,老板就来了,叫我去买卷心菜。等我买了卷心菜回来,老板娘会叫我到半英里外的某间商店买一罐胭脂。等我回来的时候我还得洗青菜,而那些盘子还没有洗。就这样,我们根本来不及把活儿干完,一整天下来,没干完的事情一件件积压,每一样事情都被拖延了。 十点钟之前,活儿还相对轻松一些,我们都干得很快,没有人发脾气。厨师会抽空说说她的艺术天赋,问我是否认为托尔斯泰是位文坛大腕,在砧板上切牛肉时会唱起悦耳的女高音。但到了十点钟,那些服务员开始聒噪着要吃午饭,他们吃饭的时间很早,因为十一点钟的时候第一批客人就来了。突然间每一样事情都变得匆忙起来,每个人都开始发脾气。与X酒店的匆忙奔走和大声叫嚷不一样,这里尽是一些无聊琐碎的刁难,令人非常光火,心里非常不爽。厨房里拥挤不堪,碗碟都堆在地上,每个人都得小心翼翼,免得踩到它们。厨师走动的时候,她那硕大的屁股老是会撞到我,而且总是絮絮叨叨地说个没完: “你真是傻到家了!我告诉过你多少次了,别把甜菜根的汁给弄干。快让开,我要用水槽!把那些刀子拿走。那些土豆快点削好。你把我的过滤器放哪儿去了?噢,别理会那些土豆了。我不是告诉过你了吗,把牛肉清汤的那层油给刮掉。把那锅水从炉子上拿开。别洗碗了,把这芹菜给切了。不,不是那样切,你这个笨蛋,是这样切。那边!看看,你把那些豌豆煮过头了!现在去把那些鲱鱼的鳞给刮掉。看看,你觉得这盘子洗得干净吗?用你的围裙把它擦干净。你怎么把那盘沙拉放在地上?对了,就放在那儿,我好踩上去是吧!留神,那口锅烧开了!把那口煎锅给我拿下来。不是那个,是另一个。把这个放在烤架上。把那些土豆扔掉。别浪费时间,把它们放在地上就好。往上面踩两脚。洒点锯末,这地板简直就是个溜冰场。看看,你这个笨蛋,那块牛排烧焦了!我的天哪,为什么他们给我配了这么个傻瓜当小工?你在和谁说话?你知道我姑妈是位俄国伯爵夫人吗?”等等等等。 这种情况会一直持续到下午三点,只是十一点的时候厨师会悲从中来,哭成一个泪人。从三点到五点是服务员们相对轻松的时间,但厨师还是很忙,而我得以最快的效率工作,因为有一堆脏盘子等着洗,我得抢在晚饭时间开始之前全部洗好,起码得洗好一部分。由于条件简陋,工作量起码加重了一倍——滤水板非常局促,水老是半温不滚,抹布都湿漉漉的,而那个水槽每个小时都会堵一次。到了五点钟的时候厨师和我已经累得站都站不稳了,从早上七点到现在,我们没有吃过东西或坐下来歇过一会儿。我们总是累得趴下,她坐在垃圾桶上,而我坐在地上,喝着一罐啤酒。我们会为早上说的一些话道歉。是茶让我们继续撑下去。我们总是让一口锅烧开着,一天得喝几品脱的茶。 五点半的时候,餐馆里又开始忙碌吵闹起来。而比刚才更糟的是,现在大家都累了。六点钟的时候厨师会再大哭一场,然后九点钟的时候哭个第三场。她的啼哭是有规律可循的,基本上可以掐着钟点估算出来。她会一屁股坐在垃圾桶上,开始歇斯底里地哭泣,然后嚎啕着说她从未想过这样的生活会降临到她头上;她受不了这样的折磨;她在维也纳学过音乐;她有个卧床的丈夫需要照顾;等等等等。换成别的时候,我们或许会同情她,但我们都累得够呛,她的哭喊徒令我们感到恼火。朱尔斯总是站在门口,模仿她的啜泣。老板娘老是说个不停,波里斯和朱尔斯整天都在斗气,因为朱尔斯老是偷懒,而波里斯自恃是主管,老是抽走小费的大头。餐馆刚开张第二天他们就在厨房里为了两法郎的小费大打出手,厨师和我不得不把他们劝开。唯一没有失态的人是老板,他和我们一样整天都待在店里,但他没有事情做,因为料理事情的是他老婆。他的工作除了负责后勤外,就是站在吧台那里抽烟,让自己看上去像个绅士,而这一点他做得非常出色。 厨师和我一般在十点和十一点之间吃饭。到了午夜,厨师偷一包食物给她丈夫吃,就藏在衣服下面,然后就走了,哭哭啼啼地说干这么长的时间会要了她的命,说她明天早上就辞职不干。朱尔斯也在午夜时离开,通常会先和波里斯大吵一架,留下波里斯看着吧台直到半夜两点。从十二点到十二点半,我竭尽所能尽量多洗一点东西。我根本没有时间把活儿干得像样一些,只是用桌布把盘子上的油渍擦掉。至于地板上的脏东西我就由得它在那儿,或把最脏的东西扫到炉子底下,眼不见心不烦。 十二点半的时候我会穿上大衣,匆匆出门。老板的态度还是那么温和,在我顺着过道经过吧台时会让我留步。“嘿,亲爱的先生,你看上去很累啊。请赏个脸,喝了这杯白兰地吧。” 他会毕恭毕敬地给我端一杯白兰地,似乎把我当成了一位俄国公爵,而不是一名餐馆小工。他总是这么客气,作为我们一天工作十七个小时的补偿。 最后一班地铁通常几乎没有人——这可真是太好了,因为我可以坐下来,睡上一刻钟。躺在床上的时候已经一点半了,有时候我会错过地铁,只能在餐馆打地铺,但我并不觉得有什么不便,那个时候就算是地上铺满鹅卵石我也睡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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