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杂文全集（下） 托尔斯泰与莎士比亚 (1) 上个星期我指出艺术与宣传从来就不是截然分开的，原本应该是纯粹的美学上的判断总是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政治、道德或宗教上的忠诚的侵蚀。我还补充说道，在多事之秋，就像过去十年那样，没有哪个有思想的人能无视身边所发生的事情，或避免选择立场，这些潜伏在水面之下的忠诚被推到了意识的表面。批评越来越露骨地成为党派之争，甚至连假装超脱也成为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你不能从这一点推论出并没有审美批评这回事，认为每一件艺术品都只不过在为政治宣传服务，并只能从政治宣传的角度进行评价。如果我们这样去思考的话，我们的思想就会陷入死胡同，有很多明显而重大的事实无法得以解释。为了解释这一点，我想要探讨迄今为止最了不起的一篇非审美性的道德批评——或许你可以说是反审美的批评——托尔斯泰对莎士比亚的评论。 在临近人生终点时，托尔斯泰写了一篇针对莎士比亚的激烈批评，想要表明莎士比亚不仅不是一个大家所公认的伟大作家，而且完全一无是处，是整个世界迄今为止所见到过的最糟糕卑劣的作家。这篇文章在当时引起了强烈愤慨，但我不认为它得到了令人满意的回应。而且，我希望指出大体上它是无法被回应的。托尔斯泰所说的一部分内容严格来说是真的，但另外一部分内容只是一家之言，根本不值得进行争辩。当然，我不是说这篇文章里没有任何细节可以作出回应。有好几处地方托尔斯泰自相矛盾，由于他探讨的是外国文学，他产生了许多误解。我认为，他无疑对莎士比亚怀着仇恨和嫉妒，这让他进行了某种程度的歪曲，至少是有意地视而不见。但这些都无关主旨。大体上，托尔斯泰所说的话不无道理，或许对当时风行的盲目崇拜莎士比亚的潮流起到了有益的纠正作用。对它的回应不在于我能够说什么，而在于托尔斯泰自己不得不说出来的话。 托尔斯泰的主要观点是，莎士比亚是一个浅薄的小文人，没有一以贯之的哲学，没有值得关注的思想或看法，不关注社会问题或宗教问题，对角色或情节的合理性没有把握，如果说他有什么明确的态度的话，那就是一种玩世不恭的、不道德的、老于世故的生活态度。他指责莎士比亚是生搬硬凑写出那些戏剧的，毫不在乎内容是否可信，尽写一些荒诞不经的语言和不可能出现的情景，让所有的角色说着矫揉造作的台词，与现实生活完全脱节。他还指责他硬生生地将一切塞进戏剧里——独白、民谣的只言片语、讨论、低俗的笑话等等——根本不去停笔想一想它们是否与情节有关，而且认为他所生活的时代的那种毫无道德可言的强权政治和社会不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简而言之，他指责莎士比亚是一个草率随便的作家，一个道德上可疑的人，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根本没有思想可言。 这一番话里有许多矛盾的地方。托尔斯泰说莎士比亚是一个不道德的作家，这并不是真的。他的道德观或许与托尔斯泰的不同，但他有非常明确的道德观，明显地贯穿他的所有作品。举例来说，他比乔叟或薄伽丘更加道德。而且他并不像托尔斯泰试图证明的那样是一个傻瓜。有时候，在不经意间，你或许可以说他展现了超越时代的目光。在这方面，我想让大家关注卡尔·马克思的一篇评论——与托尔斯泰不同，他很崇拜莎士比亚——评论的对象是《雅典的泰门》。但我要再强调一遍，托尔斯泰所说的话大体上是正确的。莎士比亚并不是一个思想家，那些声称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的批评家其实是在胡说八道。他的思想只是一锅大杂烩或一口大麻袋。和绝大多数英国人一样，他遵循一套行为守则，但没有世界观或哲学思辨力。再强调一次，确实，莎士比亚并不在乎合理性，也不在乎角色的性格一致。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他总是从别人那里窃取情节，匆匆地将它们写入剧本中，总是引入一些原作里没有的荒诞和矛盾。时不时地，当他碰巧写出了一个自然流畅的情节时——比方说，《麦克白》——他的角色就很合理一致，但在许多情况下他们被迫作出按照通常的标准完全不可信的行为。他的许多剧本，其可信度甚至比不上童话故事。不管怎样，我们没有证据表明他是在严肃地进行戏剧创作，而不只是把它当成了谋生手段。在他的十四行诗中，他甚至从未将他的戏剧列入他的文学成就中，只是有那么一次羞赧地提到他曾经是个演员。在一定程度上，托尔斯泰是有道理的。莎士比亚是一位深刻的思想家，其剧本具备了完美的技巧和精细的心理观察，提出了一以贯之的哲学——这番话纯粹是无稽之谈。 只是，托尔斯泰做到了什么呢？他的这番激烈的抨击原本应该彻底摧毁了莎士比亚，而且他相信自己已经做到了。从托尔斯泰写出这篇文章那时起，或从它开始被广泛阅读的时期起，莎士比亚应该已经身败名裂。热爱莎士比亚的读者应该了解到他们的偶像已经被揭穿，了解到事实上他毫无优点可言，他们应该不能从他那里得到任何乐趣。但这种事情并没有发生。莎士比亚被驳斥得体无完肤，但他依然屹立不倒。他没有因为托尔斯泰的攻诘而被遗忘，反倒是这番批评几乎完全被遗忘了。虽然托尔斯泰在英国很受欢迎，这篇文章的两个译本却都已经绝版了。我找遍整个伦敦，最后才在一个博物馆里找到其中一篇。 因此，虽然看上去托尔斯泰能将几乎莎士比亚的一切说得一无是处，但有一件事他无法自圆其说，那就是莎士比亚的广受欢迎。他自己知道这一点，而且觉得很迷惑。前面我说过，对托尔斯泰的回应其实就蕴含于他本人不得不说的话里。他问自己，为什么像莎士比亚这么一个蹩脚、愚蠢而且不道德的作家会到处受到推崇，最终他只能将其解释为一个波及全世界的扭曲真相的阴谋，或是一种集体幻觉——他称之为催眠——正所谓众人皆醉唯他托尔斯泰独醒。至于这场阴谋或幻觉是如何开始的，他只能归结于十九世纪初某些德国评论家的操纵。他们说莎士比亚是一位优秀的作家，开始了这个邪恶的谎言，从那时开始，没有人有勇气对他们进行反驳。你不需要花很多时间在这个理论上。它根本就是在胡说八道。绝大多数喜欢观看莎士比亚戏剧的观众从来没有被任何德国评论家所影响，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因为莎士比亚的广受欢迎是毋庸置疑的，而且就连平民百姓也都喜欢，不只是那些读书人。他在世时就已经是英国的舞台宠儿，而且不只是在说英语的国度，而是几乎整个欧洲和亚洲的部分地区。就在我写这篇文章时，苏联政府正在纪念他逝世三百二十五周年，而在锡兰，我曾经看到他的一部戏剧正在舞台上演，翻译成了我一个字也听不懂的语言。你只能总结认为，莎士比亚的作品里一定有其优秀之处——经得起考验——让数以百万计的人去欣赏，但托尔斯泰却未能了解。他能经得起被人了解到他思想混乱，剧本里充斥着离奇的情节。但你不能以这种方式驳倒他，就像你不能对一朵花说教而使它枯萎一样。 我想这进一步阐明了上周我所说的话：艺术与宣传的界限。它表明了任何只针对题材与意义的批评的局限性。托尔斯泰不是批评作为一个诗人的莎士比亚，而是说他不是一个思想家，不能做到文以载道，按照这一方针，他很轻松地就将莎士比亚驳倒。但是，他所说的一切都无关主旨，对莎士比亚根本没有影响。他的声誉和我们从阅读他的作品中所得到的愉悦依然与从前一样。显然，一个诗人不仅仅只是一个思想家和导师，虽然他也必须是这两种角色。每一篇作品都有其宣传的一面，而在任何书籍、戏剧、诗歌或别的什么作品中，要想成为传世之作，里面必须有什么东西能够经得起考验，它不受作品道德或意义的影响——那个经得起考验的东西我们只能称之为艺术。在一定的限度里，糟糕的思想和糟糕的道德也能成为优秀的文学作品。如果像托尔斯泰那样一个伟人都不能证明事实恰好相反，我不知道还有谁能够做到。 (1) 1941年6月5日刊于英国广播公司的《听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