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战时文集（奥威尔作品全集） 1942年1月1日 (1) 目前没有什么政治事件在英国发生，因为我们或许将面临一场漫长而令人精疲力竭的战争，士气将会是最重要的因素，我希望将这封信的大部分篇幅用于讨论当前在暗地里涌动的某些思潮。这些或许在当前微不足道，但我认为它们确实让人对未来可能会出现的变数有所了解。 一、我们在和谁作战？ 这个显然迟早必须得到回应的问题从1941年开始在范西塔特的宣传册和为德国难民创办的德文日报（《新闻报》，温和的左翼刊物，发行量大约是6万份）出版之后就令公众感到焦虑不安。范西塔特宣扬的主题是：不只是纳粹分子，所有的德国人都是恶棍。我不需要告诉你毕灵普分子是多么兴高采烈地接受了这套理论，借此回避我们正在与法西斯主义进行抗争的想法。但近来“只有死了的德国人才是好人”的说辞以相当狰狞的面目出现，目标对准了难民。奥地利的保皇派与德国的左翼分子交恶，指责后者是披上伪装的泛日耳曼主义者，这正中毕灵普分子的下怀，他们总是在尝试将自己的两个敌人——德国与社会主义捆绑在一起。现在的问题是：任何自称是“反法西斯主义者”的人都被视为亲德派。但这个问题的复杂之处在于，毕灵普分子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虽然范西塔特写的东西不怎么样，但他是一个能干的人，背景比他的大部分敌人更加丰富，而且他一直在坚持两个亲社会主义者努力在糊弄混淆的事实：一个事实是纳粹哲学的大部分内容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只是泛日耳曼主义的延续；另一个事实是英国没有军队就没有资格在欧洲推行自己的政策。亲社会主义者无法承认德国群众支持希特勒，就像毕灵普分子不愿意承认我们要赢得这场战争，就必须剥夺他们这个阶层的控制权。这场争议在几份报纸的来信专栏上持续了四个月左右的时间，有一份报纸一直乐此不疲，显然是为了将难民和“赤化分子”引出来。但没有人在宣扬任何关于德国的种族理论，比起1914年至1918年的战争宣传而言，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普通工人似乎既不是非常仇视德国人，也没有将德国人和纳粹分子区分开来。在空袭很猛烈的时候到处都有强烈的反德情绪，但这种情绪已经消退了。这一次工人阶级对“蛮夷”这个词并不感冒。他们称德国人为“德国佬”，这个绰号有点难听，但并非不友好的称谓。他们将一切都归咎于希特勒，比上一场战争将一切归咎于德皇更甚。经过一场空袭后，你总是会听到人们说“昨晚他又在搞鬼了”——“他”指的就是希特勒。意大利人通常被称为“意大利佬” (2) ，这个词没有“意大利鬼” (3) 那么刺耳，而且民众并不仇视意大利人，也没有仇日情绪。从报纸上刊登的照片看，农村女孩愿意和在农场劳动的意大利囚犯谈恋爱。至于那些向我们宣战的小国，没有人记得到底是哪些国家。一年前忙着为芬兰人织袜子的妇女们现在正忙着给俄国人织袜子，但没有怨言。从纷繁复杂的意见中，你得出的主要印象是：虽然没有积极的战争目标，虽然他们并不清楚到底敌人是谁，但这对于不希望被外国人统治的英国人来说并不重要。 二、我们的盟友 无论高层内部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与俄国结盟极大地增强了亲俄情绪。在与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谈论战争时你一定会注意到这一点。但群众对俄国的热情并不表示他们对俄国的政治体制感兴趣。俄国变成了一个备受尊敬的国家。每天在伦敦最大的商店塞尔福里奇百货公司上空飘扬着一面巨大的画着锤子与镰刀的旗帜。英共没有引发激烈矛盾。他们的海报和公开宣言以前所未闻的程度在支持丘吉尔。但是，虽然由于与俄国结盟，他们的人数或许增加了，他们的政治影响力似乎并没有提升。令人吃惊的是，群众并不知道莫斯科与共产党之间的关系，甚至不知道共产党的政策随着俄国参战发生了改变。每个人都为德国人未能攻占莫斯科而感到高兴，但没有人认为有必要去关注帕尔默·达特 (4) 和他的同伴会说些什么。事实上，这是可以理解的态度，但说到底是出于对教条主义政治的冷漠。《工人日报》还没有被解禁。它被取缔后不久就以非法刊印的厂报形式又出现了，但当局对这件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现在它以《英国工人报》的名义在街头出售，并没有遭到干涉。不过，它已经不是一份日报，发行量锐减。在出版业更重要的领域，共产党的影响力还没有恢复。 亲美情绪并没有相应地增强——要说有什么变化的话，反而是在减弱。确实，和每个人所预料的一样，日本和美国都参战了，而德国入侵俄国则令人感到意外。但我们的新盟友只是让存在于普通下层中产阶级的强烈的反美情绪暴露出来。英国人对于美国的文化观感很复杂，但可以相当准确地加以描述。在中产阶级里，没有反美情绪的人是没有阶级归属的技术人员（例如无线电工程师）和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直到1930年，几乎所有“文化人”都讨厌美国，认为它是英国和欧洲的低俗文化的产物。这种态度的改变或许和拉丁语与希腊语不再是学校主课有关系。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对美国的语言并不抗拒，并对美国持受虐狂式的迎合态度，他们相信美国比英国更加富强。当然，正是这一点激起了中产阶级爱国人士的嫉妒。我认识那些只要一听到美国新闻就会换电台的人，最乏味的英国电影也总会得到中产阶级的支持，因为“可以不去听那些美国佬说话真是让人松一口气”。他们认为美国人自大、粗鲁和崇尚拜金主义，而且怀疑他们图谋取代大英帝国的地位。此外还有商业上的忌妒，在受租借法案 (5) 冲击最大的行业非常强烈。工人阶级的态度则很不一样。英国工人在与美国人实际接触后总是不喜欢他们，但他们并没有先入为主的文化敌意。在大城市里，由于电影的影响，他们说话越来越美国化。 我不能肯定英国的仇外情绪是否因为大批外国人来到英国而被消融，我认为会是这样，但许多人并不认同我的观点。无疑，在1940年夏天，工人阶级对外国人的猜疑促成了难民被关押起来。当时我和无数人交谈过，除了左翼知识分子之外，我发现没有人认为这么做是错误的。毕灵普分子在追捕难民，因为他们大部分人是社会主义者，而工人阶级的想法则是：“他们来这里想要干什么？”这番话的背后是过往对外国人的反感，认为他们会和英国人抢工作。在战前的那几年，主要是工会的反对使得大批德国犹太难民没办法进入英国。近来英国人对外国人的态度变得更加友好了，一部分原因是他们不再需要抢工作了，但我认为另外一部分原因是与外国人的接触交流。大批驻扎在这里的外国部队似乎与英国人相处得很好，这是出乎意料的事情，特别是波兰人，他们很受女孩子们的欢迎。另一方面，英国有一定程度的反犹主义的存在。你总是会接触到它，虽然不是很强烈，但令人感到不安。据说犹太人会逃避服役，在黑市上势力最大，等等等等。甚至这辈子或许根本没有见过犹太人的乡下人也会告诉我类似的话。但没有人真的想要去对付犹太人，而且群众根本不相信犹太人要为这场战争负责的说法，虽然德国电台在不遗余力地进行宣传。 三、失败主义与德国的宣传 张伯伦式的绥靖主义并没有像报纸上总是向我们保证的那样“死翘翘了”，但非常低调。但还有一类右翼失败主义，可以从《真相》这份周刊方便地进行了解。《真相》的历史很有趣，它一度是很有影响力的报纸，不涉及政治，讲求事实，专门进行温和的“耙粪运动”（曝光专利药品的黑幕等等），顺理成章地被大英帝国全境的每一家俱乐部和军队食堂所接纳。据我所知，它的发行圈子仍然没有变，但最近它采纳了明确的政治和经济纲领，成为最糟糕的右翼保守主义堡垒。譬如说，厄尼斯特·本恩爵士 (6) 每周为它撰稿。它不仅持反劳工的立场，而且还明里反对美国，暗里反对丘吉尔和俄国。它反对交换海军港口让美国军舰停泊，其它反对这么做的群体只有黑衫军和共产党。它所鼓吹的战略是不结盟，置身欧战之外，专注于海上和空中自卫。显然，这个战略的逻辑就是尽早达成妥协式的和平。《真相》上面银行和保险公司的广告之多表明它在这两个行业很吃得开，最近在议会里进行的质询揭露了保守党拥有它的部分股份这一事实。 左翼失败主义的内容很不一样，而且要有趣得多。有一两个小政党（譬如说，英国无政府主义者在德国入侵俄国后出版了一份很有趣、很精彩的反苏宣传册——《关于俄国的真相》）奉行的纲领是“革命失败主义”。独立工党的鼓吹类似于《党派评论》提出的“十点主张”，只是较为委婉，但用词含糊不清，从未明确表明它是否“支持”这场战争。但真正有趣的演变是法西斯主义与和平主义之间的重叠越来越多了，而二者又与极端左翼思想有着重合。年轻一代的态度比《新政治家》那帮亲社会主义者的态度更加重要，后者在1935年至1939年间鼓噪着要进行战争，然后当战争开始时却又不高兴。据我所知，大部分非常年轻的知识分子持反战态度——当然，这并没有阻止他们去参军——不相信任何“保卫民主”的说辞，更认同德国而不是英国，并不像我们这些年纪大一些的人那样对法西斯主义感到恐惧。俄国参战并没有改变这一点，尽管这些人在口头上对俄国尽说好话。在彻头彻尾的“凑上另一边脸”的和平主义者身上，你会看到更加奇特的现象：一开始时他们斥责暴力，而最后他们却成为希特勒的拥趸。他们的反犹动机很强烈，但在出版的内容里态度总是收敛了很多。但并不是许多英国的和平主义者有思想上的勇气彻底反思自己，由于他们无法对和平主义在客观上帮助了法西斯主义这个问题作出真正的回应，几乎所有的和平主义刊物都在回避尴尬的问题。举一个例子：在战争初期，由米德尔顿·默里 (7) 编辑的奉行和平主义的月刊《艾德菲报》，对德国自称是与“富豪阶层”统治的英国进行对抗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说法深信不疑，将德国与俄国等同而论。希特勒入侵俄国让这种说法成了一派胡言，在接下来的五六期里，《艾德菲报》令人惊诧地对苏德战争绝口不提。《艾德菲报》还干过一两回诱捕犹太人的勾当。同样是由米德尔顿·默里编辑的《和平新闻》遵循其反战传统，但理由五花八门而且自相矛盾，时而说暴力是邪恶的，时而说和平将“维系大英帝国的存在”。 过去几年来，法西斯主义者和货币改革者在同一份刊物上发表文章成为一种趋势，而最近和平主义者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我面前有一份反战小报《现在》，里面的撰稿人有贝德福德公爵 (8) 、亚历山大·康福特 (9) 、朱利安·西蒙斯 (10) 和休·罗斯·威廉姆森 (11) 等人。亚历山大·康福特是一位纯粹的“凑上另一边脸”式的和平主义者。贝德福德公爵多年来是道格拉斯的社会信贷论运动 (12) 的主要支持者之一，同时也是一位虔诚的英国国教教徒，一位和平主义者或其同情者，还是一个大地主。在战争的前几个月（当时还是塔维斯托克侯爵）他自发到都柏林的德国大使馆，试图与德国达成和平协议的共识。最近他出版了几本宣扬这场战争不可能获胜的宣传册，并声称希特勒被误解了，他从来没有真正得到过证明其诚意的机会。朱利安·西蒙斯的作品带有模糊的法西斯主义色彩。休·罗斯·威廉姆森曾经加入法西斯主义运动一段时间，但属于分裂出去的群体，与威廉·乔伊斯（“哈哈勋爵”）是同路人。就在战前，他和其他人组建了一个新的法西斯政党，自称“人民党”，贝德福德公爵是成员之一。显然，人民党彻底失败了，这就是我所说的法西斯主义与和平主义重叠的一个例子。 有趣的是，每一种反战理念都有相对应的德国电台进行宣传。自从战争爆发以来，德国除了进行无线电广播之外，几乎没有向英国进行直接的宣传。他们最出名的广播，事实上也是唯一吸引到一定规模的听众的广播，是威廉·乔伊斯的节目。无疑，这些广播内容大部分是在夸张其词，完全不符合事实，但它们还算是制作用心的节目，讲述的是新闻而不是一味进行宣传。但除此之外，德国人还运作着四个“伪自由”电台，它们其实是在欧洲大陆运作，却假装是在英国地下运作。这四个电台中最出名的是“新英国广播电台”，在战争初期由黑衫军以张贴告示的方式进行宣传。这些广播的主要内容是“未经审查的新闻”或“政府不许你收听”的内容。他们装出洞察内情的局内人的悲观姿态，披露了庞大的船只损失数字以及诸如此类的内容。它们要求丘吉尔下台，耸人听闻地谈论“共产主义危机”并持反对美国的立场。在乔伊斯的广播节目中，反美色彩尤为强烈：美国人在拿租借法案糊弄我们，他们正在逐步蚕食大英帝国等等。比“新英国广播电台”更有趣的是“工人的挑战电台”。它奉行的纲领是火热的革命言论，有着诸如《把丘吉尔踢开》之类的节目标题，由一个真的出身英国工人阶级的播音员主持节目，说话时带上许多不宜刊印的字眼，内容包括：我们将会推翻将我们出卖给敌人的腐朽的资本主义政府，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政府，拯救我们英勇的红军同志，战胜法西斯主义等等（这个德国电台并不忌讳谈论“纳粹主义的威胁”、“盖世太保的恐怖”等话题）。“工人的挑战电台”并没有在一味宣扬失败主义。它的纲领总是：或许现在已经太迟了，红军已经完蛋了，但我们或许能够拯救自己，如果我们能够“推翻资本主义”的话，这将通过罢工、兵变、在军工厂进行破坏等手段实现。另外两个“自由”电台是“基督徒和平运动”（宣扬和平主义）和“喀里多尼亚电台”（宣扬苏格兰民族主义）。 您可以看到，每一种德国的宣传都对应着一种现存或潜在的失败主义。哈哈勋爵和“新英国广播电台”的对象是持反美立场的中产阶级，大体上说是那些阅读《真相》和在战争中商业利益受损的人。“工人的挑战电台”的对象大体上是共产主义者和左翼极端主义分子。“基督徒和平运动”的对象是和平誓约联盟的成员。但我不希望让您以为德国人的宣传很有成效。无疑，这些节目几乎彻底失败了，特别是在过去18个月来。许多事情表明自从战争爆发以来，德国人对英国的内部情况并不是很了解，大部分宣传内容，即使你收听了也不会被打动，因为他们会犯下心理学意义上的低级错误，而任何真正了解英国的人都能指出来。但不同形式的失败主义确实存在，或许还会蔓延滋长。在上面的内容里，我似乎提到了一些不足为道的人物和派系，但在这场我们生活其中的血淋淋的闹剧里，我们永远不知道某个小人物或某个半疯狂的理论会不会变得重要起来。我注意到，知识分子，尤其是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愿意与法西斯主义达成妥协。这是值得关注的一件事情。知识分子卖国通敌是过去两年来的一个现象。之前我们总是以为法西斯主义的恐怖是不言自明的。没有哪个有思想的人会和它打交道，而且我们以为法西斯分子一有机会就会将知识分子消灭。我们看到在法国发生的事情证明这两个想法都不是事实。维希政权和德国人发现保留“法国文化”充门面是很容易的事情。许多知识分子愿意投诚，而德国人也愿意利用他们，即使他们是“腐朽没落”的阶层。眼下尤金·德鲁·拉罗谢尔 (13) 正在编辑《新法国评论》，庞德 (14) 在罗马的电台声讨犹太人，塞林 (15) 成为巴黎的贵宾，至少他的作品很受重视。而所有这些人原本应该被归为文化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名下。但他们也是对付英国和美国知识分子的有力手段。如果德国人占领了英国，类似的事情将会发生，我想我可以列出将会通敌合作的人的名单。 这里没有什么新闻。文坛很平静。纸张的紧缺似乎促使了短篇读物的出现，这或许是好事，或许会让在英国一直没有受到应有重视的“中篇故事”复兴。在之前的信件里我提到迪伦·托马斯参军了，我说错了，他的健康情况不适合参军，现在正在英国广播公司和情报部任职。以前从事写作的人差不多都一样，大部分人立刻投身政府。 食物的情况和以前一样。圣诞节那天我们吃了布丁，但它们的味道比以前淡了。烟草紧缺的情况改善了，但火柴非常紧缺。啤酒又掺水了，自从重整军备以来这都第三回了。随着空袭的减少，灯火管制正在逐步解除。仍然有人在地铁站睡觉，但每个站只有零星一些人。被破坏的房屋的地下室被砌了砖，变成了蓄水池，用于防火。它们看上去像是古罗马的浴池，让废墟看上去比以前更像是庞贝古城。空袭的停止造成了奇怪的结果。在空袭最严重的时候，政府制订了将废墟平整为游乐场的计划，将炸弹的碎片用作基土，现在这些工作只能被迫中止，因为再也没有弹片可供利用了。 祝您一切安好 您真诚的 乔治·奥威尔 (1) 刊于《党派评论》1942年3月—4月刊。 (2) 原文是Eyeties。 (3) 原文是Wops。 (4) 拉贾尼·帕尔默·达特（Rajani Palme Dutt, 1896—1974），英国记者，共产党人，代表作有《法西斯主义与社会革命，对资本主义腐朽阶段的经济与政治的研究》。 (5) 租借法案（the Lend-Lease Program），由美国国会于1941年3月通过的为民主国家提供军事物资的法案，至1945年9月结束。 (6) 厄尼斯特·约翰·匹克斯通·本恩（Ernest John Pickstone Benn, 1875—1954），英国作家，出版商，代表作有《一个资本家的自白》、《回归自由主义》等。 (7) 约翰·米德尔顿·默里（John Middleton Murry, 1889—1957），英国作家，代表作有《致未知的神明》、《济慈与莎士比亚》、《耶稣的生平》等。 (8) 贝德福德公爵（the Duke of Bedford），这里指海斯廷斯·威廉·萨克威尔·罗素（1888—1953），第十二任贝德福德公爵。 (9) 亚历山大·康福特（Alexander Comfort, 1920—2000），英国科学家、医生、和平主义者，代表作有《性的乐趣》、《和平与抵抗》等。 (10) 朱利安·古斯塔夫·西蒙斯（Julian Gustave Symons, 1912—1994），英国作家、诗人，代表作有《杀了自己的男人》、《谋杀！谋杀！》等。 (11) 休·罗斯·威廉姆森（1901—1978），英国作家、剧作家，代表作有《没有结局的故事》、《伊丽莎白女王》等。 (12) 社会信贷论（Social credit），由克里福德·休·道格拉斯（Clifford Huge Douglas）提出的政治经济理论，工人的报酬与他们所创造的经济价值不等，而这种现象长期累积的结果，将导致社会生产与消费的破产，因此，他主张建立社会信贷体系，一方面将经济活动创造的“溢值”以公平形式归还人民，另一方面，建立价格体制，防止高价剥削。 (13) 皮埃尔·尤金·德鲁·拉罗谢尔（Pierre Eugène Drieu La Rochelle, 1893—1945），法国作家，在法国鼓吹法西斯主义，并在德占时期与纳粹政权合作。 (14) 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 1885—1972），美国流亡诗人、文学批评家，二十世纪现代主义文学运动前锋之一，曾翻译一系列东方文学（包括孔子的作品），促进东西文化交流。二战时庞德投靠墨索里尼，效忠纳粹政府，战后被收押精神病院长达13年。代表作有《灯火熄灭之时》、《在地铁站内》等。 (15) 路易斯－费迪南德·塞林（Louis-Ferdinand Celine, 1894—1961），法国作家，本名是路易斯·费迪南德·奥古斯特·德图斯（Louis Ferdinand Auguste Destouches），其作品的文风对法国文学和世界文学有着深刻影响，代表作有《夜的尽头之旅》、《从城堡到城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