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杂文全集（上） 执政三年后的工党 (1) 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是，1945年大选时，你很清楚地看到工党政府将面临什么问题，而时至今日，要预测它将取得成功还是会以失败告终仍然和当时一样困难。在这个时代，进退两难的境地没有出路，斗争从未缓和，而且从来不会得出一个确凿的结论。整个世界得了一种病，这种病既是急性病又是慢性病，但不至于要人的性命。 在英国，三年来我们一直生活在层出不穷的危机中，就像那些广播剧一样，男主人公在每一集的结尾都面临紧急关头。当然，最糟糕的灾难总是得以避免，但故事的结尾似乎总是那么遥远。多亏了美国的援助贷款、“精简开支”的政策和动用储备，破产被一推再推，当这些权宜之计不再奏效时，或许还能通过有效地推动出口将危机推迟几十年。但让英国偿清债务而不至于让生活水准下降到不堪忍受的低水平这个根本的问题仍然没有被触及。 我认为，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意识到，在英国，经济集中制和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体制之间的斗争是第二位的。英国的存亡才是最主要的目标。通过外部观察和阅读英国的报刊，你会很容易以为英国正在官僚体制的暴政下痛苦呻吟，但情况之所以看上去会是这样，只是因为那些大资本家和中产企业家阶层拥有与他们自身的规模不相匹配的话语权。 英国在许多方面是一个保守的国家，但它没有农民阶层，对于经济自由的渴望并不强烈或广泛。在英国，财富意味着房子、家具和几百英镑的积蓄。自由意味着思想和言论的自由，或能在闲暇时间做你想做的事情的自由。绝大部分的群众认为他们靠工资生活而不是靠利润生活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他们希望从出生到死亡都有社会保险，对工业国有化并没有强烈的感觉。当然，他们不欢迎配给制和管制，但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加剧了八年的辛苦劳作所导致的疲惫和无聊。 事实上，我们都被绑住了手脚，不是因为想要回归资本主义体制，而是囿于在繁荣时期形成的思维习惯（包括社会主义运动本身的意识形态）。 时至今日，甚至就在左翼圈子的内部，他们还是未能完全了解英国的经济困境是与生俱来的。这是一个人口过度稠密的国家，从国外进口食物，以出口的方式偿还。只有在其它国家没有工业化的时候这种情况才能得以维持。如果当前世界范围内的工业发展继续下去的话，从长远来看，国际贸易除了交易原材料、热带产品和奢侈品之外将没有理由存在下去。像俄国或美国这样的独裁专横的大国将占尽优势——或者说，已经占尽优势。因此，英国只有在与一个更广阔的地区融合的情况下才能继续保持“先进繁荣”。 当前，有四种方式可以实现这一点。一种方式是成立西欧和非洲的共同体。另一种方式是加强英联邦体制的内部联系，将英国的一半人口迁徙到各个说英语的自治领去。第三种方式是让英国和欧洲地区成为俄国体制的一部分。最后一种可能性是英国和美国合并。每一种方式的反对意见都一目了然。 第一种方式是目前探讨最多的，或许也是最有希望实现的，但它面临巨大的困难和危险，其中俄国的敌意只是最直接的体现。而第二种方式，即使假设各个自治领都做好了准备，只有习惯于把人口当牲口那样成船运送的专制政府才能做出这样的事情。第三种方式虽然可能在战败时会发生，但可以将它排除在外，因为除了少数共产主义者之外，没有人希望它发生。第四种方式很有可能会发生，但在英国人的眼中它是不可能被接受的，因为它意味着沦为附庸，而且除了保守党人之外，和另一个国家合并在每个人看来都是在政治上开倒车之举。 即使这些可能性中的一种成真，或几种可能性组合在一起发生，那也得是很久以后的事情，而偿还债务的需要非常紧迫。因此，工党政府的领导人只能以英国在短期的未来必须自力更生为前提去制订计划。他们在努力促成欧洲共同体的成立。他们希望并且相信当共同体成立时，各个自治领都会拥护它，而且他们决心——事实上，是他们被迫——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但他们的短期目标一定是让英国做到出口和进口的平衡。他们得依靠破旧的工业设备做到这一点，而海外领地要求驻军，因此吸纳了大量的人力，而且工人阶级疲惫不堪，伙食又不好——他们打了那场战争，并在大选时投票，就是希望情况会有所改善。 1945年时，大约有一半的选票投给了工党。我相信，这些人当中的大部分投票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是夸张的说法。他们投票是为了实现完全就业、有更丰厚的养老金、提升受教育的年龄、更大的社会和经济平等以及全方位的民主。政府希望这么做，它承担不起令其支持者失望的代价，因此必须兼顾基础设施重建的紧迫改革使得经济重建工作变得更加困难了。比方说，工党政府不可能不将房屋重建列为当务之急，因为房屋是必须要有的，但这意味着减少能够用于工业建设的劳动力和物资。向国有制的转变本身并不是什么振奋人心的过程——在人们的心目中，工党代表了工作时间缩短，医疗服务和托儿服务免费，学生有免费奶喝等等，而不是社会主义。 不幸的是，由于一切物资都极度紧缺，要在物质层面上改善人们的生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比起三年前，英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或许变差了。住房情况极其恶劣，食物虽然不至于分量不足，但吃起来寡然无味。香烟、啤酒和没有限量供应的食物比如蔬菜都贵得离奇。衣服的限量供应条件越来越差，因为它的后果是逐渐积累的。我们正处于过渡时期，这是所有左翼政党掌权时等候着他们的情况，而它总是让人觉得痛苦而惊讶，因为事先几乎没有对它进行深入的探讨。大体上，左翼政党许下改善物质条件的承诺而召集起追随者，但当考验的时刻来临时，结果总是那些承诺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必须经过长期的自我否定的斗争，在这个过程中，普通人的生活条件要比一开始时更加糟糕。而正因为他的生活变糟了，他就会表示拒绝，或者说，没办法去作出别人要求他的努力。这一点可以拿英国煤矿业的挣扎作为一个典型的例子。 英国的矿业必须实现国有化，因为没有别的方式能对它们进行资产重组，让它们实现现代化。与此同时，国有化并不能立竿见影。关于英国煤矿的基本情况是，它们年久失修，而且里面的工作环境不堪忍受，不直接施压或遭受失业威胁的话几乎不可能雇佣到足够的劳动力以维持煤矿的运作。自从战争结束后，我们所需要的矿工数目有大约五万人的短缺，结果就是，我们只能艰难地生产出勉强足够自用的煤炭，而要再产出一千五百万吨煤炭用于出口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目标。当然，这些煤矿或许将会实现现代化，但这个过程将耗时数年之久，而与此同时，为了制造或购买需要的机器，我们对煤炭的需求将会更大。 同样的情况普遍存在于整个工业界，只是问题没有那么突出而已。而且，当人们已经很疲惫的时候，通过经济刺激让他们更加努力工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对工资进行平均分配，劳动力就会从那些不招人待见的工作转移出去。如果给那些工作安排高工资的话，旷工现象就会增加，因为每星期只上三四天班的话就足以维持生计。过去几年来，除了个人旷工之外，还有不计其数的停工和非正式的罢工，或许疲惫和经济上的不满都是其中的原因。确实，由于行业纠纷而导致的时间损失比起1914年至1918年那场战争之后紧接的那几年的时间损失算不了什么，但它们有一点重要的区别：那时候的罢工取得成功能给工人阶级带来切实的好处。而今天，主要的问题是如何生产出勉强足够的商品，罢工是对所有人的打击，包括对罢工者本身，而它的后果就是物价飞涨。 在我们目前所遇到的困难下面有两个事实，是社会主义运动总是想要忽略的。一个事实是，有些必须去做的工作不加以强制的话是不可能完成的。因此，当你实现了完全就业，你就不得不通过强制劳动去完成某些比较肮脏的工作。（当然，你可以给它起一个听起来比较顺耳的名字。）另外一个事实我已经提起过：英国极度贫困——目前根本不可能提高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准，或许甚至要维持当前的水准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不知道我们目前的经济问题能不能得以解决。抛开与苏联交战的危险不说，短期内它取决于马歇尔计划的成功，而长期来看取决于西欧共同体能否成立或英国能否在市场争夺中取得优势地位。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再也没办法回到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那时候的优势地位。除非英国的社会主义者掌握大权，并面对艰难的事实，否则他们不会承认他们想要更平均分配的国民收入有一部分是剥削殖民地得来的。长久以来，我们的产出一直比消费少（自从1913年以来我们就一直处于入超的状态），但我们拥有廉价原材料，而且在我们的那些殖民地或能以军事武力慑服的国家拥有可靠的市场。 这种情况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有许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英国人民自身的帝国主义情结的衰微。在这里你会看到社会主义运动未曾得到解决的核心矛盾。社会主义是在工业化的西方国家里兴起的信念，对白人无产阶级来说，它意味着更好的物质条件，同时也意味着受剥削的有色人种的解放。但这两个目标是不可调和的，至少暂时是这样。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们从未提到过这个问题，或从来没有大声地讨论过这个问题，现在他们为自己的怯懦付出了代价。由于人们并不了解基本的经济情况，事实上不可避免的困难似乎是因为社会的不公没有改变而引起的。乡村别墅和豪华酒店里仍然住满了有钱人，你会忍不住幻想要是把他们统统消灭的话，每个人都可以享受到用之不尽的物质财富。事实上，我们现在比以前更加贫穷，这种情况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收入的重新分配并不能在本质上改变这种情况，但人们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因此他们的士气受到了打击。 工党政府的公关工作很失败，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他们已经在进行宣传，特别是在上几个月，但他们还没有采取系统化的做法，每天告诉公众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和个中原因，而之前他们也没有意识到需要这么做。政府的做事方法就是让人们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以为情况好得很，然后突然间在墙上张贴告示，上面写着最让人胆战心惊的标语：“不工作就挨穷。”房屋紧缺、燃料紧缺、面包限量供应和波兰移民让人们怨气冲天，而如果之前就把一切事实解释清楚的话，情况并不会这么糟糕。政府在海外对英国的“推销”也做得不怎么成功，从我们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行动遭到世界各国的指责这件事就可以看出来，而与印度达成和解这个更加重要的问题却几乎没有人关注。 就英国内部的宣传工作而言，政府面临着两大难题。一个难题是它没有宣传的喉舌。除了《先驱报》这份日报之外，英国的出版业有的被保守党控制，还有几份报纸被左翼人士控制，但他们对工党政府的同情并不十分可靠。另一方面，英国广播公司是一个半独立的团体，在国内政治问题上恪守中立，只能作为官方宣传的有限渠道。政府所面对的另一个困难是它与敌人结成了联合政府，因此没有机会表明自己的立场。 在战前，多年来坚定不移的宣传工作让工党赢得了绝大多数体力工人和一部分中产阶级人士的支持，但那是过时的社会主义宣传，大部分内容与战后的情形无关：英国沦为积弱积贫的国家，德国和日本被征服，俄国成为敌人，美国成为活跃的世界霸主。在那段更让人感到绝望的战争时期，工党没有能力宣布自己是独立的政党，但我认为它在战争明确无疑将以胜利告终时没有立刻终止联合执政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接着大选到来，情况非常仓促。工党积极拉票，承诺会实现海外和平和国内繁荣，在当时的情况下它必须这么做。 如果它在当时更加诚实，它会解释接下来将是非常艰难的时期，而由于通往社会主义的第一步必须迈出，情况会更加艰难。它还应该解释与轴心国的热战结束只是意味着和苏联的冷战开始。每一个工党候选人都在说：“工党将和俄国更好地相处。”这就等于在说“一个新教的政府将和梵蒂冈更好地相处”。但群众在投票时并没有了解到自1943年以来就很明显的事实：俄国满怀敌意，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与此同时，工党必须赢得大选。工党之所以获胜，一部分程度上是因为它许下了无法实现的承诺。很难去责备它做出这种事情，但群众对左倾政策和亲俄政策之间关系的疑惑原本可能会造成可怕的后果，它们之所以没有发生纯属幸运而不是依靠英明的领导。如果在战时出现的亲俄情绪一直持续下去的话，人们会认为英国正与苏联进行一场似乎没有意义的争执，还保留着庞大而昂贵的军队，这或许将导致工党运动自上而下的分裂。因为那样的话，或许就会有人似是而非地说，我们的艰难情况是由于美国迫使我们奉行反共政策而导致的。当然，那些共产党员和秘密党员就在这么说，但并没有取得意料中的成功，因为亲俄情绪冷却下去了，但不是因为工党的宣传，而是因为俄国政府自己的所作所为。当然，如果我们出于某个琐碎的理由而面临开战的话，公众可能会突然爆发反感情绪。 上面我所列举的所有困难——艰难甚至绝望的经济局势、选举前承诺的拉锯战和必要的重建工作、以旷工和不必要的罢工作为表达方式的疲惫和失望、对管制和重税越来越不满的小商人和中产阶级人士的敌意——尽管遇到这些困难，工党政府的地位依然很牢固。离下次大选还有两年，在此之前可能会发生灾难性的事情，但假如当前的情况一直继续下去的话，我不相信工党会下台 (2) 。目前，虽然它有敌人，但它没有意识形态上的对手。它的敌人有保守党政敌，但它的思想腐朽不堪，只有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在发牢骚，还有左翼政党、共产党、“秘密党员”和或许会追随他们的心怀不满的工党支持者。这些人尝试过分裂工党运动，但以失败告终，因为他们将自己与咄咄逼人的外国势力联系在一起，而在内政事务上，他们的政策与工党的政策其实大同小异。 你必须记住，工党和保守党代表了绝大多数的人民，除非他们自乱阵脚，否则很难有另一个大党崛起。共产党人可能会利用“渗透”的方式兴风作浪，但在公开的竞争中他们根本没有希望获胜。法西斯群体更加没有获胜的希望。莫斯利再度活跃起来，过去一两年来反犹主义又开始冒头，但现在用不着担心大规模的法西斯运动的兴起，因为旧的政党不分裂的话，它是不可能召集起党员的。工党在选举中唯一要担心的对手是保守党，但他们并没有高歌猛进的迹象。确实，他们在地区政府的选举上抢得了许多席位，或许是因为那些并不在意投票的群众，特别是妇女，想要对像土豆限量供应这类不受待见的管制发泄怒火。但在议会选举的层面，工党没有失去自1945年赢得的每一个议席。对于一个执政三年的政党来说，这是前所未见的事情。保守党要在大选中获胜只能靠席卷“浮动选票”（中产阶级和白领工人）以及1945年投给自由党的那两百万张选票。大部分体力工人不会再投票给保守党，在他们的心目中，它和阶级特权与失业联系在一起。 如果保守党人重掌大权，那将会是一场灾难，因为他们会遵循与工党政府差不多的政策，但没有关键人物所拥有的自信。只要工党权力牢固，或许连任上几届，我们至少有可能和平实现必要的改变。无疑，英国将会存在下去，而且不会有大规模的饥荒发生。问题是，我们能不能继续以民主国家的身份存在下去，能不能有正派的社会氛围与政治行为。接下来会有一段相当漫长的时间，除非出现社会崩溃和大规模失业，主要的问题将会是激励人们更加努力地工作。我们能不能不需要采取强迫劳动、恐怖手段和秘密警察就做到这一点呢？迄今为止，虽然比弗布鲁克的报刊 (3) 在大发牢骚，政府对个人自由并没有过度侵犯。它很少动用它的权力，也没有进行所谓的政治迫害。但那是因为决定性的一刻还没有到来。 其它国家，特别是法国，面临着和英国大致同样的情况。或许，所有的国家迟早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左翼政府只会在艰难时期掌权，他们的第一任务总是让疲惫和失望的民众更加努力地工作。就英国而言，你能说的就是英国人民非常耐心，非常有纪律，而且愿意忍受任何事情，只要他们能看到承受这些事情的理由。最迫切的需要是让政府运用比以前更加明智的方式进行基本的解释工作，让一直认为战后一切会更好的群众能够理解为什么他们必须多忍受几年的加班和辛劳，而除了社会平等的提高之外，并没有别的直接补偿。 然而，工党政府的成立并没有给英国的思想氛围带来什么不同。它对商人和体力工人的影响大于对自由专业人士的影响（除了医生之外）。那些左翼知识分子的不满和多疑态度几乎没有改变。这些人的思想在《新政治家报》，《论坛报》和拉斯基、科尔和克罗斯曼的宣传作品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当然，他们都支持工党——事实上，他们当中有些人和工党有组织上的联系——但他们总是对它很不耐烦，而且总是对它的外交政策不予认同。流行的态度总是将工党看成一部机器，得去推它才能运作得更快，并怀疑它的领袖虽然没有真的变节通敌，却想要延缓改变的速度，尽可能地保持社会结构的完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仍然习惯性地谈论“大英帝国”和“英国统治阶级”，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仍然是丘吉尔和他的同伙在统治着这个国家。工党的声望很低，一个迹象就是除了《论坛报》这个政府可靠的支持者之外，没有一份周报或月报为它撑腰。 要解释这一态度，还有为什么当工党掌权后它并没有改变，你必须记住几件事情。一件事情是麦克唐纳 (4) 和他的团伙在1931年的背叛 (5) 留下了惨痛的创伤，让人下意识觉得工党政府的本质很软弱，而且有可能背信弃义。另一件事情是，工党本质上是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是有工会组织的产业工人的喉舌，而社会主义的理论家大部分是中产阶级出身。工党有自己的政策，但没有能与马克思主义抗衡的明确的意识形态。它存在的意义在于为打工者争取更好的条件，与此同时，它有讲究伦理的半宗教的传统，归根结底是福音派清教徒主义，不被那些接受了欧洲大陆的影响的知识分子所接受。观念的差异大致体现于对英国外部事物的态度。在战前那几年，几乎没有例外，工党只有中产阶级的支持者对国外与法西斯主义的斗争感兴趣，而如今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也出现了同样的分裂。关心这个问题的工人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并不反对贝文，而几乎所有的左翼知识分子都强烈表示反对。这并不是政策上的区别，而是主观情绪上的区别。没有几个人能够告诉你我们的巴勒斯坦政策是什么或曾经是什么（假如说我们曾经有过这一政策的话），更没有几个人能够告诉你这个政策应该是怎样的。但是，对于犹太难民的惨状，对犹太复国主义者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对英国士兵被恐怖主义者炸得粉身碎骨的惨状，或许不同的人会根据阶级背景的不同而有不一样的观感。 在战争期间以及战争之后出现了新一代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声音更加响亮，而且在思想上反对社会主义——或者说，反对中央集权主义、计划经济、劳动指挥和强制军事服役，并且反对国家对个人的干预。这一思想表现在无政府主义、和平主义和个人主义等运动中。此外还有小规模的民族主义运动（威尔士和苏格兰），近年来它逐渐普及，并有同样的抵制中央集权的倾向。大部分年轻一代的作家似乎都对政府怀有敌意，以相同的口吻指责它滥权反动。 有很多人在疾呼个人自由的衰亡，以及作家、画家和科学家将沦为御用文人的趋势。这在一部分程度上是正确的，但要责备的并不是工党。过去十几年来实际发生的事情是，即使不是所有的艺术家，至少作家的经济处境一直在恶化，他们不得不仰仗政府和像英国广播公司这样的半官方团体的施舍以谋生。这场战争加速了这个过程，而本届政府只是延续了从前任政府那里继续下来的传统。工党并没有制订任何文学或艺术政策。它的领袖是务实派，他们不想和艺术家们做朋友，也不想以极权主义的方式“协调”他们。近来越来越严格的就业规定确实蕴含着对所有知识分子的潜在威胁，因为理论上它能够为不成功的作家或画家安排“有贡献的”工作。但是，这种事情在现实中是不会发生的。对于那些真正在意文学或艺术的人来说，宁死不食嗟来之食的权力似乎与纯粹的资本主义体制一样不可动摇。 (1) 1948年10月刊于《评论》。 (2) 从1951年至1964年，英国保守党连续三届赢得大选。 (3) 比弗布鲁克爵士掌控的右翼报纸包括《每日快报》、《标准晚报》和《星期天快报》。 (4) 詹姆斯·拉姆西·麦克唐纳（James Ramsay MacDonald, 1866—1937），英国工党政治家，英国首位工党首相，于1929—1931、1931—1935年组阁。 (5) 1931年，麦克唐纳与保守党和自由党组建联合执政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