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书评全集（下） 政治与文学：《格列佛游记》评析 (1) 《格列佛游记》至少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对人性提出抨击或批判，而在这个过程中，格列佛本人内在的性格也必然经历了改变。在第一部里，他是个典型的十八世纪的航海家——勇敢、务实、没有浪漫气质，在开篇关于生平细节的那富于技巧的描写中，他朴实的世界观深深感染了读者，里面写到了他的生平和他的年龄（旅程开始时他年届不惑，有两个孩子），写到了他口袋里的东西，特别是他那副眼镜被描写了好几次。在第二部里，他的性格基本上没有改变，但有时候根据故事情节的需要，他会变成一个白痴，一边吹嘘着“我们高贵的祖国，艺术与武力的国度，让法国人吃尽苦头”等等，一边暴露了他所热爱的国家每一件丢人现眼的事情。到了第三部，他和第一部里的形象基本上是一致的，不过，因为他交往的对象大部分是朝臣和学者，你会感觉他的社会地位提高了。在第四部里他了解到在前面三部里没有提到或只是隐约提到的人类的恐怖，变成一个没有宗教情怀的隐士，只想在某个人烟绝迹的地方生活，在那里他可以全心思考“慧骃”的美德。然而，这些性格上的改变是斯威夫特不得已而为之的，因为格列佛这个角色的主要作用是对比衬托。比方说，在第一部里他似乎是一个理性的人，而在第二部里时不时的像个傻瓜，因为在两部书里，主要的手法都是一样的，就是将人类想象成身高仅有6寸的生物，以此达到滑稽的效果。当格列佛不在扮演小丑的角色时，他的性格还是前后一致的，特别体现于他的机智灵活和他对细节的敏锐观察。当他将布列弗斯库国的战舰拖走，当他割开那只庞大的老鼠的肚皮，当他用耶胡的皮做成一艘不坚固的小船扬帆出海时，他一直是同一个人，文章的风格并没有改变。此外，很难不觉得在格列佛比较狡猾精明的时候，他就是斯威夫特本人——至少有一回，斯威夫特似乎借机发泄他对同时代的社会的私愤。我们都记得，当小人国的王宫起火时，格列佛撒了一泡尿将火势浇灭。他不仅没有因为临急生智而受到嘉奖，反而发现自己因为在王宫里面撒尿而犯下了死罪，而且： 有人偷偷告诉我皇后对我的所作所为大为不满，搬到了宫里最边远的角落，决心就算那些宫殿修好了也不回去住。她还忍不住在她最亲信的人面前发誓要报复。 根据乔治·麦考利·特里维廉 (2) 教授的看法（《安妮女王治下的英国》），斯威夫特未能平步青云的一部分原因是女王在《木桶奇闻》中遭到诋毁——而斯威夫特或许觉得他写了这本宣传册是在为英国王室歌功颂德，因为它斥责了非国教信徒，更对天主教徒提出责难，而没有触及英国国教。但不管怎样，没有人能够否认《格列佛游记》是一本充满怨恨和悲观的书，特别是在第一部和第三部里，它总是流于狭隘的政治党争。促狭小气与宽宏大量、共和主义和专制主义、热爱理性和麻木不仁全都混杂在一起。斯威夫特所特有的对于人的肉身的痛恨在第四部中才出现，但这一新的主题并不让人觉得惊讶。你会觉得所有这些冒险，所有这些心境的变迁，都可能发生在一个人身上，而斯威夫特的政治上的忠诚和他的最终绝望之间的内在联系是这本书最有趣的特征之一。 在政治上，斯威夫特是那种因为当时的进步人士所做的蠢事而不情愿地加入保守党的乖张之人。可以看到，《格列佛游记》的第一部里对人类的伟大进行了流于表面的嘲讽。如果你再看深一层的话就会认识到那是对英国，对统治的辉格党和对英法战争的攻诘，而这件事——无论盟军的动机是多么卑劣——确实将欧洲大陆从一个反动的强权势力手中解救了出来。斯威夫特不是一个拥戴詹姆斯二世 (3) 的保皇党，严格来说也不算是一个保守党人，而且他在战争中所宣称的目标只是达成温和的和平条约，而不是英国彻底战败。但是，在他的态度中确实有着背叛祖国的色彩，在第一部的结尾部分得以体现，这妨害了故事的寓意。当格列佛从利立普国（英国）逃到布列弗斯库国（法国）时，一个身高六寸的小人一定是卑劣可鄙的生物这一观念似乎被放弃了。利立普国的国民对格列佛极其苛刻凉薄，布列弗斯库国的国民则非常大方坦率。事实上，该书的这一章结尾的基调与前面的几章那种全方位的幻灭感很不一样。显然，斯威夫特的主旨首先是反对英国。巨人国的国王觉得“你的同胞”（即格列佛的同胞们）是“自然界孕育的危害最大的、歹毒的、卑微可憎的寄生虫”。结尾的那篇长文对殖民活动和海外征服进行了谴责，尽管说的是反话，但针对的就是英国。英国人的盟友荷兰人是斯威夫特一本最出名的政治宣传册里抨击的对象，在第三部里也被肆意抨击。当格列佛知道他所发现的那几个国家不可能成为英国王室的殖民地，并心满意足地进行记录时，那段文字似乎是在宣泄私愤： 事实上，慧骃似乎并没有为战争好好地进行准备，他们对于战争这门学问完全是门外汉，更无力抵御火器。但是，假如我是总理大臣，我绝对不会下令去侵略他们……想象一下两万匹慧骃冲入一支欧洲军队，搅得他们阵脚大乱，将战车推翻，它们的后蹄猛地一踢就将士兵们的脸踩成肉泥…… 考虑到斯威夫特的洗练文笔，“将士兵们的脸踩成肉泥”似乎表明斯威夫特内心暗暗期盼着看到马尔博罗公爵 (4) 的无敌大军遭受这一命运。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笔调。就连第三部中所提及的那个国家——“大部分国民都是窥私者、告发者、密报者、控告者、起诉者、作证者、起誓者，连同他们那些附属下级，全都以众国务大臣的名号行事，受其节制并食其俸禄”——其国名叫兰登国（Langdon），与英国（England）的区别只有一个字母（这本书的几个早期版本有许多误印之处，或许它原本就是完全的回文构词法）。斯威夫特对人类的反感确实真有其事，但你会觉得他对人类虚有其表的揭露，他对贵族、政客和宠臣等人的控诉大体上是很狭隘的，这是因为他属于一个失败的政党。他谴责不公与压迫，但这并不能证明他有民主倾向。虽然他能力出众，但他的立场和我们今天那些不胜其数、既愚昧又精明的保守党人很接近——譬如说，艾伦·赫尔伯特 (5) 爵士、乔治·马尔康·杨格教授 (6) 、埃尔顿勋爵 (7) 、保守党改革委员会以及从威廉·贺雷尔·马洛克 (8) 以降的长长一列为天主教辩护的作家，这些人精于对“现代”和“进步”百般嘲笑，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无力左右事件的进程，所以他们的思想往往更加极端。说到底，像《反对废除基督教的理由》这样的宣传文章就像“提摩西·夏伊” (9) 对《智囊团》 (10) 进行无害的嘲讽一样，或像罗纳德·诺克斯 (11) 神父指出伯特兰·罗素的谬误一样。人们如此轻易就忘记了——有时候就连虔诚的信徒也会这样——斯威夫特在《木桶的故事》里所说的那些亵渎神明的言论，这一点清楚地表明和政治情感相比，宗教情感是多么脆弱。 但是，斯威夫特的反动思想的主要体现并不是他的政治立场，而是他对科学的态度，更笼统地说，是他对好奇心的态度。《格列佛游记》第三部里所写的著名的拉格多学院无疑是对斯威夫特时代大部分那些所谓的科学家的合乎情理的讽刺。值得注意的是，那些进行研究工作的人被形容为“项目专员”，他们不是在进行无趣的研究，而是在寻找能够节约劳动和产生经济效益的设备。但没有迹象表明斯威夫特认为“纯粹的”科学是值得进行的活动——事实上，贯穿该书的始终有许多相反的迹象。在第二部里面，那些更为严肃的科学家已经被狠狠地教训了一通。当时大人国国王的那些御用“学者”试图解释格列佛为什么个头如此娇小： 经过一番激烈争辩后，他们一致认为我只是一个 Relplum Scalcath ，也就是“天生怪胎”的意思。这个判断与欧洲的现代哲学完全一致，那些教授鄙夷神秘主义的古老遁词——亚里士多德的追随者们只会借此徒劳地掩饰自己的无知——于是想出了这个解决一切困难的妙法，以推动人类知识无法言喻的进步。 如果这只是孤例的话，你或许会认为斯威夫特反对的只是伪科学。但是，在多处地方，他不厌其烦地宣称所有的学术或思想都没有什么实际用途。 （大人国的）学问很有缺陷，只有伦理、历史、诗歌和数学，在这些领域他们取得了成功。但是，最后这门学问完全应用于生活中有用的方面，用于改善农业，而所有机械的艺术都不怎么受到尊重。至于理念、实体、抽象概念和先验思想，我根本没办法让他们理解最浅白的概念。 斯威夫特的理想生物慧骃在机器方面的知识如此落后，它们不熟悉金属，从未听说过舟船，确切地说，从未从事过农业耕作（我们了解到它们所赖以生存的燕麦是“自然生长的”），似乎还没有发明轮子。 (12) 它们没有字母表，而且显然对现实世界没有多少好奇心。它们不相信除了自己的国家之外还有其他国家的存在，虽然它们了解日月的运动和日食月食的原理，“这就是它们的天文学知识最了不起的进步了。”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拉普达飞行岛上的哲学家们一直沉迷于数学思考，在和他们说话之前，你得在他们的耳朵旁边打破一个气球以引起他们的注意。他们将一万颗恒星分门别类，确定了九十三颗彗星的周期，比欧洲的天文学家更早地发现火星有两个卫星——显然，斯威夫特认为所有这些内容都是无趣、荒唐和毫无用途的。正如你或许意料到的，他认为如果科学家有一席之地的话，就只能躲在实验室里，而且科学知识对于政治事务没有任何影响： 我觉得完全无法接受的是，我在他们身上观察到的对时事和政治的强烈兴趣，总是在打听公共事件和论断国事，对每一个党派理念进行热烈的争辩。事实上，我发现我所认识的欧洲大部分数学家都有同样的倾向，但我想这两门学科之间根本没有任何相似之处，除非这些人相信，因为最小的圆和最大的圆有着同样的度数，所以规划和管理世界所需要的能力和把玩转动一个地球仪的能力便可以相提并论。 “我想这两门学科之间根本没有任何相似之处。”这句话是不是听起来很熟悉呢？这不就是那些流行的天主教辩护者们的论调吗？当一位科学家就上帝的存在或灵魂的不朽发表意见时，他们就会表示惊诧。他们告诉我们科学家只是某一个领域的专家，为什么要去重视他们的意见呢？其言下之意是，神学就好像化学一样，是一门纯粹的科学，而牧师也是专家，因此他们关于某方面的结论必须得到接受。实际上，斯威夫特同样这么为政治家争辩，但他更过分的做法是，在他的思想中，科学家——纯粹的科学家或专门的研究员——并不是有用的人。即使他没有写出《格列佛游记》的第三部，你也可以从书中的其他部分得出这一结论：与托尔斯泰和布雷克一样，他十分痛恨研究自然过程这个想法。他推崇慧骃的“理性”的原因并不意味着从观察到的事实中得出符合逻辑的推论的能力。虽然他从未对其加以说明，但在大部分语境中，它似乎意味着常识——也就是说，接受显然的道理，鄙夷诡辩和抽象——或清心寡欲和拒绝迷信。大体上，他认为我们已经知道了需要知道的事情，只是我们没有将知识进行正确的运用。比方说，医学是一门没有用的科学，因为如果我们的生活方式更加自然的话，就不会有疾病。然而，斯威夫特既不崇尚简单生活，也不推崇高贵的野人。他喜欢文明和文明的艺术。他不仅明白良好的礼貌和对话的价值，而且知道学习文学和历史的意义。他也明白农业、航海和建筑需要进行研究，而且推动其进步将会带来好处。但他暗示的目标是一个静态的、没有好奇心的文明——就是他那个时代的世界的写照，只是更加干净一些，理性一些，没有激烈的变动，不去探索未知的领域。虽然他不受谬误思想的影响，但出人意料的是，他推崇过去，特别是古典时代，相信现代人在过去的几百年间经历了急剧的堕落。 (13) 在巫师的岛屿上，死者的灵魂可以被随意召唤： 我希望能在一间大屋里看到古罗马的元老，在另一间大屋里看到当代的议员，作为对比。第一群人里集结了英雄和半神，而第二群人却是小贩、扒手、拦路抢劫的强盗和地痞的乌合之众。 虽然斯威夫特在第三部的这一节里对历史的真实性进行抨击，但当他谈到希腊人和罗马人时，他的批评精神立刻就不复存在。当然，他提到了罗马帝国的堕落，但他对古代世界的几位领袖怀有几乎失去了理性的崇拜： 我带着崇敬的心情看到布鲁图斯，在他身上我看到了至善、至勇和至坚的美德。他的面容轮廓流露出对祖国最真切的热爱和对人类最普遍的仁慈……我有幸与布鲁图斯进行了深入的交谈，他告诉我，他的先祖朱尼厄斯、苏格拉底、伊巴密农达、小卡托、托马斯·莫尔爵士和他本人总是在一起。这六人是所有时代的六大贤者，再无第七人可以和他们相提并论。 值得注意的是，这六个人中只有一个是基督徒。这是重要的一点。如果你将斯威夫特的悲观主义、他的崇古倾向、他没有好奇心的思想和他对人的身体的恐惧结合在一起，你就会得到笃信宗教的反动分子共有的一种态度，那就是：捍卫社会的不公正秩序的人会宣称这个世界不可能得到根本改善，只有“来世”才是重要的事情。然而，并没有迹象显示斯威夫特有任何宗教信仰，至少没有任何字面意义上的宗教信仰。他似乎并不相信死后会有来生，他对美好的想法与共和主义、热爱自由、勇气、“仁义”（意思就是公益精神）、“理性”和其它异教徒的品质紧密联系在一起。这让人想起了斯威夫特的另一个特征，与他对进步的怀疑和他对人类的仇恨不是很一致。 首先，他也有“建设性”，甚至“进步”的一面。偶尔的前后矛盾几乎是乌托邦作品的活力的一个特征，有时候斯威夫特会在一段本应纯粹嘲讽的文字中插入一句赞赏之辞。因此，他对年轻人的教育问题的看法被嫁接到利立普国人的身上。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的看法和慧骃的看法有许多共同之处。利立普国也有许多社会和法律制度（比方说，那里有养老金，人们会因为奉公守法而得到嘉奖，也会因为违法而遭受惩罚），斯威夫特愿意看到这些制度在英国普及。在这段文字的中间斯威夫特想起了他的本意是进行嘲讽，并补充道：“提到这些和相关的法律，我只是想介绍原先的制度，而不是这些人受人性堕落本能的影响所坠入的其最可耻的败坏。”但因为利立普国应该是英国的写照，而他所提到的法律在英国从未存在过，显然，要提出有建设性的建议对他来说要求太高了。但斯威夫特对狭义上的政治思想的更大贡献在于他的抨击，特别是在第三部中，对现在所谓的极权主义的抨击。他高瞻远瞩地预见到了间谍横行的“警察国家”，老是在追捕异端和审判卖国贼，而这一切的真正目的是平息民众的不满，并将其转化为战争狂热。你必须记住，在这一点上斯威夫特能见微知著，因为他那个时代软弱无能的政府并没有给他提供现实的样板。比方说，政治研究员学校的教授“给我看了一大本如何洞察阴谋诡计的手册”，他宣称你可以通过检验人们的排泄物了解他们的秘密想法： 他通过反复的试验，发现人在拉屎的时候是最严肃、最深思熟虑和最意志坚定的。因为在这种时候，当他琢磨着以什么方式去刺杀国王时，他的粪便就会变成绿色，但当他只想到造反或焚毁首都的时候，颜色就会变得很不一样。 据说斯威夫特想出了这位教授和他的理论是受到一桩国家公审的启发，几封在厕所里找到的信件被作为证据，在我们看来，这并不是特别离奇或恶心的事情。在同一章节的后面，我们似乎置身于俄国大清洗中： 在特里布尼亚国，当地人称其为兰登国……大部分国民都是窥私者、告发者、密报者、控告者、起诉者、作证者、起誓者……首先，他们取得内部共识，决定要给那个被指控的人安上什么罪名；然后，他们精心地收集所有用于指控的书信。这些文件被交给一帮设计师，他们非常善于找出单词、音节和字母的神秘含义……当这种办法行不通时，他们还有两个更行之有效的法子，他们当中的博学者将它们称为字母离合法和回文构词法。第一个方法是，他们能将所有的首字母编译成某种政治含义——例如，N代表阴谋，B代表骑兵团，L代表海上舰队。而第二个办法是，他们将有嫌疑的内容的字母进行移位，就能揭发一个不满的党派隐藏极深的阴谋。比方说，如果我在写给朋友的信里面说“我们的兄弟汤姆得了痔疮” (14) ，一个技巧高明的解码员会将构成这句话的相同的字母进行重新组合，变成了：“忍耐——计划已经诞生——塔楼” (15) 。这就是回文构词法。 同一间学院的其他教授发明了简化的语言，用机器写书，教育他们的学生将课程刻在一块威化饼上，然后让他们吃下去，或提出将一个人的大脑的一部分切除，然后再移植到另一个人的头里面，以此消灭个性。这些章节的氛围有某种奇怪而熟悉的特征，因为除了戏谑之外，它还揭示了极权主义的目标不仅是确保人们有正确的思想，而且还要让他们不去思考。然后，斯威夫特还描写了统治耶胡部落的领袖，和那些“宠臣”，先是利用他们去做一些卑劣的勾当，然后拿他们当替罪羊，这和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模式如出一辙。但是，我们能从这些推导出斯威夫特是反对专制和捍卫思想自由的斗士吗？并不是，你能够察觉到他的观点并不倾向自由。毫无疑问，他痛恨贵族、国王、主教、将军、时髦女性、等级秩序、头衔和表面恭维，但他对民众的观感并不比对他们的统治者好到哪儿去，对日益增进的社会平等不感兴趣，对代议机制也不热心参与。慧骃的社会组织是带有种族色彩的种姓体制，那些从事苦活累活的马与它们的主人颜色不一样，也不会和它们进行配种。斯威夫特所崇尚的利立普国的教育体制认为阶级差别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最穷苦阶级的孩子不去上学，因为“他们的任务就只是耕种土地……因此，他们的教育对公共事务无关紧要”。他似乎不是特别支持言论和出版自由，虽然他本人的作品得到了容忍。大人国的国王对英国的宗教派别和政治派别之多感到惊讶，认为那些“怀有不利于公众的想法”（在这一语境下，这似乎指的是异端思想）的人，虽然没有必要进行思想改造，但他们不应该让人知道这些思想，因为“如果政府要求做到前者未免失之暴虐，而不强制做到后者则失之软弱”。格列佛离开慧骃国的方式隐晦地揭示了斯威夫特自己的态度。斯威夫特的思想至少断断续续有无政府主义倾向，《格列佛游记》的第四部就是一幅无政府社会的图景，没有通常意义上的法律约束，而是由“理性”进行指引，每个人都自发地接受其约束。慧骃的集体大会“规劝”格列佛的主人将他赶走，他的邻居对其施压，要求他依照裁决行事。理由有两个：其一，这只不同寻常的耶胡的出现可能会扰乱其它部落成员；其二，慧骃与耶胡的友谊“于理性和天性不合，此等事情闻所未闻”。格列佛的主人不肯服从，但无法对“规劝”（书中说到慧骃从不会被迫去做什么事情，他只是被“规劝”或“建议”）置之不理。这充分体现了无政府主义或和平主义者理想中的社会的极权主义倾向。在一个没有法律的社会里，理论上是没有强迫的，约束行为的唯一仲裁就是公共舆论。但由于群居动物有顺从的强烈天性，公共舆论比任何体制的法律更加不宽容。当人类受“你不得如何如何”的管制时，个体还可以装疯卖傻。当他们受到所谓的“爱”或“理性”约束时，他会时时刻刻受到压力，迫使他的行为和思想与其他人保持一致。我们了解到，慧骃对几乎任何问题都持一致的看法。他们唯一探讨过的问题是如何处置耶胡。除此之外他们在任何问题上都保持一致，因为真理总是不言自明的，不然的话，那就是无法探究或并不重要的内容。他们的语言里显然没有“意见”这个词，在他们的对话中没有“思想分歧”。事实上，他们达到了极权组织的最高阶段，全体顺从一致，达到了不需要警察的程度。斯威夫特对这种事情持认可态度，因为在他的众多禀赋中并不包括好奇和善良的天性。在他看来，拒不服从就是乖张任性。他说：“在慧骃中间，理性并不像困扰我们那样是一个麻烦的问题，他们不会围绕着问题的两面进行似是而非的争辩，而是能立刻让你信服，而且必然让你信服，因为他们的理性不会被激情和利益所纠缠、掩盖和玷污。”换句话说，我们已经知道了一切，因此为什么要容忍不同的意见呢？慧骃的极权主义社会里没有自由也没有发展，就是这种情况顺理成章的结果。 我们可以认为斯威夫特是一个反传统的叛逆者，但除了一些次要的问题外，比方说他坚持认为女人应该和男人接受同样的教育，他不能被称为“左派”。他是一个保守的无政府主义者，蔑视权威又不相信自由；他仍然保持着贵族的思想，却又清楚地看到当时存在的贵族制度的腐朽和可鄙。当斯威夫特对有权有钱的人说出富于个人特色的抨击时，正如我之前说过的，你得记住，他自己属于一个不是那么成功的政党，这是出于个人层面的失望。显然，“体制外的人”总是比“体制内的人”更加激进。 (16) 但斯威夫特最根本的特征是，他无法相信生活——这个世界上的普通人的生活，而不是理性化的、消除了丑恶现象的生活——值得过下去。当然，没有哪个诚实的人会说快乐现在成为了人类的常态，但或许它能够成为常态，所有严肃的政治争论所围绕的正是这个问题。我相信，有一点是一直以来没有被注意到的，那就是：斯威夫特和托尔斯泰有许多相同之处，托尔斯泰也不相信快乐是可以实现的。这两个人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下都掩盖着专制主义的意识。两人都对科学持仇视的态度，都对反对者缺乏耐心，都没办法了解到自己所不感兴趣的问题的重要性，而且都对生活感到恐惧。只不过在托尔斯泰身上，这种情况来得晚一些，方式有所不同。这两个人的性苦闷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共通的：两人对性既真心地感到厌恶，又带着病态的痴迷。托尔斯泰是一个洗心革面的浪子，最终的下场是彻底禁欲，并坚持到晚年。斯威夫特应该是性无能，对人的粪便有着夸张的恐惧。显然，贯穿他的作品的始终，他总是不停地思考着这个问题。这种人不会像大部分人那样去享受些微幸福，而出于明显的动机，他们不愿意承认俗世的生活能获得较大的改善。他们在好奇心与宽容心方面的匮乏，也都是出自同一根源。 如果此生是来生的准备，那么斯威夫特的厌恶、怨恨和悲观主义还情有可原。由于他似乎不是很相信有“来生”，他就必须构建一个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天堂乐土，但和我们所了解的某个天堂乐土很不一样，他所不满的一切——谎言、愚蠢、变动、热情、愉悦、爱与肮脏——从这片乐土中被一扫而空。他所选择的理想动物是马，马粪的味道不是太难闻。慧骃是很乏味的动物——这是得到公认的一点，不需要再多加解释。斯威夫特的才华能将它们描述得很可信，但它们在读者心中所引发的情感只有讨厌。这不是出于看到比人类优越的动物时受到伤害的虚荣心，因为在这两种动物中，慧骃比耶胡更接近人类。格列佛对耶胡的恐惧，以及他自认和它们是同一类动物的观念，在逻辑上是荒谬的。当他第一次看到它们时，他的内心就产生了这种恐惧。他写道：“我去过这么多地方，从未见过这么令人生厌的动物，也没有什么能像这种动物那样让我自然而然地觉得反感。”但耶胡和什么动物相比起来令人觉得讨厌呢？不是和慧骃作对比，因为这时格列佛还没有见过慧骃。它只能跟他本人进行对比，也就是说，与一个人进行对比。但后来我们了解到，耶胡就是人类，格列佛无法接受人类社会，因为所有的人都是耶胡。这样的话，为什么他之前没有察觉到他对人类的厌恶呢？事实上，我们了解到，耶胡和人类有着非常大的不同，却又是同一类生物。斯威夫特有点太过于愤怒了，对他的同胞们嚷道：“你们是何其肮脏的动物！”但是，要对那些慧骃产生同情是不大可能的事情，不是因为他们在压迫耶胡，而是因为他们是毫无魅力可言的动物。他们没有魅力是因为支配他们的思想的其实是对死的渴望。他们没有爱、友谊、好奇、恐惧、悲伤、愤怒和仇恨——只有对耶胡的厌恶，它们在慧骃社会中的地位就如同犹太人在纳粹德国的地位。他们对马驹或幼马没有爱意，但精心教导他们，完全是出于理性的指引。他们重视“友谊”和“仁慈”，但“这两者并不局限于特别的个体，而且面向整个种族”。他们重视交流，但他们的谈话没有不同的看法，“只交流有意义的事情，以最少和最精确的词语加以表达”。他们奉行严格的生育控制，每对夫妇生两个孩子，然后就禁止行房。他们的婚姻由老一辈人包办，以优生学为原则。他们的语言里面没有“爱”这个字的性含义。当有人死去时，他们的生活照旧进行，不会感到悲痛。他们的目的就是尽可能地像行尸走肉一样生活，同时保留着肉体上的生命。确实，他们有一两个特征严格来说似乎不符合他们自己对于“理性”的含义。他们不仅高度赞扬肉体上的坚强，而且崇尚运动，投身于诗歌创作中。但这些例外并不像它们所看上去的那么随性。斯威夫特强调慧骃的力量或许是为了挑明他们不可能被受其痛恨的人类所征服，而他们喜欢诗歌，因为对于斯威夫特来说，诗歌是科学的对立面，而在他眼中，最没有意义的思想追求就是科学。在第三部中，他说“想象力和发明是拉普达的数学家所全然缺乏的（虽然他们热爱音乐）”。你必须记住，虽然斯威夫特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幽默诗人，他所推崇的却或许是说教式的诗歌。他说： 慧骃的诗歌比任何凡间的诗歌都更加美妙，他们有精彩的譬喻，描写细腻而准确，拥有无与伦比的文采。他们创作了大量的韵文诗，歌颂友谊和仁慈，或赞美赛马及其他运动的胜利者。 呜呼，就连斯威夫特的才华都无法写出一首样板诗，让我们领略慧骃的诗歌才华。但它的内容听起来似乎冷冰冰的（或许是英雄双行体），与“理性”的原则没有严重的冲突。 众所周知，快乐是难以形容的，而展现公正的、秩序井然的社会画卷总是不那么吸引人或令人信服。但是，大部分“美妙的”乌托邦的创造者关心的是展现更加圆满的生活将会是怎样的。斯威夫特却推崇对生活纯粹的弃绝，声称“理性”就是战胜你的本能。慧骃是没有历史的生物，他们一代代地繁衍，过着简朴的生活，其数目精确地保持在同一水平，回避一切激情，从不患病，淡然迎接死亡，以同样的原则教育他们的下一代——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为的是同样的过程能永久地持续下去。当下的生活值得一过，或生活可能被改造得值得一过，或为了未来的美好生活必须作出牺牲等想法，他们统统都没有。慧骃的无聊世界既不相信“来生”，又不能从日常的活动中获得快乐，那就是斯威夫特所能构建出的最美妙的乌托邦。但它的真实用意并不是树立某个值得追求的事物，而是作为抨击人类的另一个理由。和平时一样，这么做的目的是羞辱人类，让他们意识到他们的软弱和可笑，最重要的是，让他们知道自己是臭烘烘的动物。而最根本的动机或许是某种嫉妒——鬼魂对于生人的嫉妒，一个知道自己不可能开心起来的人对另一个（他害怕的正是这一点）他觉得比自己开心一些的人的嫉妒。这一思想在政治上只会走向反动或虚无主义，因为有这种思想的人会想去阻止社会朝某个可能会令他的悲观主义遭受挫败的方向发展。要做到这一点，你可以要么将一切炸成碎片，要么避免社会变革。斯威夫特最终将一切炸成碎片，用的是原子弹发明之前唯一可能的方式——就是说，他发疯了——但是，正如我所试图表明的，他的政治目标大体上是反动的。 从我所写的这些文字，或许你可以认为我持反对斯威夫特的立场，我的目的是驳斥他，甚至贬斥他。站在政治和道德的立场我是反对他的。但是，奇怪的是，他是我最毫无保留地崇拜的作家之一，而《格列佛游记》是一本我似乎不会看厌的书。我八岁时第一次读到这本书——确切地说是差一天到八岁，因为我把原定于第二天八岁生日时给我的这本书偷到手，悄悄地读完了它——从那时起这本书我读了不下六七遍。它的魅力似乎无穷无尽。如果要我列出六本保留下来的书，而其它书都被销毁的话，我一定会把《格列佛游记》列入书目中。这引发了一个问题：认同一位作家的观点和享受他的作品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如果你能做到思想中立的话，你就能 认识 到一个在观点上与你有很大分歧的作家的优点，但 享受 则是另外一回事。假如真有好的艺术和坏的艺术这回事，那么，好与坏就一定蕴含于艺术作品本身——不独立于观察者，却又不依赖于观察者的心情。因此，在某个意义上，一首诗不可能星期一是好诗，到了星期二就变成了劣诗。但如果你以一首诗所唤起的美妙感觉去作判断，那么它可以是成立的，因为美妙或愉悦是一种不受支配的主观感受。即使是最有修养的人，在他醒着的大部分时间里也没有什么审美的情感，而且美感可以被轻而易举地摧毁。当你害怕时，饥饿时，牙痛时，晕船时，《李尔王》在你眼中和《小飞侠》差不了多少。你或许在理智上知道哪本是好书，但那只是你所记住的一个事实，只有当你恢复正常后你才能再度领略《李尔王》的美妙。美学上的判断因为政治或道德上的意见不一而被毁灭——而因为原因并没有那么明显，所以后果更加严重。如果一本书激怒了你、伤害了你或引起你的警惕，那你就无法享受这本书了，无论它有什么样的优点。如果它在你眼中就是一株毒草，有可能以不好的方式影响别人，那么你或许会构建出一套美学理论去证明它没有优点可言。当前的文学评论基本上就是这种在双重标准之间玩捉迷藏的把戏。但是，反之而行的情况是可能发生的：愉悦能够压倒反对意见，即使你清楚地知道自己正在享受一本有害的书。斯威夫特的世界观古怪得令人难以接受，但他仍然是一位极受欢迎的作家，正是这种情况的一个好例子。为什么我们不介意被称为“耶胡”，虽然我们坚信自己并不是耶胡呢？ 通常人们会说斯威夫特是错的，说他事实上是个疯子，但这是不够的，他是一位“优秀作家”。一本书的文学品质从某种微观的程度上说，是可以与其主题分开的。有的人天生就拥有遣词造句的能力，正如有的人天生就有打猎的“好眼力”一样。总的说来，那是对时机的把握和本能地知道如何进行张弛有道的描写。作为手头的一个例子，看看我在前面所引用的章节，从“在特里布尼亚王国，那里的国民称之为兰登”开始。它的感染力大部分来自于最后一句话：“这就是回文构词法”。严格来说，这句话可有可无，因为我们已经看到用回文构词法进行破译的例子，但这句故作严肃的重复让人深刻地体会到了里面所描写的那些勾当之荒唐，你似乎听到斯威夫特本人的声音正在说出这番话。它就像是画龙点睛的一笔。如果斯威夫特的世界观真的有缺陷或令人觉得厌恶的话，那么他的文章的力量、简洁和想象力并不能创作出一系列比历史著作更加可信的虚幻世界。来自许多国家的数百万名读者一定都读过《格列佛游记》，并或多或少了解到该书的反人类暗示，就连觉得第一部和第二部只是故事书的小孩也会觉得将人类想象成只有六英寸高的生物未免有点荒唐。对此的解释一定是斯威夫特的世界观并非全然错误——或许更准确地说，并非一直错误。斯威夫特是一个患病的作家。他一直精神忧郁，就像一个人得了黄疸或流感那样，但仍有精力去写书。我们都知道那种心情，他的作品让我们有所触动。以他最具个人风格的一部作品《春闺风光》为例——你或许还可以加上那首类似的诗《与一位年轻貌美的仙女共赴云雨》。这两首诗所表达的观点和布雷克的那句“神圣的、赤裸的女性”所隐含的观点，哪一个更加准确呢？无疑，布雷克的观点更加接近真实，但谁会在看到无耻地意淫女性的文字时不感觉到某种愉悦呢？斯威夫特看待世界的眼光是扭曲的，拒绝看到人类的生活除了肮脏、愚蠢和邪恶之外还有另一面，但他所描绘的那一面是存在的，那是我们都知道却不愿提及的事情。我们的一部分思想——在任何正常人身上，这一想法占据了主导地位——相信人是高贵的动物，生活值得过下去。但是，我们还有一部分内心至少会时不时地对生存的恐怖感到十分害怕。愉悦与厌恶以最奇妙的方式联系在一起。人的身体是美妙的，同时也令人讨厌和滑稽，到任何一个游泳池就可以验证这一点。性器官是欲望的对象，也是厌恶的对象，有许多语言，即便不是所有的语言，以它们的名称作为骂人的话。肉是美味的，但肉店却让人觉得恶心。事实上，我们所有的食物都来自粪便和腐尸，而这两样东西在所有人看来是最可怕的事物。一个小孩子，当他度过了婴幼儿期但仍然以少不更事的眼光观察世界时，总是会感到惊奇和害怕——害怕鼻涕和口水，害怕人行道上的狗屎、长满了蛆虫的垂死的蟾蜍、大人的汗臭和老人丑陋的秃顶和酒糟鼻。斯威夫特喋喋不休地说着疾病、肮脏和畸形，但他并不是在凭空捏造，他只是将事情暴露出来。正如他所说的，人类的所作所为，特别是政治圈子的行为，确实就像他所描述的那样。不过这里面还有其它重要的因素，但他拒绝承认。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世界上延续生命不可能避免恐惧和痛苦，因此，像斯威夫特这样的悲观主义者会说：“如果恐惧和痛苦总是伴随着我们，生活怎么可能得到改善呢？”他的态度本质上是基督徒的态度，只是没有被“来生”收买——但“来生”对信徒的思想影响可能不如“此生是泪水的溪谷而坟墓是安息的场所”这个信念那么强烈。我肯定这是错误的态度，而且这个态度会对行为造成负面影响，但让我们有所触动，因为它让人想起了葬礼时那些悲观的话语和乡村教堂的死尸发出的气味。 许多人总是说，至少那些承认主题的重要性的人总是说，如果一本书表达了明显错误的生命观，它不可能是一本“好书”。我们被告诫说在我们这个时代，任何拥有真正的文学价值的作品都或多或少有“进步”倾向。这忽略了一个事实：贯穿历史始终，进步和反动一直在进行较量，任何一个时期的作品总是从几个不同的观点角度写成的，有的观点要比其它观点更加错误。只要作者承担着宣传的职责，我们能要求他的就是他应该真心相信自己所说的话，以及那不应该是极其白痴的内容。例如，你可以想象现在天主教徒、共产党人、法西斯分子、和平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能写出一本好书，或许老派的自由党人或保守党人也能写出好书，但你无法想象信奉通灵论的人、布克曼的追随者或三K党人能写出一本好书。一个作家的观点必须符合理性，精神健康，而且能够持续地进行思考。在此之上，我们对他的要求是要有才华，或者换个说法，要有说服力。斯威夫特算不上拥有智慧，但他拥有极强的观察力，能洞察一个隐藏的真相，将其放大变形。《格列佛游记》的经久不衰表明，如果它的背后拥有信念的力量，一个几乎谈不上理性的世界观也足以催生一部伟大的艺术作品。 (1) 1946年9月刊于《辩论》。 (2) 乔治·麦考利·特里维廉（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1876—1962），英国历史学家，代表作有《斯图亚特王朝治下的英国》、《一位历史学家的消遣》等。 (3) 詹姆斯二世（1633—1701），1685年至1688年任英格兰、苏格兰及爱尔兰国王。1688年光荣革命时被剥夺王位，流亡法国。 (4) 约翰·丘吉尔（John Churchill，1650—1722），马尔博罗公爵，英国军事家、政治家，曾在九年战争和西班牙继位战争中为英国立下赫赫军功。 (5) 艾伦·帕特里克·赫尔伯特（Alan Patrick Herbert，1890—1971），英国作家，代表作有《秘密的战斗》、《泰晤士河》等。 (6) 乔治·马尔康·杨格（George Malcolm Young，1882—1959），英国历史学家，代表作有《时代的写照》等。 (7) 戈弗雷·埃尔顿（Godfrey Elton，1892—1973），英国历史学家，代表作有《法国革命理念》等。 (8) 威廉·贺雷尔·马洛克（William Hurrell Mallock，1849—1923），英国作家，代表作有《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诗人》、《新共和国》等。 (9) 提摩西·夏伊（Timothy Shy）是英国作家多米尼克·贝文·温德汉姆·刘易斯（Dominic Bevan Wyndham Lewis，1891—1969）在《新闻纪实报》上的笔名。 (10) 《智囊团》（the Brain Trusts），英国广播电台的讨论节目，于1941年1月开始播放，西里尔·乔德是该节目的主持。 (11) 罗纳德·阿布斯诺特·诺克斯（Ronald Arbuthnott Knox，1888—1957），英国神学家，曾是英国圣公会牧师，后改宗罗马天主教，曾将拉丁文《圣经》重译为英文《圣经》。 (12) 原注：根据里面的描写，无力走动的年迈慧骃用“雪橇”或一种交通工具载着，像拉雪橇那样被拉着走。或许这些雪橇没有轮子。 (13) 原注：斯威夫特所观察到的肉体上的堕落或许在当时是真实的。他将原因归结于梅毒，当时它在欧洲是一种新疾病，或许比现在更加致命。十七世纪时，蒸馏酒精饮品也是新鲜事物，肯定造成了酗酒现象的第一次急剧增加。 (14) 原文是： Our Brother Tom has just got the Piles ． (15) 原文是： Resist — a Plot is brought Home — The Tour （ Tower ）． (16) 原注：在该书的最后，为了体现人类的愚昧和邪恶的体现，斯威夫特指定了“一个律师、一个扒手、一个上校、一个傻瓜、一个贵族、一个赌徒、一个政客、一个皮条客、一个医生、一个作伪证者、一个唆使者、一个检控官、一个叛国者”。在这里你看到那些没有权力的人不负责任的暴力。这张名单里既包括了那些破坏传统道德的人，也包括了遵守道德的人。比方说，当你自发地谴责一位上校时，你又有什么理由去谴责一个叛国者呢？又或者说，如果你要镇压小偷，你就必须立法，而这意味着你必须有律师。但结尾的整段文字所蕴含的仇恨是如此真切，而给出的理由却很不充分，无法令人信服，你会觉得是一己私愤在作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