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战时文集（奥威尔作品全集） 占领时期对法国思想的影响：不同的政治考量 (1) 3月3日于巴黎 法国外交部长比多特 (2) 先生的伦敦访问继续引发热烈的讨论，在热情的英法友好的言论下你能看出在莱茵河边境这个问题上法国人对于英国人轻微的不安情绪。 然而，根据随机听到的对话判断，法国人仍然不知道英国的公共舆论对于某些问题的反应。这两个民族在过去五年间有着截然不同的政治演变，如果分歧能够尽早公开的话，他们未来的关系或许会更加愉快。 让新到法国的人感到惊讶的是，几乎每个法国人都比英国人对德国的态度更加强硬。私人对话比阅读报纸带给我更加强烈的感受，而且不仅共产党人是这样，所有法国人——戴高乐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左翼抵抗组织的成员——都是这样。 当然，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但似乎没有一个法国人认为不应该肢解德国，摧毁德国人的战争工业，让它付出沉重的战争赔偿，推行强制劳动和进行长期军事占领，这些是法国安全的最低需求。 法国的真正形势很难判断，即使内部的沟通更加顺畅了。几股主要的势力表面上并没有在进行运作，不共戴天的敌人暂时达成和平，媒体噤若寒蝉，群众则因为生活困苦而变得冷漠无情。 但就能够发言的少数派而言，德国占领的效果似乎是政治思想变得强硬和一度被视为进步的思潮的消失。譬如说，和平主义似乎彻底销声匿迹。不仅那些知名的和平主义者因为通敌合作而声名扫地，而且似乎人们都希望看到法国尽快成为一个军事大国，拥有一支庞大的机械化军队。 极左群体在以前的法国是不容忽视的势力，似乎也已经消失了。几个托派组织仍然存在，并发行了一份非法报纸，但他们的影响力显然已经式微。“军队—祖国—荣誉”这些理念的结合似乎已经重新树立，影响之大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尤其当你记得就在十年前，法国的左翼人士还认为应该谴责凡尔赛条约是不义之举，并对福熙 (3) 和克莱孟梭 (4) 大加指责。 反帝国主义的政治宣传已经淡出视野。戴高乐说一旦印度支那得到解放，将会与法兰西帝国的关系更加紧密，不受外部的强权势力所影响，这番言论被全盘接受，没有人提出抗议。 另一个严格来说与政治无关但反映了思想氛围变化的现象是对法国出生率状况的广泛担忧。左翼报纸和评论刊登了探讨鼓励生育的最佳方式并斥责故意限制家庭规模的文章——这个态度很正当，但几年前仍会被视为反动态度。 从长远来看，政策的推行取决于群众，因此目前法国与英国在政治思想上的分歧有危险的地方。在某种程度上，法国在政治上比英国更加左倾。统治阶级名誉扫地，而对于大型工业国有化的计划则没有公开的反对声音。 但曾经被视为与社会主义密不可分的国际主义和人文主义理念已经式微，对于民主的尊重或许也已经减弱了。在英国情况还没有演变到这种程度，这个事实应该向法国人民表明，尤其是要清楚地表明英国公众并不支持报复性的和平方案，而且绝对不会支持任何意味着永久军事占领的政策。 另一方面，我们自己应该更努力地去理解法国的观点。 无论你和这个国家的哪个人说话，很快你就得面对这么一个事实——英国还不知道被占领是什么滋味。 比方说，在探讨“清洗”时，你一定会被提醒这个事实。 那些希望看到进行全面“清洗”的人——他们当中有人还扬言他们相信必须处决几千人——并不是反动分子和共产党，他们或许是思想敏锐的人，之前是自由党人、社会主义者或无党派人士。 你总是会得到同样的反驳：“你们英国的情况不一样。你们能够平和地做事是因为你们的国家没有真正地分裂。我们在这里需要应付真正的叛徒。让他们活着可不安全。”对待德国的态度也是如此。在我说出希特勒倒台后的德国将迎来民主后，一个很有思想的法国人断然否定了我的意见。他对我说： “这不是想要复仇的问题。只是在他们来到这里干了这些事情四年后，我很难相信德国人和我们是同类。” 有的观察家认为目前法国思想的沙文主义情绪只是表面现象，当这场战争获得胜利后，其它倾向将会暴露出来。 与此同时，无论政府高层或公共舆论有着怎样的分歧，法国似乎还没有反英情绪出现。 如果你通过观察巴黎作出判断，你可以说法国从来没有对英国这么亲近过，他们对英国在1940年的孤军奋战予以令人尴尬的赞扬，街头上为数不多的几个英国士兵总是得到崇高的礼遇。 (1) 刊于1945年3月4日《观察者报》。 (2) 乔治－奥古斯丁·比多特（Georges-Augustin Bidault, 1899—1983），法国政治家，“二战”时期法国抵抗运动领导人之一，曾担任外交部长、临时政府总统、总理等职位。 (3) 费迪南德·福熙（Ferdinand Foch, 1851—1929），法国名将，“一战”期间担任法军最高指挥官。 (4) 乔治斯·本杰明·克莱孟梭（Georges Benjamin Clemenceau, 1841—1929），法国政治家，“一战”时法国领导人，曾于1906年至1909年，1917年至1920年担任法国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