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战时文集（奥威尔作品全集） 1944年4月17日 (1) 尊敬的编辑： 春天来了，经过一个温和的冬天后一个迟到的春天，大家都期盼着“它”（我不需要告诉您“它”是什么 (2) ）将会在下个月的某个时候开始。街上尽是美国部队。在城里的高尚生活区几乎看不到英国士兵，他们不被允许在伦敦休假，除非他们的家就在伦敦。空袭从二月初开始变得激烈起来，有过一两次规模比较大的空袭——不像1940年那么严重，但仍然非常恼人，因为高射炮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另一方面，那一幕幕的景色美极了。德国飞机投放的橘黄色的照明弹缓缓地飘下来，照亮了一切，就像白昼一样，胭脂红的曳光弹飞上去拦截它们，随着照明弹降落下来，窗棂的影子缓缓地往上升。食物的情况和以往一样。我很惭愧地说，直到前不久我才第一次在一间食堂吃了饭，惊讶地发现那里的食物挺好吃，而且很便宜。（这些场所由政府以非营利机制运营。）很多种工业产品现在几乎绝迹了。要买到一块手表或一个闹钟，无论新旧，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战前一台打字机大概是12英镑，现在一台二手打字机的售价至少30英镑，假如你能搞到一台的话。路上的小汽车比以往少了。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纷纷从藏身的洞穴里钻出来，从那些招聘仆人的旧式广告就可以看出来，譬如说，《泰晤士报》上的这则广告：“什鲁斯伯里伯爵夫人聘三位有经验的领班女仆。”有好几年的时间没看到这类广告了。据说晚礼服（男装）又开始出现了，但我还没有看到过谁在穿。 政治新闻不是很多。从他的声音判断，丘吉尔苍老了许多，而且越来越不能容忍反对意见。各方都认为如果丘吉尔出事了，伊登将会自动成为首相。认识伊登的人都说他是个孱头，右翼的保守党会觉得让他当一个傀儡领袖比让一个有自己想法的强势人物上台更加方便。正如每个人所预料的，工党在政府信任投票通过之后又沉沦了几英尺——在一个小议案上政府在投票中失利，丘吉尔遂要求议员撤回投票，几乎每个人都这么做了。共同财富党仍在前进，但总是闹出内部不和的传闻，但我对情况并不了解。不久前有消息传出，说直到目前，它五分之三的支出是由阿克兰（现在他已经花光了自己的钱）和一个名叫阿伦·古德 (3) 的很可疑的人在承担，此人是一位富商（从事轻工业），几乎从一开始就是党员。共产党人这段时间在奉行略微偏向反对政府的纲领，有一回还在补选中支持反对党的候选人。 过去几个月来的重大事件是大规模的煤矿罢工，那是长时间以来煤炭生产一直进度落后的高潮——在第二战线即将开辟的前夕发生——显然表明不满的程度非常严重。最直接的原因是钱，但问题的根源是英国煤矿令人难以忍受的恶劣条件，在几乎没有失业的战时情况自然更加糟糕。我对挖矿的技术方面所知不多，但我下过几次矿井，我知道那里的条件是常人根本无法忍受的，除非出于某种强迫。（在几年前的《通往威根码头之路》里我描写了这一切。）英国的大部分煤矿都非常古老，而且它们属于许多小煤矿主，他们没有资金去更新设备，即使他们有心这么做。这意味着他们不仅缺乏最新的机器设备，而且“走路”或许还要比工作本身更累。在旧一点的矿洞里，从矿井走到矿面要走三英里多的距离（一英里是正常的距离），而且大部分路程矿顶只有四英尺高，甚至更低。这意味着矿工们全程只能弯着身子，有时候还得四肢着地爬上一百码的距离，之后才开始干一天的活儿，如果那是一个浅矿层的话还得跪着干活。这种劳动如此辛苦，长期失业后再回去干活的矿工有时候会累倒在路上，甚至没办法下到矿面。除此之外，大部分矿工生活在工业革命最糟糕的时期修建的极其恶劣的陋室里，矿口大体上都没有浴室。相比围绕着轻工业发展起来的新城镇，矿业城镇的生活很单调沉闷，而且报酬非常低廉。在和平时期有救济金可以领的时候，人们愿意忍受这一切，但现在每个矿工都知道如果能离开矿井的话（当然，他不能这么做），他就能够在干净的工厂里轻松地工作，挣到两倍的工资。官方发现根本不可能雇到足够的矿工，过去一段时间不得不推行征募制，由抽签决定，抽到矿工签（就像被安排进潜水艇一样）被认为是一桩祸事。被征召的年轻人，包括公学的男生，走在多次罢工的前头。除了其它种种不满之外，最重要的原因是据说矿主一边对矿工大谈爱国主义，一边在背地里耍手段，让矿工们去开采没有经济价值的煤层，将好的煤层留到战后对煤矿的需求再次下降时才去开采。 除了利益攸关的少数人之外，每个人都知道这些情况只能通过国有化才能解决，而民意完全支持采取这一措施。就连左翼保守党人，虽然不愿意面对国有化，也在谈论强制将小煤矿整合为更大的矿业。事实上，如果不对这个行业进行集中化，显然根本不可能筹得现代化矿业所需的巨额资金。而国有化还能解决短期的问题，因为它会为矿工们带来盼头，作为回报他们不会在战争期间举行罢工。无消说，这件事情没有发生的迹象，倒是有人在叫嚣要揪出那些托派分子，据说他们是罢工的罪魁祸首。战前一百个英国人里没有一个听说过的托洛茨基主义，却有几天上了报纸头条。事实上，我相信英国的托派分子人数大约在500人左右，而且他们不可能在全职工作的矿工群体中有群众基础，因为矿工对外地人抱有很重的疑心。 随着战争的最后阶段临近其高潮，知识分子自相矛盾的态度变得愈发明显。即使到了现在，仍有许多亲社会主义者宣称没有开辟第二战线的意图，虽然大批美国军队已经被派遣到了这里。就在他们高喊着要立刻开辟第二战线的同时，他们还对轰炸德国和意大利提出抗议，不仅是抗议轰炸造成的伤亡，而且还抗议物资受到的破坏。我还听到有人一边说我们必须立刻开辟第二战线，一边又说第二战线其实并没有必要，因为俄国人单凭自己的力量就能够战胜德国人，还说第二战线必将以失败而告终。他们一边希望尽快结束战争，一边毫不掩饰地为战场上的不利消息感到高兴。譬如说，在意大利的战况陷入僵持时，他们愿意不假思索地接受任何关于军事危机的谣言。这群人赞成俄国人将德国分而治之并索取高额赔偿的提议，同时又告诉你希特勒为欧洲做了很多贡献，而且比起英国的保守党，他是一个更好的领袖。此外，从每天寄到《论坛报》的短篇小说和诗歌中我发现许多左翼人士对战争和军国主义的态度像是精神分裂症患者。所谓的正统左翼观点是，战争是一场由资本家挑起的毫无意义的屠杀，没有哪场战争能够产生正面的意义，在战斗中，士兵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当逃兵，他们是遭受压迫的奴隶，痛恨他们的上司，并认为敌军士兵是他们的同志。但一旦事关苏联红军，整个想法就完全颠倒过来。战争不仅变得光荣而崇高，而且士兵们成为快乐的战士，他们心甘情愿地接受军事纪律，热爱他们的上司，痛恨他们的敌人（在那些寄给我的故事里，有一句反反复复地出现：“他的内心充满了熊熊燃烧的怒火”），在投掷手榴弹时高喊着崇高的政治口号。精神分裂还体现在惨剧这个话题：俄国人报告的任何惨剧都是真实的，而英国人或美国人报告的惨剧都是虚假的。蒂托 (4) 和亚洲的卖国贼勾结，汪精卫是可耻的叛徒，苏巴斯·钱德拉·鲍斯 (5) 是一个英勇的解放者。在情感上，左翼知识分子希望德国和日本被击败，但英国和美国不能是战胜国。一旦第二战线开启，看到他们改变态度，成为失败主义者，而且放弃他们要求了两年多的第二战线的斗争，并不会让我感到惊讶。 亲俄情绪比以往更加强烈地表露出来。现在要刊登任何反对俄国人的文章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反对俄国的书籍确实在出版，但大部分出自天主教背景的出版社，总是从宗教或赤裸裸的反动角度去描写。比起1935年至1939年那段时间，广义的“托洛茨基主义”遭到了更大的压制。斯大林主义者似乎还没有重新获得在报刊里的影响力，但除了知识分子的整体亲俄情绪之外，所有的绥靖主义者，如爱德华·哈利特·卡尔教授 (6) ，都将他们的效忠对象从希特勒转移到了斯大林。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的奴才嘴脸实在令人惊诧。我听说《莫斯科任务》这部电影在美国引发了激烈争论，但英国群众并没有什么意见。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情：和平主义者们几乎从来不会说出任何反对俄国的言论，虽然在情感上他们不全是亲俄派。他们的言下之意是我们不应该使用武力保卫自己，但俄国人就可以这么做。这是彻头彻尾的懦夫所为：他们不敢嘲笑盛行的左翼思想，大体上说，比起公众舆论，他们更害怕前者。 但是，我认为俄国人和亲俄派的宣传从长远来说会因为做得太过分而自取灭亡。最近我惊讶地听到工人阶级或中产阶级的普通人说：“噢，我受够俄国人了！他们实在是好得不像是真实的人。”或类似这样的话。你必须记住，对于工人阶级和左翼知识分子而言，苏联意味着不同的事物。工人阶级对俄国有好感，因为他们认为俄国是由人民当家做主的工人阶级国度，而知识分子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权力崇拜的影响。他们对于苏联的热情与“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 (7) 这个想法模糊地联系在一起，但最新的苏联宣传基调显然有悖于这个想法。英国人总是反感过分张扬的宣传。一个好例子是蒙哥马利将军，一两年前被奉为偶像，现在完全不受欢迎，因为他受到过分的吹捧。 我没有别的事情要说了。有几个美国士兵打电话给我，说他们是《党派评论》的读者，或许您会感兴趣。这是我和美国士兵仅有的接触。美国士兵和公众的关系仍然很冷淡，只有女孩子对他们很热情。我注意到比起白人士兵，黑人士兵没有那么受女孩子欢迎，尽管每个人都说他们更喜欢黑人。不久前一个年轻的美国士兵打电话给我，我邀请他到我的公寓过夜。他很感兴趣，说这是他第一次进英国人的家。我问他：“你来这里多久了？”他回答：“两个月。”接着他告诉我前一天一个女孩在人行道上朝他走来，抓住他的阴茎，嘴里说道：“你好啊，美国佬！”但他还没有到过一户英国人的家里。这让我感到难过。英国人对于陌生人并不是特别好客，但我希望美国人知道他们在这个国家所受到的冷遇一部分程度上是因为限量供应一直没有解除，而且经过几年的战争，人们对自己家里难看的装潢感到惭愧，而电影让他们相信或半信半疑，以为每个美国人都生活在皇宫般的家里，有镀铬的鸡尾酒吧台。 这封信我准备寄出两份，一份航空件，一份海运件，希望后面那封会快点抵达。如今信件越过大西洋所花费的时间让人纳闷航空信件是不是用气球运过去的。 (1) 刊于《党派评论》1944年夏季刊。 (2) 指盟军将在西线发起的登陆行动。 (3) 阿伦·古德（Alan Good），情况不详。 (4) 索瓦·蒂托·拉姆（Sowar Ditto Ram），二战时期曾获英王乔治十字勋章的一位印度士兵。 (5) 苏巴斯·钱德拉·鲍斯（Subhas Chandra Bose, 1897—1945），印度民族主义者、政治家，二战期间为将英国逐出印度而选择与纳粹德国及日本合作。 (6) 爱德华·哈利特·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 1892—1982），英国历史学家及外交关系学家，代表作有《苏联史》、《什么是历史》等。 (7) 此句出自《圣经·马太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