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 西欧 两方茶语 这两天伙伴们驱车北行，我独居曼彻斯特，需要自己安排吃喝，于是想起了英国人在这方面的习性。 在吃的方面，意大利有很好的海鲜，德国有做得不错的肉食，法国是全方位的讲究，而英国则有点平淡。英国菜的最大弊病，是单调。 记得很多年前在香港大学讲课，住在柏立基学院。这是一处接待各国客座教授的住所，有一个餐厅。当时香港大学完全是英国做派，正巧那学期客座教授也以英国教授为主，我就在那个餐厅里领略了英国式的吃。 每次用餐，教授们聚坐一桌，客气寒暄，彬彬有礼，轻轻笑语，杯盏无声，总之，气氛很好。但我毕竟俗气，从第二顿开始就奇怪菜式为何基本重复。以后天天重复，到第四天，我坚持不下去了。 我很想从那些教授之中找到一个共鸣者，但每天阅读他们的脸色眼神，半点痕迹都找不到，一口口吃得那么优雅而快乐，吃着每天一样的东西。我看他们久了，他们朝我点头，依然是客气寒暄，彬彬有礼，轻轻笑语，杯盏无声。 我终于找到了管理人员，用最婉和的语气说：“怎么，四天的菜式，没有太大变化？” 那位年老的管理人员和善地对我说：“四天？四十年了，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第二天我就开始到学生食堂用餐。 这件事，让我惊讶的，是英国教授优雅快乐的表情。 因为我看出来了，四十年不变，正是这种表情诱导的结果。 这次来英国后，我们已经吃过好几次英国菜，确实说不上什么，于是仍然去找中餐馆。 事事精细的英国，对于如此重要的吃，为何不太在乎？ 他们比较在乎喝。 但这也是三百年来的事。在十七世纪中期之前，当咖啡还没有从阿拉伯引进，茶叶还没有从中国运来，他们有什么可喝呢？想想也是够可怜的。 据记载，英国从十七世纪中期开始从中国进口茶叶，数量很少。但一百年后，就年进口两千多吨了，再加上走私的七千多吨，年耗已达万吨。到十九世纪，他们对茶叶的需要已经到了难于控制的地步，以至只能用鸦片来平衡白银的进出。后来他们又试验在自己的属地印度种茶而成功，去年冬天我到印度大吉岭和尼泊尔，就看到处处都卖当地茶，便是那个时候英国人开的头。 英国人在印度、尼泊尔和锡兰种的茶，由于地理气候的独特优势，品质很高，口感醇洌，我很喜欢。现在英国每天消耗茶的大部分，还是来自那里。 相比之下，中国的绿茶清香新鲜，泡起来满杯春意，但加两回水就淡然无味。口感可以延绵较长时间的是乌龙茶，制作最讲究的是台湾。“冻顶乌龙”，听这名字就有一种怪异的诗意。不过这些年我又渐渐觉得，台湾茶的制作有点过度，香味过于浓郁。因此，我渐渐迷上了普洱茶，连我的妻子，也踏遍了云南八大茶山，成了品评普洱的高手。 一位专家告诉我，茶文化最精致的部位最难保存，每每毁于兵荒马乱之中，后来又从解渴的原始起点上重新种植和焙制，不知断了多少回，死了多少回。但是每次复苏后总能把最精致的部位找回，那就是诗意之所在。 英国进口了中国茶，没有进口中国茶的诗意。换言之，他们把中国茶文化的灵魂留下了，没带走。因此同样是茶，规矩的中国喝法与规矩的英国喝法完全是两回事。 当初英国贵族请人喝茶，全由女主人一人掌管，是女主人显示身份、财富及风雅的机会。她神秘地捧出了那个盒子，当众打开，引起大家一阵惊叹。杯盏早就准备好了，招呼仆人上水。但仆人只有提水的份，与茶叶有关的事，都必须由女主人亲自整治。中国泡茶有时把茶叶放在茶壶里，有时则把茶叶分放在每人的茶杯里。英国当时全用茶壶，一次次加水，一次次倾注，一次次道谢，一次次称赞，终于，倾注出来的茶水已经完全无色无味。 到此，事情还没有完。女主人打开茶壶盖，用一个漂亮的金属夹子把喝干净了的茶叶——中国说法也就叫茶渣吧——小心翼翼地夹出来，一点点平均地分给每一位客人。客人们如获至宝，珍惜地把茶渣放在面包片上，涂一点黄油大口吃下。 他们这样喝茶，如果被陆羽他们看到，真会瞠目结舌。既不是中国下层社会的解渴，也不是中国上层社会的诗意，倒成了一种夸张尊贵的仪式，连那茶渣也鸡犬升天。 茶被英国广泛接受之后，渐渐变成一种每日不离的生活方式，再也不是贵族式的深藏密裹了。至今英国人对茶的日消费量，仍是世界之冠。人们已经无法想象如果没有茶，英国人的日子怎么过。 通过茶来作文化比较，可以产生很多有趣的想头。例如：英国从中国引进茶叶才三百多年，却构成了一种最普及的生活方式，而中国人喝茶的历史实在太久了，至今还彻底随意，仍有大量的人群与茶完全无缘，这是为什么？ 在英国很难找到完全不喝茶的人，但在中国到处都是。我在台湾的朋友隐地先生，傍着那么好的台湾茶却坐怀不乱，只喝咖啡。哪天如果咖啡馆里轻轻的音乐与咖啡的风味不谐，他耳朵尖如利刺，立即听出，而且坐立不安，一定要去与经理交涉。那次他知道我爱喝茶而瞒着我到茶叶店买好茶，回来对我的惊讶描述使我确知他是第一次那么近距离地接触茶叶。看着这位年长的华文诗人，我简直难以置信。另一个特例就是这次与我一起考察欧洲的同伴邱志军先生，晚饭前在餐厅只要喝一口那种淡如清水的茶水，只一口，他居然可以整夜兴奋得血脉贲张，毫无睡意，直到旭日东升。 写到这里我笑了，因为又想起一件与茶有关的趣事。四川是中国茶文化的重地，我在那里有一位朋友天天做着与茶有关的社会事务，高朋如云，见多识广，但他的太太对茶却一窍不通。春节那天有四位朋友相约来拜年，沏出四杯茶招待，朋友没喝就告辞了，主人便出门送客。他太太收拾客厅时深为四杯没喝过的好茶可惜，便全部昂脖喝了。但等到喝下才想起，丈夫说过，这茶喝到第三杯才喝出味道，于是照此办理，十二杯下肚。据那位主人后来告诉我，送客回家才片刻时间，只见太太两眼发光，行动不便，当然一夜无眠，只听腹鸣如潮。我笑他夸张，谁知他太太在旁正色告诉我：“这是我第一回也是最后一回喝茶。” 英国人思维自由而生态不自由，说喝下午茶便全民普及，同时同态，鲜有例外；中国人思维不自由而生态自由，管你什么国粹、遗产，诗意、文化，全然不理，各行其是，就连最普及的事情也有大量的民众不参与、不知道。 都柏林 一 横穿英格兰是一大享受。在欧洲，这里的田野风光可以直追奥地利和瑞士，比德国农村放松，比法国农村整齐，更不待说意大利、西班牙这些国家了。 几百公里看下来，未见一处艳俗，未见一处苟且。草坡、树丛、溪谷、泥路，像是天天在整修，又像是从来未曾整修；像是处处要引起人们注意，又像是处处要躲开人们注意。在我看来，这便是田野的绅士风度。绅士优雅而又稍稍有点作态，这儿也是。 一到威尔士地区，绅士风度有点守不住了，丘陵起伏，大海在前。从大岛渡到一个小岛，再从小岛渡到一个更小的岛，那儿有码头，穿海去爱尔兰。 爱尔兰不再是绅士。浑身是质朴的力，满脸是通俗的笑。 二 都柏林的市中心并不热闹，狭窄的街道里却有很多酒吧。年轻人天天晚上挤在一起狂舞畅饮，他们创作和演奏的现代派音乐，在世界各地都有知音。 伙伴们一直疑惑：爱尔兰是一个偏僻岛国，为什么青春生态如此前卫，文化艺术如此新锐？ 我想，文化未必取决于经济，精神未必受控于环境，大鹏未必来自于高山，明月未必伴随着繁星。当年爱尔兰更加冷落，却走出了堂堂萧伯纳、王尔德和叶芝，后两位很有今日酒吧的波俏风情。更出格的是荒诞派戏剧创始人贝克特和《尤利西斯》的作者乔伊斯，石破天惊，山鸣谷应，一度使全世界的前卫文化，几乎弥漫着爱尔兰口音。 三 都柏林的乔治北街三十五号是一幢三层老楼，现在是“乔伊斯中心”。 乔伊斯没有在这个屋子住过。他离开都柏林时二十二岁，境况潦落，留不下什么遗迹。祖上有点财产，但父亲酗酒成性，把家喝穷了，不断变卖家产，又成天搬家逃债，家人散住各处，这个地方是其中之一。 中心的负责人是乔伊斯的外甥，从未见过乔伊斯。他妈妈，也就是乔伊斯的亲妹妹，曾一再悄悄叮嘱：不要多提舅舅，以免影响前程。 这位外甥今年已经七十五岁，红脸白发，气色很好，慈祥友善。他能背诵《尤利西斯》的一些片断，但细问之下，他并不理解这部作品，不知道它究竟好在哪里，为什么会引起全世界的注意。 作为一个纪念中心的主人坦诚表示自己对纪念对象隔膜的，我第一次遇到，因此对他刮目相看。不妨对比一下，世间各种名人博物馆中那些能够滔滔不绝讲解的管理人员虽然也可佩服，但静心一想总觉得不是味道。明明是巨峰沧海，怎么可能被你们如此轻松地概括了？乔伊斯外甥眼中流露出来的那种自己无力读解的羞涩，那种不能回答我们问题时的惶恐，那种对自己舅舅竟然会写下这么多“荒唐”的句子而表现出的尴尬，让我感受到一种文化意义上的真诚。尽管按照一般意义，他算不上一个合格的主人。他没有利用血缘身份和今天的职务，去填埋伟大与庸常之间的距离。他站在大河的彼岸照拂着远去的舅舅，知道自己游不到舅舅所在的对岸。 他反复告诉我的是这样一个事实：爱尔兰不喜欢乔伊斯，乔伊斯也不喜欢爱尔兰；乔伊斯离开都柏林以后很少回来，但所有的作品都以爱尔兰为题材。这几句简单的话让我震动，一个孤独的灵魂与土地的关系竟是那样缠绵。 据我所知，直到晚年，乔伊斯艰难地谋求定居地却故意避开了家乡。有一次叶芝和萧伯纳筹建爱尔兰文学院，诚恳邀请他参加，他也拒绝了。他不想进入与家乡有关的任何派别。 记得我以前在《乡关何处》一文中曾分析过中国文人与家乡的复杂心理关系，相比之下，这位爱尔兰文人显然有着更凄楚的诀别心态。 这幢楼整整装修了十四年，一九九六年才开张，连总统都来参加了开幕式。可见爱尔兰真的想拥抱自己别离多年的游子了，以这幢楼，以那炉炽热的火，以那些好不容易收集到的旧照片。但究竟拥抱到乔伊斯的游魂没有？把握不大。真正可靠的是，拥抱住了世界各国出版的乔伊斯著作的各种版本，以及每年来自近百个国家的参观者。 在二楼阅览室里，埋头工作的研究者坐满了各个角落，使匆忙的参观者们有点惶愧。我轻步在那里逡巡，整理着自己心中对《尤利西斯》的印象。记得写的仅仅是一天的时间，一对夫妇的心理遭遇紧凑而肆洋，真实得难以置信，却又与荷马史诗《奥德赛》构成遥远的平行，于是成为一部现代史诗。 它会使习惯于传统小说的读者不习惯，但一旦有了它，人们也就渐渐对传统小说不习惯起来。 爱尔兰一度拒绝他，也是因为不习惯。而现在，谁也不再习惯一个没有乔伊斯的爱尔兰。 由此可知，习惯是一支魔杖，总是要去驱赶一切创造物。如果赶来赶去赶不走，它就回过头来驱赶创造物的对立面。 记得《尤利西斯》一九一八年在美国报纸连载后就于一九二○年被控上法庭，法庭判乔伊斯败诉，书籍停止发行，罚款五十美元，理由是此书有伤风化，会诱惑很多过于敏感的人。一九三三年第二次上法庭时社会观念已经大变，美国法官这次宣判乔伊斯无罪，为《尤利西斯》恢复名誉，理由是法律不照顾那些时时等待着被诱惑的过于敏感者，法律只考虑正常人。 ——这句判词真让人高兴。历史上许多罪名，是不正常人对于正常人的宣判，而不正常人总会以超强度的道义亢奋，来掩饰自己的毛病。因此，仅仅引进一个“正常人”的概念，便全局点醒。 《尤利西斯》在美国的两度宣判，也说明即使是进入了近代的美国，法律也有一个自我完善的过程。 因此，我觉得乔伊斯对《尤利西斯》有三项贡献：第一，写出了它；第二，让它输在法庭；第三，让它赢在法庭。有此三段论，这个作品不再仅仅是现代文学经典，而且成了文化法律经典。在它之后，世界各地的现代派作品全都获得了法律上的安全。 都市逻辑 在国土上，卢森堡是一个小国。在金融上，它却是一个大国。我们想拍摄一下他们的银行街，却立即受到了阻拦。 阻拦者不是警察，而是一家银行的职员。他见到我们拿起摄像机，便像触电似的箭步朝我们跑来，边跑边举手示意我们停止拍摄。 这让我们很奇怪，因为我们站立的街口离银行大门还有不少距离，哪有大街上不准摄影的？ 那位职员已经到了眼前，讲的是德语，我们听不懂，他又用英语说，这里不准拍摄。我们问他为什么，他摇头不想回答。这使我们有点生气，说我们刚才在他们的政府大厦和高等法院门口拍摄，都没有受到阻拦。 这时，快步走过来一位戴眼镜的先生，自称是总经理，态度非常客气，用法语和我们交谈。我们希望他说英语，但他用生硬的英语所讲的一切过于复杂，我们听不明白。 于是，由一位伙伴与他们做语言上的厮磨，我和别的伙伴让过一边，猜测他们禁止我们拍摄的理由。 猜测的第一个理由是，银行有自己的尊严，我们未经他们许可就擅自拍摄，对他们不礼貌； 猜测的第二个理由是，现今世界上有很多银行抢劫犯，因此，来了几个不明身份的人把银行的大门、窗户远远近近地拍摄一遍，谁能担保这与今后某些抢劫案无关？ 正待再想几条理由，突然来了一位我们前天认识的当地朋友，他在几种语言上都娴熟无碍，只与总经理聊了一会儿便笑着转过身来告诉我们：“只有一个理由，他们是为了保护出入银行的顾客，不让他们摄入镜头。” 初一听有点奇怪，但不到几秒钟便立即领悟。 按照西方的观念，个人财产的提存往来，是一个人的重要隐私。 这一点，是现代金融业的信誉基座，也是各国同行间的竞争平台。小小的卢森堡能在三四十年内快速发展成一个举世瞩目的金融王国，也与它严密的银行保密法规有关。 卢森堡银行向世界许诺，一切客户的资料不仅对他人保密，而且也对国家机构保密。即便是国家财政机关，也不能以征税之类的目的了解客户的情况。除了刑事诉讼，银行拒绝在民事诉讼中出面作证。银行如果违反了这些规定，反而要承担刑事责任。 我觉得，这样的事情，触及了欧洲文明的经络系统，蕴藏着人身权、私有财产权等一系列社会大原则。只要一着破损，就会牵动全局。因此，他们小心翼翼地来设置种种禁忌。 这种禁忌，最通俗地表现在交通规则上，在我们中国也已逐渐普及。但是，蕴藏在交通规则背后的逻辑，我们却未必能领会。 很多人认为，遵守交通规则一是为了人身安全，二是为了交通畅达，还会有别的什么逻辑呢？ 有一天我和一位德国学人在斯图加特的一个路口等红灯，顺便说起，在这人口稀疏、交通冷清的城市，极目左右都没有车辆的影子，即便冲着红灯直穿过去也没有任何危险，但人们还是规规矩矩地等着。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究竟出于一种什么制约？ 他说，规则后面有一个严密的逻辑。 我请他把那种逻辑演绎一下，他就顺势推衍了以下几点—— 一、据统计，城市的街道穿行者中，受交通事故伤害最大的群落，是孩子； 二、据统计，对孩子们最有效的教育，来自他们的自身观察； 三、据统计，孩子观察世界的一个重要地点，是自家的窗口。因此，当你四顾无人无车，放心穿越红灯的时候，根本无法保证路边排排高楼的无数窗口，没有孩子在观看； 四、于是你进入了一个逻辑悖论：当你安全地穿越了红灯，等于给孩子们上了一课，内容是穿越红灯无危险。只有当你遭受伤亡的时候，才能给孩子们正确的教育； 五、面对这样的悖论，唯一正确的方法是放弃穿越，既不让孩子们看到穿越的安全，也不让孩子们看到穿越的危险，一见红灯就立即停步。 这番推衍，虽是从孩子的角度，却是严丝合缝，很难辩驳。 我想，仅从上述金融规则和交通规则两端，已大致可以说明现代的“都市逻辑”是怎么一回事了。 这些事情让人不能不深深感念启蒙运动。康德说，欧洲启蒙运动的巨大功效，是让理性渗透到一切日常生活中。 可惜，中国文化人接受西方文明，总是停留在一些又大又远的概念上，很少与日常生活连接起来。结果，他们所传播的理性往往空洞干涩，无益于具体生活，也无法受到生活的检验。 其实我们生活中有太多的集体行为需要疏通逻辑，又有太多的行业性逻辑需要获得整体协调。这本是文化人应该站立的岗位，然而奇怪的是不少文化人不喜欢做这些事情，也不希望别人来做，反而乐于在一些最不合乎逻辑的情绪中异想天开。 在我的幻想中，文化人最好静下心来，细细研究国内外的各种文明规范，对照现实社会的反面例证，写出一本本诸如《行为理由》、《必要禁忌》、《都市契约》这样的书来。 公共空间，需要一整套被集体公认的逻辑。如果一时没有，就需要赶快建立。 谁的滑铁卢 一 我终于来到了滑铁卢。一八一五年六月十八日下午，一头雄狮在这里倒下。欧洲的王室松了一口气，重新从这里抬起骄傲的脚步。 古战场的遗址上堆起一座山丘，山丘顶上铁狮威武。但这头铁狮并非纪念那头雄狮，而是相反，纪念对他的制服。 山丘的泥土全部取自战场，这小小的两公里拥挤过十几万厮杀的人群，每一寸都浸泡过鲜血。当时刚刚获胜的威灵顿将军长长一叹，说：“胜利，是除了失败之外的最大悲剧！” 山丘由列日市的妇女背土筑成，因为她们支持过拿破仑，这是惩罚性的劳役。 为什么独独要让妇女们来承担这个劳役？说是她们的男人正在接受更大的惩罚。但在我看来，那是出于胜利者们对那个失败者的嫉妒。男人间的嫉妒往往与女人有关，因此必然会让支持过他、崇拜过他的她们，来确认他的失败，这可能是对他最大的羞辱。 女人们用柔软的双手捧起泥土，哪里还分得清什么胜方败方？只知道这是男人的血，这是不干的土。加几滴我们的眼泪进去拌一拌吧，至于这座山丘的含义，我们心里清楚。 二 滑铁卢战场遗址，自然由当年的胜利者保存和修复。但奇怪的是，几乎所有的游人在心中祭拜的，都是那位骑着白马的失败者。那座纪念山丘，两百多级高高的台阶，连小孩也在那里步步攀登。一队比利时的小学生全部爬到了顶部，一问，他们只知道拿破仑，不知道威灵顿。他们是小孩，而且并不是法国的。因此，当年垒筑这座山丘的意图，已经全部落空。 以往我们习惯于把战争分作正义和非正义两种，说起来很明快，其实事情要复杂得多。像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是非分明的战争比较好办，第一次世界大战分起来就有一点麻烦了。如果分不清就说成是“狗咬狗”，那么，多数古战场就成了一片狗吠，很少找得到人的踪影。 滑铁卢的战事成了后代的审美对象。审美一旦开始，双方的人格魅力成为对比的主要坐标，胜败立即退居很次要的地位。即便是匹马夕阳、荒原独吼，也会笼罩着悲剧美。由此，拿破仑就有了超越威灵顿的巨大优势，正好与胜败相反。 审美心理曲线是一条长长的抛物线。人们关注拿破仑由来已久，尤其是他从放逐的小岛上直奔巴黎抢回皇位的传奇，即使不喜欢他的人也会声声惊叹。滑铁卢，只是那个漂亮生命行程的一个终点。与拿破仑相比，可怜威灵顿，虽然胜利，却只有点而没有线。因此难怪连比利时的小学生也不知道他，反而爬着他的胜利高坡，来怀念他的手下败将。 其实岂止是今天的小学生，即便是战事结束不久，即便不是法国人，大家说起滑铁卢，也已经作为一个代表失败的词汇而不是胜利的词汇。可见，人们都把拿破仑当做了主体，不自觉地站到了他的一边。 世界上各个文化群落，都有不同的人格范型。荣格说，一切文化最终都沉淀为人格，一点不错。随便一数，就能举出创世人格、英雄人格、先知人格、使徒人格、苦寂人格、绅士人格、骑士人格、武士人格，以及中国人所追求的君子人格。拿破仑虽败犹荣，也与他所代表的人格范型有关，在我看来，是六分英雄人格，加上四分骑士人格。 蓝旗和孩子 在布鲁塞尔欧盟总部大堂门口，一束灯光照射着那面静静垂落的蓝旗。在它后面，一排排国旗相拥而立，做它的后盾。这些国旗，原先高高地飘扬在各自的国界前。 几十里外滑铁卢人仰马翻、旗起旗落。究竟谁是最终的胜利者？滑铁卢比谁都疑惑，不知道该竖哪面旗。现在，终于有了这面旗，这才是结论。 对此我们似乎还缺少关心。昨天晚上我请教中国驻比利时大使宋明江先生：当前欧洲什么事情最应该引起中国人重视？ 大使说：欧盟。 以经济的联合为基础，防务、外交、内政、司法等各个方面都一一呼应起来。当然麻烦不少，欧盟也步履谨慎，但一直没有后退。从未后退的小步子，日积月累，总会跨上一个大台阶。 我的很多读者预期我到欧洲旅行一定会醉心于它的历史文化，其实我倒是特别留心当前的发展。到了布鲁塞尔就像提纲挈领，看着欧洲如何脱胎换骨，挥别昨天。 记得在斯特拉斯堡欧盟的另一个办公处，我曾联想到都德在《最后一课》中刻画的小佛朗士，并由他进一步联想到那个后来为欧洲联合作出过巨大贡献的女士路易·韦丝，他们都是生长在欧洲冲突拉锯地带的男孩和女孩。我因此感叹，人类的一切崇高理念，也许都来自麻烦之地男孩和女孩痴想的眼神。 没想到来到布鲁塞尔欧盟的最高总部一看，门口铁栅栏上真的爬着一大群男孩女孩的雕塑。看上去他们都是那样调皮、泼辣，大大咧咧爬到欧盟大门口来了，而且都抬头仰天、说说笑笑，几年都不下来。 我真佩服雕塑家们的设计。成人们最大胆的政治构思，无一不暗合孩子们的幻想；大凡孩子们无法理解的弯弯曲曲，成人们迟早也会摆脱出来。 这些孩子没有一点小绅士或小骑士的老成姿态。头发不理、衣服不整，全然拒绝旧时代对自己的打扮，扭头只顾新世纪。不知是由他们来塑造新世纪，还是让新世纪来塑造他们。 因此，欧盟总部大门口的这些孩子，是雕塑，是装饰，是门卫，更是理念。 海牙的老人 一 海牙的清晨，湿漉漉的广场上摆满了旧书摊。很多老年人把毕生收集的书籍、古董陈列在那里，让人选购。 在博物馆前的那个角落，一位年迈的摄影师摆出了自己拍摄的数千张旧照片，按年份日期排列。边上还摆放着三台老相机，足可把他的一生概括。而他，又能从自己的角度把荷兰的历史概括。 见我仔细翻阅，老人两眼放光。他用英语向我嘟哝：全拿走吧，实在不贵。 我暗自责备自己翻阅得太久了，使他产生误会，因此躲避着他的目光。但我还是抬起头来看着他，向他道谢。我想他应该认出，我是中国人。中国流落在外面的历史符号就更多了，我们怎能，不先捡拾自己的旧信息，反而带走人家的老图像？ 中国人也许做过很多不该做的事情，但从来没有把别人的历史藏在自己家里。 老人见我要离开，又说了一句：“也可以拆开了买走，譬如，先生出生的那一年……” 这话使我心里一动。因为曾经听说，一些企图申请奥运会主办权的城市，想送一些像样的小礼物给国际奥委会委员，最聪明的是一份某委员出生那天的《泰晤士报》，让他看看，在他走到世界的那一天，世界发生了一些什么事。那么，照老人的提议，我也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生命出现时的某些远地风景？ 我连忙回头再看那些照片排列，找到我出生那一年，厚厚一叠。但我再看前前后后，每一年都齐整无缺，可见至今没有人零拆买走。从老人的生活状态看，他未必拥有复印的技术设备。我笑着向他摇摇头，心想，我算什么呢？一个如此平凡的生命，一个在湿漉漉的早晨偶尔驻足的过客，岂能为了比照自己的存在，抽散这位老人的平生劳作？ 我相信，在他的同胞中，会出现一个更负责的收藏者，将这些照片保存得更完整、更有意义。再等一年半载吧，老大爷。 二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出现了麻烦，能不能不要打仗，而由一个法律机构来仲裁？这是人类的理性之梦，结果便是海牙国际法院的出现。 和平宫就是国际法院的所在地，由美国企业家卡纳基捐款修建，竣工于一九一三年。第二年就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好像冥冥中加重了这栋楼屹立在世界上的必要性。 这栋楼造得庄严、大气，但更漂亮的是环绕着它的巨大庭院。因此，从铁栅栏到主楼还有很长的距离，中间是葱茏的草地，远处林木茂密。 我们找到了第一层门卫，说我们来自何方，两天前曾来过电话，承蒙同意入内参观。门卫立即向里边打电话，然后态度变得非常客气，要我们等一等，说很快就会有人出来接引。 出来的是一位女士，讲法语，让我们每个人把护照交给门卫。门卫一一登记了，一并归还。女士一笑，摊开手掌往里边一让。 走到主楼的正门，那里站着两位警卫。领路的女士与他们说了一阵，警卫拿出一本登记簿让她写了一些东西，然后她转身向我们挥手。原来她已完成任务，要离开了。主楼里边，已有一位年轻的小姐等着我们。 我们跟着这位小姐轻步前行，绕来绕去，居然从主楼的后门绕到了一座新楼。那里有几排椅子，她叫我们坐下休息，说过一会儿会有一位官员来接我们。 大概等了十来分钟，听到一声热情的招呼，是一位戴眼镜的中年女士，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显然她比较重要，因为她讲话很多，无拘无束。 从她口里越来越多听到一个人的名字，说他要破例接待我们。我们问那人是谁，她一怔，然后笑了，说：“我以为你们都知道呢。他是国际法院副院长，今天特地让出时间来等你们。我现在领你们去他的办公室。” 这条路有点复杂，上二楼，走过一条长长的玻璃走廊，又回到了主楼。她先领我们看了看各位大法官审案前开会的会议室，再看隔壁的审判庭。这两个地方今天都空着，一派古典贵族式的庄严肃穆。 从审判庭出来，又走了一些路。她向我们先做了一个手势，然后在一个灰色的门前屏息站定，抬起左手看了看手表，抬起右手轻轻地敲了两下。 才两下，门就开了，站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老人，而且是一个中国老人！“你们来了？请进！请进！”——这更让我吃惊了，居然满口浓重的上海口音！ 这便是堂堂海牙国际法院副院长史久镛大法官。 国际法院的法官由联合国会议选举产生。史先生在这里很具威望，是国际法院的灵魂人物，但他并不代表中国。 他的办公室分两大间，外面一间堆着各种文件和电脑。里面一间有他的大写字台。宽宽的落地窗前有一个会客的空间，我们在那里坐下了。窗外，是法国式的园林，却又带有英国园林的自然风味。 我们尽管经常在媒体上看到国际法院，但对它的了解实在太少。因此，一开始就有许多最浅显的问题期期艾艾地提了出来，他一听就笑了。例如—— 问：你们有事干吗？国与国，不是打仗就是谈判，怎么会想着打官司？ 答：我们这儿忙极了，堆满了案件。你看，积压在手边的就是几十宗。 问：你们判决以后，那些败诉的国家会遵照执行吗？ 答：几十年来只有一个例外，美国。我们判它输，但它不执行，事情递交到安理会，它作为常任理事国投了否决票。国际法院是联合国的下属机构，这样一来就没办法了。 由此开始，我们的问题越来越多。他没有固定的国家立场，全然是一种国际式的平正。我们听起来句句入耳，却又有一点陌生。 就像过去一个大家族里各个门户的对峙，人们早已听熟他们各自的立场，不知哪天突然来了一位“老娘舅”，他没有立场，只有规矩，大家一时有点吃惊。 他是一个国际公民，现在住在海牙，但要经常回上海省亲。以前他长期居住在上海，我问他住在上海何处，他说原来住在华山路淮海路口，最近又往西动迁了。 我又问，既然经常回上海，会不会与国内法律界的朋友，谈谈国际法律精神？ 这位国际大法官淡淡地说：“我不善于交际，也不喜欢交际。每次回上海，只通知家人。” 我略微有点走神，思路飘忽到了上海的淮海西路一带：踩踏着秋天的落叶，漫步着一位极普通的老人，谁也不知道他是谁。 过些日子，他又要回上海了。当然上海不会知道，除了家人。 上海青年小心了，当你们坐在街边长椅上对于刚刚听来的国际新闻高谈阔论的时候，也许，背后有一道苍老而淡然的目光移过。 自己的真相 一 阿姆斯特丹说得上是一个色彩之都。 鲜花出口量全世界第一，又拥有最会摆弄色彩的伦勃朗和梵高。如果再加上橱窗里赤裸裸站立的各种色情女郎，太让人眼花缭乱了。 我们到阿姆斯特丹之后，两辆车停在不同的停车场。一小时后传来消息，一辆被砸，一辆被撬。我的一台新买的数码相机，以及两个伙伴的手提电脑均不翼而飞。我从希腊开始拍摄的照片，全都贮存在那台数码相机里，这下算是全完了。 停车场是收了管理费的，但管理员却说这样的事情他们管不着。其实两个停车场都不大，里边发生的任何事都能一眼看到。 到达才一小时就已经这样，这个平静的下马威使我们对这个色彩之都纳闷起来。 到处都在修路，又是阴雨绵绵，几个肥胖的黑人在小街中狂奔乱叫，似极度兴奋，又似极度愤怒。 吸食大麻的苍白青年坐在露天木阶上手足无措，独自傻笑。 木阶下面是河道，有不少船停泊，又有一大堆废弃的脚踏车在水里浸泡。 二 在西方大画家中，平生境遇最悲惨的恰恰是两个荷兰人，伦勃朗和梵高。但梵高在阿姆斯特丹的时间不长，暂且不论；而伦勃朗碰到的实在是一件群体性的审美冤案，而且与这座城市密切相关。 这件事，略知西方美术史的人都不陌生。但我站在阿姆斯特丹的伦勃朗故居前，忍不住还想复述几句。 事情发生时伦勃朗三十六岁。但是，直到他六十三岁去世还没有平反昭雪。这件事几乎中断了他靠艺术创作来维持生计的正常生活，去世时只花费了一个乞丐的丧葬费用。因此，这是通贯一代艺术大师终身的严重事件。 那年有十六个保安射手凑钱请伦勃朗画群像，伦勃朗觉得要把这么多人安排在一幅画中非常困难，就设计一个情景：似乎接到了报警，他们准备出发去查看，队长在交代任务，有人在擦枪筒，有人在扛旗帜，周围又有一些孩子在看热闹。 这幅画，就是人类艺术史上的无价珍品《夜巡》。任何一本哪怕是最简单的世界美术史，都不可能把它漏掉。任何一位外国游客，也要千方百计挤到博物馆里看上它一眼。 但在当时，这幅画遇上了真正的麻烦。那十六个保安射手认为没有把他们的地位摆平均，而且明暗、大小都不相同。他们不仅拒绝接受，而且上诉法庭，闹得纷纷扬扬。 整个阿姆斯特丹不知有多少市民来看了这幅作品，看了都咧嘴大笑。这笑声不是来自艺术判断，而是来自对他人遭殃的兴奋。这笑声又有传染性，笑的人越来越多，人们似乎要用笑来划清自己与这幅作品的界限，来洗清它给全城带来的耻辱。 最让人惊讶的，是那些艺术评论家和作家。他们不可能感受不到这幅作品的光辉，他们也有资格对愚昧无知的保安射手和广大市民说几句开导话，稍稍给无端陷于重围的伦勃朗解点围，但他们谁也没有这样做。他们站在这幅作品前频频摇头，显得那么深刻。市民们看到他们摇头，就笑得更放心了。 有的作家，则在这场可耻的围攻中玩起了幽默。“你们说他画得太暗？他本来就是黑暗王子嘛！”于是市民又哄传开“黑暗王子”这个绰号，伦勃朗再也无法挣脱。 只有一个挣脱的办法，当时亲戚朋友也给他提过。那就是再重画一幅，完全按照世人标准，让这些保安射手们穿着鲜亮的服装齐齐地坐在餐桌前，餐桌上食物丰富。 伦勃朗理所当然地拒绝了。 那么，他就注定要面对无人买画的绝境。他一直在画，而且越画越好，却始终贫困。 直到他去世后的一百年，阿姆斯特丹才惊奇地发现，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波兰的一些著名画家，自称接受了伦勃朗的艺术濡养。 伦勃朗？不就是那位被保安射手们怒骂、被全城耻笑、像乞丐般下葬的穷画家吗？一百年过去，阿姆斯特丹的记忆模糊了。 那十六名保安射手当然也都已去世。他们，怒气冲冲、骂骂咧咧地走向了永垂不朽。 三 他的故居，这些年重新装修了，看起来他晚年不太贫困。但我记得在一本传记中读到，这房子当年因伦勃朗无力还债，被公证处拍卖掉了，伦勃朗不得不搬到一处极其简陋的犹太人的房子里去居住。这一点，故居的解释词中没有说明。里边反复放映的一部影片，主要是介绍这些年修复故居的认真和艰难。 对此我有点不大高兴。记得早年曾经读过一本德国人写的伦勃朗传记里，其中有一个情节一直让我无法释怀。 好像是在去世前一年吧，大师已经十分贫困。一天，磨磨蹭蹭来到早年的一个学生家。学生正在画画，需要临时雇用一个形貌粗野的模特儿，装扮成刽子手的姿态。大师便说：“我试试吧！”随手脱掉上衣，露出了多毛的胸膛…… 这个姿态他摆了很久，感觉不错。但谁料不小心一眼走神，看到了学生的画框。画框上，全部笔法都是在模仿早年的自己，有些笔法又模仿得不好。大师立即转过脸去，满眼黯然。他真后悔这一眼。 记得我当初读到这个情节时心头一震，泪如雨下。不为他的落魄，只为他的自我发现。 低劣的文化环境可以不断地糟践大师，使他忘记是谁，迷迷糊糊地沦落于闹市，求生于巷陌——这样的事情虽然悲苦却也不至于使我下泪，因为世间每时每地都有大量杰出人物因不知自己杰出，或因被别人判定为不杰出而消失于人海；不可忍受的是他居然在某个特定机遇中突然醒悟到了自己的真相，一时如噩梦初醒，天地倒转，惊恐万状。 此刻的伦勃朗便是如此。他被学生的画笔猛然点醒，一醒却看见自己脱衣露胸，像傻瓜一样站立着。更惊人的是，那个点醒自己的学生本人却没有醒，正在得意洋洋地远觑近瞄、涂色抹彩，全然忘了眼前的模特儿是谁。 作为学生，不理解老师是稀世天才尚可原谅，而忘记了自己与老师之间的基本关系却无法饶恕。 学生画完了，照市场价格付给他报酬。他收下，步履蹒跚地回家。 这个情节，今天稍稍回想还是心里难受，便转身来到故居底层，买了一条印有大师签名的红领带，找一个无人的角落戴上。 今天，他的名字用各种不同的字体装潢在大大小小的门面上，好像整个城市几百年来都为这个名字而存在，为这个名字在欢呼。但我只相信这个印在领带上的签名，那是大师用最轻微又最强韧的笔触在尘污中争辩：我是谁。 荷兰水 第一次听到荷兰这个地名，我六岁，在浙江余姚（今慈溪）乡下。 我读书早，六岁已二年级。那天放学，见不少人在我家里，围着正在写字的妈妈。原来河西老太病重，妈妈写信通知她在上海的儿子快速回乡。 突然，妈妈手下的笔停住了，河西老太这两天一直念叨要吃一种东西，大家几番侧耳细听都没有听明白。 “等到她儿子回来后再说吧。”大家说。 “不，”妈妈说，“也许她要吃的东西只有上海有，问明白了我写给她儿子，让他带来。不然就来不及了。” 妈妈说得有道理，大家都沉默了。 “我去听听看！”这是祖母的声音。祖母和河西老太早年曾生活在上海，是抗日战争后期一起回乡的。 祖母是小脚，按她的说法，小时缠脚时痛得直流泪，她母亲不忍心，偷偷地放松了，所以是“半大脚”，但走路还是一拐一拐的。她除了去庙里念经，很少出门，更不会去河西，因为那里有一座老石桥，石板早已打滑。这天，我扶着她，她把我当拐杖，一步步挪到了河西。 河西老太躺在床上，见到祖母很高兴，想伸手却抬不起来。祖母连忙俯下身去，轻声问她想吃什么。 河西老太似乎有点不好意思，但终究喃喃地说了。 祖母皱了皱眉，要她再说一遍。一听笑了，抬起头来对众人说：“她要喝荷兰水。”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种奇怪的水名，回到家里问妈妈。妈妈只说荷兰是一个很远的国家，却也不知道荷兰水是什么，就要祖母描述一下。等祖母简单地说了荷兰水的特征，母亲“哦”了一声：“那就是汽水！” 原来，在祖母一代，汽水还叫荷兰水。 上海的第一代汽水是从荷兰传入的吗？还是汽水本由荷兰制造，然后别国的汽水也叫了荷兰水？ 对此我从未考证。 只知道妈妈写完信后，由一位后生快速跑到北边逍林镇去寄出。妈妈特地关照他寄“快信”，不可延误。 几天以后，河西老太的儿子回来了，一到就从旅行袋里摸出一个玻璃瓶，上面封着小铁盖。他又从口袋里取出一个开关，轻轻一扳，铁盖开了，瓶里的水冒着密密的气泡。也不倒在杯子里了，直接凑上了河西老太的嘴。 河西老太喝了两口，便摇头，不想再喝。她儿子把那大半瓶汽水放在一边，也不再说话。 我当时不明白，是河西老太不想喝了，还是她觉得儿子买错了？ 当天晚上，老太就去世了。 这事早就遗忘，今天到了荷兰，轻轻地念一声国名，才如沉屑泛起，突然记得。 上几代中国的普通百姓对于西方世界茫然不知，偶有所闻，大多是由于那时开始传入中国的西方器物，包括衣食享用。这就像，西方普通人对中国的了解也长期局限于丝绸、瓷器和茶叶。这种充满质感的生态交流，看似琐碎，却直接渗透到生活底层，甚至远远超越政治、军事、外交领域的各种大命题。你看这位只在上海住过一段时间的老妇人，生命中最后念叨的居然是一个西欧小国的国名。 我猜想河西老太在上海第一次喝到汽水时一定不会适应，但很快就从不适应中找到了一种舒鼻通喉的畅快。这个短暂的转变过程包含着两种生态文化的愉快对接，后来失去了对接的可能，就成了一种思念。 思念中的一切都比事实更加美好。离开上海很久的老太其实已经重新适应了传统风俗，因此她对于那瓶好不容易来到嘴边的汽水，第一口失望，第二口摇头。她终于没有了牵挂，撒手尘寰，也就这样丢弃了荷兰。 她以生命的结束，完成了一场小小的两种生态文明的拉锯战。 玲珑小国 一 一个主权国家的全部面积不到两平方公里，摩纳哥实在太小了。但是，这个袖珍小国却浓缩着四个隐形大国：赌博大国、邮票大国、赛车大国、旅游大国。 这四个隐形大国都具有俯视世界的地位。 就说赌博大国吧，蒙特卡洛赌场那种地毯厚厚、灯光柔柔、家具旧旧的老式贵族派头，连美国的拉斯维加斯也要鞠躬示敬，更不待说墨尔本、吉隆坡、澳门的那些豪华赌场了。全世界的赌场选“大佬”，看来还是非蒙特卡洛莫属。 更让人惊异的是赛车。那么小的国家，不可能另选赛车场地，这些蜿蜒于山坡上的真实街道就是赛车跑道。到时候街道边人山人海，拥挤着来自世界各国的观众，而跑道上则奔驰着五光十色的各种赛车。我们没有赶上赛车季节，只是顺着赛车的路线绕了两圈，奇怪的是每辆车的驾驶员似乎都认得路线。一问，原来都是从每次赛车的电视转播中看熟了的。 其实在摩纳哥，最能冲击游人感官的，是海滨山崖上的一排排豪宅。这是世界各地大量超级富豪选择的终老之地。据我历来读到的资料，很多绑匪、巨盗、毒枭疯狂敛财，都是为了达到一个目标，能在摩纳哥舒舒服服地隐居。 为此，我每次来摩纳哥都会看着这些房子出神，心想多少人终于没有拿到钥匙而只能永久地呆在监狱里傻想了，而拿到了钥匙的，大概也有不少人不敢出门。一扇扇花岗岩框的木门紧锁着，脚下碧波间，白色的私家游艇也很少解缆。偶尔解缆于没有风浪的月夜，如贴水而飞的白鸥，只把全部秘密倾吐给地中海。 这次去，我还发现了摩纳哥的另一个秘密。它就躲藏在那幢最宏伟的公共建筑——海洋学博物馆里。 如果有时间把这个博物馆看得细一点，就会发现大量展品都出自于一种长年累月的出海考察。而这一切的指挥者，就是摩纳哥的国家元首阿尔贝一世。 这位国家元首亲自以专家的身份率队出海，整整二十八次，成了世界近代海洋学的创始人。 可以看到当年拍摄的无声电影纪录短片，我连看两段就很感动。阿尔贝一世在颠簸的海船上完全不像一个国家元首，而是一名不辞辛劳的科学家。夜晚来临，他们只能栖宿荒岛，狂风袭来，他慌忙去捡拾吹落的风帽。 那是一百年前的事了。欧洲大地当时正兵荒马乱，他统治的小国哪有周旋之力，于是干脆转身，背对战尘面对大海。就在他捡拾风帽的时刻，多少欧洲君主也在为捡拾皇冠而奔忙。 作为小国之君他无足轻重，但在人类探索自然的领域，他做过真正的君王。 二 比摩纳哥大一点的小国，是圣马力诺。所谓“大一点”却大了三十多倍，总共六十平方公里吧，大约是上海市的百分之一。 圣马力诺嵌在意大利中部，进出要经过意大利海滨小城里米尼，那我们干脆就在里米尼住下了。 里米尼的海滩很棒，碧海蓝天间最出风头的是皮肤晒得黝黑的苗条女子和身材健硕的光头男子。奇怪的是，苗条女子身边总有一个男友，而光头男子背后却没有女性，只跟着几个小伙子。 靠近海滩的街道上，有一种营生很热闹，就是替刚刚从海水里钻出来的年轻旅客描绘皮肤花纹。只是描绘，不是刺青。皮肤已经晒黑，描上金线银线，花草摇曳、鱼虫舞动，描得多了就像绷了一件贴身花衫。 圣马力诺是一座山城，道路盘旋重叠。据说公元三世纪一个叫马力诺的石匠为逃避宗教迫害从亚得里亚海的对岸来此藏身并传教，因而有了这个地名。看来看去，这真是一个藏身的好地方。 这位石匠留下了一些淳朴的政治遗嘱，使这个小国成了欧洲最早的共和国。 当年拿破仑纵横欧洲，把谁也不放在眼里，有一天突然发现，在意大利的国土之内居然还有如此一个芥末小国。他饶有兴趣地吩咐部下，找这个小国的首领来谈一谈历史。 谁知一谈之下，他渐渐严肃起来，双目炯炯有神，立即宣布允许圣马力诺继续独立存在，而且可以再拨一些领土给它，让它稍稍像样一点。 但是，圣马力诺人告诉拿破仑，他们的国父说过：“我们不要别人一寸土地，也不给别人一寸土地。”国父，就是那位石匠马力诺。 我相信这个回答一定使拿破仑沉默良久。他连年夺城略地，气焰熏天，没想到在这最不起眼的地方碰撞到了另一个价值系统。他没有发火，只是恭敬地点头，同意圣马力诺对加拨领土的拒绝。 与拿破仑对话的人，是圣马力诺的最高行政长官，也叫执政。他的出任方式，不仅与拿破仑不一样，也与全世界各国的行政长官不一样，是一种特别原始又特别彻底的民主选举办法。 简单说来，全国普选产生六十名议员，不识字的选民由年轻的女学生代为投票，因为女学生洁净无瑕；由这六十名议员在普通公民中选择二十名最高行政长官的候选人，再投票从中选出六人；最后，从民众中挑出一个盲童，让他从六人中抽出两人的名单，作为最高行政长官。 最高行政长官的国际地位，相当于各国总统，但只任期半年，不得连任。每月薪金只有五美元，因此也很难连任。如果被选出的人拒绝上任或半途离任，却要承受巨额罚款。上任时仪式隆重，当任长官长袍圆帽，佩戴勋章，在鼓号乐队的簇拥下全城游行。 这些奇怪的规定，体现了一种朴素的民主政治理念，保存在一个小国中就像保存一种标本，值得珍惜。 我最感兴趣的是在全国最高领导人选举中女生和盲童的作用。圣马力诺的民众早早地懂得，越是处理复杂事务，越是需要动用孩童般的单纯。 三 再大一号的小国是列支敦士登，夹在瑞士和奥地利中间，一百六十平方公里，大约是北京市的百分之一。 列支敦士登的首都叫瓦杜兹。最明显的标志是山巅危崖上的一个王子城堡，当今皇家住处。其实这个首都只是干干净净一条街，齐齐整整两排楼，在热闹处有几十家店铺。 一进店就知道这里富裕，价格说明一切。 小国多是邮票大国，列支敦士登也不例外，很多商店都有卖。刚一打眼就看上了，印得实在精美。连对集邮兴趣不大的我，也毫不犹豫地买下了王室成员婚礼和王室收藏的鲁本斯绘画各一套，又配上几套杂票。结算时价格不菲，才知轻重。 我很想用步行方式把整个首都快速走完。路上新旧建筑都有，相比之下，邮票大厦最有派头。大厦廊厅边上见到一些信箱，联想到列支敦士登为了吸引外资，制定了极其方便的公司注册的规则，甚至连住房地址都不要，只须申请一个邮政信箱即可。这事对我有点诱惑，心想何不轻轻松松开办一家注册在列支敦士登的文化传播公司，然后再在国内找个公司搞中外合资。但一想山高水远，也就算了。 我终于找到了做过首相府的那栋楼，现在是一家老式旅馆。做首相府那些年，法院也在里边，而且我还知道，地下室是监狱。 这些知识，都来自于一个未被查证的传说。 那天晚上，副首相被一要事所牵，下班晚了，到大门口才发现门已被锁，无法出去。他敲敲打打，百般无奈。地下室上来一个人，拿出钥匙帮他开了门。副首相以为是开门人住在地下室，一问，谁知这是关在下面的囚徒。 囚徒为什么会掌握大门钥匙？是偷的，还是偷了重铸后又把原物放回？这不重要，副首相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囚徒掌握了钥匙为什么不逃走？ 于是他就当面发问。 囚徒说：“我们国家这么小，人人都认识，我逃到哪儿去？” “那么，为什么不逃到外国去呢？” 囚徒说：“你这个人，世界上哪个国家比我们好？” 于是他无处可逃，反锁上门，走回地下室。 四 这些袖珍小国中最大的一个是安道尔，四百多平方公里，不到北京市的三十分之一。 都德曾经说过：“你没有去过安道尔？那还算什么旅行家？”这样的口气我们都知道要反着听。表面上好像在说安道尔是非去不可的国家，其实是用夸口的方式提出了要成为旅行家的至高标准。因此反而证明，安道尔在他的时代很难到达。 当然很难。从法国到安道尔，必须翻越比利牛斯山。这中间要穿峡谷、爬山顶、跨激溪，即便是被称为“山口”的地方也要七转八拐地旋上去。我去时，已在下雪。 安道尔挤在法国和西班牙之间，一直被这两个大国争来夺去，没办法，只能从十三世纪开始向它们进贡。 我对于七百年不变的进贡数字很感兴趣。 安道尔每逢单数年向法国进贡九百六十法郎，相当于一百多美元；双数年则向西班牙进贡四百三十比塞塔，相当于两个多美元。同时各附火腿二十只，腌鸡十二只，奶酪十二块。直到今天仍是这个数字，就像一个山民走亲戚。不知作为发达国家的法国和西班牙，以什么仪式来迎接这些贡品？ 我觉得应该隆重。因为现代社会虽然富有，却缺少原始政治的淳朴风味。唯淳朴才能久远。 进入安道尔国土之后，到首都安道尔城还有一段路。路边有一些房子，以灰色石块为墙，以黑色石片做瓦，很好看。城市的房舍就没有这么好看了，但在市中心有水声轰鸣，走近一看竟是山溪汇流，如瀑如潮。壮观在不便壮观的地方，因此更加壮观。 在安道尔的商店里我看着每件商品的标价牌就笑了。 安道尔小得没有自己的货币。旅游是它的第一财政收入，而旅游者来自世界各国。因此需要在每件商品上标明以各国货币换算的各种价格。但用哪一种文字来标呢？想来想去采用了一个办法，那就是用各国的国旗代表各国货币，一目了然。 这一来，事情就变得非常有趣。你即使去买一双袜子，拿起标价牌一看就像到了联合国总部门口，百旗并列，五光十色，一片热闹。每个国家，尤其是领头的那些发达国家，全都庄严地举着国旗在为安道尔的一双袜子而大声报价，而且由于那么多国家挤在一起，看上去还竞争激烈。 这真是小商品的大造化，小国家的大排场。 夜宿安道尔，高山堵窗，夜风甚凉。读书至半夜，想到窗外是被重重关山包围着的小空间，这个小空间又藏在欧洲腹地深处，觉得有点奇怪。 近处山峦的顶部已经积雪。这还只是秋天，不知到了严冬季节，这儿的人们会不会出行，又如何出行？甚至，是否会出现因某次雪崩而消失了一个国家的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