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杂文全集（上） 英国的反犹主义 (1) 英国已知的犹太人大概有四十万，而且从1934年开始，还有数千名或数万名犹太难民来到这个国家。犹太人口几乎完全集中在六七个大城镇里，大多数人从事餐饮、服饰和家具生意。有几间垄断公司如帝国化学工业公司，一两份发行量领先的报纸和至少一家大型连锁超市由犹太人掌控，或部分程度上由犹太人掌控，但要说英国的商业生活被犹太人主宰根本不靠谱。恰恰相反，犹太人似乎无法跟上大规模商业兼并的现代趋势，一直固守着那些旧式手法经营的小打小闹的行业。 任何了解情况的人都已经知道这些背景事实了，我以它们作为开始，目的是强调英国没有真正的犹太人“问题”。犹太人的数目并不多，也没有掌握权力，只是在所谓的“知识分子圈子”里才有些许影响。但大体上人们承认反犹主义正在兴起，而且这场战争使得情况急剧恶化，就连开明的人道主义者也概莫能免。它的形式并不激烈（几乎所有英国人都很斯文，而且奉公守法），但它的本质非常邪恶，而且如果情况合适的话，可能会产生政治后果。下面是过去一两年我所听到的几则反犹主义言论的例子： 中年政府雇员：“我通常是乘巴士上班。这样久一些，但如今我不想从戈登·格林站搭地铁了。那条线路有太多‘上帝的选民’搭乘了。” 女烟民：“不，我没有火柴给你借火。我会去街那头找那个女人借火。她总是有火柴，‘上帝的选民’中的一员，你懂的。” 年轻的知识分子，共产党员或共产党同情者：“不，我不喜欢犹太人。我从来不隐瞒这一点。我受不了他们。当然， 提醒你一句，我可不是反犹主义者。” 中产阶级女人：“嗯，没有人说我是反犹主义者，但我觉得这些犹太人的行事实在是太惹人嫌了，老是插队推搡什么的。他们自私透顶。我觉得他们是自作孽不可活。” 牛奶派发员：“犹太人和英国人可不一样，他们不干活。他们聪明得很。我们靠这个工作 （ 弓起他的二头肌 ） 。他们靠那个工作 （ 敲了敲他的额头 ） 。” 注册会计师，有思想，潜在的左翼人士：“这些该死的犹太佬都是亲德派。如果纳粹分子杀过来，他们明天就会改变立场。我干这一行看过很多他们这类人。他们打心眼里崇拜希特勒。谁踢他们一脚，他们就会去巴结奉承。” 一位知性女士，有人请她写一本描写反犹主义和德国人暴行的书：“别跟我提这个，请别跟我提这个。这只会让我更加痛恨犹太人。” 我能写上好几页类似的言论，但这些就足够了。它们当中有两个事实。其一——这一点非常重要，而且我待会儿必须回到这一点——是人们的思想到了一定的水平，他们就会因为有反犹主义思想而感到羞愧，会小心翼翼地在“反犹主义”和“讨厌犹太人”之间划清界限。其二是，反犹主义是非理性的事物。犹太人被指责有某些特定的罪行（比方说，在排队领食物时行为不端），人们一提就会义愤填膺，但显然这些指责只是将某些深深扎根的偏见加以理性化而已。要用事实和统计数据予以驳斥是没有意义的，有时候或许比没有意义更加糟糕。就像上面引用的那些话所表明的，人们可以保持反犹思想，至少不喜欢犹太人，而又清楚地知道他们的看法根本站不住脚。如果你不喜欢某个人，你就是不喜欢他，事情就是这样——反复强调他的美德并不能改善你的观感。 而这场战争恰恰助长了反犹思想，甚至在许多群众的眼中，赋予了它以一定的正当性。首先，你可以很肯定地说，同盟国的胜利将使犹太人这个民族获益。于是就有了“这是一场犹太人的战争”这个似是而非的说法，而由于犹太人为战争出的力没有得到公平的承认，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大英帝国是一个成分复杂的庞大组织，在很大程度上由共识凝聚在一起，总是得以伤害更忠心的人为代价去讨好那些不是很可靠的人。报道犹太士兵的英勇奋战，甚至承认在中东地区有一定规模的犹太人军队的存在，会引起南非、阿拉伯国家和其它地方的不满。不去理会整件事情，让街头的群众继续认为犹太人很精明，老是逃避兵役会比较容易。而且，人们发现犹太人总是从事那些在战时不受平民待见的行业。犹太人总是在贩卖食物、衣服、家具和烟草——而正是这些商品总是陷入长期短缺，因此有了哄抬物价、黑市交易和徇私枉法。还有，犹太人总是被指责在空袭时表现怯懦，而1940年的大轰炸给这种说法平添了几分可信色彩。实际上，怀特查佩尔的犹太人区是遭受轰炸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结果自然就是，犹太人难民遍布整个伦敦。如果你只是根据这些战时的现象进行判断，你会很容易地以为反犹主义是半理性的事情，建立在错误的前提之上。自然而然地，那些反犹分子自认为是理性的人。每当我在新闻报道上触及这个时，我总是有一种强烈的“旧事重来”的感觉，总是有一些信件是那些通情达理的中产阶级人士所写的——比方说，医生——他们并没有蒙受经济上的委屈。这些人总是说（就像希特勒在《我的奋斗》里所说的那样），他们刚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反对犹太人的偏见，但看到那些事实，他们是被逼着产生了反犹思想的。但是，反犹主义的一个特征就是相信那些不可能真有其事的故事的能力。1942年发生在伦敦的那桩奇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时有一群人被附近的炸弹爆炸吓得躲进了一个地铁站的入口，结果有一百多人被踩踏至死。就在同一天，整个伦敦都在复述“犹太人是罪魁祸首”这个传闻。显然，如果人们能够相信这种事情，你再跟他们争执下去也没有用。唯一有意义的做法就是找出为什么他们能够在某一个特定的问题上接受荒谬的看法，而在其它问题上保持理性。 但是，现在让我回到前面我提到过的那个问题上——大家都知道反犹情绪的传播很广泛，却又不愿意承认自己也有反犹情绪。在受过教育的人中，反犹主义被认为是不可饶恕的罪恶，与其它类型的种族歧视很不一样。人们费尽心力地表现自己没有反犹思想。因此，1943年，圣约翰林的一间犹太教堂为波兰的犹太人举行了一场代祷仪式。当地的官员说他们很想参加，当地的市长盛装打扮，所有的教会都派出了代表，还有英国皇家空军的分遣队、国民自卫队、护士、童子军和其他人士出席了这场仪式。表面上这是一个很令人感动的、与那些受尽苦难的犹太人团结一致的示范行动。但是，它的本质是人们刻意为之的展示体面的行动，那些人在许多情况下的主观情感其实根本不是这样。伦敦的那个区有一部分人是犹太人，反犹主义在那里很普遍，我很清楚犹太教堂里坐在我身边的几个人就有反犹思想。事实上，我所属的国民自卫队的连长在代祷仪式开始之前就特别热情，说我们应该“做场好戏”。他以前是莫斯利的黑衫军的一员。只要这种感情上的分歧一直存在，容忍大规模的对犹太人施加的暴力——以及，更重要的是，反犹立法——在英国就是不可能实现的。事实上，现在反犹主义不可能是体面的事情，但这并不像它看上去的那样是什么好事。 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的一个后果就是，没有办法对反犹主义进行严肃的研究。一两年前，《大众观察》曾在英国进行了一次仓促的调查，但即使对这个问题进行过其它调查，其结果也会被严格保密。与此同时，有思想的人士都在有意识地打压任何可能会伤害犹太人感情的事情。1934年后，关于犹太人的笑话像变魔术那样从明信片、报刊和音乐厅中消失了，在长篇小说或短篇小说里加入不受待见的犹太人角色被认为是反犹主义的体现。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那些开明人士也认为接受犹太人的要求是礼节上的需要 (2) ，而不去考虑阿拉伯人的要求——这个决定或许本身是正确的，但作出这一决定主要是因为犹太人遭受厄运，人们觉得不应该去批评他们。因此，由于希特勒的缘故，现在搞得要对报刊进行内容审查，要对犹太人进行支持，而私人的反犹情绪却在滋长，甚至连思想敏锐的知识分子也无法避免。在1940年监禁难民时，这种情况特别明显。自然而然地，每一个有思想的人都觉得他的责任就是抗议大规模地监禁那些不幸的外国人，他们当中大部分人是因为与希特勒为敌才流落到英国的。但是，私底下，你听到决然迥异的情感表达出来。有一小部分难民行事非常不智，对他们的反感一定带有反犹主义的暗流，因为他们大部分是犹太人。工党里的一个显赫人物——我不会说出他的名字，但他是英国最受尊敬的人物之一——曾非常激动地对我说：“我们从来没有叫这些人来这个国家。如果他们选择到这里来，他们就得承担后果。”但这个男人一定会签署宣言反对监禁外国人。认为反犹主义是不体面的罪恶，认为一个文明人不应该有反犹主义情绪并不是种科学的思维方式。事实上，许多人会承认他们不敢对这个问题作过多探究。也就是说，他们不敢发现不仅反犹主义正在传播，而且他们自己也被传染了。 要明白这一点，你必须回望几十年，那时候希特勒只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失业画匠。你会发现，虽然反犹主义如今非常明显，但比起三十年前，现在英国的反犹主义或许没有那么兴盛。确实，深思熟虑之后从人种或宗教的角度推行反犹主义从未在英国兴盛过。英国人从未很反对与犹太人通婚或反对犹太人担任公共生活的重要职位。但是，三十年前，犹太人是取笑的对象——虽然他们智力过人，却“于德有亏”，这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事情。理论上，没有法律在约束犹太人，但事实上他们被禁止从事某些职业。比方说，他们不能担任海军军官，也没办法加入军队中的“精锐”师团。在公学里，犹太男孩几乎都过得很不开心。当然，如果他长得很迷人或很有运动天赋的话，这能淡化他的犹太血统，但它就像口吃或胎记一样是先天的缺陷。有钱的犹太人会以英国贵族的名字或苏格兰名字作为掩饰，而对于普通人来说，他们这么做是很自然的事情，就像一个罪犯在有可能的情况下会改名换姓一样。大约二十年前，在仰光，我和一个朋友去搭出租车，这时一个肤色白皙、衣衫褴褛的小男孩朝我们跑来，开始讲述一个内情复杂的故事，说他是从科伦坡乘船来的，需要讨钱回去。他的举止和样貌很难“界定”，于是我问他： “你的英语说得很好。你是哪国人？” 他以浓重的口音热切地回答道：“俺是犹太人，先生！” 我记得我转身对我的同伴以半开玩笑的口吻说道：“他公开承认这一点哦。”在此之前我所认识的所有犹太人都耻于是犹太人，或不愿意谈及自己的祖籍。如果他们被迫要谈起这件事，他们会用“希伯来人”这个词。 工人阶级的态度也好不到哪里去。那些在怀特查佩尔长大的犹太人认为如果自己闯进附近基督徒居住的贫民窟的话，遭到欺负或至少被嘲笑作嘘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歌舞厅和幽默画报的“犹太人玩笑” (3) 几乎都不怀好意。文学里面也有欺负犹太人的情况，在贝洛克、切斯特顿和他们的同行手里达到几乎和欧洲大陆的文学作品一样尖酸刻薄的程度。有时候非天主教徒的作家也是一样，只是手法要温柔一些。自乔叟以降，英国文学带着明显的反犹主义色彩，我不用起身去翻阅书籍就能想起现在会被指责为反犹主义作品的篇章。那些作家包括莎士比亚、斯摩莱特、萨克雷、萧伯纳、赫伯特·乔治·威尔斯、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奥尔德斯·赫胥黎和众多其他作家。我当下能想到的在希特勒之前明确地维护犹太人的英国作家只有狄更斯和查尔斯·里德。无论知识分子群体有多么不认可贝洛克和切斯特顿的看法，他们并没有明确地表示反对。切斯特顿总是在嘲笑犹太人，将最浮夸浅薄的文字写进故事和短文中，但从来没有惹上麻烦——事实上，切斯特顿是英国文坛最受尊敬的作家之一。现在如果有人像他那样写作的话，一定会让自己备受谴责，甚至可能根本没办法出版自己的作品。 就像我所说的，如果针对犹太人的偏见已经在英国广泛传播，那就没有理由认为希特勒真的将它消灭了。他只是将两类人划清界限，一类人有政治意识，意识到现在不是朝犹太人扔石头的合适时候；另一类人缺乏政治意识，他们的反犹思想受战争紧张情绪的影响而进一步加深。因此，你可以认为，许多人宁死都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内心深处有反犹主义。我已经说过，我相信反犹主义的本质是一种神经官能症，但它当然有其合理化的一面，被虔诚地信奉，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真实的。群众所作出的合理化的解释是：犹太人都是剥削者。这一观感在部分程度上是正当的，英国的犹太人通常都是小生意人——也就是说，他们的剥削行为比起那些比方说从事银行或保险公司的斯文人更加明显，也更加容易理解。在思想水平更高的层面，对反犹主义的合理化解释是，犹太人散布不满和败坏国民的士气。而这在表面上似乎也是有道理的。过去二十五年来，那些所谓的“知识分子”所做的事情大部分是有害的。我认为，如果那些“知识分子”干得更彻底一些的话，英国在1940年就宣告投降了，这么说并不夸张。但那些心怀不满的知识分子不可避免地包括了数目众多的犹太人。说犹太人是我们的本土文化和民族道德的敌人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仔细地对它进行分析，这一说法是在胡说八道，但总是有几个地位显赫的人物支持这种说法。由左翼书社这样的组织所展现的那种肤浅的左翼主义曾一度风靡十载，但在过去几年来这种思潮遭到了反击。这一反击（例如，参阅阿诺德·伦恩 (4) 的《善良的大猩猩》或伊夫林·沃 (5) 的《竖起更多的旗帜》）带有反犹主义色彩，如果这一主题的危险程度不是那么明显的话，或许它会更加突出。巧合的是，过去几十年来，英国没有值得在意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但英国思想层面的民族主义或许能得以复兴，如果英国因为目前这场战争而元气大伤的话。1950年的年轻知识分子或许会像1914年的那些知识分子一样怀着天真的爱国之情。那样一来，切斯特顿和贝洛克试图引入这个国家的像法国德雷福斯案 (6) 那样的反犹思想或许将会获得立足之地。 关于反犹主义的起源我并没有确凿而严密的理论。目前有两种解释，一种归因于经济，另一种则认为是中世纪的残余，但我认为都不能令人满意。不过我承认如果你将它们结合起来的话，能够对事实作出解释。我有信心说出的是，反犹主义是民族主义这个更宏大的问题的一部分，而对于民族主义还没有进行过严肃的探究，犹太人显然是替罪羊，但至于为了什么而当替罪羊我们还不知道。在这篇文章里，我所依靠的几乎是我自己有限的经验，或许我的每一个结论都会遭到其他观察者的反对。事实上，关于这个问题几乎没有资料，但我认为有必要对我自己的看法进行如下总结： 英国的反犹主义要比我们愿意承认的更加强烈，而这场战争让情况变得更加严重，但如果以十年而不是一年为单位，无法肯定它是否比以前更加严重。 目前它不会走到公开迫害的地步，但它使得人们对其它国家犹太人所遭受的苦难麻木不仁。 它在本质上是非理性的，无法靠争辩加以说服。 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导致反犹主义的隐匿，因此使得整个问题变得模糊不清。 这个问题需要进行严肃的调查。 只有最后一点值得进行拓展。要科学地研究任何问题，你必须有超脱的态度，而当事关你自己的利益或情感时，显然要做到这一点会更加困难。许多人能够对海胆或2的开方做到客观，但当事关他们自己的收入来源时，就会陷入精神分裂。有一点戕害了所有关于反犹主义的作品，那就是作家认为自己不受反犹主义的侵袭这一想法。他会争辩说：“因为反犹主义是非理性的，因此我可不受反犹主义的影响。”因此，他无法在可以找到可靠证据的地方展开调查——那就是他自己的思想。 我认为民族主义这种疾病如今已经广为流传。反犹主义只是民族主义的一个体现，并不是每个人都染上了这一特殊形式的疾病。比方说，一个犹太人就没有反犹主义，但在我看来，许多持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人只是将反犹思想颠倒过来，就像许多印度人和黑人以颠倒的形式展现出肤色歧视一样。问题是，现代文明缺少某种心理上的维他命，结果我们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这个无稽之谈的影响，无来由地相信有些民族或有些国家就是好人或就是坏人。我敢保证，任何现代知识分子只要诚实而深入地研究自己的思想，都会找到某种民族主义式的忠诚和仇恨。身为知识分子，他能够感受到某些东西牵动了他的情感，却又能冷静地看待它们。因此，可以看到，任何研究反犹主义的起点不应该是：“为什么别人会被这个显然是非理性的信念所吸引？”而是：“为什么我会被反犹主义所吸引？我为什么会认为它是对的？”如果你问出这个问题，至少你会发现自己的非理性之处，有可能找到它的根源。应该对反犹主义进行调查——我不是说由那些反犹分子进行调查，而是由那些知道自己并不对这种情感免疫的人进行调查。当希特勒销声匿迹时，对这个问题进行真正的探究将成为可能。或许最好不要一开始就去斥责反犹主义，而是找出它在你自己的思想或别人的思想中所有的正当之处。这样的话，你或许就会找到一些线索，能够顺着它们追溯到它的精神根源。但我不相信在根治民族主义这个更大的疾病之前能够根治反犹主义。 (1) 刊于1945年4月《当代犹太人记录》。 (2) 原文是法文：de rigueur。 (3) 原注：将“犹太人玩笑”和歌舞厅的其它后备节目——在表面上和它相似的“苏格兰人玩笑”进行比较是一件有趣的事情。有时候他们会讲述一个故事（比方说，某个犹太人和某个苏格兰人一起走进一间酒吧，两人都渴得要命），将这两个民族的人等同齐观，但大体上，犹太人只是狡猾而贪婪，而苏格兰人还有孔武有力这个特征。比方说，有一个故事，讲述犹太人和苏格兰人一起去听说是免费招待的聚会。不幸的是，大家要凑份子，为了逃避掏钱，那个犹太人晕倒了，那个苏格兰人把他扛了出来。在这里，苏格兰人扮演了扛起犹太人的大力士的角色，如果将两个人的角色进行调转，会让人觉得有点奇怪。 (4) 阿诺德·亨利·莫尔·伦恩（Arnold Henry Moore Lunn, 1888—1974），英国登山家和作家，曾对天主教的教义提出批评，后皈依天主教，并撰书为其辩护。 (5) 亚瑟·伊夫林·圣约翰·沃（Arthur Evelyn St. John Waugh, 1903—1966），英国作家，代表作有《荣誉之剑》三部曲、《一掬尘土》等。 (6) 德雷福斯案（the Dreyfus Case），指1894年拥有犹太人血统的法国炮兵上尉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被指控与德国勾结出卖军事情报。1906年因为指控没有证据，德雷福斯无罪释放，继续在法国军队服役，直至一战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