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战时文集（奥威尔作品全集） 1942年5月8日 (1) 英国的危机 上次我给您写信的时候，远东的局势开始恶化，但没有关乎政治的大事发生。现在我可以很肯定地说我们正处于一场政治危机的边缘，在过去两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一直在预料这件事情。情况是如此复杂，我敢保证甚至就在您收到这封信之前还会有许多事情发生，并推翻我的预测，但我还是会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作分析。 事实的基本面是，人们现在已经受够了，他们愿意像在敦刻尔克危机时那样接受激进的政策，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现在认为，或倾向于认为他们的潜在领袖是斯塔福德·克里普斯。我不是说有大批的民众在呼吁走社会主义道路，我只是说英国的群众想要得到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无法得到的东西，并愿意为此付出几乎任何代价。譬如说，在我看来，没有多少人感觉到对工业进行国有化的迫切需要，但除了少数利益群体之外，如果有人斩钉截铁地告诉他们不推行国有化的话就不可能进行高效的军工生产，所有人都会毫不犹豫地接受国有化。事实上，“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本身并不是一个有号召力的口号。对于人民群众而言，“社会主义”只是意味着议会里名誉扫地的工党，而这个时代的一个特征是对所有旧政党的广泛厌恶。那么，人们要的到底是什么呢？我想说的是，他们明确想要的是更大的社会平等，将政治领导人统统扫地出门，执行激进的战争策略和与苏联结成更紧密的同盟关系。但在尝试预测可能会出现的政治演变之前，你必须去思考这些渴望的背景。 这场战争以两种方式让这个社会的阶级本质清楚地暴露在英国人民眼前。首先是所有真正的权力都取决于阶级特权这个确凿无疑的事实。你必须上过某所对路的学校才能得到某份工作，而如果你搞砸了，必须被赶走的话，另一个来自某所对路的学校的家伙会接替你的职位，如是更替。在歌舞升平的时候，这种情况或许不会引起注意，但在危机时刻就会暴露出来。其次是战争带来的艰难，说得温和点，对于任何年收入在2 000英镑以上的人而言并非如此艰难。我不想细细描述逃避食物限量供应的方式，免得你觉得很无聊，但你只需要知道，当普通民众只能吃着寡然无味的食物，失去已经习以为常的许多享受时，富人除了没有红酒、水果和糖之外，什么也不缺。他们可以几乎不受食物限量供应的影响，甚至不会违法，而且黑市贸易很活跃，此外还有非法贩卖的汽油，逃避所得税的情况也非常普遍。这种事情并非无人察觉，但什么也没有发生，因为没有人想去管这些权钱勾结的事情。我只举一个例子：粮食部不顾高层众多反对意见，终于准备通过限制在酒店或餐厅里吃一顿饭的额度打击“奢侈吃喝”。而在法规通过之前，逃避的方式就已经想好了，而这一切几乎毫不掩饰地就在报纸上讨论。 这场战争还引发了其它矛盾，但不像黑市所引起的忌妒或士兵对接受庸才军官的命令满腹牢骚那么明显。一个是工资微薄的士兵（至少在陆军部队里是这样）对领高工资的军工厂工人越来越不满。如果将士兵的工资提高到军工厂工人的水平，结果要么会是通货膨胀，要么会将劳动力从战争生产转移到消费品生产上。唯一真正的解决方式是削减普通工人的工资，而只有最激进的全面收入削减才能让这种做法被接受——简而言之，就是推行“战时共产主义”。除了普通意义上的阶级斗争之外，还有外国人有时候不会意识到的资产阶级内部更深层次的忌妒。如果你说一口英国广播电台式的英语，你就可以得到工人阶级所得不到的工作，但除非你属于上层阶级，否则你几乎不可能跨越一定的层次。到处都有能干的人觉得自己遭到出身世家的无能之辈的排挤。与这件事情联系在一起的是过去二十年来英国人民感觉自己在遭受压迫：如果你是一个有头脑的人，“他们”（上层阶级）不会让你得到任何真正重要的职位。在资本得势的年代，我们缔造了大腹便便的毕灵普阶层，他们垄断了政府和军队里的职务，对知识分子报以本能的仇视。这在英国或许是比在美国这样的新兴国家更重要的因素。它意味着我们的军事缺陷远不只是资本主义固有的弊端。在英国，如果你发现一位有才干的人掌握了真正的权力，那通常是因为他碰巧生于一个贵族家庭（例子是丘吉尔、克里普斯、蒙巴顿 (2) ），即使是这样，他们也只有在其他人不想承担责任的危机时刻才能上位。除了贵族之外，那些“聪明人”根本无法进入真正的权力阶层，而且他们都知道这一点。当然，上层阶级也有“聪明人”，但中产阶级与上层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是问题的基本面。 《党派评论》的3月—4月刊说“权力的缰绳仍牢牢地掌握在丘吉尔的手中”，这是错误的。丘吉尔的地位岌岌可危。直到新加坡沦陷之前，确实可以说群众拥戴丘吉尔，但不喜欢政府的其他人员。但近几个月来，他的人气急剧下滑。而且保守党内的右翼分子在和他作对（大体上，他们一直仇视丘吉尔，但不得不忍气吞声很长一段时间），而比弗布鲁克正在玩弄我不是完全明白的把戏，但其目的一定是让他自己掌权。我不认为丘吉尔还能再保住权力多久 (3) ，但仍不能肯定他是否会被克里普斯、比弗布鲁克或约翰·安德森爵士 (4) 所取代。 为什么几乎每一个反法西斯人士在法国沦陷之后都支持丘吉尔的原因是没有其他人——也就是说，没有哪个有足够名气的人——能够掌权，而且能够被信任不会向敌人投降。我们应该在1940年成立一个社会主义政府这种说法毫无意义，这么做的群众基础或许存在，却没有人担任领袖。工党没有这个胆量，社会主义者是失败主义者，而且左翼人士里根本没有一个拥有全国威望的人选。接下来的那几个月，对领袖的要求是坚毅不屈，而丘吉尔正是这样的人。但现在情况已经改变了。战略局势或许要比1940年的时候有了很大的好转，虽然群众并不这么认为；他们痛恨战败，他们知道有些失利根本是可以避免的，而且他们渐渐清醒过来，意识到丘吉尔的演说虽然很精彩，但还是以前那帮人在掌握着权力，什么也没有改变。自从丘吉尔执政以来，政府开始在补选中失利。在最近五次补选中它输了三次，而在两次没有输掉的补选中，有一次反对党的候选人是反战人士（独立工党 (5) ），另一次反对党的候选人是失败主义者。这些选举的投票率都很低，有一次跌到了破纪录的24%。（但大部分战时选举的投票率都很低，你必须考虑到人口迁徙的因素。）显然，人们对旧的政党失去了信心，克里普斯的出现带来了新的变数，他现在是名望卓著的人物。就在形势非常糟糕的时候，他从俄国载誉而归，虽然这些荣誉并不归他所有。当时人们已经忘记了苏德战争爆发时的环境，将“把俄国争取到我们身边”的功劳归到他的头上。但是，他早前的从政史和从未出卖自己的政治理念的操守为他带来了回报。有理由认为那时候由于他并没有掌控任何党派，他没有意识到他的个人地位是如此举足轻重。如果他透过可以利用的渠道直接向公众呼吁，或许他可以在当时就迫使政府采取更加激进的政策，特别是朝更宽容地与印度达成和解的方向迈进。但他犯下了错误，加入了政府，而带着一份肯定会被拒绝的提议前往印度几乎是同样严重的错误。我没办法将我所了解的一些关于克里普斯与尼赫鲁谈判的内幕刊印出来，而且整件事情实在是太复杂了，没办法在这封信的篇幅里写清楚。重要的事情是谈判的失败令克里普斯名誉扫地。最希望谈判破裂的人是印度国大党里的亲日派和英国的保守党右翼分子。当时哈利法克斯勋爵 (6) 在纽约的演讲被解读为尽可能地得罪印度人，从而使得克里普斯和尼赫鲁的会晤更难进行。印度的亲日派目前也在进行类似的举措。克里普斯虽然在印度名誉扫地，但在英国仍受到拥戴——如果说他的名誉受损，那是因为他加入了政府，而不是在德里遭遇的失败。 我还不能为您就克里普斯是不是大众理想的政治人物这个问题提供有价值的意见。他是一个谜一般的人物，没有一以贯之的政治理念，认识他的人只能在一件事情上达成共识：他是一个私德无亏的人。他的地位完全取决于民意对他的支持，因为工党与他为敌，而保守党只是暂时支持他，因为他们想利用他去对付丘吉尔和比弗布鲁克，希望能将他变成另一个像艾德礼那样的傀儡。一部分工人对他抱以怀疑（我听到的一个看法是“他太像莫斯利了”——意思是太像一个“摆出亲民姿态”的世家子弟），而共产党人反对他，因为他被怀疑持反对斯大林的态度。比弗布鲁克似乎已经在部署攻讦克里普斯的行动，他的报纸正在利用克里普斯以往说过的反对斯大林的言论。根据德国人的广播，我注意到他们愿意看到克里普斯上台，如果这么做的代价是丘吉尔被端掉。他们的算盘或许是因为克里普斯没有党派机器可以依靠，他很快就会被右翼保守党人排挤掉，为约翰·安德森爵士、伦敦德利勋爵 (7) 或某个类似的人物铺路。我还不能肯定地说克里普斯并不是一个被公众寄予希望的二流政治人物，一个被民意的不满吹出来的泡泡。但不管怎样，当他从莫斯科回来时人们对他的评价是非常重要的迹象。 战略 人们不停地在谈论第二战线，反对和赞成的人大致是按政治阵营划分的。大部分论调极其愚昧无知，但即使没有多少军事知识的人也知道过去几个月来我们的失利是因为毫无意义的防御性行动，而如果将兵力集中在一起并采取攻势的话，或许能取得一定的战果。公众舆论似乎总是比那些所谓的专家在战略、战术和武器等问题上更先知先觉。我不知道开辟第二战线是否可行，因为我不知道关于船只运输的真实情况，关于后者我唯一的线索就是过去一年来食物供应的情况并没有改善。官方的政策似乎是在反对第二战线这个想法，但或许那只是军事上的障眼法。右翼报纸在大肆渲染我们对德国的轰炸，并表示我们光是不停地发动敢死队进攻就能够在欧洲的海岸线拖住敌人的百万大军。这根本是无稽之谈，因为在夜晚变得短暂的时候突击行动不会取得多大的战果。而且有了我们自己的亲身经历，没有多少人相信轰炸能够解决任何问题。大体上，群众的想法是崇尚进攻，当政府违反了国际法时总是很高兴（如伊朗、叙利亚、马达加斯加 (8) ），认为它是在动真格的。但是，进攻西班牙或西属摩洛哥（我认为那是开辟第二战线最有希望的地方）这个想法很少被提及。所有的观察家都认为军队里的士兵和基层军官非常恼火，但海军和空军的情况则还好。为执行危险任务的师团如敢死队和伞兵部队招募士兵并不困难。一份抨击毕灵普分子和死抓军容等做法的匿名宣传册最近卖得很火，这也是《每日镜报》的纲领，它是士兵们最喜欢的报纸，几个星期前它因为批评高层而几乎遭到查封。另一方面，战争初期出现的那些抱怨军旅的艰难生活的宣传册似乎已经消失了。或许一个重要的迹象是现在广为流传的一则传闻，说高层一意抵制俯冲轰炸机的原因是这些轰炸机造价低廉，无利可图。我对这个故事的真相一无所知，但我把它记录下来，因为许多人都相信。丘吉尔几天前的演讲提到德国人可能使用了毒气弹，这被解读为毒气战将很快开始的警告。许多人都说：“我希望我们会先发制人使出毒气弹。”我觉得群众的态度或许变得更强硬了，虽然普遍存在不满，缺乏正面的战争目标。要了解群众有多关心新加坡的灾难很困难。在我看来，工人阶级更关心德国战舰从布雷斯特 (9) 的逃脱。大体的民意似乎认为德国才是真正的敌人，报纸激起民众对于日军暴行的仇恨并没有成功。我的感觉是：只要德国还在战场上，英国人民就愿意继续打下去，但如果德国被打败了，他们并不愿意继续和日本打下去，除非出台务实理智的战争目标。 与俄国结盟 在前面的信件里我提到了亲俄情绪在急剧膨胀。但很难肯定它到底有多深切。不久前一个托派分子对我说，他认为俄国人的成功抗战为他们赢回了因为苏德同盟和苏芬战争而失去的名誉。我并不相信这一点。事实上，虽然苏联赢得了之前未曾有的崇拜者，但许多曾经不加批判就拥戴俄国的人现在变得更加审慎了。你会注意到公开所说的话和私底下说的话之间是有区别的。在公共场合没有人会说出一句反对苏联的话，但在私底下，除了那些经常会碰到的“幻灭的”斯大林主义者之外，我注意到思想家的群体中出现了一种狐疑的态度，特别是在关于第二战线的对话中你会发现这一点。亲社会主义者的态度是，如果我们开辟第二战线的话，俄国人会非常感激我们，他们将会是陪伴我们战斗到最后的同志。事实上，在事先没有达成清晰的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开辟第二战线只会让俄国有机会单独媾和，因为如果我们成功地将德国人从俄国领土吸引开来的话，他们还有什么理由继续战斗下去呢？左翼报纸赞同的另一个理论是我们仗打得越多，我们在战后的谈判中就有更大的话语权。这也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主导和平谈判的国家是那些最后实力最强的国家，而这指的总是那些最善于避战的国家（譬如上一场战争的美国）。这种想法很少能被刊登出来，但私底下人们都承认这一点。我认为人们并没有完全遗忘苏德同盟，对于又一场背叛的担心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他们希望达成更紧密的同盟。但此外还有很多带有感情色彩的对俄国的吹捧，这些言论起于无知，又被形形色色的骗子煽风点火，这些人虽然打心眼里反社会主义，但看出了打红军牌很能讨民众的欢心。我必须收回我在之前的信件里对比弗布鲁克名下的报刊所作的正面评价。在放手让他的记者自由行事大概一年后（在这段时间里，他们为开启民智做了有益的工作），比弗布鲁克再度执掌报纸，并安排他的手下去抨击丘吉尔和更加直接地抨击克里普斯。与此同时，他对燃料限量供应、汽油限量供应和对私人资本主义的其它限制等问题大放厥词，而且装出比斯大林分子还要斯大林分子的姿态。大部分右翼报刊奉行的是更谨慎的歌颂“伟大的俄国人民”的方针（在拿破仑战争时期情况也是如此），并对俄国政权的本质保持沉默。《国际歌》终于在电台上播放了。莫洛托夫关于德军暴行的发言被作为白皮书发行，但为了照顾某一方的情绪（我不知道到底是斯大林的感情还是英国国王的感情），封面上没有印上皇室的徽章。群众对俄国怀有好感。他们欢迎关于战争目标的联合宣言和战略上的紧密配合。我认为许多人意识到当慕尼黑会议的那帮人依然掌权时，很难与俄国结成紧密的同盟，而且很少有人意识到美国在政治上的相对落后会是另一个难题。 要革命还是要灾难 以上就是我所看到的形势。我觉得我们回到了曾经在敦刻尔克撤退之后存在过但没有加以利用的革命形势。从那时候直到不久前，你的思路一定是这样递进的： 以我们现在的社会和经济结构，我们不可能获得战争的胜利。 除非民意迅速觉醒，否则社会结构不会发生改变。 促进民意觉醒的唯一因素是军事上的危机。 而再来一次危机的话，我们将会输掉这场战争。 在这种情况下，你能够做的就是“支持”这场战争，而这包括支持丘吉尔，并希望困难最终会以某种方式得到解决——由于战争的需要，国家不可避免地会走向集权经济和更加平等的生活标准，迫使这个政权逐渐左倾，将最卑劣的反动派统统赶走。没有哪个有理智的人会以为英国的统治阶级将以立法的方式自愿退出舞台，但他们会被逼到如果他们继续掌权的话将明显有利于纳粹分子的地步。那样一来，英国群众会转而反对他们，有可能不需要使用暴力就将他们消灭。在将这斥为毫无希望的“改革策略”时，我们应该记住，英国位于欧洲大陆的炮口之下。由于我们所处的地理位置，革命失败主义根本行不通。即使军队陷入混乱的时间只有一周，纳粹分子就会杀到这里来，然后我们就不用再谈论革命了。 在一定程度上，我所预料的事情发生了。你能够看到一场世界革命战争的轮廓。英国已经被迫与俄国和中国结盟，并恢复了阿比西尼亚的独立，与中东国家签署了相当开明的条约。为了组建一支庞大的空军，阶级体制被打破了。远东的一连串失利埋葬了旧式的帝国主义观念。但我们遇到了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而没有革命党和能干的左翼领导人的话，或许根本不可能逾越。克里普斯的出现能否改变这一点尚未可知。我认为，如果要作出改变的话，必须有新的政党出现；几个老牌政党显然已经垮台了，或许会加快这件事情的发生。或许克里普斯很快就会失去他的光环，如果他不脱离政府的话。但目前他遭到孤立，是最有希望号召发起新运动的人选。如果他失败了，愿上帝保佑我们不要再来一个丘吉尔式的人物。 我猜想和之前的信件一样，我写得太多了。这里每天的生活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大家吃棕面包 (10) 吃了好几个星期了。基本的汽油限量供应将会在下个月停止，理论上意味着私人汽车不能再开了。新的奢侈品税非常好。香烟现在的价格是1先令10根，最便宜的啤酒是10便士1品脱（1936年的价格是4便士）。每个人的工作时间似乎越来越长。时不时地隔上几周，当你把头抬出水面喘口气时，你惊讶地发现地球仍在绕着太阳转。有一天我在公园里吃惊地看到番红花，另一天看到了梨花，另一天看到了山楂。透过战争新闻的迷雾，你在朦胧中看到了这些东西。 您真诚的 乔治·奥威尔 (1) 刊于《党派评论》1942年7月—8月刊。 (2) 路易斯·蒙巴顿（Louis Mountbatten, 1900—1979），英国军人、政治家，曾担任印度总督，并提出印巴分治方案。 (3) 丘吉尔一直担任英国首相直至1945年7月，并于1951年至1955年再次担任首相。 (4) 约翰·安德森（John Anderson, 1882—1958），英国政治家，曾于“二战”期间进入战时内阁，先后担任内政大臣、枢密院议长、财政大臣等重要职位。 (5) 1938年6月，奥威尔加入独立工党，但战争爆发后不久就退党。 (6) 爱德华·弗雷德里克·林德利·伍德（Edward Frederick Lindley Wood, 1881—1959），封号为哈利法克斯伯爵，英国政治家，曾于“二战”前担任英国外交部长，奉行绥靖主义，后于1941年至1946年担任英国驻美大使。 (7) 查尔斯·斯图尔特·亨利·范恩－滕比斯特－斯图尔特（Charles Stewart Henry Vane-Tempest-Stewart, 1878—1949），封号为伦敦德利侯爵，英国政治家，曾担任上议院议长、英国空军司令等职务，因战前亲德国纳粹的立场而被英国战时政府弃用。 (8) “二战”期间，英国对伊朗、叙利亚和马达加斯加发起了突然进攻，确保实现其军事意图。 (9) 1942年2月，德国战舰格奈森瑙号、沙恩霍斯特号与欧根亲王号执行“海峡冲刺行动”，冒险从法国布雷斯特出发，穿越英吉利海峡，抵达德国。英国的海军与空军虽然接到法国方面的警告，但未能拦截或击毁这三艘战舰。 (10) 指“国民面包”（the National Loaf），由英国政府于1942年推行的全麦面粉制成的面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