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书评全集（下） 评叶甫盖尼·扎米亚京的《我们》 (1) 在听说扎米亚京的《我们》好几年后，我终于入手了一本。在如今这个焚书的时代，这本书可算是文学上的一朵奇葩。我查阅了格列伯·斯特鲁夫 (2) 的《苏俄文学25年》，发现这本书的历史是这样的： 1937年扎米亚京于巴黎逝世，他是一位俄国小说家和评论家，在俄国革命前后出版过几本作品。《我们》写于1923年，虽然它并没有描写俄国的情况，与当时的政治没有直接的联系——它讲述的是公元26世纪的事情——但该书被拒绝出版，理由是其意识形态不合要求。一份手稿被送出了俄国，以英文译本、法文译本和捷克文译本出版，但从未出过俄文版。英文译本在美国出版，我还没有拿到这个版本，但法文译本（书名是：法文的《我们》）倒是能找到，最后我借到了一本。在我看来，这不算是第一流的作品，但它确实是一本不同寻常的书，我很奇怪为什么英国出版社没有眼光再版这本书。 任何人注意到《我们》的第一件事情是——我相信这一点从未被指出来——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肯定在部分程度上受其影响。两本书都写到了原始的人性反抗理想化和机械化的、没有痛苦的世界，两个故事讲述的都是设定于六百年后的事情。两本书的氛围很相似，描述的都是相同的社会，不过赫胥黎的作品政治意识少一些，受近代生物学和精神学理论的影响更大一些。 在扎米亚京的想象中，到了26世纪，乌托邦的居民已经完全失去了个体性，只是以数字为身份。他们生活在玻璃房子里（这一描写是在电视发明之前），让被称为“守护者”的警察能更加方便地监视他们。他们都穿着一模一样的制服，一个人通常会被称为“某某数字”或“某制（制服）”。他们吃的是合成食物，通常的娱乐是四个人一组进行游行，而众一国的国歌在高音喇叭中播放。在规定的时段他们可以有一个小时在他们的玻璃公寓里放下窗帘（称之为“性爱时刻”）。当然，婚姻没有了，但性生活似乎并没有完全陷入混乱。为了做爱，每个人都有一本定量手册或粉红的票据，由与他一起度过“性爱时刻”的伴侣签署票据的存根。众一国由一个名叫“恩主”的人物统治，每年由全体人口以不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这个国家的指导原则是幸福和自由是水火不容的。伊甸园里的亚当很幸福，但他傻兮兮地要求自由，于是被驱逐到蛮荒之地。现在，众一国把人类的自由剥夺，重新缔造了人类的幸福。 至此它与《美丽新世界》惊人地相似，但尽管扎米亚京的作品结构略有瑕疵——它的情节过于薄弱散漫，很难进行总结——它的政治观点却是《美丽新世界》所缺少的。在赫胥黎的作品中，“人性”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因为它的设定是，通过产前处理、药物和催眠暗示，个体可以随心所欲地从任何方面进行专门化处理。培育一个顶尖的科学工作者就像制造一件东西那么简单，原始本能的残余，比方说母性或对自由的向往，都可以被轻松地解决掉。与此同时，为什么社会会演变出书中所描写的那种缜密的阶级分层则没有给出明确的理由。它的目标不是进行经济上的剥削，而欺凌和统治的欲望似乎也不是内在的动机。没有对权力的渴望，没有虐待，没有任何方面的困难。那些顶层的统治者没有强烈的愿望要保住地位，尽管每个人都快乐而空虚，生活变得如此没有意义，但很难相信这么一个社会能持续下去。 大体上，扎米亚京的作品与我们的情况更加贴近。“守护者”受过教育，而且很警觉，许多远古的人性本能仍然存在。故事的讲述者D－503虽然是个很有天分的工程师，却是个可怜守旧的人，类似于乌托邦里的“伦敦市的比利·布朗” (3) ，总是为自己返祖本能的发作而感到恐慌。他爱上了I－330（这当然是犯罪行为），而她是一个地下反抗组织的成员，并且一度成功地引诱他一起造反。叛乱发生时，恩主的敌人似乎数目相当庞大，这些人除了图谋颠覆国家之外，甚至在放下窗帘的时候沉溺于抽烟喝酒等恶习。D－503最终没有因为自己的一时糊涂而被处死，官方宣布他们已经发现了近来这些动乱的原因：某些人受到一种名为想象力的疾病的侵袭。医治想象力的精神中心成立了，这种疾病可以用X光进行治疗。D－503做了手术，从此可以轻松自在地做他知道应该做的事情了——他把同伙招供给了警察，怀着平静的心情看着I－330被关在玻璃大钟里受压缩空气的折磨： 她看着我，用力地抓着椅子的扶手，一直看着我，直到她的眼睛彻底闭上。接着她被拖了出来，借助电极的刺激她立刻恢复了清醒，然后又被关进气钟里。这重复了三遍，但她仍然一言不发。 其他和这个女人一起被抓来的人更加诚实，许多人经过第一次折磨后就开始招供。明天他们将被送上“恩主的机器”。 恩主的机器就是断头台。在扎米亚京的乌托邦国度里有很多死刑。他们在恩主的面前行刑，向公众开放，由官方诗人高唱着胜利的颂歌。当然，断头台不是陈旧粗糙的设备，要先进得多，能将受刑者彻底消灭，在须臾之间就把他化成一股青烟和一摊清水。事实上，行刑是以人作为祭品，而场景的描写刻意流露出远古奴隶社会时代残忍的色彩。正是这一出于本能的对专制主义非理性一面的把握——以生人为祭品、为残忍而残忍、将领袖摆上神坛的盲目崇拜——使得扎米亚京的作品比赫胥黎的作品高出一个境界。 不难理解为什么这本书被拒绝出版。以下是D－503和I－330之间的对话（我作了一点删节），其内容足以让蓝铅笔 (4) 开始动笔了： “你在筹划的是一场革命，你知道吗？” “是的，就是革命，这怎么就荒唐了？” “因为不会再有革命了。我们的革命是最后一场革命，不会再有革命了。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 “我亲爱的，你是一位数学家，告诉我，最后的数字是什么？” “你在说什么？什么最后的数字？” “嗯，那就最大的数字吧！” “但这太荒唐了，数字的数目是无限的，怎么会有最后的数字？” “那怎么会有最后的革命呢？” 还有其他相似的章节。不过，或许扎米亚京根本不是在故意讽刺苏联当局。他是在列宁死去的时候写出这本书的，他不可能知道斯大林的手段，而且1923年俄国的情况并不会让任何人因为觉得生活正变得太安全舒适而心生厌恶。扎米亚京似乎没有针对某一个国家，而是影射整个工业文明。我还没有读过他的其它作品，但从格列伯·斯特鲁夫那里我了解到他曾在英国住过几年，针对英国式的生活写过几篇言辞激烈的讽刺文章。从《我们》一书明显可以看出他有强烈的尚古主义倾向，1906年他被沙皇政府逮捕入狱，1922年他被布尔什维克党人逮捕，关进了同一间监狱的同一条过道，他有理由憎恨他所生活的政治体制，但他的作品并没有一味宣泄不满。事实上，它是对“机器”这个人类鲁莽地放出来却无法收进去的魔鬼的研究。这本书如果在英国出版的话值得找来读一读。 (1) 刊于1946年1月4日《论坛报》。 (2) 格列伯·彼得洛维奇·斯特鲁夫（Gleb Petrovich Struve，1898—1985），俄国诗人与文学史家，向英语世界翻译介绍了许多俄国作品。 (3) “伦敦市的比利·布朗”（Billy Brown of London Town）是漫画家戴维·兰登（David Langdon）在二战时为伦敦交通局创作的漫画形象。 (4) 蓝铅笔（blue pencil），以前英文编辑以蓝铅笔标注需要更改的文字，后来成为内容审查制度的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