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海撷英 流人故事集 ◎ 冯杰 引言 戊子乾隆三十三年（1768）八月十五，昌吉屯田遣犯不满屯官盘剥压迫而聚集数千人举行暴动，他们杀死屯官，占领昌吉城，并向乌鲁木齐进发。 引自《乌鲁木齐大事记》 昌吉的月亮 这一天是八月十五，月亮很圆，像一面刚刚出炉的金黄馕饼。正当收获时节，月亮颜色像熟透哈密瓜的黄色。 眼前就铺满了馕饼、哈密瓜、石榴，还有酒。酒香弥漫，有一种节日气氛笼罩，也许有种先兆但人们还一点没看到。 三天前，掌管屯田的事务官商议后，同意在八月十五晚上，借中秋节日，犒赏所有流放的遣犯，准备酒菜，安排屯田遣犯相聚。 男女混杂一起。几个屯官喝到兴头，满嘴酒气，喊叫几个遣犯女人出来，让她们唱歌助兴。屯官借着月色恍惚，醉意蒙眬，看到眼前女人有点姿色，出手搂抱。 屯犯群里有人愤怒：“这是往人头上拉屎！” 一句话激怒了在场其他遣犯，围住屯官，屯官拔出刀，刀子在月色里摇晃，向前面一个人刺去，那人一躲，胳膊被刺伤，红颜色在月光和酒意里煽起激情，几个人扑向屯官，夺下刀当场杀死屯官。 积郁多年的愤怒找到一个爆发口，大家把酒碗摔了，群情激愤，一不做二不休，两百余名遣犯又把其他官兵杀了，干脆打开昌吉城门劫持军队的装备仓库，占据了昌吉城。 那晚月亮出奇的亮，变成一张发黄的人脸。一个月后昌吉传来万里外京城朱批，红色如血。 昌吉屯田暴动，人数之多，声势之大，影响之广，是清廷统治新疆以来历史上第一个屯田起事个案。乾隆大为震怒，从《清高宗实录》所载乾隆谕旨来看，镇压极其严厉。“其起意倡首之贼，亦凌迟处死，余俱立斩枭示。贼匪家属，着赏此次出力兵丁等为奴。幼丁十岁以上，俱着正法。” 反叛者的成分 火星都是碰撞出来的。先说何为“屯田”？ 来昌吉前，我对“屯田”一词也不解，话题陌生。我查找资料《乌鲁木齐大事记》：清代“卫所组织”建制是1500户为1所，3000户为1卫至乾隆四十二年（1777），迪化三所为民遣犯、厂徒等已有两千多户。经过十多年屯垦和兴建，迪化已有屯户3496户，计16631人，屯田42216亩。已开设市肆500余间，营种菜园300余亩……与此同时，迪化于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执行各省发往新疆的人犯，一律解送迪化酌量安排，至此已有数年，“改发迪化等处军流人犯已达六七百名，（乾隆三十二年）军机大臣议奏其积匪猾贼停止发遣迪化等处”。乾隆三十二年（1767），“迪化办事大臣温福奏准，将人犯年满为民者，照内地户民之例编立保甲进行管理，责令把总就近稽查”。可见，乌鲁木齐的发展与遣犯的增加在同步而行。 清政府把大批罪犯安置新疆，我梳理有以下原因：避免罪犯在内地扰乱社会秩序；新疆自然条件恶劣，地广人稀，距离内地遥远，不易逃脱，即使逃也好归案；边疆屯垦需要大批劳力，发配新疆比遣调军民省事省钱；罪犯容易居留新疆，长期为巩固边疆效力。 新疆成为安置犯人首选地区。1761年乾隆既定方针称“此等发遣人犯，本属于死一间，投界远方，既不所染（内地）民俗，而新疆屯垦方兴，又可力耕自给，实为一举两得”。 当时清廷在乌鲁木齐地区设有三个主要看管犯罪的机构，分别是昌吉（头屯）所、玛纳斯（塔西河）所和芦草沟所。如今新疆带“工”的地名大多都在昌吉一带，三工六工八工、二六工、河州工等都留下屯垦印记。 我看资料，清代昌吉县比现在大得多，包括现在昌吉市和呼图壁县。清廷开始在迪化、昌吉等地实行屯田策略。徐松《西域水道记》：昌吉兵屯，民屯户公3840户，屯田165567亩。昌吉屯田50年，存粮充裕，成就显著。对于新疆安定，巩固屯防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昌吉屯田又分兵屯、民屯、犯屯三种。 兵屯又叫营屯，属于汉兵丁屯田，一边镇守西域，一边垦地种粮。三五年轮番更替，后改为携家眷同耕。一兵给20亩，给种子、耕牛、农具。规模大持续久的是“民屯”，每户给60亩，政府借给籽种、耕牛、农具，两年还本，几年后按亩升格，每亩征细粮米面8升，折征小麦9升3勺。犯屯是发配昌吉屯田的“遣犯”，叫遣屯户，遣屯户和屯兵一起耕作，每年参加屯田的遣犯达千人以上，但遣犯地位不高，要受到屯兵监督。《清高宗实录》说有的遣犯“赏赐给屯兵为奴，不发牛具、籽种，所居土屋，听自行盖造，并令兵丁严束”。后来，清朝廷规定，屯兵和遣犯都可携带家属来入驻屯田。遣犯家属也分地，每家给地10到20亩，和兵屯一起纳粮。和兵屯相比，剥削量很大，兵屯耕地好，水源充足，定额量低，最后都能超产得到奖励，遣犯耕地差，缺少水源、农具，收入低，日子无保障，平时一举一动都要受屯兵的监视。 遣犯里人口性别结构是男多女少，婚姻问题难以解决，荷尔蒙在屯田弥漫，往往几个男人为争夺一个女人而决斗，造成事端，为解决男女问题，昌吉特设立“官媒”负责其事，凡是非官媒所指配的一律非法，不得私自嫁娶。 遣犯平时身份低贱，有“一个人不如一头牛”之说。有一个遣犯拉马耕地时，马受惊跑走未找到；一个遣犯放牧时不慎走失一头牛；一个遣犯赶牛犁地，犁铧碰到地下石头断了尖。 这三个人依照“抗上玉律，不可救治”罪名，命丧屯官棍棒之下。 官府和屯官的欺压一直让遣犯气愤不满，日积月累，像一堆积攒多日的干柴，一旦有原因引起就要爆发，单等迸发出来一点火星。这天十五的月亮就意外点燃火星。 夺取昌吉城暂时得手后，为立足求生，大家商议，事到如今，四散不是目的，挺进可生存，守城必丧失，事不迟疑，现在趁官方无备，尽快夺取占领迪化城，建个立足安命之地，自卫或进退才都有资本，再谋划下步。 大家把老弱妇女留守在昌吉城内，剩下男女工百余人，连夜向迪化进发，出征前举行仪式，沐浴点香，祷告说因受屯官欺负，侮辱难忍，起事属于不得已而为之，祈求苍天保佑。 昌吉那一方月亮在头顶游动。 守留的妇孺们望着远去的背影，觉得鬼神难卜，忐忑不安。 乡巴佬刘德 八月十六日，鸡叫头遍时，昌吉暴动消息随着鸡鸣传到迪化城里。 人称“温公”的大学士温福在主政，急促的敲门声让他从一个噩梦里惊起，昌吉有事变。他急不可待，马上集结兵力前去镇压，当时兵力分散周边各个军屯，满打满算，迪化城里只有一百四十七名军士。 但他没有把百里外攻城者放在眼里，无非前来送死。他凭以往经验，觉得有迪化城兵力足够，老兵都久经沙场，身经百战，可以当十，昌吉来的是一群乌合之众，不堪一击。 温公统领迪化一百多名兵士出城，守备刘德慌忙来到他跟前。在温福眼里，刘德平时很少说话，觉得行为处事甚至长相都像个乡巴佬。战事结束后，温福才大发感叹，没想到这位乡巴佬临阵镇定自若。再看那些参将、都司，只会面上迎来送往，跑前跑后，实际上银样镴枪头，华而不实。 红山口开战前，刘德向温福细致地分析：“红山口到昌吉有九十里路，将士们骑马赶一天路程才能到昌吉城下，敌安逸我疲惫叛民是坐以待我，他们坐守我军仰攻，这种战况不是一百多兵士能马上取胜。再说此地到昌吉一马平川，玛纳斯河算是一宽险处，可骑马渡过，无险可守。只有红山口一条窄路是唯一御敌之处。就在这里设下埋伏。驻守此地，隐蔽悬崖后。叛民不知我军虚实，等他们赶来我们据险往下猛击，可得全胜。这是反仰攻为坐守，化奔劳为安逸。” 刘德掌握战局，分析有理有据，给了温福一剂定心丸，遂采纳刘德意见，并让他当这次阻击战的总指挥。 这时在通向迪化的路上，尘烟由小到大，在远处开始升腾。攻城队伍拥来了，人马嘈杂，队伍显得慌乱无阵形。刘德左手举旗，右手握刀，命令士兵：“从远处烟尘阵势判断，来人不过一千，这些亡命之徒要鱼死网破。如拼死迎战，不易抵挡。不过他们坐骑是屯马，没有经过战事，枪响受惊，会四散而逃。马一跑人也就乱了。” 刘德命令士兵举着枪蹲下，先不打人，只管打马腿。 尘烟更高更近，红山口伏兵都听到散乱马蹄声。刘德对部下下令：“刚看见人影时大家不要开枪，那样会打不中叛贼，火药先打完，贼兵到眼前会没弹药。诸位要看到我手中旗，旗不落不能开枪；违令开枪，格杀勿论！” 攻城队伍急于取胜，向红山口开枪了，枪声听起来惊天动地。刘德心里有底，知道对手没实战经验：“这是空放枪吓唬我们。”等乱弹把前排站着一个士兵打伤，刘德判断：“对方枪弹打中我们，距离恰好适合开枪。”硝烟里，刘德手中旗帜一挥，周围枪弹齐发。 果然不出刘德判断，流民们骑的马都是种田犁地耕马，平时埋头耕地，是第一次上战场。在硝烟里多数受惊，一时没有方向感，横冲直撞，自相践踏。清兵乘势冲出，流民队伍没有实战经验，非死即伤，最后是死一百多名，生擒三十余名，余下逃散。 红山口留下一地弓箭刀枪，血迹片片，空气里飘着腥气。 徐吉在大风里飞翔 轮台经常刮大风，从唐代算起，一场又一场，刮到清代，这年一场风分外大。 西域风的话题超乎想象，我第一次来新疆，在霍尔果斯山口，一位哈萨克族牧民说，这是中国最大风口，起风能把一峰骆驼吹上天。 唐太宗《三藏圣教序》里行走的怪风，冬天曰“白风”，也叫“白毛呼呼”，搅雪喷雾，刮起来满天皆白；春天曰“黑风”，也叫“黑毛呼呼”，挟沙裹尘，卷起来天昏地暗。据说一个人独行，风中往往有闻呼姓名，千万不要答应，一回答则被风吸走。 当年一位兵团将军乘吉普车行至途中，天黑时陪同他的官兵建议：“黑风将至，请将军躲避一下。”将军由南方调来，不熟悉西域风的脾气：“黑风有台风厉害吗？继续走！”黑风果至，将军只好与警卫蹲在沙丘下，轰隆隆一小时，风才吹过，警卫看不见将军，只见沙堆。大家急忙将将军扒出来，将军起立，抖落沙土说：“此处可作墓地，很好！” 新疆以大风著名，牛羊被大风吹走，房屋吹倒，大树拔起。风成了作家笔下的文学元素。说这里一年只刮两场风，一场刮半年。新疆作家刘亮程说“风把人吹歪”，纪晓岚述风的故事，说有一种风，像人一样有自己的穴位：“在南山，其大如井，风不时从中出，每出则数十里外，先闻波涛声，迟刻风乃至。所横径之路阔不过三四里，可急行而避，避不及，则众车以巨绳连缀为一，尚鼓动颠簸如大江浪涌之舟。或一车独遇，则人马辎重，皆轻若片叶，飘然莫知所往矣。风皆自南而北，越数日自北而南，如呼吸之往返也。” 把风赋予了神秘性，也启发了我，作家一辈子就是在寻找“自己的风穴”。 那一年，乌鲁木齐军中资料记载，一名叫雷庭的军校，于某日连人带马被大风吹过山岭，一直没有下落。 昌吉事件后的一天，昌吉城送来一份情报，说某天中午时分，空中忽然掉下一个人，抓起来审问，竟是徐吉，红山口一战中当天那边送来报告，说该地犯人徐吉逃跑了。百多里，可以计算一下，从上午九点到十二点，徐吉一直在空中飞行。徐吉交代自己不是故意逃跑，是被风挟裹了，风在鼓动。他驾驭风刮了两百多里，然后软着陆，没有损伤，时速六十多里。 审查官怕担当虚构罪名，仔细调查，问徐吉随风飘移时的感受。徐吉说，被风卷在空中时，如醉如梦，整个身体如同车轮般在空中转，睁不开眼，耳朵里听到大鼓在敲，气流很大，呼吸困难，口鼻被堵住，喘不过气。要挣扎很久才能呼吸一次。 说到最后，他看一下提审官，唯恐其不信。 来昌吉前，我看过美国电影《龙卷风》，一辆摩托车被推举到云端，看来中外的风都是相通的。那年轮台的一场大风有自己的想法，携带着昌吉遣犯要飞向自由，但是中途掉下来了。 通判赫尔喜的遗憾 当年那支队伍拥向红山口前，曾有一个官员迎头而上。他骑马向那一支队伍驰去，幻想以一己之力来化解这场危机。 昌吉事变里，最独特的一个角色就是昌吉通判赫尔喜，事发后他极为自信。事变前赫尔喜凑巧不在昌吉，提前奉命调到迪化核检仓库。听到昌吉城被遣犯队伍攻占后，他痛不欲生，他知道温福要出兵镇压，便向温福请求：“屯官激起叛乱，肯定另有原因，可能是出于无奈。我愿单枪匹马在中途迎敌，去陈说利害关系，晓之以理，叛乱后果只有死路一条。如果他们能把首犯绑了献出来，就不必劳师征讨了。如果他们不肯回头，我一定要杀了闹事头领，和他们同归于尽。” 温福阻止不让去，赫尔喜不听，带上弓箭全副武装骑马奔去，直接来到攻城人流中，再三开导。赫尔喜说，你们不回去，最后下场是全败。他拔刀立在路上，不让队伍通过。 有人说赫尔喜你是位好官，但这不关你的事，事情已走到这一步，无可挽回。有人就嫌他挡道，把他推到路边，队伍依然向迪化进发。 赫尔喜知道自己说服不了，再努力也无济于事，就说，“谁路过我刀下不允许”。 众人被他激怒，挥刀前去，赫尔喜杀死几个，自己也在格斗中被杀。后来舆论为他惋惜，认为驻屯官不是他下属，屯民不是他所管理，事变发生于一时，不是事先预谋的，不能说他失于明察。他奉调离开昌吉，当时不在现场，不能说他防守不严弃城逃走，被抢劫的军器库有专职把守，不能说是他疏于防守。无论从道理还是律法上说，他都没有死罪。但是赫尔喜自己偏要以死殉职。 事后双方都有死人，民多官少。赫尔喜灵柩被运回时，许多人哭奠，感念他生前宽厚。有几位残暴欺压遣犯的屯官残骸被运回时路上连给烧一沓纸钱的人也没有。 温福们的归宿 一场突如其来的风刮过后，紧随着刮起另一场风。 事后开始问责。迪化官员在昌吉事变中不力者均受影响，或升或降。逃逸者务须严捕，因追捕不力而遭降职者不在少数。 一个叫福僧额的，在昌吉事件中逃脱掉种地的犯人郭小二，经由该处不能缉拿，降一级调用。温福作为昌吉屯犯的镇压有功者，升为福建巡抚。 后来他调往云南任职，乾隆三十六年（1771），小金川头目增格桑叛乱逃到大金川，温福和桂林清军分路征讨。对手劫粮，运粮夫纷纷躲避，温福大营闭门不纳，对方炮轰，温福中弹而死。 这人忽北忽南，经历波折。《清史》上记载：“温福性刚愎，不广咨方略，惟袭讷亲、张广泗故事，以碉卡攻碉卡，修筑千计。所将兵万余，强半散在各碉卡。每逾数日当奏事，即督兵攻碉。士卒多伤亡，咨怨无斗志。”“温福不严备山后要隘，贼突薄大营，夺砲局，断汲道。时大营兵尚万余，运粮役数千，争避入大营，温福坚闭垒门不纳，轰而溃，声如坏堤，於是军心益震。贼四面蹂入，温福中枪死，各卡兵望风溃散。” 一个人命运难于把握，在西北辉煌一时，最后竟结束于西南，结局和答案遥遥相望。 从大西北到大西南，自红山口硝烟弥漫那一天开始，那些幽魂是否紧随着他？传说红山口的夕阳，照见禽鼠皆赤。 后补 风源在昌吉，却能敲打远方。一万里之外京城宫墙被吹动了。 昌吉事变后引起清廷高度重视，反映出屯田管理制度短板和缺陷。朝廷做了调整，更严密周详：“一经发觉，自可立置重典，以警凶顽。”《乌鲁木齐大事记》:“清乾隆三十六年，伊犁将军舒赫德奏准于乌鲁木齐驻满兵3000名，添设参赞大臣、领队大臣各1员。清乾隆三十七年在迪化城西八里处，另筑新城名曰‘巩宁’……移迪化满营官兵3000人驻城中。此城后称‘老满城’。” 多数遣犯军中屯田三五年可得到就地为民的出路，透出来点亮光。冒死反抗者减少，到清末再未有此类事件发生，昌吉事变性质复杂，留待后人细细挖掘。 今月还是古时月，那轮八月十五月亮，年年复复，在夜空游动。 （选自作者散文集《唐轮台》，新疆文化出版社202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