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农民父亲 ◎清风 父亲离世已经整整十年了。当初那种不能面对、不可承受的锥心之痛渐渐消去，深深的怀念随着日月更替，随着年岁增长、鬓发霜重而愈益浓烈。父亲魁梧的身影时常从他亲手搭建的老宅，从他劳作过的田间小径走进我的梦乡，直到我泪痕满腮、惊醒四顾，听无边长夜里风轻云静斗转星移…… 1924年农历冬月十五，父亲诞生在湖南安乡县王家湾村的一间简陋农舍，兄弟中排行老四。年幼时爷爷病逝，奶奶裹小脚，不能下地干活，大伯二伯已分家过，三伯不太安心务农，三个姐姐先后出嫁，因此父亲早早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起早贪黑耕种几亩田地，还要帮着奶奶做家务，里里外外一把手。他左手食指上有一道长长的疤痕，就是十多岁时劈柴砍伤的。他十分孝敬奶奶，做人通情达理、本本分分，没有沾染那时农村盛行的打牌赌博等恶习，是村里有名的好后生。就这样“面朝黄土背朝天”，从没离开过这块生他养他的土地。七十年后，父亲老了，在四个子女百般劝说下，他才同意搬到城里住。有一次，一家人聊天，我问父亲为什么没有到外面闯荡闯荡，父亲说他“这一辈子只做稳当事，不驾冒（无）底船”。母亲在旁边说，当初看中的就是父亲这份勤快和老实，还戏谑说父亲是李家的“奴狗”。 父亲娶亲立户时没有分得什么家产，倒是摊上了家里60石谷的债务，这难不倒他。父亲身高1米78，在湖南算高个子，大步如飞，体力超好，能一口气挑一百五六十斤走几十公里，又是种田的好把式，农活样样在行，能把田地收拾得像花儿一样。“土地无偏心，专爱勤快人”。父亲种田的产量总是比别人高出不少。天道也酬勤。那几年，连续下雨，造成严重内涝渍水，地势低的农田遭灾，产量低。而父亲租种的十亩田都在地势高的地方，避开了渍水，获得了丰收。至土改前，父亲不仅还清了债务，还置了几亩田，盖了两间正房一间厢房，因此土改中被划为“下中农”。说来有趣，“文革”时期，学校老师让学生写作文忆苦思甜，许多同学都争相描写自家在万恶的旧社会，如何吃糠咽菜，如何上无片瓦下无立足之地，觉得贫农成分很光荣。我把笔头咬来咬去，不知如何下笔，郁闷地回家问父亲：为何我们家不是贫农而是“下中农”？父亲回了一句：“划成贫农的不是一个样，也有好吃懒做的、游手好闲的吗，有什么好光荣的！” 勤快是生存的硬道理，父亲就是靠这一条，熬过了一次次灾荒和动乱。他特别爱种树，房前屋后只要有空地都种上了树，杨树、柳树、椿树、水杉、苦楝之类，品种不少；晚年体力不支，就指定地方挖坑让别人代种，住到城里后，还专门叮嘱一个族孙“好生看管”。最大的树现已长成两三人合抱，撑起了方圆几十里内最为茂盛的一片绿荫，鸟鹊出没，啁啾悦耳，人见人赞。父亲种树主要用作打家具，姐姐、哥哥结婚用的全套家具都出自他精挑细选的上等木料；也用作烧柴，枝条、树干、树蔸等被劈成柴料，整整齐齐满满当当地码在前后屋檐下。少年记忆中最惬意的一幕是：湖乡的冬天里雪花纷飞，滴水成冰，北风怒号，寒气侵骨，而我家火塘里的木柴烧得噼啪作响。邻居们很愿意来我家烤火，大家围着火塘，北京城隍南京土地地聊到转钟，各种稀奇古怪的故事把我送入梦乡。如今每次回老家，我都要在树林里转转，仔细打量那一棵一棵树干遒劲的参天老树，深深吸着林间散发出来的浓郁清香，仿佛又看到了父亲培土修枝的身影。 父亲特别会养猪，养肉猪也养母猪，最多时养到两头母猪。为了及时备猪食，哪怕是大雨天泥泞路，他也会去周边湖塘打捞水草，挑回家连夜切碎煮熟。他还会一头扎进河里捕摸河蚌，熬成汤后给母猪催奶。不用说，母猪奶足，小猪必定肥壮。为了早到猪市，父亲往往鸡叫头遍就起床，煮食、喂食、装篓，鸡叫第二遍时出家门。两个猪篓装着十来只猪仔，足有一百几十斤，往南、往东挑到二三十公里之外的县城、官档；往北，甚至挑到六十多公里之外的湖北公安县藕池、斗湖堤等地。父亲的猪仔个个肉嘟嘟，活蹦乱跳，招人喜欢，在猪市小有名气，常常卖得很快。卖完后捏着一沓钞票，舍不得去餐馆吃上一碗面，赶紧回家悉数交给母亲。 从我记事开始，几乎天天看到父亲一大早就拿着铁皮做的锥形喇叭筒对着各家各户喊“出工啦”，也经常听到乡亲们呼叫父亲“李队长——”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成立人民公社，到八十年代取消人民公社，长达二十多年里，父亲先后担任过两个生产队的队长，这是他一生中最为“显赫”的社会身份。生产队长不是脱产干部，是要与社员一起下地干活的。但也有一些队长图轻闲，整天背着手，拖着一把铁锹这里转转那里晃晃，说是检查生产质量，成为社员们暗中讥讽的“锹队长”。王家湾村老支书庞永安说：“老李可不是这样的人。他是所有的脏活、苦活、累活都带头干。有一次，给农田撒石灰，没人愿意干，他一手提筐，一手撒灰，连一个口罩都没有，半天下来，被刺鼻刺眼的粉尘糊成了一个白人，只剩下两只黑眼睛眨巴眨巴，谁也认不出来。自那天起，再也没有哪个人在石灰挑子前往后缩了。” 父亲在11队当了十来年的队长，干得红红火火，1969年来到一个落后的10队当队长，用乡亲们的话来说，从米箩里跳到了糠箩里。他没有怨言，白日里领着百多位能出工的男女社员忙这忙那，晚上则默默地在田边或村头踱步琢磨。“西边人”和“南边人”之间常有摩擦和纠纷。父亲把几位带头闹别扭的老社员请到家里，递上烟，泡上茶，劝说道：“‘西边人’‘南边人’，都是一家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后酒杯一举泯恩怨。就这样，10队的男女老少终于能心齐气顺，仅用一年时间，跃升为响当当的先进队。当周边有些队挣扎在一个工（10分工）只值几分钱的困境，甚至一年忙到头还要“翻出水”的时候，10队不仅粮食丰收，养鱼喂猪等副业也兴旺，每个工可值6角多钱——这在当时已算骄人的奇迹。每逢过年、春插、“双抢”、秋收、冬修的大日子，队上都要杀猪，嘹亮的猪叫声传向四野，让邻队人嘴馋。 二十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安乡县“农业学大寨”等政治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声名远播。也许是因为没文化，父亲记不住搞不懂那么多的政治名词；也可能老惦记田地里的农活，父亲没专心听报告，每次开会回来传达的话都不多，因而队里就没有发生过“割资本主义尾巴”之类的事。老支书张修干多次说：“我与李队长是老搭档，他当队长时不害人。”有的地方上报稻谷亩产上万斤，皮棉亩产过千斤，父亲说：“我耕田拱土几十年，哪里有这个产量？吹牛皮就要饿肚皮。”他从不虚报产量，队里完成粮食上缴任务后，还能留点余粮分配给社员。庞亨安老人说：“10队没有人挨饿，得亏李队长不浮夸造假。” 父亲去世的那晚，村里的老会计雷大祯抓住我的手，哽咽着说：“三年困难时期，我父亲有病，几个兄弟都还小，全家经常饿肚子，我问母亲，能不能到李家借点米来熬点粥？其实，那时家家的粮食都不够，只能勉强糊口而已。母亲说，四叔人好，要不……你去试试？果然，四叔没说二话，给了我家几升米，还嘱咐，以后有难处只管讲。” 村里有位老妇人叫万金玉，至今说起父亲还不停抹眼泪。她丈夫患肺结核病，干不了重体力活，挣不了多少工分，也就分不到够吃的粮食。当队长的父亲便安排她丈夫做些称重记码、记工之类的轻松事，得些工分；还安排她在生产队猪场养猪。有一年年终决算，她家要倒贴生产队14元钱，在那个年代这可不是一个小数字，她急得团团转。最后，是父亲掏腰包代她清了账。 还有一位老干部肖元青，曾任县里手工业局局长，“文革”期间倒了大霉，下放农村接受“劳动改造”，不仅受人白眼，住房也漏雨，吃也缺三少四。是父亲不忍，主动要求把他接到家里来住，尽可能把饭菜做得可口一点，有时还杀只鸡或破条鱼，打打“牙祭”。考虑到肖局长体弱，父亲给他派一些轻松活，刷个什么标语，写个什么材料，不必太费体力。肖局长妻子说起这段往事，总会感叹“俺家老肖遇上了大好人”。 同这位局长一样遭难的，还有些“地富反坏右”分子，在“阶级斗争”的高音喇叭声中，常被揪出来批斗，戴高帽、挂白牌，大家唯恐避之不及。地主子弟张志良就是其中一位。他后来多次说到，四嗲（爷）不仅不躲他，还能帮则帮。见他受人歧视，抬不起头，三十大几了还是单身，总会拍拍肩安慰他：“家庭出身没办法选择，但你是你，对自己要有信心。沟沟坎坎不都是要过去的嘛！”就像人们后来说的，没有四嗲（爷），就没有他张志良的老婆和儿子。 听到这些故事后，我想起了母亲曾一脸严肃地说过：“我从不让你的父亲管钱，为什么？他对人太仁义，不管是亲戚，还是旁人，他都太肯帮忙。只要别人一开口，他就胳膊肘往外拐。我如果不管严一点，这个家的日子还过不过！” 父亲不否认自己有时也有私心，但损公肥私和损人利己的事，他从不沾边。二十个世纪六十年代“四清”运动中，全公社五百多名干部退赔粮食和现金，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父亲两手干干净净，顺利过了关。他简直像个泥腿子的士大夫，把自己一身清白的名节看得比什么都重。 人民公社解体后，农民分到了田，各显身手、自由竞争，发家致富的劲头足了，农村组织管理工作却也难了。乡村两级常为征收粮款犯愁，干群冲突时有发生。有的干部自嘲“跑断腿杆子，磨破嘴皮子，骂坏娘老子，有时挨棍子”。我家分到了6亩责任田，父亲在上缴国家粮款上从不含糊，总是主动找村干部结清账目，而且以六十多岁的老迈之躯，将应缴的几百斤粮食一担一担地挑到十多里之外的粮管站。有人劝父亲：“您的两个儿子都是当官的，能拖就拖呗，乡里也不敢把您老怎么样。您年岁这么大了，就算要缴也让他们派人来挑嘛。”父亲淡淡地回答：“种田纳粮，天经地义。这些事都是我们农人的本分嘛。” 一旦农村不再搞大集体，每年的水利冬修场面就常见冷清，躲的人多，装耳聋和讲怪话的人多，干部喊破嗓子也见不到几个人影。父亲这时扛着锄头，挑上土箕，带上茶水罐，早早出现在工地，因此被乡广播表扬。一位叫毛家全的大为惊讶：“您现在就是老太爷，该在家里享清福了，怎么还是一个奴狗样？”“看看人家，一个科长的父亲都能把眼睛翻上天，您儿子管得了几十个科长吧？还用得您来摸锄头把？”父亲颇不以为然：“儿子是儿子，老子是老子，我一个平头百姓，就是奴狗的命，能做一天就是一天。” 1993年秋，常德市委书记来看望他，说：“您老人家的儿子在北京工作，顾不了家。我是他党校的好同学，您有什么困难，尽管给我讲。”多好的一个求助机会！但父亲既没有说到一直苦恼的女儿就业问题，也没提及自己旧房子需要改造，只是说：“村里还没有电，老百姓灌溉、打米、照明都困难呢。”书记听后说：“这是我的职责。”回常德后立刻特批五万元修建电排，一年后王家湾、新剅口两个行政村受益，仅灌溉面积就达1500余亩，村民们迎来了期盼已久的丰收年景和望眼欲穿的满屋子光明。 有些亲友知道他俩儿子在党政机关工作，手里有点权，常会上门来拉点关系，请托老爷子出面办点私事，但在跟我和哥哥一次次见面，一个个电话中，我们从未听他提过相关的一星半点。我们不知他是如何做到的，曾询问秘诀。老爷子哈哈一笑：“这还不容易？谁找我，我就说，去去去，我这把年纪了，老糊涂了，不管事了。” 父亲哪里是老糊涂呀！他虽是一个农民，但对是非曲直心里明镜一般呢。2003年7月，我由北京调任贵州履新，其时父亲患冠心病已五年，行走已困难，但仍然坚持由长沙坐火车16个小时，一路颠簸入黔。他拉着我的手，从办公室，一路细细查看到宿舍、食堂，最后叮嘱：“你不要牵挂我。你是国家的人，要给国家效力，当一个清官。家里决不拖后腿，不会给你添麻烦的。” 看得出来，父亲的翻山越岭千里之行，就是为了叮嘱这一句。 父亲从未当过国家干部，也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忘不了重重地叮嘱这一句。告慰父亲的是，我们兄弟俩牢牢地记住了这一句。 父亲除了自己的名字外，认不了几个字，我们兄弟俩参军、上大学后与家里通书信，他都是请人代读和代写。虽然他当队长时间很长，又吃苦能干，多次当模范，还当选过县人大代表，但终究因为不能写又说不出高大上的道理，而失去了许多进步的机会。比如，他一直想入党，记忆中我还给他代写过申请书，遗憾未能如愿。对没有文化的痛楚，父亲的体会是很深的，因此，他格外重视孩子读书，哪怕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知识分子被打成臭老九、不吃香时。父亲多次对四个孩子说，“扁担大的字，我都认不了几个，吃了许多亏。你们要好好读书！多认字才会有出息。” 农村有个习惯，攒了一点钱，就想方设法盖新房。洞庭湖区的农家世代都是住的稻草盖顶、稻草夹壁的茅草屋，二十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时兴砖瓦房。父母亲买不起砖厂生产的砖，就自己土法上马拌砖烧砖。忙碌了一个冬天，烧好的红砖一直搁着，迟迟不见盖房动静。左邻右舍大多住进了砖瓦房，我家还是茅草房。村里人不明缘由，父亲说：“不盖房了，把钱省下来供孩子读书。”1978年，我考上武汉大学，成为村里第一个考上名牌大学的大学生。父亲逢人便说感谢邓小平，高兴地用半年积蓄买了半头猪，请老师和左邻右舍痛痛快快地喝了一顿酒。那个晚上，父亲难得喝醉了。 1979年秋天，父亲思忖着我已经上了一年的大学，总得戴块表才行。那时的上海牌手表125元一只，这个钱对我家来讲，是天文数字，根本一下子拿不出来。怎么办？到农村信用社借。第一次去，主任冷冷地说今天没有这么多钱取。隔了两天，父亲又鼓起勇气去，这位主任似乎热情了点，“钱嘛，有。只是家里的稻谷还没有收割，我忙不过来。”父亲一听明白了，这是要帮他家干活呀。为了及早借到钱给儿子买表，父亲二话没说，就下田帮他踩打稻机。饿着肚子足足干了半天，主任才把100元钱借给父亲。父亲大汗淋漓、气喘吁吁，连声说谢谢，拿着这100元加上家里积蓄的25元，一刻也不耽误地赶到20里开外的邮电所汇款，还让人在汇款单上写上叮嘱我尽快买表戴上的话。后来，我们兄弟俩孝敬给父亲一块手表。他满心喜悦地摸了摸，看了看，但没有接受：“我是一个农民，看看太阳就行了啊，戴手表像什么样子？你们要上下班，拿去自己戴吧。” 寒冬腊月，别人看电影，父亲就在场外卖甘蔗。洞庭湖区带着湿气的北风，像刀子一样刮来，他冻得浑身瑟瑟发抖，手脚僵硬，满脸通红，把甘蔗妥妥地分切削皮。一根甘蔗切成3截，一截5分钱。一个冬季卖下来，1分、2分、5分的钢镚会有一大桶，1角、2角的纸钞会有一大摞。在昏黄的油灯下，父母亲逐一清点，然后用报纸将钢镚分类捆成一筒一筒的，纸钞则小心地用绳线系成一沓一沓的。我上大学期间，每个学期开学总能带上还有父亲体温的三四十元现金返校。 为了孩子们在学校不至于太拮据，父亲一次次委屈自己，抽烟大多抽自己卷的喇叭筒，或者买最低档的纸烟，如8分钱一包的经济牌烟，1角3分钱一包的红桔牌烟。常常一支烟分两次抽，烟头也舍不得扔掉，收集起来再卷成喇叭筒。喝酒只喝最低档的散酒，有正式商标的瓶装酒是不会碰的。尽管如此，为抽烟喝酒也还时常被更节俭的母亲埋怨。我们兄弟俩挣工资后对父亲讲：“您现在可以放心地抽烟喝酒了。”遗憾的是，烟酒都有了，父亲却生了病，医生叮嘱他戒了烟戒了酒。 一生耕田两袖清风农民本色誉乡里；全心育儿言传身教慈父大爱感人寰。 这是我为父亲献上的挽联。是的，父亲一辈子就是一个以耕田为业的农民，从农舍出生，最后落叶归根，又从农舍远行。他苦了一辈子，省了一辈子，终于让孩子们成人成才，自己却安于泥和土、猪和牛，以及日出日落的地平线。他善良了一辈子，厚道了一辈子，从未想过什么回报，却得到了乡亲们发自肺腑的敬重，不管走到谁家门口，都会被热情地唤进家里奉为上宾；逝世后吊唁的乡亲络绎不绝，许多人抚棺痛哭，自发走进长长的送殡队伍。 父亲没有给我们后人留下什么物质遗产，却在我们心中牢牢留下了他在那片土地上稳稳当当的脚印，历尽沧桑而坚毅的容颜和表情，留给我们不尽的回忆、缅怀以及感悟，留给儿女那高山般永远巍然屹立的熟悉背影，让我们永远仰望。 （选自2021年第2期《湘江文艺》） 原刊责编 袁姣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