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杂文全集（下） 作家与利维坦 (1) 在一个由国家实施控制的时代里作家处于什么样的地位这个问题已经进行了相当广泛的讨论，但仍然没有相关的证据。在此我对国家资助艺术这个问题不予评价，只是想指出，由什么样的国家统治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当前的思想氛围：也就是说，在这个背景下，一部分取决于作家与艺术家们本身的态度，以及他们是否愿意让自由主义的精神活下去。如果再过十年我们发现自己在某个像日丹诺夫的人物面前卑躬屈膝，那或许是因为我们活该如此。显然，现在英国的文坛已经对极权主义有着强烈的认同感。但在此我所关心的并不是类似共产主义这种有组织和有意识的运动，而只是政治思想和需要选择政治阵营对怀着良好愿望的人们的影响。 这是一个政治风起云涌的年代。我们每天所想的就是战争、法西斯主义、集中营、橡胶警棍、原子弹之类的事情，并以它们为主题撰写文章，即使我们并没有公开地说出这些事情。我们没办法不这么做。当你置身于一艘正在下沉的船上时，你一心想的就只有船就要沉了这件事。但不仅我们的创作主题变得狭隘了，就连我们对文学所持有的态度也蒙上了表忠心的色彩，但至少我们时不时都会意识到这根本与文学无关。我经常觉得即使是在最好的时候，文学批评也是很虚伪的事情，因为它没有任何为人所接受的标准——任何能够赋予像“某本书是好书，而某本书是劣书”这样的话以意义的 外部 参照——任何文学评判都是在制订一套为本能偏爱进行辩护的规则。读者对于一本书真正的反应，假如真有反应的话，总是“我喜欢这本书”或“我不喜欢这本书”，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对其作出合理化的解释。但我认为“我喜欢这本书”并不是有违文学的反应，有违文学的反应是：“这本书和我的立场一致，因此我必须从中发掘出优点来。”当然，当一个人出于政治上的原因褒扬一本书时，他可能是真心的，因为他确实对它非常认同。但也有可能是党内团结要求他编造出一个谎言，这种事情经常发生。任何为政治刊物写过书评的人都很了解这一点。大体上，如果你为一份你认同的报纸撰写文章，你的罪责是为政治卖命，而如果是为一份持反面立场的报纸撰写文章，你的罪责就是政治上的不作为。基本上，无数引发争议的支持或反对苏俄的书籍、支持或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书籍、支持或反对天主教会的书籍等等，在被阅读之前就已经被下了结论——事实上，在它们被写出来之前就已经有了结论。你一早就知道它们会在什么样的刊物上得到什么反应。然而，有时候甚至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虚伪就会浮现，你会假装真的在应用文学标准加以判断。 当然，政治对文学的影响这种事情注定是要发生的。即使极权主义这个特殊的问题没有出现，它也肯定已经发生了，因为比起我们的父辈，我们心怀内疚。我们了解到这个世界上严重的不公和悲惨，我们带着罪恶感觉得一个人必须为这种情况做点什么，而这使得以纯粹的审美意趣对待生命变成了不可能的事情。如今没有人能像乔伊斯或亨利·詹姆斯那样一心一意地投身于文学事业。但不幸的是，接受政治上的责任感如今意味着屈服于正统观念和“党派纲领”，而这意味着怯懦和虚伪。与维多利亚时代的作者不同，我们的劣势在于，我们生活在壁垒分明的政治意识形态中，总是一下子就知道什么样的思想是异端思想。一个当代文学知识分子总是在担惊受怕中生活和写作——事实上，他害怕的不是更广泛层面的公众意见，而是自己的小群体内的共同意见。大体上，幸运的是，群体不止一个，但在任何时候总是有居于主导地位的正统观念，要与正统观念为敌不仅需要硬着头皮，而且有时候意味着有好几年的时间收入锐减。显然，过去这大约十五年来，占据主导地位的正统思想，尤其是在年轻人中盛行的思想，一直是“左翼”思想，鼓吹“进步”、“民主”和“革命”，而你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被贴上的标签则是“资产阶级”、“反动派”和“法西斯分子”。如今几乎每个人，甚至包括大多数天主教信徒和保守派，都是“进步分子”，或者至少希望别人认为他们是“进步分子”。据我所知，没有人会自称是“资产阶级人士”，就好像没有哪一个略通文墨的人听说过反犹主义这个词后会承认自己有反犹倾向。我们都是优秀的民主人士、反法西斯反帝国主义的斗士，蔑视阶级差别，不受肤色歧视的影响，等等等等。当前的“左翼”正统思想要比二十年前兴盛一时、极其势利虚伪的保守派正统思想要好一些，这是没有多少疑问的——当时《标准》与《伦敦信使》（水平要稍低一些）是主流的文学杂志——因为至少它所隐含的目标是许多人真正想要的富有生命力的社会形态。但它也有其谬误，而由于这些谬误无法被承认，这就使得对某些问题进行严肃的讨论成为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整个左翼意识形态，无论是符合科学的内容还是乌托邦式的内容，都是由那些无望获得权力的人构想出来的。因此，它是一套极端的意识形态，完全蔑视君主、政府、法律、监狱、警察、军队、旗帜、前线、爱国主义、宗教、传统道德——事实上，蔑视一切现存的体制。在人们的记忆中，所有国家的左翼力量都在与貌似不可战胜的暴政进行着斗争，很容易就以为只要资本主义这个暴政被推翻，社会主义就会随之成立。而且，左翼人士继承了自由主义的一些值得怀疑的信念，比方说“正义必胜”、“多行不义必自毙”或“人性本善，是环境造就了坏人”等等。这种完美主义的意识形态在我们几乎所有人身上一直存在，我们打着它的旗号抗议工党投票同意赋予英国国王的儿女丰厚的年金收入，或在国有化钢铁厂这个问题上表现犹豫。但我们的脑海也形成了一系列从未说出口的自相矛盾的想法，这是源于我们在现实中栽了好多个跟头。 第一个大跟头是俄国革命。出于复杂的原因，整个英国左翼团体都被迫接受俄国政权的性质是“社会主义”，但私底下都知道它的精神和做法其实与英国本土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完全背道而驰。因此就出现了某种思想精神分裂症，像“民主”这些词汇可以有两种不可协调的意思，而集中营和大规模迁徙这种事情既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对左翼意识形态的第二个打击是法西斯主义的崛起，这动摇了左翼人士的和平主义和国际主义，但没有明确地重新树立信念。德国人的扩张让欧洲人明白了殖民地人民一早已经明白的道理，那就是：阶级仇恨并非那么重要；还有就是：有一种东西叫做民族利益。希特勒上台后，再说什么“你的敌人就是你自己的国家”和“国家独立没有价值”就很不靠谱了。但是，虽然我们都知道这一点，并且在必要的时候作出行动，我们仍然觉得要大声说出这一点是变节行为。最后要说的是，最困难的事情是现在左翼势力已经掌权，必须承担责任，作出真正的决策。 左翼政府总是令他们的支持者感到失望，因为即使他们所承诺的繁荣昌盛是可以实现的，那总是需要经过一段令人不安的过渡时期，而之前对此几乎没有提及。眼下我们看到我们的政府陷入绝望的经济困境，与他们过去的宣传进行斗争。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危机并不像地震那样是意料之外的灾难，也不是战争引起的，但战争只是加速了它的产生。早在几十年前就可以预见到这种事情将会发生。自从十九世纪开始，我们的国家收入就依赖海外投资的收益和殖民地国家的市场与廉价原材料，这是非常不牢靠的。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情况迟早会出问题，我们将会被迫让出口和进口取得平衡，而当这种事情发生时，英国人的生活标准，包括劳工阶层的生活标准都会降低，至少暂时会是这样。但即使在那些左翼政党激烈地抨击帝国主义的时候，他们也没有阐明这些事实。有时候他们愿意承认英国工人在某种程度上从对亚洲和非洲的掠夺中受益，但他们总是让事情看上去好像我们可以放弃掠夺，却仍保持繁荣昌盛。事实上，工人们拥戴社会主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社会主义让他们知道自己受到了剥削，但残酷的真相是，在世界范围内他们是剥削者。现在，工人阶级的生活标准显然将不可能得以保持，更别说得到提高了。就算我们消灭了富人，广大群众还是得减少消费或增加生产。我是不是夸大了情况的恶劣程度？或许是吧，如果能证明我是错的，我会觉得很高兴。但我希望阐明的重点是，信奉左翼意识形态的人是无法严肃地探讨这一问题的。降低工资和增加劳动时间被认为是反社会主义的做法，因此早就被否决了，无论经济情况是什么样的。指出它们或许不可避免只会是冒着被扣上我们都害怕的帽子的危险。更加安全的做法是回避这个问题，自以为我们可以通过调整现有的国家收入来解决问题。 接受正统观念总是意味着接受未解决的矛盾。譬如说，所有的有识之士都厌恶工业化及其产品，但他们都知道要征服贫穷和解放工人阶级就不能阻止工业化，而是要不断地推进工业化；或接受某些工作绝对有必要但只能通过强制手段才会有人去做这个事实；或接受没有强大的军队就无法推行有效的外交政策这个事实。你可以举出许许多多的例子。每一个这样的例子，其结论都非常明显，但只有一个人私底下对官方的意识形态怀有不忠时才能得出这一结论。通常的反应是把问题推到思想的角落里不予置答，然后继续重复着那些自相矛盾的流行口号。在各种评论和杂志中你不难找到这一思想的流毒。 当然，我不是说思想上的虚伪是社会主义者和左翼人士才有的现象或在他们身上最为明显。只是 任何 政治纪律似乎和文学的诚实都是水火不容的。这种情况在绥靖主义和个人主义之类的运动中也在所难免，虽然这些运动自称独立于通常意义上的政治斗争之外。事实上，任何以“主义”结尾的词汇都带着政治宣传的味道。集体忠诚是必需的，但这戕害了文学，因为文学是个人的创作。只要它们被容许影响创造性文学，即使只是消极的影响，结果不仅会是弄虚作假，而且会导致创作力的枯竭。 那应该怎么办呢？我们是不是得总结说，每一个作家都必须“远离政治”呢？当然不是！不管怎样，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在当前这个时代，没有哪一个有思想的人士能真正地置身政治之外。我只是说，我们应该在政治与忠于文学之间划出一条比当前更清晰的界线，而且应该认识到愿意去做令人不快但必须去做的事情并不意味着有义务去囫囵接受总是伴随着它们的信仰。当一个作家参与政治活动时，他的身份应该是一个公民和人类，而不是一名作家。我认为他没有权利以情感为由，逃避那些平凡而肮脏的政治工作。和任何人一样，他应该做好在阴风阵阵的会堂里发表演讲，在人行道上写粉笔字，游说投票者，派发传单和有必要的情况下在内战中打仗的准备。但无论他如何为自己的政党卖命，他都不应该为它进行创作。他应该明确表示他的写作是独立的。而且他应该能够一边积极地予以配合，同时完全拒绝官方的意识形态，如果他选择这么做的话。他不应该因为某个思绪会引至异端思想而回头，他也不应该介意自己的非正统思想被别人察觉，这种事情总是会发生的。如果一个当代作家没有被怀疑有反动倾向，这或许证明他并不是一个好作家，就像二十年前如果一个作家没有被怀疑对共产主义抱以同情就证明他并不是一个好作家一样。 但这是不是说作家不应该被政治领袖所左右，而且不能就政治问题进行创作呢？我要再一次强调，当然不是！他当然可以用最直白的政治口吻写东西，如果他想这么做的话。但他只能以个人的身份，以局外人的身份，最多以正规军侧翼的一个不受欢迎的散兵游勇的身份这么做。这一态度和政治的功用是相行不悖的。比方说，你觉得某场战争应该赢下来，因此愿意参军打仗，但拒绝为战争撰写宣传材料，这是合乎情理的事情。有时候，如果一名作家是诚实的，他的作品和他的政治活动或许会自相矛盾。这种情况有时候确实不是好事，但是，解决的办法并不是捏造你的冲动，而是保持沉默。 也就是说，一个有创造力的作家，在遇到矛盾的时候，必须将自己割裂成两部分——似乎是失败主义或无聊敷衍的论调，但在实际生活中我不知道他还能怎么做。让自己关在象牙塔里是不好的事情，也不可能做到。向政党屈服，甚至向集体意识形态屈服则是毁了你作为作家的身份。我们知道这种困境很痛苦，因为我们了解参与政治的必要性，同时也知道那是多么肮脏下作的事情。我们大部分人仍然坚信每一个选择，甚至是每一个政治选择，都有善恶之分。我们也坚信如果一件事势在必行，那它就是正义之举。我想我们应该摈除这个属于幼儿园的想法。在政治考量中，你只能两害权衡取其轻，在有些情况下你只能化身为恶魔或疯子才能杀出重围。比方说，战争是必要的，但战争并不是正确或理性的举动。甚至连大选也不是什么愉快或有意义的盛事。如果你不得不参与这种事情，那你也得守住自己的底线——我认为你必须这么做，除非你是个老头、傻瓜或伪君子。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这个问题不会以同样的形式出现，因为他们已经过着分裂的生活。只有在闲暇的时候他们才能活出真正的自我，他们的工作与政治活动之间没有情感联系。大体上，他们也没有被以政治忠诚的名义要求在工作中贬低自己为工人。而这恰恰是对艺术家的要求，尤其是作家——事实上这是政治家们对他的唯一要求。如果他拒绝了，这并不表示他得被谴责为不活跃分子。他的一半，在某种意义上是完整的他，能像任何人一样，在有需要的时候毅然决然地采取行动，甚至是暴力的行动。但他的创作，如果它们拥有价值的话，总是他冷眼旁观的产物，记录下所做过的事情，承认它们的必要性，但拒绝在事关其真实本质的问题上被蒙骗。 (1) 刊于1948年6月《政治与文学》。利维坦（leviathan），也作利未雅坦，是《圣经》中记述的一种海上怪兽。英国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曾著有《利维坦》一书，以利维坦比喻掌握着强大力量的国家或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