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战时文集（奥威尔作品全集） 为什么不安排战争作家？一则宣言 (1) 在纳粹的战争机器正在威胁每一个自由的国家和每一位自由的男女的今天，作家的角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富有创造力的作家——诗人、小说家和剧作家，他们的文字技巧、想象力和人文精神必须像通讯记者的文字技巧那样被充分地加以利用。他们能以新闻报道或专题文章的作者所不可能具备的深度和生动性，让我们认识到正发生在我们身边但不一定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或所有人身上的事情的重大意义。 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开明人士的狭小圈子里，而我们的工作经常会迷失其意义，因为我们看不到我们的每一个行动与战争行为之间的关系。书籍可以让我们察觉到这一关系。一本小说所营造的情景不会被明天的报纸所抹除。由于书籍的范围更广，它们能揭露出需要改正的弊病，也能指出需要发扬的优点。书籍不像报纸那样受公众猜疑，公众对报纸的期望非常低。 战争一开始时，人们认为一个有创造力的作者的责任就是在战后写出一本关于战争的好书。而两年的战争经历表明，作家的责任是现在就得写出一本关于战争的好书。 当这场战争爆发时，许多作家犹豫不决。他们对这场战争的了解没有他们对西班牙内战或上一场欧战的了解那么透彻。《泰晤士报》和其它报纸询问为什么这场战争没有缔造诗人。诗人们撰写文章，解释为什么他们写不出诗歌。作家们的文化战线支离破碎，分裂为两三个意见对立的群体。 随着俄国遭受侵略，情感得到了澄清。再也没有人能袖手旁观，并把这场战争斥为帝国主义战争。对于每一个作家来说，这场战争是一场挣扎求存的战争。失败的话我们的艺术就将遭到毁灭。 政府也发现它为记者保留席位，却没有为有创造力的作家保留席位是错误的做法。在西班牙战争期间，闻名国际的作家，如海明威、马尔罗 (2) 和席隆，发挥了比记者更深刻的影响。他们的宣传比受篇幅或时效限制的报道文章更加深刻，更加打动人心，更加富于想象力。 政府把战争艺术家和战争摄影师这两类人分得很清楚。两者都是御用人员，各自承担着不同的任务。前者必须赋予战争事件以永恒的美学意义，而后者则赋予战争事件以新闻或纪实的意义。把这一原则用于作家身上，让他们承担起同样的职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然而，事实就是，一个又一个的作家被征召入伍，或看不到有任何机会运用自己的才华为国效力，于是志愿参军服役。 由于报纸上描写经历的文章缺乏细节，对于描写其他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的书籍的需求促使许多新闻记者开始写书。但是，除了普雷斯利和威尔斯两位先生是特例之外，小说家成了蹩脚的记者，而记者也成了蹩脚的作家。但是，他们有其优势，他们的记者身份和权利让他们能够搜集到素材。 大体上的情形就是这样：有能力创作的人得不到素材，而能得到素材的人却写不出书。但也有一些值得关注的例外（列奥·沃姆斯利 (3) 、约翰·斯特拉奇 (4) 、约翰·霍奇森 (5) 和被派遣到冰岛的林克雷特 (6) ）。 因此，第一条需要确立的原则是：有创造力的作家必须得到与记者同样的权利。 记者关注的是稀罕的事情，而对于有创造力的作家来说，他们所感兴趣的领域要广阔得多。人们的日常生活、例行公事的工作、微小的牺牲往往更加重要，因为它们比罕有的事件更加具有普遍意义。但是，对于某些作家而言，行动、危险和冒险是灵感的最大来源，对他们来说，那些就是炸弹、潜水艇、空降部队、战斗前线、拆弹部队。而对于有的作家来说，其灵感之源是组织、工业进步和社会福利。为什么没有关于建造经过伪装的军备工厂、战时服务的规划，比如说疏散计划等等的有价值的小说呢？为什么没有关于囤积居奇者或黑市的讽刺诗呢？为什么没有描写军队生活的小说？因为那些有能力描写这些题材的作家要么对其有了解却没有时间，要么有时间却对其缺乏了解。 在战前，出版社和作者们都在不停地寻找书籍的题材，所需要做的就是找到作家和筹集资金写书。如今题材多的是，但作家却没办法走出书斋去写书，也不能得到新闻部的通行证去搜集素材。因此，第二个原则是，应该启用有创造力的作家对战争的世界进行诠释，重塑文化的完整，在精神上协调战争的影响。虽然关于有创造力的作家的政策必须要比这个更加长远，在短期的胜利目标上它能满足国家的需要。 新闻报道是短暂的，而且有其地域限制，而书籍的寿命更长一些，流传得更广一些。书籍能让美国人、澳大利亚人、加拿大人、印度人、俄罗斯人了解这场在英国发生的战争，而大部分新闻报道则无法让人看懂。 通过贯彻我们的第一个原则（即有创造力的作家应该被赋予与记者同样的权利），我们希望邀请美国和俄国的诗人、剧作家和小说家到英国来，找到他们创作的素材，让他们向本国人民诠释这里正在发生什么事情。 同样地，英国的作家应该被派到美国、各个自治领和俄国，这样他们可以通过故事、戏剧和诗歌的方式报道那边正在发生的事情。现在有物质援助交流，有政治与军事同盟，有共同的消灭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决心，因此也应该有创造性作家之间自由的文化交流，在战争期间营造以和平为根本目标的国际共识。 因此，简单而言，我们倡导： 一、组建一个正式的战争作家群体。 二、赋予作家写书所需的必要的权利。 三、鼓励和加快作家之间的国际交流。 四、这些作家中的一部分将被编组积极参加战争。 这一宣言由几位年轻作家起草，他们在部队或其它重要的国家部门工作，由以下作家作为他们的代表公开发表： 亚瑟·卡尔德－马歇尔 (7) 阿瑟·凯斯特勒 (8) 西里尔·康纳利 (9) 阿伦·刘易斯 (10) 波纳米·杜布里 (11) 乔治·奥威尔 汤姆·哈里森 (12) 史蒂芬·斯宾德 (13) (1) 刊于1941年10月《地平线》。 (2) 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 1901—1976），法国作家，曾担任戴高乐政府的信息部长和文化部长，代表作有《人的命运》、《寂静的声音》等。 (3) 列奥·沃姆斯利（Leo Walmsley, 1892—1966），英国作家，代表作有《大海的声音》、《快乐的结局》等。 (4) 约翰·斯特拉奇（John Strachey, 1901—1963），英国工党政治家，左翼书社创建人之一，曾加入英国皇家空军参战，1946年曾担任“战时食物配给部长”。 (5) 约翰·霍奇森（John Hodgson, 1779—1845），英国历史学家，代表作有《诺斯安柏兰历史》、《耶稣·基督的诞生》等。 (6) 埃里克·罗伯特·拉塞尔·林克雷特（Eric Robert Russell Linklater, 1899—1974），苏格兰作家，代表作有《苏格兰的延续》、《可怕的自由》等。 (7) 亚瑟·卡尔德－马歇尔（Arthur Calder-Marshall, 1908—1992），英国作家，代表作有《被判缓刑的人》、《荣誉的时刻》等。 (8) 阿瑟·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 1905—1983），匈牙利裔英国作家、记者和批评家，曾加入共产党，后来成为自由主义者，代表作有《中午的黑暗》、《渣滓》等。 (9) 西里尔·弗农·康纳利（Cyril Vernon Connolly, 1903—1974），英国作家、书评家，代表作有《石潭》、《承诺的敌人》等。 (10) 阿伦·刘易斯（Alun Lewis, 1915—1944），威尔士诗人，代表作有《致我的妻子》、《在绿色的树上》。 (11) 波纳米·杜布里（Bonamy Dobree, 1891—1974），英国文学史专家，代表作有《复辟时期的笑话》、《八世纪英国文学史》等。 (12) 汤姆·哈尼特·哈里森（Tom Harnett Harrisson, 1911—1976），英国博学家，代表作有《与食人族同住》、《酒吧与人民》等。 (13) 史蒂芬·哈罗德·斯宾德（Stephen Harold Spender, 1909—1995），英国作家、诗人，代表作有《法官的审判》、《世界中的世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