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加莎·克里斯蒂论写作 读了英国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的自传，陈绍鹏先生译，远景出版。在这本七百五十页的大著里面，这位七十几岁的老太太谈论衣食住行、社交仪节，略嫌唠叨，但毕竟是写了一百一十部书的人，触处可见创作的经验和对文学的看法，闪耀智慧的光芒。 阿加莎·克里斯蒂说：“我始终都不善辞令，也许是我成为作家的原因。” 我想这话有理，口讷言拙的人去写作、去作画，或者去吹奏乐器，我都见过。比起美术和音乐家，文学更像一个发言台。 有一位朋友发愤写作，他对我说过为什么：“我每次听官员演讲，总觉得如果由我来讲一定比他精采。可是我知道我永远没有那个机会，所以……”通常，在需要演讲的场合，并不是谁的口才好谁讲，而是谁有代表性谁讲，所以讲话的人总是董事长总经理，即使他辞不达意。如果给报纸写稿那就不同了，董事长也许赶不上工友。工友要想比董事长优先，他必须写得好，写得很好，“穷而后工”，既已穷了，那就非工不可，否则根本没有发言权。 在我年纪还小的时候，教育家强调“意志”，以意志克服缺陷。那时屡屡有人举出丘吉尔来，丘翁本来口吃，只因每天对着瀑布演说，终于磨炼成大演说家。后来渐渐听到另一种说法，主张“转移”，没有口才的人尽量去发挥文才吧。 我的心思比较赞成“转移”。我怀疑当年主张计划、强制，是一种战时理论。日本兵打进来了，你看见他就晕倒了，那怎么打？必须清醒、沉着，在敌人的汽车轮胎上穿个洞。做不到？我训练你。 有人凭坚强的意志一定会成为作家吗？好像没有谁那样做，只听说有人不分寒暑咬牙切齿苦练武功。 阿加莎·克里斯蒂说，她的作文成绩一向不怎么好，因为她的想象力太丰富了。她说，有一次，作文题目是《秋天》，她起头描写秋景写得不错，可是，写着写着跑出一只猪来，她全力描写那只猪，把秋天给忘了。 我想起我们学校的作文来，我们的作文是一种模拟考试，而考试中的作文实在是一种“制艺”，形式内容有约定俗成的规范，这种制艺是要限制（或说是约束）幻想的。参加考试的人应该记住。 说到文学创作，“想象”就重要了，想象既然重要，作为想象之“前身”的幻想也重要起来。人在童年时期总是有很多幻想，民族的童年（初民）也是。所以作家的作品可以多从童年的幻想发展而成，也可以从古代的神话转化而成。 一般学校的教育要求各科平均发展，学生幻想的时间不多。咱们有很多作家小时候因战乱失学，反而释放了想象力。外文系出作家，也许因为外文系的学生还能幻想。理工科怎么也出那么多作家呢，这些人天资太高，还有多出来的精神时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所以理工出身的作家两大特色：本门的学问好，作品也好。 太实际的人恐怕不做作家，太讲究实际的民族或太功利的社会，恐怕难以产生伟大的作家。在这里，我是说狭义的作家，这种狭义的作家，有人一律称之为诗人。丁西林在他的剧本里写过两句俏皮话，他形容诗人：“别人看见的，他看不见。他看见的，别人看不见。”情场战场往往产生作家，商场官场就困难些。 阿加莎·克里斯蒂说，作家是缺少自信的人，永远需要鼓励。 她的经验是这样的：有一年，她生了小病，时间没法子打发，她的母亲劝她写小说。她认为自己没有这个能力，母亲说：“你并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能力，你没有试过。” 在母亲的鼓励下，一切从此开始。 起初，阿加莎·克里斯蒂投出去的稿子都被退回来，这时，幸亏一位著名的小说家愿意抽出时间来看看问题在哪里。这位小说家特别写了一封长信给阿加莎·克里斯蒂，这封信的可贵之处不在提出建议，而在指述缺点时用充满希望的语气，例如，“处女作”总是如何如何，不久你就不再如何如何。这封信是一种诚恳的鼓励，阿加莎·克里斯蒂得益甚大。 所以阿加莎·克里斯蒂说出那句话来。 我知道，有人会举出不怕孤独的作家来。只是我常觉得写作也是一种表演事业，跟音乐舞蹈一样，需要掌声，如果听见的永远是倒彩，恐怕要“天不永年”。凡是对别的艺术有害的，例如钳制和打压，对文学也同样有害。厨川白村甚至说，所谓置世情与评论于不顾，乃是矫情，这样的作家先失去了真诚，不能表现自我。 我怀疑在咱们中国，学习写作的人特别容易在挫折中萎退。俞伯牙终身不复鼓琴，贾岛“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丘”，给我们的影响太大。中国传统作家似乎是含羞草一般的人物。成名的人尚且如此，何况初出茅庐！ 关于文学与市场的关系，阿加莎·克里斯蒂说了一段很别致的话：作家应该以推销员自居，了解市场的需要，拿出合宜的货色。“假如你是木匠，要做一把椅子，它的座子离地五尺高，那椅子谁也不想坐。你要是说那把椅子要那样才好看，那是没有用的。” 这话使我们想起，阿加莎·克里斯蒂到底是畅销书作家。可是，文学与市场，作家与金钱，这是困扰中国人的问题，可以沿着这条线思索下去。“木匠与椅子”，这话如果指文学的形式，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快人快语对我们有帮助。我想文学的形式可以与时俱新，因时制宜。苏东坡不用司马相如的形式，易卜生不用莎士比亚的形式，福克纳不用福楼拜的形式，时也。 若干年来，报纸、广播、电视这些媒体相继出现，它们各有特性，文学作品必须适应媒体的特性，甚至要彰显媒体的特性，才有传播的机会。这已不仅是木匠和椅子的问题，而且是硬体和软体的问题。软体无法在硬体中使用，或虽可使用而效果不良，作家何苦坚持下去？所以，传播工具引发市场效应，造成了文学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