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杂文全集（上） 《英国的宣传册创作》 (1) 第一卷序文 这本宣传册选集有二十五篇宣传文章，或全文引用，或部分节选。选择的标准是其代表性和文学价值，涵盖了从英国宣传册创作肇始的宗教改革到美国独立战争这两个世纪的时间。我们准备出版第二卷 (2) ，把宣传册创作的历史延续到我们这个时代。 雷吉纳德·雷诺兹先生承担了这本书的编纂工作。他必须从纷繁芜杂的材料中进行筛选，光是从1640年到1661年，伦敦就出版了22 000种各类宣传册和小册子。这份工作的困难之处不仅在于要挑出最好的作品，而且还要判断到底哪些是而哪些不是宣传册。“什么是宣传册？”这个问题就好比：“什么是狗？”当我们看到一只狗时，我们都知道那就是狗，或至少我们认为那就是狗。但要给出一个清晰的文字定义并不容易，甚至区分一只狗和它的近亲比如一只狼或一只豺也并不容易。宣传册总是会和其它与其有很大分别的出版物如传单、宣言、纪念册、宗教小册子、通函、指导手册及其它廉价出版的纸封小册子混为一谈。但是，真正的宣传册是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数百年来并没有发生重大改变，但它经历了兴衰起伏。对它加以确切的定义很有必要，即使冒着拘泥刻板的危险。 宣传册是简短的辩论式的文章，以小册子的形式进行印刷，读者群体是普罗大众。它的篇幅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显然，一张只有“打倒墨索里尼”这几个字的传单算不上是宣传册，而像《憨第德》或《木桶奇遇记》这么长的作品也不能被归为宣传册。或许一本真正的宣传册的篇幅介乎五百字到一万字之间，通常没有装帧，只需花上几便士就能买到。一本宣传册的首要宗旨不是提供娱乐或挣钱。它之所以被写出来，是因为某人有话想说，而且因为他相信没有其它争取听众的途径了。宣传册探讨的或许是伦理或神学问题，但它们通常都带有清晰的政治意味。一本宣传册可能是为了“支持”或“反对”某个人或某件事而写的，但本质上它总是一则抗议。 正如雷诺兹先生所指出的，宣传册创作只有在一个人能够很轻松地将所写的文字刊印出来的情况下才会蓬勃兴盛，无论是以合法手段还是以非法手段。或许一点非法刊物的感觉对于宣传册来说不无裨益。当言论自由真正实现，所有的观点都可以在媒体上表达时，宣传册创作就失去了一部分存在的理由。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被迫违法才能进行写作，他就不会那么害怕说出诽谤诋毁的话。暴力宣泄与下流肮脏是宣传册的传统的一部分，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内容审查制度促成的。我们将会看到这本选集中有几篇宣传文章是匿名创作的，或在海外出版，然后偷偷运到英国。这在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是很正常的事情，当时几乎每一个专制政府都很无能。大权在握时，没有人愿意让他的政敌争取听众，但与此同时，警察根本不足为虑，非法文学能够自由传播。在现代专制社会，宣传册创作再照搬十七世纪的做法是行不通的。秘密刊印即使能够进行，也会是极其危险的举动，没有哪个做这件事情的人会有闲情逸致去雕琢典雅的文字。十七世纪的巴罗克式英语宣传册让人觉得它们出自内心无所恐惧的人的手笔。下面是无名氏创作的《讨暴君檄》中的几句话。请注意那些多姿多彩的形容词： “但是，如果可以的话，请告诉我，你这座荒唐而没有信仰的城市，是谁教你违反上帝十诫中第二块法版的戒律比违反第一块法版的戒律会招致更大的惩罚呢？是谁教你们抓拿可怜无知的窃贼却去维护暴君呢？他们都是富有、虚假、傲慢、伪善、全无虔诚的窃国大盗。” 下面是掘土派 (3) 的杰拉德·温斯坦利 (4) 的言论，他在英国内战中破产，并遭受到英联邦政府的无情迫害： “你们这些伦敦的热情的牧师和教授，还有你们这些高官和军队里的士兵，你们抗击北欧骑士的胜利如今安在？你们在大地上点起了熊熊火焰，在你们饥肠辘辘勤勉操练的日子里向上帝哀求和致谢，你们是否还记得？你们愿意再次被诺曼人的强权所统治，忍受旧时的不公法律吗？……噢，你这座城市，你这座伪善的城市！你这个盲目的、昏昏沉沉睡去 的英格兰，你正在贪婪的睡床上沉睡打鼾。醒来！醒来！敌人已经在你背后，他们正准备破墙而入，夺走你们的财产，你们可要小心！” 当政治争端只能通过张贴传单和在人行道上写粉笔字时，谁还会写出像这样的语言呢？ 只有那些满怀激情有话想说，并认为真理虽然蒙垢，但只要公众了解事实的话就会支持他们的人，才有可能写出好的宣传作品。如果一个人对民主没有坚定的信念，他是不会去撰写宣传册的，他会通过巴结讨好达官贵人以实现自己的目的。又可以这么说，当激烈斗争的双方阵营都有正直而有才的人士时，宣传册的创作将会走向繁荣。这本选集在挑选宣传文章时尽可能完整地涵盖整个时期，但我们会注意到，只有四篇文章出自1714年至1789年，而这四篇文章里面，只有一篇（潘恩 (5) 的《常识》）讲述了英国的内部事务。雷诺兹先生对这段政治纷争的“间隙”作了评述，并指出了原因。在那个时期——从清教主义站稳脚跟之后到法国革命爆发之前——没有意识形态上的冲突。政治斗争以一方的彻底胜利而告终，与法国展开的战争并不涉及英国的存亡，关于黑奴或东印度公司剥削的争论只涉及一小部分人。而之前的两个世纪情况则不一样。每一位有识之士都受到斗争的影响，各方都真诚地认为另一方犯下了玷污光明的罪恶。大体上，当时思想界的情形与我们今天的情形出奇地相似。 雷诺兹先生的选集中所有的宣传文章，截至并包括了斯威夫特的作品，是一场大规模战争的激烈交锋。那是天主教与清教、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斗争先是在英国和西班牙之间展开，然后在国王与议会之间展开，接着在辉格党与托利党之间展开，期间还夹杂着——或许可以说是从中派生出来的——获胜的议会派与其内部左翼分子之间的斗争。回过头来看最主要的交锋，不难看出，克伦威尔所代表的力量理应获胜，因为他们至少为未来带来希望，而从他们的对手身上看不到希望。但是，正如一些观察者在当时就意识到的，他们的胜利并没有带来实质的福祉，而只是承诺。它的结果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崛起，而现代资本主义只能被视为进步中的一个环节，使另一场还没有发生的变革成为可能。如果你对资本主义已经取得的成绩进行评判——工业革命的种种丑恶现象、一个又一个文化被摧毁、数百万人蜗居在蚁穴一般的丑陋城市里，以及对有色人种的奴役——很难认为资本主义本身要比封建主义更加优越。在英国内战时期，议会派的胜利所带来的长期影响在当时并不能被预见到，但战争还未结束平民百姓就清楚地知道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已经失败了。旧的暴政被推翻，思想自由与社会平等却并没有更加接近实现。 这整个过程在今天看来很熟悉，就像是象棋里的一个经典开局。虽然历史似乎并没有在重复自身，但它总是呈现螺旋式上升的运动，因此，数百年前的事件似乎就在你的眼皮底下进行。某些人物、争论和思想习惯总是不停重演。总是有像温斯坦利这样的空想家，他们遭到双方阵营的迫害。总是有人争辩说革命形势不进则退，而反击言论则说第一要务是巩固胜利局面。总是有人指责说激进的革命派其实是反动派的同伙。一旦斗争结束，保守派总是比已经获胜的激进分子更加进步。介绍天主教与清教之间的斗争这一系列的最后一篇宣传文章选的是《谦卑的提议》——这很是恰当。在这篇文章里面，斯威夫特——他既不是天主教徒也不是詹姆斯二世党人，而是失败者的拥趸——为惨遭蹂躏欺凌的爱尔兰人呼吁。 革命最振奋人心的事情就是，尽管它总是以失败告终，但它总是在继续。对自由平等永远相亲相爱的人类世界的憧憬——在一个时代被称为天国，在另一个时代被称为没有阶级的社会——从来未能实现，但对它的信仰似乎永不消退。英国的掘土派和平权派在这本选集中有三本宣传册作为代表，其思想脉络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奴隶起义，经过中世纪的多次农民和异教徒的起义，一直到十九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再到我们这个时代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在这几份宣传册中你会发现对理想社会曾经存在于过去某个时候的信仰，因此，真正的革命其实是回归过去。在温斯坦利的宣传册里，“诺曼人”这个词语反复出现。一切不公的压迫——国王、法律、教会、贵族——都是诺曼人的所为，温斯坦利表示英国的平民曾经是自由的，他们身上的桎梏是外国人后来强加于他们身上的。这个信仰以更加明确的形式仍然存在于我们这个时代。温斯坦利和他的同仁生活在机器时代之前，只能想象出原始农业社区，没有预见到人类可以从辛苦的劳动和不平等中解脱。他们的纲领——除非你认为低下的生活水平本身是好事——已经过时了，但他们的困境正是今天信奉民主和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的困境。 你不应该过分强调十七世纪和二十世纪的相似性，因为现在的情况更加复杂，而且机器的出现和宗教信仰的衰微使得思想氛围发生了改变。但是，大体上的相似还是很明显的，因此就有了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我们这个时代宣传册创作没有那么兴盛呢？ 值得注意的是，就产出的数量而言，我们这个时代是宣传册创作的时代。宣传册可以任意刊印，根本无法去了解在某一时间到底有多少本宣传册出现，但自从希特勒上台后的十五年来，这个数字肯定非常庞大。这些年来，无论纸张情况如何紧张，保守党人、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平主义者、托派分子、货币改革派、素食主义者、活体解剖的反对者、工会成员、雇主联合会、小规模政党或政党内的派系、从天主教会到不列颠以色列教会的各个宗教群体、形形色色的研究团体，当然还有各个官方和半官方的组织，都在无休止地推出宣传册。雷诺兹先生提到从1640年到1661年间有22 000种宣传册在伦敦流传，这个数字很可观，但当代宣传册的产量或许还要大得多。我不知道该如何去验证这一点，但从1935年到1945年间（过去一两年这股潮流似乎有所减缓）英国出版的宣传册可能是每年好几千种。但是，所有这些出版物中，几乎没有什么作品自身有阅读价值或产生了值得关注的效应。迄今为止出现了诸如《罪人》这样的广为流传、篇幅简短的书籍，并对公众舆论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如果你接受我在前面所给出的定义的话，这些作品其实并不是宣传册。拥有文学价值的宣传册已经再也找不到了，宣传册依然存在，它甚至很繁荣，如果你单从数量上进行判断的话；但它发生了改变，有必要对其原因继续探究。 你必须首先关注的是英国语言的衰落。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宣传册的目的是起到宣传作用，通常不是由专职作家撰写。在任何时代，如果肯花费心思的话，每个人都可以写出好文章。但如果信笔写来的语言没有被败坏的话，纯粹政治性的文章或许会更好。下面有两段节选的文字，分别出自于维克多·戈兰兹 (6) 先生近期发表的宣传册《由他们自决命运》和约翰·埃尔默 (7) 的《真信徒的港湾》。它们的题材很相似，可以进行比较。两位作者都在指出英国人要比德国人生活得更好（但怀着不同的动机）。《由他们自决命运》的文字比大部分当代宣传册更加简洁和富有活力，因此拿来比较可以说是公平的。 下面是二十世纪的文字： 这就是写于 3 月 30 日这一天的情况。德国人吃的是作种的土豆，而我了解到，警察纷纷在岗位上倒下。四月份的限量供应将维持在 1 000 卡路里。做到这一点，除了动用最后一批储备粮食之外，还将几艘前往英国的小批量货轮改道去德国，以兑现之前保证会有物资运往德国的承诺。没有人能够猜到五月份将发生什么事情……在我创作期间，根据官方多次发布的内容，英国人每天摄入 2 850 卡路里，而根据联合国救济处的规定， 2 650 卡路里就足以维持全面健康和工作效率。在 3 月 11 日，削减脂肪和干蛋粉之后，萨莫斯基尔医生提供的数字是 2 900 卡路里。英国粮食部所拥有和控制的粮食与饲料储备，除去农场的库存和二级批发商及生产商控制的物资之外，在今年三月的最后一天，估计总额不低于四百万吨。 下面是十六世纪的文字： 现在将他们 （ 日耳曼人 ） 与你们相比，你们将知道自己是何等幸福。他们吃的是野草，而你们吃的是牛肉和羊肉。他们吃的是草根，而你们吃的是黄油、奶酪和鸡蛋。他们喝的是清水，而你们喝的是美酒佳酿。他们从菜市回来，只带回一点沙拉，而你们享用上等好肉，吃到撑破肚皮。他们从未见过海鱼，而你们吃得脑满肠肥。他们支付赋税直至形销骨立，而你们则可以将财富留给子孙。你们一辈子只被祖国征召两三回，还有补贴军饷可拿，而他们无日不在纳税，永无停息。你们生活得像贵族，而他们活得像猪狗。愿上帝保佑我们，免遭他们的不幸。 我并不是说第二段文字在方方面面都要比第一段文字更加出色。现代的写作方式自有其价值，这在某种程度上应归功于科学思想的传播。显然，那位十六世纪的作者即使听说过像卡路里这样的事情，也绝对不会像第一段文字那样尝试进行精确的表述。纵观这本选集中早期的宣传册，你会注意到，它们大都缺乏理性的辩论，绝大部分的内容是权威性值得怀疑的断言。在过去一两个世纪里，我们更好地了解到证据和证明的含义，语言本身变得更加精确和能够表达更加广泛的意思。但是，在先后读完上面那两段文字之后，难道你不觉得英语的文字水平大大下降了吗？当一个人不是出于审美原因去遣词造句时，散文的平均水准就会下降。“吃到撑破肚皮”——“支付赋税直至形销骨立”——“愿上帝保佑我们，免遭他们的不幸”——白皮书的编写者或费边社的宣传人员是不会出于本能去使用这样的语言的。因此，纯粹政治性的作品不大可能既是宣传材料，又有艺术性可言。 但现代宣传册的另一个严重的劣势在于，公众并不在意宣传册。宣传册不同于小说或诗集，它没有确定的渠道去接触到最有可能欣赏它的读者。弥尔顿、斯威夫特、笛福、儒尼尔斯 (8) 等人所创作的宣传册都称得上是文学作品，它们也被视为当时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如今即使有相当分量的宣传册出现，情况或许也不会一样了。事实上，由于宣传册的传播方式，一流的作品也很有可能几乎不会引起关注，即使它的作者已经写过书或报纸文章。 宣传册不仅大规模地刊印，有些宣传册还能卖出好几千册乃至数万册。但是，它们的传播大部分都有猫腻。大部分的宣传册是由政党或政治群体印制的，利用它们和海报、传单、游行、人行道粉笔字等手段，作为整个宣传行动的一部分。在公共聚会上，它们被强行派发给与会者，他们购买这些宣传册权当门票。又或者，它们被送到党支部，支部成员和热心的个体会订购所支持的政党的一切刊物，或者被免费派送，或派发给议员和其他公职人员。许多或绝大多数宣传册根本没有被读过就直接被扔进废纸篓里。而且，即使你有兴趣想拿到某一份宣传册，也总是很难实现。宣传册是由不同的组织发行的，其中有许多组织在成立之后很快就销声匿迹或改头换面。没有哪个书店会去存放所有的宣传册，它们也没有被完整地列入出版名录中，只有一小部分会被报刊提及。即使是最热心的收藏者也无法完整保存所有出版的宣传册。可以想象，一本宣传册总是会与潜在的读者群体失之交臂，尽管它以单独成册的形式出现，但如果它以月刊文章的形式出现的话，将会取得更大的效果和更多的关注。 当然，大部分宣传册并不值得关注，它们当中大部分其实是垃圾。无论在哪个时代，这肯定是事实。除了我已经提到的那些原因之外，还有其它原因对我们这个时代偶尔出现的好的宣传册不利。宣传册文学不仅被视为宣传，而且被视为政党宣传。它所表达的并不是某一个人的思想，而是某个有组织的运动、群体或委员会的“纲领”，就连实际执笔者也不一定完全由单独某个人担任。旧式的宣传册创作，当某位独立作家不平而鸣，或倡导一个计划，或攻击某个政敌时，他会拿着手稿去刊印，或许是通过地下印刷，然后在街上以几便士的价钱兜售，这种做法现在几乎闻所未闻。没有几个人知道该如何着手进行，而且大部分自费出版的宣传册总是索然无趣的胡言乱语或无稽之谈。另一方面，商业出版对政治宣传册根本不感兴趣。如果你想要以这种特别的体裁进行创作，你就只能去依附某个组织，牺牲自发性甚至诚信。 雷诺兹先生的选集里有五份匿名创作的宣传册，其它二十篇——雷诺兹先生认为是十九篇，或许第二十篇也是——出自个体作者的手笔。当与现代政治文章进行比较时，它们都让人觉得很有个人的风格。这体现于它们的语言和辩论手段的丰富。直到不久前，广为接受的政治术语并不存在。即使一位像指鹿为马的律师那样受人雇佣、鬻文为生的作者，也会自己选择措辞，或许他还会选择进行辩论的纲领。以《皇室宗教》的节选片段为例，在这段文字里，丹尼尔·笛福受皇室所托，将威廉三世描写成虔诚的典范。我们或许会以为笛福的动机并不十分高尚，而且并非出于对某件事不吐不快的热情。但是，他的语言是那么生动！那就像一连串的奶油蛋糕，每一个都砸中了目标。宣扬暧昧可疑的目标的现代政治家几乎不可能展现出同样的幽默和才华，因为他从来无法让自己的想象力如此自由地翱翔。党派的正统思想不仅使他的词汇黯然失色，而且一早便决定了他辩论的主旨。 在《议会成员遴选惕言》中，哈利法克斯勋爵对从十七世纪末开始主宰政治生活的政党体制发起抨击。从那时起，他所提到的诸多恶果急剧膨胀，而且新的邪恶接踵出现。如果考虑到牵涉其中的因素，你就会知道英国不可能避免政党体制的崛起，但是，毋庸置疑，它在扼杀政治思想和创作。情况一定会是这样，因为集体行动要求思想合群，而文学只能由个体进行创作。因此，除非出了什么岔子，在组织严密的群体的控制下，优秀的宣传册是无法出现的。典型的现代宣传册要么是某部社会学或经济学长篇论述的牙慧，要么是为演讲人提示论点或可以引用的数字手册，要么只是一番冗长的口号。当宣传册被视为一种为自我的意见争取听众的方式时，而且你有迫切想要表达的想法，愿意自己去刊印和传播，并不想着从中牟利是很正常的事情，好的宣传册才会开始出现。 一种文学形式的生存或消亡或许是由与它的内在价值没有关系的技术因素所决定的。譬如说，三卷本小说的绝迹一部分原因是借阅图书馆决定抵制它。或许是出于经济上的原因，“中篇小说”（篇幅介于一万五千字至三万字不等）在英国未能兴盛。我曾经提到，宣传册走向衰落的一部分原因是它被政客控制，因此不再值得被严肃对待或能够吸引有才华的作家。很难想象斯威夫特或弥尔顿——甚至笛福或托马斯·潘恩——如果还在世的话，会愿意去撰写宣传册。他们希望争取到的目标群体只能通过别的方式才可以接触到。遗憾的是，在宣传册里，你可以做到在其它创作形式里做不到的事情。宣传册是一台独角戏。你有完全的表达自由，如果你愿意的话，包括下流、辱骂和煽动的自由。另一方面，它可以比报纸或大部分期刊更加具体、严肃和高深。与此同时，由于宣传册的篇幅总是很简短，而且装帧朴素，它能比一本书更快地刊印，原则上应该能够接触到更大的读者群体。最重要的是，宣传册不需要遵循任何规定的模式。它可以是文章或诗歌，它的主要内容可以是地图、数据或引用文献，它的题材可以是故事、寓言、信件、散文、对话或“报告文学”。对它的所有要求就是应该切合主题、做出论述和简短。从这本书的二十五篇宣传文章中就可以看出其内容的多样性与可能性，它们的内容涵盖热烈的争辩、讽刺、典雅修辞和纯粹只是谩骂。 宣传册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充当官方历史的脚注或注释。它不仅保存不受待见的观点，而且为历史事件提供当权派有理由加以歪曲的材料。这本选集里的一个好例子是那篇描述被审判的贵格教徒佩恩 (9) 的作品《论人的古老正当的自由权利》，读起来似乎很贴近真相，勾勒出一幅关于早期极权主义的有趣图画。像这样的暴行，事实上，所有的稗官野史，无论真实还是虚构的阴谋诡计、暴动、屠杀和刺杀都有可能被列入宣传册中，不然就得不到记载。这是任何时代都需要去做的工作，而在这个时代这种需要更是迫切。 在介绍安东尼·本尼泽特 (10) 的《忠言与警告》时，雷诺兹先生评论说，在十八世纪中期，像黑人奴隶这样的问题“至少让宣传作家有题材可写”。在我们这个时代，宣传册作家苦恼的绝不是题材的匮乏。或许以前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如此迫切要求他展开行动。不仅意识形态的仇恨比以往更加尖锐，而且少数派遭到镇压，真相被以从前根本不可想象的方式加以扭曲。放眼看去，你会看到比十字军东征更加激烈的斗争，比宗教审判更加凶残的暴政，比教皇阴谋 (11) 更大的谎言。有人或许会争辩说，由于英国有自由多元的出版业的存在，宣传册作家并没有太大的空间，任何曾经尝试过为不受欢呼的目标争取听众的人都不会认同这一点。英国的出版业确实拥有法律上的自由，它并不是虚假的，而是非常真实的祝福，在现代世界是越来越稀罕的异数。但英国的出版业并不是真的充分代表了所有意见。将你的政治思想写下来总是会很安全，但要将它们印刷出来，还要让它们接触到普罗大众，这并不是容易的事情。由于报纸的所有权和运作情况使然，不仅少数派意见，甚至包括多数派意见，当它们不受某个有影响的组织支持时，几乎不会引起任何关注，而且最重大的事件可能根本没有人去关注，或以矮化和扭曲的形式呈现在公众面前。任何时刻都有某个主导性的正统思想，有对重大但令人不悦的事实不加以讨论的默契。从许许多多的例子中单举近期的一个：将一千两百万德国人从东普鲁士和苏台德等地区的家园赶走这件事。这件事在英国的报刊上得到多少篇幅的报道呢？而这件事英国至少必须负上部分责任。英国公众对这件事有多强烈的反应呢？事实上，如果进行必要的访问后，发现绝大多数英国成年人根本不曾听说过这件事，这会让人感到惊讶吗？ 当然，确实，这类事件会以宣传册的形式得以记录。正如我所说的，现代宣传册的实际数目非常庞大，但它们都写得很糟糕，没有多少人去读，也没有几本值得一读——只是政党的正统思想的零星片段，划出从印刷机到废纸篓的一道抛物线。大体上，它们不是由从事写作的人所撰写的，因为没有哪个对文学有深切情怀或分辨得出英语好坏的人，能够接受一个政党的约束。说出过去十五年来有哪个著名的英国作家曾经撰写过宣传册是很困难的事情。如今没有斯威夫特或笛福，就连那些不如他们的作家也不愿意去撰写宣传册。为了让他们开始去做这件事情，人们有必要再一次意识到宣传册作为一种影响舆论的方式和作为一种文学形式所具有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宣传册的名声应该得以恢复。希望这本选集以及它的后续作品，除了自身很有可读性之外，将会对实现这一目标作出贡献。 (1) 由乔治·奥威尔与雷吉纳德·雷诺兹（Reginald Reynolds）编撰，于1948年11月15日出版。 (2) 第二卷于1951年出版。 (3) 掘土派和平权主义者（diggers and levellers），指十七世纪英国追求社会公义和平等的左翼人士，掘土派的思想理念更为左倾，要求均分土地，让人民自由耕种，后来遭到克伦威尔的镇压。 (4) 杰拉德·温斯坦利（Gerrard Winstanley, 1609—1676），英国政治活动家，掘土派精神领袖，代表作有《英国的受压迫的穷苦百姓的宣言》、《公义的新法》等。 (5) 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 1737—1809），英美作家、思想家、革命家，代表作有《论常识》、《理性的时代》、《人权》等，其思想对美国独立革命有深刻影响。 (6) 维克多·戈兰兹（Victor Gollancz, 1893—1967），英国出版商、左翼事业的支持者，代表作有《工业主义的理想》、《在最黑暗的德国》等。 (7) 约翰·埃尔默（John Aylmer, 1521—1594），英国主教、宪政主义者。 (8) 儒尼尔斯（Junius），1769年至1772年间流传英国的一系列宣传文章的作者使用的笔名，真实身份不详。 (9) 威廉·佩恩（William Penn, 1644—1718），英国商人、政治家，北美宾夕法尼亚州开拓者，倡导民主与宗教自由，曾多次被英国教廷逮捕、囚禁和审判。 (10) 安东尼·本尼泽特（Anthony Benezet, 1713—1784），美国废奴主义者、教育家。 (11) 教皇阴谋，指1678年至1681年间流传于英格兰与苏格兰的谣言，声称罗马天主教徒正密谋加害英王查尔斯二世，引起针对罗马天主教徒的控罪、审判和逮捕，但后被证实并无此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