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书评全集（下） 乔治·基辛 (1) 在原子弹的阴影笼罩之下很难带着自信去谈论进步。但是，要是我们假设十年内我们还不至于被炸成碎片的话，有很多理由认为当前的时代要比过去的时代好得多，而乔治·基辛的小说就是理由之一。要是基辛还在世的话，他要比萧伯纳年轻一些，但他所描写的伦敦已经几乎像狄更斯笔下的伦敦一样遥远。那是八十年代的伦敦，浓雾笼罩，点的是煤气灯，满城是醉酒的清教徒，服饰、建筑和家具达到了丑陋的极点。一户十口人的工人家庭住在单间是几乎很平常的事情。大体上，基辛没有描写最贫穷的情况，但当你读到他对下层中产阶级的凄苦生活忠实的描写时，你一定会觉得我们已经大大改善了那个黑礼服和金钱统治的世界，而那只不过是六十年前的情景。 基辛的每一部作品——他临终前所写的一两部作品除外——都有令人难忘的章节。第一次接触他的作品的读者最好从《五十年庆那年》开始读。然而，很遗憾的是，他的两部次要的作品得以耗费纸张重印，而他那些应该为人所记住的作品却有很多年根本无从寻觅。比方说，《古怪的女人》已经彻底停印了。我手头有一本，是1914年那场战争前卖得很火的那种脏兮兮的红色封皮廉价版，但这是我见过或听说过的唯一版本。基辛的杰作《新格拉布街》我一直买不到，是从公共图书馆那堆带着汤汁印渍的旧书里借阅的，《人民》也是，还有《阴间地狱》和一两本其他作品。据我所知，只有《亨利·莱克罗夫的私人文件》、评论狄更斯的那本书评和《一个生命的早晨》在近期付梓。不过，现在重印的两部作品都值得好好读一读，尤其是《五十年庆那年》，更加阴郁黯淡，因此更具个人特色。 在他的序言里，威廉·普罗默 (2) 先生写道：“大体上说，基辛的小说就是关于金钱和女人的。”而麦芬尼·伊文斯小姐 (3) 在《漩涡》的序言里也写了类似的话。我觉得，你或许可以把定义再扩大一些，说基辛的小说是对以体面为名义的自我折磨的抗议。基辛是一个书呆子，或许也是一个过于斯文的男人，热爱古典事物，发现自己被困在一个烟雾缭绕的、冰冷的清教徒国度，如果没有厚厚的一沓钱摆在自己和外部世界之间，根本别想过得舒服。在他的愤怒和牢骚后面是他认识到维多利亚晚期英国生活的悲惨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本没有必要的。那种肮脏、那种愚昧、那种丑陋、那种性饥渴、那种鬼鬼祟祟的纵情声色、那种庸俗、那种粗鄙、那种吹毛求疵——这些事情都没有必要出现，因为它们是清教徒主义的残余，而清教徒主义不再是维系社会结构的支柱。人们原本可以在不降低效率的前提下过上很快乐的生活，但他们却选择了过着悲惨的日子，制造出毫无意义的禁忌用于吓唬自己。金钱是一个困扰，不仅是因为没有钱你就会挨饿，更重要的是，除非你有很多钱——比方说吧，300英镑一年——社会是不会让你体面地生活下去的，甚至会让你不得安宁。女人是一个困扰，因为她们比男人更相信禁忌，即使在她们不体面时也仍然受体面的束缚。因此，金钱和女人是社会对勇敢的人和聪明的人进行报复的两件工具。基辛很愿意自己和别人能有更多的钱，但他对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公平并不是很感兴趣。他并不推崇工人阶级，也不信奉民主。他不想为人民大众鼓与呼，而是为那些在野蛮人中茕茕孑立的出众而敏锐的人代言。 《古怪的女人》里每一个主要角色的生活都被毁掉了，因为钱太少了，或因为大半辈子过去了才挣到钱，或遭到明显荒诞不经却不容质疑的社会习俗的压迫。一个老处女过着毫无意义的酗酒生活，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嫁给年纪足以当她父亲的老头儿，一个苦苦挣扎的学校老师一再推迟与情人的婚礼，直到两人都成了枯萎的中年男女，一个心地善良的男人忍受妻子的絮絮叨叨直至死去，一个特别聪明和富有活力的男人错过了结一次冒险的婚姻的机会而一辈子都结不了婚——每一个悲剧最终都归因于对社会准则的接受，或没有足够多的钱绕开它。在《一个生命的早晨》中，一个诚实而有才华的男人遭到了毁灭和死亡的命运，因为在一个大城市里走动不戴礼帽是不行的。他的帽子在乘火车的时候被风刮出了窗外，他又没有钱另外买一顶，只能挪用老板的钱，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灾难。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例子，表明观念的改变能突然间让原本十分强大的禁忌成为滑稽的事情。如果你今天不知怎地丢掉了裤子，或许你也会挪用公款，而不是穿着内裤到处走。八十年代的帽子似乎是非常必要的东西。事实上，不过就在三四十年前，没戴帽子的人走在街上是会被人嘘的。接着，出于不明的原因，不戴帽子成为体面的事情，到了今天基辛所讲述的那一幕悲剧——在当时的情景下是可以理解的——变成了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基辛的作品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新格拉布街》。对于一个职业作家来说，它还是一部令人难过而丧气的作品，因为它除了讲述其他事情之外，还谈到了那个令人恐惧不安的职业病——江郎才尽。确实，突然间失去了创作能力的作家数量并不多，但那是一种随时可能发生于任何人身上的灾难，就像性无能一样。当然，基辛将它与他惯用的主题——金钱、社会准则的压力和女人的愚蠢——联系在一起。 埃德温·雷尔顿，一个年轻的小说家——出版了一本侥幸成功的小说，刚刚辞掉了一份文职工作——娶了一个迷人而且似乎很聪慧的女孩子，她自己有点收入。在这里，还有其他一两处地方，基辛说了一些现在听来似乎很奇怪的言论——他说一个受过教育却又没有钱的人很难娶到老婆。雷尔顿做到了，但他的朋友就没有那么成功了，他住在阁楼里，靠当收入微薄的补习先生维持生计，只能理所当然地接受独身。基辛表示，如果他能娶到一个老婆，那只会是一个来自贫民窟的没有受过教育的女孩。精致而敏感的女人无法面对贫穷。这里你又注意到那个时代与我们这个时代的差异。基辛在他的所有作品中都暗示聪明的女人是非常稀有的动物，如果你希望娶一个既聪明又漂亮的女人，根据众所周知的算术定理，选择就更加有限，这无疑是对的。这就好比是你只能在白化病患者中作出选择，而且还是左撇子的白化病患者。但基辛对他那位可憎的女主人公的描写，以及他对笔下其他女性角色的描写，让人觉得在那个年代女人对精致、文雅乃至智慧的理解与优裕的社会地位和昂贵的物质生活是分不开的。作家愿意与之结婚的女人就是那种一想到住在阁楼里就会退缩的女人。基辛在写《新格拉布街》时，那或许就是实情，但我认为，今天的情况可以说并非如此。 雷尔顿婚后不久就发现妻子是一个傻兮兮的势利女人，那种认为“艺术品味”只不过是社会竞争力的掩饰的女人。她嫁给一个小说家，以为他会一夜成名，然后她可以夫荣妻贵。雷尔顿是一个典型的基辛笔下的主人公，一个刻苦、不善交际而一无是处的男人。他陷入了一个矫情而昂贵的世界，知道自己永远没办法保持自我的本性，立刻丧失了勇气。当然，他的妻子根本不明白文学创作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有一个章节写得很可怕——至少对那些鬻文为生的人来说很可怕——她计算一天能写多少页书，然后算出自己的老公一年能写出多少本小说，然后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写书并不是一份很辛苦的职业。与此同时，雷尔顿被吓呆了。日复一日，他坐在书桌前，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什么也写不出来。最后，在恐慌中他写出了一堆废话，而出版社因为雷尔顿的前一本书获得了成功，将信将疑地接受了投稿。除此之外他再也写不出任何可以出版的东西了。他完蛋了。 令人绝望的事情是，如果他能回去当一个小职员，当一个单身汉的话，他就会好起来。那个老于世故、娶了雷尔顿的遗孀的记者对他作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说他如果过着单身生活，每两年就能写出一本好书。但是，他当然不能回归独身。他不能重操旧业，不能安于靠妻子的钱生活：通过妻子而起作用的公众舆论逼得他江郎才尽，最后进了坟墓。书里面的其他文学人物绝大多数也好不到哪里去，困扰着他们的麻烦在今天依然还是那样。但至少书里所着重描写的灾难在今天不大可能以同样的情形发生，或为了同样的原因而发生。很有可能，雷尔顿的妻子不会那么愚蠢，而且如果她实在是让他觉得日子没法过了，或许他就会一走了之，没有那么多顾虑。在《漩涡》中有一个类似的女人，名字叫做阿尔玛·弗洛辛汉姆。与之相对比，在《五十年庆那年》里有三位弗兰奇小姐，她们代表了新兴的下层中产阶级——根据基辛的描写，这个阶层得到了金钱和权力，却没办法将其善用，都是一帮极其粗俗、吵闹、精明而道德败坏的人。乍一看，基辛笔下那些“贤淑高贵”的女人和“没有淑女风范”的女人似乎很不一样，甚至是截然相反的两种动物，这似乎否定了他所暗示的对女性大体上的谴责。然而，将她们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就是，她们都是目光短浅的可悲人物。就连《古怪的女人》里像洛妲那样活泼而聪明的女人（是新女性中一个有趣的早期标本）也无法进行抽象思维，无法摆脱现成标准的窠臼。基辛似乎打心眼里认为女人是天生的弱者。他希望她们受到更好的教育，但另一方面他又不希望她们获得自由，不然她们一定会不当地使用自由。大体上，在他的书里最好的女人都是那些隐忍的、持家有道的角色。 我非常希望基辛的作品全集能够在纸张充裕的时候出版。他有几本作品我没有读过，因为一直找不到，不幸的是，里面包括《生于放逐》，据说是他最好的作品。但光靠《新格拉布街》、《人民》和《古怪的女人》这几本书，我已经可以说英国没几位小说家比他更优秀了。这话或许说得有点武断，但如果你思考一下小说的意义就不会这么觉得了。“小说”一词通常用于指代任何种类的故事——《金驴》、《安娜·卡列尼娜》、《堂·吉诃德》、《即兴诗人》、《包法利夫人》、《所罗门王的宝藏》或任何你喜欢的作品——但它还有一个狭隘一些的定义，指代十九世纪之前几乎未曾存在、主要在俄国和法国兴盛的文学体裁。在这个意义上，小说指的是一个试图描述可信的人物形象的故事，不一定非得使用自然主义的手法，但要展现他们在日常动机的支配下如何行动，而不只是经历一连串不太可能发生的冒险。一本符合这一定义的真正的小说至少包括两个角色，或许更多，对他们的内心世界以同样程度的合理性进行描写——这实际上就排除了以第一人称进行描写的小说。如果你认可这一定义，那么小说明显不是英国擅长的艺术形式。那些通常被捧为“伟大的英国小说家”的作家要么不是真正的小说家，要么并非英国人。基辛所描写的不是奇闻异事或滑稽喜剧或政治文章，他感兴趣的是作为个体的人——事实上，他能带着同情心去描写几种不同的动机，从它们的冲突之中编出一个可信的故事，这使他在英国作家中显得不同寻常。 当然，在他想象的情景和人物中，并没有很多通常被称为美的东西，而在他的作品的字里行间，诗情画意的描写就更少了。事实上，他的文笔总是让人觉得难受，下面有几个例子： 她的思想总是会迷失于禁区而遭致惩罚，无论她下了多么坚定的决心，要坚持肉体的冷漠。（《漩涡》） 没有受过教育的英国女人在服装打扮上的愚笨是一个无以复加的事实。（《五十年庆那年》） 但是，他不会犯那些真正严重的错误。他的意图总是很明确，他从不“为了追求效果而写作”，他知道如何在朗诵和对话中保持平衡，如何让对话听起来可信，而不至于与对话前后的文体格格不入。比他缺乏文采要严重得多的毛病是他的经验范围的狭小。他只熟悉少数社会层面，虽然他对人物所背负的环境压力的理解非常鲜活生动，但他似乎对政治和经济的力量了解甚少。他的世界观有一点倾向反动，但这只是因为他缺乏远见而并非出于恶意。他被迫与工人阶级生活在一起，认为他们都是些野蛮人，而他这么说只不过是出于诚实。他不知道如果能给予他们机会的话，他们也能成为有教养的人。但说到底你对小说家的要求不是要他作出预言，而基辛的一部分魅力就在于，虽然他那个时代让他很不受待见，但他却确凿无疑地属于那个时代。 英国作家中与基辛最接近的似乎是和他生活在同一时代，或者说大致上同一时代的马克·鲁瑟福德 (4) 。如果你简单地归纳他们的突出特征，这两个人似乎很不一样。马克·鲁瑟福德的作品比基辛少一些，不像基辛那样是个纯粹的小说家，他的文笔要好得多，他的作品很难辨认出属于哪个特定的时代，他奉行改革社会的思想，而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个清教徒。但他们之间有一种令人难忘的相似之处，或许可以通过一件事情得以解释，那就是，他们俩都缺少英国作家的致命伤——“幽默感”。两人都带着消沉的意气和孤独的气质。当然，基辛的作品中不乏有趣的章节，但他的创作目的不是引人发笑。最重要的是，他没有撰写闹剧的冲动。他对所有的主人公都抱以多少严肃的态度，至少试图表示同情。任何小说都不可避免地包括了一些次要角色，他们或许只是滑稽可笑，或者被人带着纯粹的敌意加以审视，但小说创作中有所谓“持中而论”这一品质，而比起大部分英国作家，基辛的态度要更加不偏不倚。他没有非常强烈的道德宗旨，这是他的一个优点。当然，他对自己所生活的社会的丑陋、空虚和残酷有着深刻的厌恶，但他关心的是描述社会，而不是改变社会。他的作品里总是没有一个能被斥为反角的人物。即使出现了一个反角，也总是没有得到报应。在描写性事时，考虑到他进行创作的年代，基辛的描写出奇地直白。他并没有写些诲淫诲盗的东西，或对性滥交表示认同。只不过他愿意面对事实。英国小说有一条不成文的法则，小说的男女主人公在结婚前应该保持贞洁，这一法则在他的作品中被抛到一边，几乎是自菲尔丁以来的第一人。 和十九世纪中期以后的大多数英国作家一样，基辛想象不出还有什么比当一位作家或有闲的绅士更值得念想的前途。知识分子和下里巴人的鸿沟已经形成，一个有能力创作严肃小说的人再也没有办法想象自己完全满足于商人、士兵、政治家或别的什么职业的生活。至少在意识层面上基辛并没有想要成为他那种作家。他的理想让人觉得很悲哀，那就是：有过得去的收入，住在郊区一座舒服的小房子里，最好不要结婚，他可以徜徉在书堆里，特别是希腊文和拉丁文典籍。要不是他在获得牛津大学奖学金后因为个人的浪荡行为而被抓进监狱，他原本可能实现这一理想的。结果，他一生都在从事在他眼中是苦工的工作中度过，当他最终可以不用争分夺秒地进行创作时，他立刻就亡故了，年仅四十五岁。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在他的《自传试验》中形容他的死是他的生命的一部分。他在1880年到1900年间所创作的那二十部左右的小说是他为了争取过上优裕生活的心血之作，而他从未能享受上那种生活，就算他能得到那种生活，或许他也无法将其好好地利用，因为很难相信他的气质真的适合过学术研究的生活。或许他的才华迟早会自然而然地吸引他进行小说写作。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必须感激他在年轻时做的那件荒唐事，这件事让他离开了舒舒服服的中产阶级生涯，迫使他成为庸俗、贫穷和失败的记录者。 (1) 成文于1948年5月至8月。 (2) 威廉·查尔斯·弗兰克丁·普罗默（William Charles Franklyn Plomer，1903—1973），南非裔英国作家，代表作有《西塞尔·罗德斯》、《侵略者》等。 (3) 麦芬尼·伊文斯（Myfanwy Evans）：情况不详。 (4) 马克·鲁瑟福德（Mark Rutherford）是威廉·霍尔·怀特（William Hale White，1831—1913）的笔名，英国作家，代表作有《解脱》、《坦纳街的革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