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知 旧城尘梦 作者/【美】里克·鲍斯 翻译/李　冲 插图/静　渊 第一部分：梦与记忆 在我这个年纪，纷然入梦的，有亡亲故友，有旧爱宿敌，也有我人生中曾经历过的起起伏伏。有的梦让我感到一阵惊诧，有的梦让我感到一丝惶恐。其中大多数都是普通的梦，是由我的潜意识自然产生的。 而少数的梦，则是由魔法产生的。最近一个梦，我梦见自己在熟悉的南波士顿地区，时间是1949年或1950年，那时我五六岁，正读一年级。我走过一个空寂无人的沥青操场，操场位于D街项目区。 在波士顿常见的细雨中，我的打扮和很多别的美国孩子类似：一件黄雨衣，一顶软渔夫帽。无论我怎么奔跑，我和圣彼得立陶宛天主教学校之间的距离都不曾缩短半步。 就在那时，不知从什么地方蹦出来一个比我大一点的孩子。他眯着眼，板着一张面无表情的脸，气势汹汹地朝我冲来。比我大几个月是他的优势。 那时他的名字还是埃迪·麦基，他们家的人既不穿雨衣，也不戴帽子，因此我看得清清楚楚，他的额头上有一道血淋淋的伤口。 埃迪眼神木然地向我走来，嘴巴大张着。随着他步步逼近，那张开的嘴巴也越来越大，最后像扑面而来的铁路隧道口一样填满了我的视野。 被他的大嘴吞入之际，我在还纳闷，我在他脑门上留下的血淋淋的伤口怎么一点都没让他害怕我。 有了这一丝疑惑后，本来就牵强的梦境便晃动着消散了。在深冬的黎明时分，我睁开眼睛，才意识到自己身处纽约的格林威治村。 带着昏昏沉沉的睡意，我想起了我外婆曾对我说过，即使是训练有素的巫师也不能远程植入梦境。埃迪·麦基如今给自己改名为埃德·麦克。在这个阴冷的早晨，他来到紧挨着我公寓的地方，在我的脑袋里植入了那个梦。 我睡眼惺忪地在厨房里烤了面包片，然后像我外婆那样，泡上了浓浓的长叶茶。茶香唤起了我对那个头发花白、身材纤瘦的女人的回忆。天知道我外婆泡过多少次茶。 每次想起她，我仿佛都能听到特德·威廉姆斯 (1) 挥棒把球打向看台时，芬威球场 (2) 中的人群发出的欢呼。 觉是再也睡不成了，我决定继续写那篇将被收录进选集的故事。故事讲的是一个中年男人听见带翼的时光马车 (3) 咔哒咔哒地紧跟在他身后，于是他尝试了各种办法——跑步、爬楼梯、踩脚踏车——只为了不被死亡追上。 写这个故事让我又体验了一下开始写作生涯时的艰辛：先是灵感降临，然后继续思考，思而不得逐渐失望，最后决定放弃写作，寓居于遥远的乡间小屋。 那天清晨，我为故事情节想出了一个转折点：主人公扭头朝后看去，看到的不是一手拿沙漏、一手拉缰绳的长胡子克洛诺斯 (4) ，而是一个身穿制服，佩戴着警徽的家伙。这人是个爱尔兰警察，有一双似笑非笑的冰蓝色眼睛，后者给了他一个可以多活十年的机会，条件是要他签字放弃在世界上的所有财富。 故事中警察的原型就是成年后的埃迪·麦基，在我的小说和剧本里，他时而扮演滑稽的骗子，时而化身阴险的撒旦。这让他有些不快。 他知道，其实他也有让我不快的地方，那就是他走在街上时都会被人要签名，而我只有在出席签售会时才会有。不过除此之外，我的日子过得还算不赖。他选择了演艺事业，并且改名为埃德·麦克，而我则选择了成为一名作家。 就在此时，一封新发来的电子邮件打断了我的思绪。是埃迪，他写信提醒我晚上的约会。 他曾仰慕过我的外婆。一想到外婆，我便想起现在正是波士顿红袜队开始春训的时候。我外婆是个棒球迷，我家搬到D街项目区后，她曾送过我一支球棒。那支球棒受过一个痴迷棒球运动的牧师的祝福，尺寸虽不及少年棒球联合队的那种，但是正适合五岁的小孩子玩。 但凡与棒球有关的一切她都喜欢。我记得我们曾在一处街角停下来，观看一群孩子在附近的空地上玩棒球，那个临时球场的内场很简陋，外场铺的是破裂的砖块。 她的儿子们年轻时都曾在校棒球队打过球，还参加过暮光联赛。我一直好奇，她是不是因为想看比赛，所以有意让他们加入了校棒球队。我叔叔送了她一台电视机，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电视机，于是作为狂热的粉丝，她见证了红袜队不断的失败 (5) 。她甚至会拿出念珠，祈祷约翰尼·派斯基能挥出一棒短打，或者梅尔·帕内尔能投出一记双杀球。 有些人说，他们见过她祈祷洋基队 (6) 乘坐的飞机在飞往波士顿的途中坠毁。我才不信呢，她的魔法是救不了红袜队的。 在梦到埃迪的前几天，我在一家幻想文学播客做嘉宾，女主持人向我问起了波士顿的圣帕特里克节 (7) ，我说了一大堆关于麦克盖博的故事。 “麦克盖博”是我给自己的一系列故事起的名字，这些故事里充斥着凯尔特风格的情节。由于波士顿的凯尔特文化，无论是校园还是酒吧，讲这种故事的人都备受欢迎。所以我开始讲起了来： “我记得小时候——大概在1950年吧——我曾在南波士顿一座三层建筑的顶楼长廊上观看游行，和我一同观看的有我妈妈那边的亲戚，我的叔叔姑姑们，我的表亲，还有其他从爱尔兰来的亲戚。在这些人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我的外公外婆！ “我记得我叔叔和楼下那些站在街上的人群互相大声打招呼。圣帕特里克节的游行队伍只在南波士顿一带活动，因为爱尔兰人历来在此定居。 “老式的蒸汽消防车 (8) 开在游行队伍最前面，是沿街逶迤而行的队伍中的一道奇观，常常爬坡爬到一半就熄火了。于是乐队和行进的人群也跟着停住，原地踏步，直到消防车再次发动。 “街上有大把的政坛人物，詹姆斯·迈克尔·柯利 (9) 就在其中，这位波士顿的传奇人物不久前刚当选为市长，那时他还没有出狱。他坐的敞篷车就停在离我们不远的街道上，一个身穿圣餐礼服的小姑娘走出人群，屈膝献给他一捧玫瑰花。 “他摘下高顶礼帽，深鞠一躬，然后用莎翁戏剧演员那样洪亮动人的嗓音说了‘能从如此可爱的爱尔兰孩子手里接过这些花，我深感荣幸’之类的话。 “游行队伍重新动了起来，柯利的车向前挪动。这时，跑出来一个光着脚丫、头戴方巾的女人，她挥着扫把，在市长大人的车前为他清扫道路。车子在我们正下方停住，柯利再次起身鞠躬，并把那束花送给了她。她高举着花束，跳了一段爱尔兰吉格舞。 “市长向我们挥手致意，外公则走到靠近栏杆的地方举杯回敬他。 “外婆搂着我，一边摇头一边喃喃自语‘他简直是没完没了！’——我不确定她指的是市长，还是她丈夫，还是两者兼有。 “柯利的车又上路了，光脚的女人也不见了踪影，也许是去穿鞋了。一支铜管乐队缓缓走过，后面紧跟着一帮棒球俱乐部的男孩。这些小男孩身穿棒球衫，头戴棒球帽，齐步走的时候还真是有模有样的。 “在这个大部队后面，有一群尾随游行队伍的孩子。他们并没有列队，而是随意地走着。 “就在这时，游行队伍再次停住，我在那堆孩子里瞧见了两个我认识的人。那两人长相相似，是埃迪·麦基和乔伊·麦基，他们俩正仰头盯着我看。 博客的女主持人看上去有些担心，因为我似乎越扯越远。“之所以提到麦基兄弟，”我解释说，“是因为埃迪·麦基，就是在《旧城尘梦》 (10) 里饰演杰克·斯甘提的男演员埃德·麦基。” 主持人听后两眼放光地说：“你和他是童年伙伴？” 这可真是个悲哀的时代。一个演员，在有线电视演个侦探剧，再拿个奖，知名度就比作家们高多了。我胡乱编出一段和埃迪的童年友谊，然后就结束了这次访谈。 我没有提到的是，在多年前的那个圣帕特里克日，麦基兄弟和我彼此对视时，我们既没有挥手微笑，也没有隔着喧闹的人群呼喊。 那会儿埃迪和我一样，都在读一年级，他经常找我麻烦。还有他哥哥乔伊，大我们五岁，高我一两个头，欺负过我不止一次。 我们无声的对视没有逃过我外婆的蓝眼睛。 她把头探出栏杆，麦基兄弟就收回了目光，向旁边退去。游行队伍重新开始前行，他们又紧跟在了后面。 “你的朋友？”外婆问我。 我摇头：“是同校的人。”我没有对外婆说，就算我在学校里有朋友，也不可能是他们。 但她当时抚着我的平头，就像在抚摸小猫。我锁紧的心扉突然被打开，一股脑说出了积压在心头的话。 “埃迪放学后总在回家路上跟着我，想把我绊倒，然后看我笑话。乔伊更坏，他喜欢踢小孩，常常偷东西。一放学我就躲着他们。有一次我回到家门口，刚上楼梯他们就追上了我，想到我家里去。乔伊把头伸进门内，环视一周之后，说我是个怪胎，因为我家有很多书。然后我妈问谁在门口，他们才跑开了。” 我把我的麻烦和恐惧说给了外婆听，这违背了孩子们之间最重要的约定：这种事绝不能让大人知道。 可我感觉她光是看着我们，就能明白麦基兄弟和我之间的事。 当我说“他让我做可怕的梦”时，她点了点头。我知道她懂我的意思了。那天晚上在安静的客厅里，她教了我一小段口诀，她说这有点像祈祷词。开头一句是这样的：“紧锁之门，开也开也。”后面跟着一些古老的语言。只有在面临危险时才可以念，口诀的效果她也告诉了我。 我们搬到D街后，也许是因为我父母认定本地的公立小学不好，或者离家不够近，又或许是因为他们曾做过演员，又是左翼天主教徒，在育儿观念上不甘流俗，总之他们认为那个小学毫无特色。 因此，和本区大部分去了公立学校的孩子不同，我被送到了圣彼得，一所立陶宛天主教学校，位于社区的边缘地带。 学校里的修女会两种语言。许多孩子不久前才从欧洲逃难而来，还在学习英语，因此授课时双语并用。我回家后用立陶宛语说一两句话或者唱一两首歌，我父母都会很开心。我轻而易举就能说得字正腔圆，因此他们觉得就算我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也不要紧。 我上学是独自一人去的，我父母读给我听的睡前故事是《瑟伯嘉年华》 (11) 里那些纽约人的故事。而在我生活的这个社区，很多家庭连一本书都没有。 本区去圣彼得念书的孩子还有埃迪·麦基和他的哥哥乔伊。我听说乔伊被之前的公立学校开除后，他妈妈想让他们哥俩在一起上学，于是他们都去了圣彼得。 生活在这里既刺激又惊险。孩子们成天打架，有时石块横飞。D街的臭名最终人尽皆知，可是话说回来，它的乐趣和活力却是别处所没有的。 我是一个能看见魔法——或者说能想象出魔法——的孩子。经过教堂时，我看到神像的目光在追随着我。有一天在课堂上，我把我的发现告诉了老师，修女老师听后面露微笑，但是孩子们却笑出了声。 放学后，埃迪·麦基把我拦住。“你真的看到神像在盯着你看？”他表情异常认真。可是当我回答了“是的”以后，他竟然后一路在我回家的路上跟着，逢人就说神像在看我。 第二部分：球棒之歌 这些事情我全都记得，而且我知道今天晚上就会见到埃迪。快到中午的时候，苏西过来找我，我们一起去了瑞吉欧咖啡厅吃午饭。当她还是一个叫史蒂夫的男子时，我们曾谈过恋爱，她认识埃迪·麦基（埃德·麦克）。苏西告诉我说：“他昨天晚上打电话来，说是你外公的那部电影就要开始筹备工作了。” “这件事他都说了几十年了。”我说。 “你外公是个怎样的人？”苏西说，“你的麦克盖博系列里一定有他的故事吧。” 是的，故事是这样的： “我相信，我可能是世界上最后一个曾给哈里·杜鲁门总统投过选票的人。1948年我四岁，外公带我去了南波士顿的一处投票点。他握着我的手，帮着我在一张选票上签下了我的名字。 “在那里组织投票的人是他的朋友，他们都被我的举动逗乐了。我听到他们说：‘啊！迈克尔，你可真会干好事！别把孩子教坏咯！’ “就这样，我把票投给了民主党人杜鲁门，因为他始终与人民患难与共，不像住在纽约的那些对爱尔兰人颐指气使的达官贵人，借着民主政体做些见不得光的事，败坏了爱尔兰人的名声。 “我外公拥有的各种魔法都难以察觉。我小时候爸妈都在剧院里当吉格舞演员，后来又有了我弟弟，再加上这样那样的原因，所以差不多是外公外婆将我带大的，我和他们感情很深。 “从各方面来说，我外公都算不上一位好父亲。他去世后，我不止一次在不同的场合听人说过，当我妈和她的姐妹们还是孩子的时候，有一年平安夜他醉醺醺地回到家里，拎起装扮好的圣诞树就从窗口扔了出去。 “可是在我心里，他是个了不起的人，我在学校过得不开心的时候他会带我逛街。他给我买过一顶帽子，和他自己戴的那顶一模一样，只不过是小号的。 “1920年他心血来潮，做起了有轨电车的司机（但好像不是全职的）。不知何故，那时他挺阔绰的，房子有六所，汽车也有好几辆，他的绰号‘开电车的土豪’就是从那时得来的。 “按照他子女们的说法，他的钱来路不明，就像童话故事里凭空出现的金子一样。后来他破产了，兜里分文不剩，只剩下酒瘾和暴躁的坏脾气。他妻子念咒施法，才把他从还不完的债务中解救出来。 “我从很小的时候起，就一直将他视为我心目中的上帝，他也因此克制着自己的酒瘾。虽然我不是他儿子，但是按爱尔兰人的眼光，他这时才俨然是个公认的好爸爸。 “去街角商店有时就像是去探险。‘艾琳，杂货店女王’，他如此称呼街角商店里那个身形娇小又生性刻薄的老板娘。数年后，我发现她做起了社区黑赌场的生意 (12) 。只有在我外公使用魔法的时候她才会微笑。 “他这么向她介绍我的：‘他是个了不起的小伙子，这世界上没有他办不成的事。’然后她就会拿棒冰给我吃。 “有一次，我们在人行道上，他挥了挥手，一个身材高大、垂头耷肩的男人便从水泥路面上冒了出来。‘最最正直，最最迷人的彼得·马圭尔，’我外公说，‘你觉得我孙子怎么样，彼得？’ “‘只要你不给他灌输跟你一样的思想，我看他准能长成一个好小伙子。’ “‘还好他比较喜欢他外婆和他妈妈，他可真该为自己感到欣慰呢。现在，我问你，你觉得萨弗科当斯 (13) 的第五局赛马的比分是多少？’然后他们避开我，交头接耳了一阵子。 “在我感到无聊之前，他走回我身边，挥手召出一个长得像小精灵但却穿着西装的矮小男人。‘这位是律师斯潘塞·麦格里芬，个头跟你差不多，很有钱。不过你将来会比他更高，比他更有钱，这世上没有你办不成的事儿。’ “还有一次，他跑进商店，给我买了一条印着三叶草图样 (14) 的夹式领带。他的魔力有时也体现在他能用不同于凡人的眼光欣赏这个世界。” 因为苏西和埃迪是朋友，所以我没有告诉她埃迪·麦基闯入我和我外公的世界的那一天。对于六岁的我来说，那真是一个黑色的灾难日。 那天我还以为外公是要带我去拜访亲戚家。但等我们遇到埃迪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了，那天下午他一直带着我在D街晃悠，就是为了等埃迪。 我们在前面走的时候，埃迪为了引起我的注意，跑来踩我的鞋跟。我以为外公并不清楚我和他的敌对关系，但现在我知道了。他不仅知道得一清二楚，还有自己的理由将我俩视为朋友。 他抓着我俩的肩膀（而不是像娘们一样牵着我俩的手），一边领我们过街，一边问埃迪：“这么说你是麦基家的孩子吧？我记得有个叫乔·麦基的，和我的儿子们一起打过棒球的那个。”他说着刻意顿了顿，凝神做思考状，“那人就是你爸爸吧？” 埃迪迟疑地点了点头。那时我才知道他们父子聚少离多，因为他老爸不是在监狱里服刑，就是在医院里醒酒。 “瞧你这身材，我敢打赌，你一定有自己练习打棒球。”真奇怪，我外公应该是第一次见到埃迪，居然就和他搭话了，还编了些好话夸他。埃迪露出了微笑，我以前可从没见过他笑。 开电车的土豪说：“我对你外婆有些印象，艾琳·麦基。她将话语带给圣徒，而他们则洗耳聆听。你是有魔法血统的孩子。”说着他戳了戳埃迪的肚子，向他打听他外婆的近况。 那个眼神凶巴巴的小男孩，现在变成了一个咯咯直笑的小男孩，因为外公给我们买了好多棒棒糖，把我俩的口袋都装满了。我的冤家对头居然分享了我外公的爱，我至今都还记得自己那时愤愤不平的感觉。 从那一天开始，我和埃迪的人生都发生了改变。 我与他虽是同班，却从不来往。我们的修女老师既教一年级，也教幼儿园，两个年级在一个教室上课，所以她总是轮着教。上一刻她还在教立陶宛和美国孩子用英语念《迪克，简和萨里》 (15) ，下一刻，她又在教比我年幼的孩子们用立陶宛语唱歌。 她是个好老师吗？大概是吧，但她工作量太大了。她对我很好，不过因为我口语说得不错，她并不知道我其实根本不会写。 那天下午，教室外突然传来了敲门声，尽管我们事先没有被告知，但老师肯定是知情的。她打开门，修女会的会长大步流星地走了进来，神色比平时还要吓人。跟在她身后的是三个男孩和三个女孩，个个脸上挂着泪珠。一场噩梦就此开始了。 这些都是大孩子，九岁——甚至十岁的也有！女孩子们穿着男孩的上衣和裤子，男孩子们则穿着连衣裙——这可真羞辱！会长告诉我们，他们正在接受处罚，因为男孩们趴在女厕所的窗户外偷窥，而女孩们却觉得他们的举动很搞笑。他们被抓住后，她们还在笑个不停。 我一点都不明白目前的情况，可是天哪，她看起来火冒三丈。他们必须诚恳地认错，然后还要被带到教室外，沿着走廊游行示众，自我反省。 他们离开后，我才想起其中一个男孩正是乔伊·麦基。我扫视四周，看到埃迪泪眼汪汪地盯着他哥哥离去。他发现我在看他，于是生气地瞪了我一眼。然后我便一直担心放学后会被他找麻烦。 但放学后，乔伊·麦基和另外两个被抓住的男孩已经换回了他们自己的衣服，一群比他们还大的孩子一边嘲笑他们，一边打他们。埃迪和他哥哥走在一起，忠心耿耿地伸出胳膊护着他，却被人推到了一旁。但他依然露出凶巴巴的眼神，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 那天晚上，我噩梦连连。最开始是梦见我穿着连衣裙，被人用箭头扎成了刺猬。我还梦见教堂里有一尊浑身插满箭头的圣人雕像，其他圣人通常穿的都是缠腰布，而这一尊却是一条连衣裙。 然后我来到了学校的走廊，学生、牧师、修女围着我指指点点，嘲笑不已，我才发现自己居然没穿衣服。 醒来后，我不断回想着那些梦。我家客厅的墙上有两张我妈在戏剧《第十二夜》 (16) 里饰演薇奥拉的剧照，其中一张她是男人扮相，另一张则是女人扮相。 乔伊·麦基没有再回圣彼得学校念书，埃迪变得寡言少语，我们都避着对方。我也不再做那样的梦了。 又过了几天，我在放学回家路上看到了D街另一边的麦基兄弟。乔伊带着可怕的笑容穿过街走来，埃迪则怏怏不乐地跟在后面。 我先是吓得僵在了原地，然后，想起了外婆教我的口诀。我低声念了句“紧锁之门，开也开也”，接着磕磕巴巴地念完了后面那串古语。眨眼之间，我潜入了乔伊的心灵，感觉到了他心中涌动的怒气。他想揍眼前这个弱小又胆怯的家伙，我知道我这是透过了他的眼睛，而看到的那个人就是我。于是我开始回忆他穿着连衣裙，站在教室里哭的样子。他感应到了我的回忆，止步不前。这是他的噩梦，他由愤怒转为害怕，迅速退后，一转身就跑了。埃迪一愣，也跟着他哥哥跑了。 星期六，我一个人在家门前的空地上玩。我把一张浸湿的《波士顿美国人报》铺在地上，当作本垒，接着把一块石头抛向天空，挥动那根神圣的球棒，却又一次没打着。 球棒已经有了很多磨损，棒身上有一条裂纹。在我周围，妇女们隔着铁丝网栅栏在往晾衣绳上挂衣服，男人们正往酒吧赶去，一大群孩子在附近玩耍，他们又叫又笑，又打又闹。 突然，我看到埃迪气冲冲地向我走来，我转身跑上自家门廊前的楼梯，低声念“紧锁之门，开也开也”，以及口诀剩下的部分。 接着我就透过他的眼睛，看到了手握球棒的我。我还感受到了他的愤怒和困惑。埃迪想和我做朋友，想用乔伊对待他的方式教我变得坚强起来。他一直把他哥哥当作巨人，可是我居然莫名其妙地吓退了乔伊。自那之后，乔伊就再也没回家了。 想到哥哥的离开，埃迪非常伤心，但他很勇敢。他猛地朝我扑来，也就是在那一刻，他终于明白，我的思想就在他身体里。他脑海里传来一阵恐惧，甚至比看到修女会的会长还要恐惧。 是时候发泄我自己的恐惧和愤怒了。他穿着运动鞋的脚一踏上台阶，我就挥起球棒，打在了他的右眼上方。 破旧的球棒断了，埃迪踉踉跄跄向后退去，额头上渗出了鲜血。他摸摸额头，看到了手上的血，然后便跑开了。我和他之间的连接也随即断开了。 不一会儿，我妈妈回来了。她看见一个流着血的小男孩跑过去，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让她吓了一跳。她怕我也出事，把我拖回了屋子里，球棒则被留在了外面。 她对我爸说：“好可怕呀！有个小男孩脑袋上在流血。”她给我外婆和姨母们打了电话，复述了此事，完全没想过这事正是我干的。 我担心她知道真相，不过她在社区里认识的人不多。而在多年以后，埃迪向我解释了她妈妈不想引起注意的原因。所以他被打之后，他妈妈也没有声张。 可是这事瞒不过我外婆。过了几天，我外婆来学校接我。我们一边走在孩子们中间，一边聊着棒球。 埃迪头上缠着绷带，闷闷不乐，尽量不往我这边看。 外婆问我有没有在用那支球棒练习。 “球棒断了。”我说，没有再多说半句。可是她那非比寻常的直觉却从我异样的声音和不自觉向埃迪投去的一瞥中发现了更多的隐情。埃迪用愁苦的眼神回看着我，仿佛我们是绝交的朋友。我确信外婆和游行那天一样，看出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她没有生气，只是看着我，点了点头表示她懂了。“那支可怜的球棒教会了你足够多的道理。”她说，微笑里带着些许悲伤。 埃迪往他家走去时，她拉住了我，走向埃迪，双手搭在他肩膀上。我以为他会甩开她，但是她在他耳边说了几句话，然后又抱了抱他。他只是静静地站着。她问候了他妈妈和他外婆，并夸他是个好孩子。他的眼泪涌了上来，低下头，不想被人看见。 外婆把我叫到跟前，我和埃迪都不肯看对方。外婆让我们握了手。即使不念口诀，我也能感受到他注视她时，内心怀有的敬畏之感。 “你们都不是普通的孩子，将来彼此都会需要对方。”她对我们说。 在他回家之前，她亲了他，还跟他说：“你心肠不坏，我会来拜访你和你妈妈的。”他一边走远，一边回头看她。 埃迪走后，外婆搂着我的脖子说：“你应该和埃迪成为朋友。他缺少关爱。” 她对他的关心使我有种上当的感觉，就好像埃迪从我这儿偷走了我的外公和外婆。 第三部分：夜梦 不久之后，我家从D街搬到了多切斯特一个树木茂盛的社区。新家有个后院，而且此地的每个公园都有棒球场。我把搬家一事视为我在埃迪头上一棒打出的奇迹。我的日子好过了不少。可惜的是，我把学来的立陶宛语全忘了。还有，我们去大教堂时，神像不再盯着我看了。 年复一年，我时不时梦见一辆车厢内灯光全开的有轨电车在夜色中行驶，开电车的土豪在驾驶室向我微笑；或者梦见一个年轻姑娘，走在铅色的大海边的一条碎石路上。梦醒后我想起来，那个姑娘大概是年轻时候的外婆。 回首过去，我把这些梦与埃迪·麦基联系在一起。 世事多变。我九岁时，外婆去世。我哭得两眼发黑。我外公孤零零地过了几年，之后隐迹爱尔兰，终老于斯。 后来，我发现自己是同性恋。我违法饮酒，上大学，交男友，嗑药，迁居曼哈顿。距离最后一次见到埃迪，已经过去了二三十年，我写着有人读却没人演的剧本。为了挣钱，我在曼哈顿的新纽大学教戏剧文学，还在克里斯朵夫街的曼兰德舞厅做兼职保安。 尽管我块头不大，但是却能镇住寻衅滋事的顾客，因此颇受青睐。我很清楚，我在滥用外婆送给我的礼物。 和史蒂夫（苏西）的恋情终结后，我们维系着牢固的友情。一天晚上，她坚称有一台演出我非看不可，然后带我去了很远的哈德逊码头，进了一家又小又旧的剧院里。这台演出有时只能看到演员在聚灯光下的影子在演戏，有时是演员无声地扮演着阴险的娼妇和街头恶霸。 老唱片机里传出莱妮亚 (17) 演唱的《尖刀麦克》 (18) ，伴着沙沙的噪音。在舞台左方，一个男人手持匕首指着一个影子女人的喉咙，一条影子狗呲牙扑向拿刀的手，却咬了个空，影子女人趁机逃往暗处。 在舞台右方的街灯下，有一个外套里藏着刀的家伙。影子女人看见他之后便向后退，那人把手伸进胸前的口袋，步步逼近。我认出了他就是踏着南波士顿式的大步、面带笑容的尖刀麦克。埃迪踩我脚后跟的时候，脸上露出的笑容与这个尖刀麦克如出一辙。 随后还有更多的人影，更多的惊险时刻。但是我看到埃迪后，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他身上。 演出结束后，埃迪走下舞台，出门走进一条背街小巷。他一眼就看到等在路边的我，带着浓浓的波士顿口音问我：“你干吗要躲在暗处？” 让我惊讶的是，我们竟然抱在了一起。这么多年来，我只有在写自私鬼或小恶魔的时候才会想起他。 现在他的鼻子就像白兰度的塌鼻子，眼睛洋溢着热情，让人难以抗拒。“听说你就在这个城区，这次他们总算是没瞎说。”他说，这一回几乎一点波士顿口音都听不出来。 这次再会是埃迪托苏西安排的。我们三人还有剧里的几个人来到码头边的一间酒吧。除了酒以外，那里唯一的吃食是煎得发硬的鸡蛋。 我简单跟他说了自从上次见面以来我的生活。埃迪却滔滔不绝地说了很多，他说：“演完哑剧后总想说话。”他已经演过几部小众剧，看过的人不多。 “我在越南战争中服了两年兵役，人倒是活着回来了，精神却有点失常。”他说，“我在加利福尼亚做了一段时间的康复治疗。但是对我来说，表演才是最有效的治疗方法，真的。” 埃迪很高兴能再见到我。尤其是在苏西告诉他，我的现任恋人已经搬离了我在B大街那间供暖不足的公寓后，他更高兴了。我怎么也想不到，埃迪和我走到了一起。 一天深夜，我们迷迷糊糊地躺在破旧的沙发上，听着炉火的噼啪声、警笛的啸鸣声和楼上住户的惊呼声。他说：“我真羡慕你和你的家庭，你爸妈看见了一点血——即使不是你的血——就另寻了个不错的新家，搬出了D街。他们人真好啊！大概在我八岁的时候吧，你外公对我说，你爸妈都是演员。在那以前，我一直以为电视上的人都是假的呢。 “不像我爸妈。我爸去警察局领人的时候，根本认不出哪一个是我；我妈从小就被当成职业告密者培养。一提起我在D街长大，别人看我的眼神，就好像我在波格斯乐队 (19) 里唱过歌，给爱尔兰共和军 (20) 运过枪似的。 “我在那个老鼠窝里又生活了十四年后，那片住房区成了一片废墟。我爸死了，我妈酗酒死了，我哥哥也失踪了，是越南的事把我从那儿救了出去。” 听到乔伊的事，我露出疑惑的神情。 “那次你把他吓跑后，他逃个不停，后来被送进了精神病院，逃出去之后就找不到了。” 我瑟缩了一下，他则发出一声轻笑。“相信我，我理解你当时为什么要这么做。可是看到他失常的样子，我还是非常难过。” 他摇了摇头，把眼光转向别处。几年后，在尤金·奥尼尔的《送冰的人来了》的演出中，他凝目而视的动作和眼神看起来与那天一模一样。 我们聊起了我的外公外婆，我发现他比我更挂念他们。埃迪说：“我忘不了他们，你外婆是个会魔法的女人。我的外婆，艾琳·麦基，她会的是黑魔法。我觉得她对我妈和乔伊施过法，我不喜欢她。你外公认识艾琳，他给我们买棒棒糖那次提起过她。” 我告诉他：“我外婆死后，我叔叔这么跟我说过我外婆，‘当你还小的时候，在某个时刻，她会给你一个坚定的眼神，然后告诉你， 现在和以后，都要做个好人，才能安身立命。’ ” 我抬眼时，他眼里泛着泪花，那是真真切切的泪水。世界上再也没有像我和他一样了解彼此的人了。那天晚上，带着好奇之心，我们睡在了一起。我和他的关系，就像一条崎岖狭窄的小径。 那段时间，我做了好几个关于我外公的美梦。我觉得那是因为埃迪唤起了我的记忆。 一天晚上，我给他读了一篇刚刚写完的麦克盖博系列故事。 “我外公外婆出生于十九世纪，在遥远而又阴冷的艾伦岛 (21) 长大，他们的母语是盖尔语。不过，我记得他们不常说母语，只有当他们用英语讨论某个行迹不端的人时，如果我也在场，他们才会改口说起盖尔语，说得笑逐颜开，眉飞色舞。那是我唯一一次看到他们如此亲近，也许是因为那时他们的青春还残留着一小截尾巴。即使是如今，一听到盖尔语，我总觉得像是在说别人的闲言碎语。 “去年，我受邀参加了一期讨论爱尔兰作家的电台节目。节目中，我被问到了我的舅老爷利亚姆和汤姆，两人都是作家。我大部分时间谈的却是他们的姐姐，也就是我外婆，我儿时最爱的女士。 “三十年代，她的弟弟汤姆在《工人日报》担任编辑。《工人日报》是纽约的社运人士办的报纸。她的另一个弟弟利亚姆·奥弗莱赫蒂有些名气，因为他的小说《告密者》被拍成了一部知名电影。还有别的小说也拍成了电影，不过不是很有名。在那个年代，他在苏联很受欢迎。 “我家里到处都放着利亚姆的短篇故事集，我开始写作时，他的一篇故事给了我灵感，故事讲的是一个男孩在阴冷的艾伦岛上的生活——显然那个男孩就是利亚姆本人。后来男孩的姐姐从美国回来探亲，对于当时从未离开过家的他来说，她是个迷人的存在。她的回归激发了他的想象力，使他对更加广阔的世界产生了向往。 “她对弟弟们的影响力不止于此。他们三人曾在帕默尔突袭行动中创造了一段传奇。一战结束后，美国司法部部长帕默尔认为，社运人士在战前就已经开始渗入美国，企图发动一场革命。因此他派出特工四处活动，搜捕社运人士。 “他们搜到波士顿时，她的两个弟弟汤姆和利亚姆正暂居在他们姐姐家，两人都是社运人士。不知我外婆当时用了什么办法，可能是念了咒语吧，居然拖住了特工，给他弟弟留出了充足的时间。他们爬出窗子，借着楼外的消防楼梯逃走了。” 埃迪入迷地听着，我读完故事，他鼓掌说：“我的理想就是演一个小混混，他会一点魔法，还爱笑。我可以从我们的外公那里借鉴很多东西。” 我正要问他“我们的”是什么意思，他继续说：“我从没见过像他那样有魅力的老人，无论是在影视作品中还是在生活中。但是，除了小孩子，他的妻子和别人真的相信他吗？” “什么意思？” “在你的麦克盖博系列里面，当权者是如何得知社运兄弟的藏身之处的？” “匿名告密者，爱尔兰人的咒语。”我说，“讽刺的是，利亚姆为人所知正是因为他写了一本关于告密者的小说。” “也许并不是那么高深莫测的匿名者。开电车的土豪说起艾琳·麦基时，他用了自创的俏皮话，‘她将话语带给圣徒，而他们则洗耳聆听’，意思是‘她是警察的走狗’。 “我家里也有一些故事，比如我外婆麦基就是警察的探子。无论是从活人那里还是从死人那里，她都能扒出一些秘密。特别是某个比妻子小八岁的男人。” 我外公确实比外婆小八岁。此时我才想到，他当初也像她的弟弟那样，被这个从美国回来的女人迷住了。 “你说他对我外婆不专一，也许吧，”我说，“但要说是他告发了我舅老爷？我外公不是那样的人。” “我也同意他不是那样的人。但是她把心思都用在她热衷社运的弟弟们身上，他八成也会感到不满吧。你知道的，要是一天不听点别人的八卦，并把这些八卦告诉其他人，他就难受得要死。那时候他结识了艾琳·麦基。根据艾琳的说法，他们的关系远不止于认识那么简单。他自然而然在无意中泄露了秘密。 “你家搬走以后，我还见过他很多次。他让我知道了我是他的孙子。这可真像一出戏，甚至都可以拍成电影了。如果能找到有意向的投资人，你来写剧本，我来演咱们的外公。” 埃迪一说出这话，我就不作声了。我拒绝和他讨论以我的家人为主角的戏剧，我也拒绝看到这样的戏剧。埃迪已经把我认作了他的表亲。“你们两个乱伦狂相处得怎么样了？”苏西总是这么问。 他在外百老汇 (22) 演了一部戏剧，背景是爱尔兰人聚居的“地狱厨房区” (23) ，反响挺不错的。之后有一天，他一脸震惊地回到了家里。 “我要参演一部在纽约拍摄的电影，会在电视上播出。我演一个疯子，没有台词，出镜的时候只要做出疯疯癫癫的表情就行啦。” 我记得我向他道了祝贺，但我的心却掉到了谷底。他的演艺事业蒸蒸日上，与他相比，我成就平平。我们不怎么说话了，后来他接了一个电话，就出发去了好莱坞。 他离开的前夜，我梦到外公低着头在和大约九岁的埃迪讲话，表情前所未有的严肃。埃迪则睁大眼睛仰头看着他。他对埃迪说：“你给别人讲一个笑话，他可能笑一笑就忘了；给别人唱一首歌，他可能会回你一个吻。但如果像我展示给你的这样，给别人一个梦境，那他就会永远记住你。” 我醒来还记得这个梦，并且就像他说的那样，我之后也一直都记在心中。我睁开眼睛时，埃迪就在眼前，他笑着向我道别。以前我一直想让他离开，但突然我转变了想法。分别时，他说：“我发现从来没有人能像我们这样。” 第四部分：肮脏的老城 (24) ，我怀念你 这些年来，埃迪·麦基改名埃德·麦克。作为演员，他事业有成。他演过气质优雅的杀手，也演过良心败坏的警察。 借着参加舞台演出的机会，他每隔几年就回一次纽约。他总跟我提那个剧本，而我从来都当作耳旁风。 九十年代他又一次来纽约时，他和女演员特丽·哈维尔的婚姻已经破裂了，因为她的名气压得他出不了头。那时期，我跟一个俱乐部经营者分手了，他爱上了一个比我更年轻的家伙。 “我们到头来还是孑然一身，”他说，“所幸还有彼此做兄弟。”我笑了，他的话让我找到了一点安慰。 几年前，我们在中央公园的一家露天咖啡馆度过了一个令人怀念的下午。他对我说：“我在洛杉矶的时候，有时眼角会闪过一道光。我转头时，恍惚间看见了你外婆。” 我说：“我妈给我讲，有一次我外婆说，她嫁给我外公是因为他的梦，仅此而已。” 几周前，埃迪就已经告知过我，他即将回纽约。那天早上在我梦醒之后，他发给我的电邮，就是恳请我参加今晚的一个活动。 活动在七点开始，地点是传影有线电视公司的“哥伦布号”环形办公大楼，我就坐在里面的一个剧院里。这次活动是一次场面向纽约媒体的发布会，发布会上将会向公众介绍荣获艾美奖的电视剧《旧城尘梦》的第三季。 你肯定已经看过或听说过这部虚构的电视剧了。它讲述了几十年前波士顿发生的罪案。剧情以某个老旧的社区为背景，围绕着白佬·巴尔杰 (25) 的经历，塑造了一个警察腐败、潜规则盛行的世界。 《旧城尘梦》第一季的开头几集，让我想起了伴随我成长的那个地方。看这部剧使我落泪，所以我总是独自一人观看。 在一面大屏幕前，导演、演员、制片人、摄影师和技术人员面向观众而坐，埃迪也在那一列，坐在靠边的位置。 我试着让他看到我，但没成功。用我的魔法吧，又感觉不太好。在大屏幕上，城市交通管理局的电车沿着高架铁道隆隆行驶，地面上有一些三层高的房子。在计算机动画技术的帮助下，高架电车和低矮的老城天际看起来非常真实，一个制片人正在讲述制作这些场景所付出的心血。 取景人员谈到了为剧中的社区黑赌场寻找合适的街角商店的过程。他们还到新泽西的一片海滩取景，才有了剧中的里维尔海滩。 我们还观看了在多尔切斯特大道拍摄的镜头。雨景中的公寓楼脏兮兮的，大道两边布满了旧时的酒吧招牌，七十年代的汽车随处可见。雪景的镜头从州议会大厦到主题公园里的狗爪印，“都是实拍的。”一位导演肯定地说。 在画面结尾处，一个中了枪的人跌过三楼走廊的栏杆，一头倒栽了下去。 那一列嘉宾大都是从加州来的潮人，埃迪的穿着也很入时，可是他的塌鼻子和发型使他看上去有点格格不入，不过在剧中的波士顿背景中就很协调了。此时的他眼神灵动，却又莫名的遥远。他并没有注意到我。 制片人挨个介绍嘉宾，每个人都说了几句他们在剧中的职责。埃迪虽然拿过金球奖，却是最后一个发言的人。 当介绍到他时，制片人说：“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人，正是我们的埃德·麦克，‘维修工’ (26) 杰克·斯甘提的扮演者，在剧中用城市里的泪水和鲜血铸造小妖精金币 (27) 的人。” 维修工在即将上映的这一季的第一集里出镜，出镜时的场景是二十世纪中期的一个小房间。架子上陈列着体育比赛奖杯，墙上挂着一只雄鹿的鹿头，还有一些相片。相片里是拳击手、赛马或裸女。一个男人弓着背趴在一把转椅上，脸朝下贴着吸墨纸板，纸板上有一片正在洇开的黑色墨渍，想必是死掉的屋主。 斯甘提戴好手套，拨了一下男人伸向电话的手。“他还真以为他能来得及打个电话？”斯甘提问。屋子里没有第三个人，所以埃迪的提问会让观众感觉他问的人正是他们。 斯甘提翻看了抽屉，从里面拿出一个信封，他说：“天哪！要是早有这笔钱，我绝不会走上犯罪的道路！” 他把信封扔给一位看不见的同谋，然后又翻起了桌子。斯甘提的扮演者即兴发挥出的独白妙趣横生，他说话时带着纯正的波士顿口音，其中掺杂着一丝几乎听不出来的爱尔兰口音。 他说：“我之前就是因为长着一张爱尔兰脸而逃过抓捕。这个城市里生活着成千上万的爱尔兰裔的年轻人，没人能从中分辨出我。我处事油滑，我心肠冷硬，我沉默寡言，然后居然还活到了今天，我也非常惊讶。”他耸了耸肩，似笑非笑，接着开始对付一个有密码锁的保险箱，这个片段到此为止。 一贯冷漠的媒体席中响起了一片掌声。 这个片段有几处引起我回忆的地方：那个小房间让我想起了比肯坡 (28) 的一位老色狼；埃迪说话的方式有点像我外公。 他站起来对观众说：“我再给你们讲一个小故事。”他的故事一开头我就愣住了，那是我几年前写进麦克盖博系列的一个故事，我差不多都已经忘记了。 “最开始，我住在南波士顿D街住房区。几年后那里是另一番景象，但在最初的时候，那里还有社区警察和消防员，以及打仗回来的美国兵。 “我舅舅比尔是个警察，和他妻子住在这个地方，离圣彼得教堂不远，那时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快要出生了。有一天，我爸妈没空，于是把我送去了我舅妈克莱尔那里。比尔舅舅穿着警服回家吃午饭时，带着他的搭档凯利。 “我舅舅走进厨房和我舅妈说话。我在客厅里，听到他们在低声争吵些什么，很可能是我不该听到的事。凯利是个又高又壮的家伙，脸上总是挂着若有若无的微笑，正坐在沙发上。也许是想转移我的注意力吧，他摘下了腰带和手枪，放在一旁。我睁大眼睛看着他把警用手枪从皮套里取出来，然后对我点了点头。我走上前去，他把枪柄伸向我，我用双手接过。可是我那时才六岁，沉甸甸的枪把我的手臂压得下垂。 “枪口对着地面，我正要放下枪的时候，我舅舅走了过来。他手里拿着两瓶纳拉干啤酒。‘你把弹匣拿掉了吗？’他问。凯利拍了拍自己的额头，我舅舅从我手里拿下枪，回头看看这一幕有没有被我舅妈瞧见。 “如果真的被她看见，就不会有诸位现在听到的这个故事了。回想起来，如果我对着地板扣动了扳机，让子弹从楼下的卡拉汉太太家的天花板穿过，卡拉汉太太也许会度过难忘的一天。” 现场第一次响起了笑声和掌声。埃迪看到了我。他走下台子，挽住了我的胳膊。我站起来时，他说：“这个故事出自我的这位表弟之手。他是个优秀的作家，我们正在合力创作一部作品。”人们看着我，制片人也和我握了手。 我们乘着拥挤的电梯下楼时，电梯里的乘客们把纷纷把目光投向埃迪。我想起了自己写故事时熬过的不眠之夜，他却以这种方式偷用了我的故事。 “比尔是我舅舅，”我说，“你见过他吗？”我听到自己讲话就像一个六岁的孩子。 他似乎被我的话逗乐了，他说：“我知道街角有个地方，我们可以去坐坐。” 以前曼哈顿的酒吧光线昏暗，伤心的酒客会把自己灌得酩酊大醉，不过那样的时期已经过去了。我们身处一个光照宜人的安静酒吧。埃迪点了一杯加水的詹姆森威士忌 (29) ，我要了一杯冰茶。 几个顾客看到他，想知道他为什么看起来这么脸熟。酒保小声地告诉了他们。埃德·麦克对此视而不见。 他笑得跟个街头恶霸一样，低声道：“我一直在想你穿那件黄雨衣去上学的样子。” 那个梦违反了我们之间不成文的约定：不能对彼此使用魔法。他在故意招惹我，我火了，于是念了外婆给我的口诀。 在他的脑袋里面，我找到了一堆带有强烈的怒气和恐惧的记忆。在这堆记忆的核心处，我看到一个医生诊断出他患了胃癌。通过埃德的眼睛，我看到坐在对面的自己，脸上的表情很快由生气变为吃惊。我切断了我们的连接。 “我是如此的懦弱，连个癌字都说不出口。”他面露羞愧之色，“请不要让别人知道我的病情，《旧城尘梦》的制片人打算资助我们的电影。我们的外公只能由你来写，由我来演。” 埃迪的话还没有说完，突然，我看到我们是地铁站台的人群中的两个孩子，轰隆隆的声音从隧道里传来，接着驶来一辆由老虎拉着的金色大马车，我外公戴着他的电车司机帽坐在车头。人群为我们让出空间，我们登上马车，鞭子噼啪一响，马车就出发了。 “请你帮助我，”他央求道，我木然地点了点头，“祝我们好梦。”我还没来得及说些什么，他便起身离开了。 第五部分：“最后一篇麦克盖博” “埃迪用梦和癌症说服了我。过了几个星期，他给我发来了二十世纪爱尔兰人定居于波士顿的影像。画面是黑白的，内容包括游行、初次领圣餐、酒吧和守灵夜。我很惊讶自己居然只记得当年搬离时的匆匆一瞥，根本记不得这么多的事物。我把1950年我的外公外婆和两个小男孩在南波士顿的生活写成了故事，并且使用了倒叙的方式。 “电影开拍后，我收到了一些片段。我看到埃迪扮演的祖父英俊潇洒，戴着一顶只有他才能戴出气质的帽子。 “我们经常通电话。‘我们也许成了令人生厌的老男人，但是在少年时期，我们曾接触过魔法，’他对我说，‘我怀疑我俩过世后，这世间再也找不出两个像我们这样会魔法的人了。’他的声音和外公的十分相似，我听得打了个激灵。 “拍摄完成后，他回到纽约，我们还讨论了带这部电影参加太阳舞电影节或别的电影节的事。在一个晴好的春日，我们沿街散步。他拄着一根手杖，带着爱尔兰乡音向每一个路人问好。一群日间托儿所的小孩子从我们身边经过，半数小孩子掉转头来，试图跟在埃迪后面。 “他走过一个转角时险些跌倒，我及时扶住了他，搀着他坐在一条长椅上，然后扶他进了出租车。这些都很容易办到，因为他已经非常消瘦了。‘你根本就没有好好照顾自己。’我说。 “‘我害怕身体康复，’他说，‘我只有在生病时你才不会远离我。’ “他笑了，我却哭了。我破涕为笑时，他却哭了。那是我们见的最后一面。” 昨天晚上，我告诉苏西，我要把写给他的悼文命名为“最后一篇麦克盖博”。她说：“麦克盖博是不会完结的。” 今天早上，她打电话联系我，说载我们去肯尼迪机场的车五分钟后就到楼下，我将从肯尼迪机场飞往洛杉矶。 我把这篇麦克盖博系列的故事在行李箱里放了一份，外套口袋里塞了一份，给了苏西一份。 悼词、航班、埃迪的追悼会，我忙前忙后，都是为了让自己不要再去想一件事——从五岁那年至今，我第一次失去了所有。今后，我将独自伴着魔法，孑然一身地活下去。 【责任编辑：吴玲玉】 (1) 美国知名棒球运动员，曾长期效力于波士顿红袜队。 (2) 位于波士顿，始建于1911年，曾是波士顿红袜队的主场。 (3) “带翼的时光马车”出自英国诗人安德鲁·马维尔（1621-1678）的玄学诗《致他那娇羞的情人》，“可是我时时听见，在我背后，带翼的时光马车匆匆追赶”。 (4) 希腊神话中掌管时间之神，“克洛诺斯”在希腊语中意为“时间”。 (5) 波士顿红袜队曾在1903年到1918年获得五次世界冠军，但直到2004年才获得第六次，这是美国职业棒球史上最长的一段冠军干旱期。 (6) 即纽约洋基队，波士顿红袜队的宿敌。1920年红袜队将棒球界日后的巨擘贝比·鲁斯（当时还只是一个年轻的投手）高价卖给了洋基队，鲁斯则“诅咒”红袜队“一百年内再也不能赢得世界冠军”，两队就此结仇。后来红袜队一连86年都没能赢得世界冠军，被戏称为“鲁斯的诅咒”。 (7) 天主教节日，为了纪念爱尔兰圣人帕特里克而设立，每年的三月十七日是圣帕特里克节。 (8) 这种消防车的喷水装置由蒸汽驱动，但是车子的行驶依然要靠马拉，多见于1840到1920年间的市区。 (9) 美国民主派政治家，担任过四届波士顿市市长和一届马萨诸塞州州长。 (10) 作者虚构的一部电视剧，后文有交代。 (11) 美国作家詹姆斯·格罗弗·瑟伯（1894-1961）创作的一部时事讽刺剧。 (12)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各地工人阶级聚居的社区曾兴起一种非法赌博，赌徒在酒吧或街头杂货店之类的地方下注，下注者选的数字如果和次日报纸上公布的体育赛事的比分或股市收盘价一致，就能拿到奖金。下文中提到的《波士顿美国人报》就曾被选为中奖号码的来源，这也是该报得以经久行销的原因之一。 (13) 位于东波士顿的一处赛马场。 (14) 三叶草是爱尔兰的国花。 (15) 一本带有插图的儿童识字读本。 (16) 莎士比亚的一部戏剧。 (17) 洛特·莱妮亚（1898-1981），澳大利亚歌手、演员，曾常驻于美国，是下面提到的作曲家库尔特·威尔的妻子。 (18) 由德国作曲家库尔特·威尔（1900-1950）作曲、布莱希特作词，为他们的音乐剧《三便士歌剧》而作的插曲，剧中的主角就叫尖刀麦克。 (19) 1982年于伦敦成立，2014年解散，期间曾多次换过成员，是一支融合了朋克乐和传统凯尔特音乐的乐队。本篇的标题《旧城尘梦》就取自于由波格斯乐队演唱的《Dirty Old Town》，见于波格斯在1985年发行的专辑《Rum Sodomy & the Lash》。 (20) 爱尔兰共和军，成立于1919年，由旨在建立独立爱尔兰共和国的民族主义军事组织“爱尔兰义勇军”改编而成，与驻爱尔兰的英军作战，长时间通过暴力活动实现政治诉求，被许多国家视为恐怖组织。下文的“冬日山岗”帮派曾帮其倒卖军火。 (21) 靠近爱尔兰西海岸的一片岛屿群，终年气候凉爽。 (22) 特指纽约市曼哈顿区的一种比百老汇剧院规模小的剧院，通常百老汇剧院可以容纳超过500座席，而外百老汇（Off-Broadway）的座席数在100至500之间。 (23) 纽约的一个社区，以前曾是爱兰裔美国穷人和工人阶级居住的社区。 (24) 此处为标题的直译。 (25) 原名为詹姆斯·约瑟夫·巴尔杰（1929-至今），爱尔兰裔美国人，波士顿犯罪组织“冬日山岗”帮派的头目，“白佬”是道上的绰号。巴尔杰身负18宗杀人案，被列为美国联邦调查局十大通缉要犯，是有史以来受到最大规模追捕的美国人，然而他却在警察的眼皮子底下舒舒服服地过日子，直到2011年82岁的巴尔杰才被抓捕归案。 (26) 因为电视剧是虚构的，剧中主人公虽以现实世界中的白佬·巴尔杰作为原型，但并未直接采用这个名字，而是化名为“杰克·斯甘提”。此处的“维修工”就是指这种替代之意。 (27) 指爱尔兰民间传说中的小妖精，他们会把装着金币的罐子藏在彩虹的尽头。 (28) 即BeaconHill，波士顿的一个社区。 (29) 一种爱尔兰威士忌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