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我在陕西宝鸡，部队由“开往北京”改为“开往东北”，一字之差，大家颇为失望。大概上级为了安抚军心，颁下一套说词：此行由西京长安出发，先到南京，再到以前伪满洲国的新京长春，一共是三个京城，这“三京”难道抵不过一个北京？ 有几个在陕西本土生长的幼年兵，偷偷地问我西京到新京有多远。 我说不知道，即使知道也不能告诉他们，路程确实遥远，说出来也许把他们吓跑。今天我为了写这篇文章，特地翻查资料，掌握了一些里程数字，我们由陕西宝鸡出发，由宝鸡到西安，一七三公里。由西安到徐州，八六〇公里。由徐州到南京，三四六公里。由南京到上海，三〇九公里。然后海军把我们运送到葫芦岛，一三八四公里（七四七海里）。由葫芦岛到沈阳，二九三公里。沈阳到长春，三〇五公里。一共是三千六百七十公里。 我想，他们的父母听到这个数字，难免会掉下眼泪。动身前，上级放出空气，坐飞机直飞南京。事实是，我们到宝鸡车站坐火车，一列专车正升火待发。经过灞桥车站，想起折柳送别，想起抗战歌曲的咏欢：“母亲啊，谢谢你的眼泪，爱人啊，谢谢你的柔情，别了，这些朋友温暖的手。”这时才知道文宣和事实有别，眼前哪有歌的影子！经过咸阳车站，想起杜甫，想起“妻子爷娘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而今军情严密，这些本土新兵根本没有机会通知他们的家人。 列车由宝鸡开出，一路经过秦岭之北，陕北高原之南，三面皆山，狭长的盆地，渭河流过，正是所谓八百里秦川。那时，沿渭河布防的国军，正是天下闻名的第一师，蒋纬国当天下第一连的连长，据说师长先给他拜年。 这是中国古代历史大量书写的地方，走路都会踩着秦砖汉瓦。今天回想，这一片河山大地我是“虚度”了！单说咸阳，秦始皇发号施令吞灭六国，楚汉相争，先进咸阳为皇上。西安，世界四大古城之一，与开罗、罗马、雅典齐名，十一个朝代在此建都，总计一千一百年。这一带有帝王陵墓七十二座，一般古墓八百座，咸阳一地就有帝王陵二十七座。“南方的才子北方的将，关中的土埋皇上。”今天多少人不辞万里，到陕西观光，我们当年只是像河水一样流过。 那时我孤陋寡闻，倒是知道“凤鸣岐山”、“暗度陈仓”都在宝鸡。车过虢镇，想起盛世出美女，长安街头多丽人，虢国夫人“淡扫蛾眉朝至尊”，使一个寻常的地方显赫至今。咸阳，西安，赫赫出现，默念王维的“西出阳关无故人”，李太白的“西风残照汉家陵阙”。然后临潼，“温泉水滑洗凝脂”，中国式的性感，点到为止，想象多于色相。然后华山，杜甫的“天外三峰削不成”。那时候我好像正在以苟全性命的“我”祭吊临刀一快的我，麻木压倒一切，这些诗句都像病灶一样锁在我的心里，没有跳动一下。唉，这一片河山大地我是“虚度”了！ 今世千变，今生无法改变，多少次重读文史，读到对关中的描述，惹我反复沉吟。宝鸡是炎帝出生的地方，咱们号称炎黄世胄，那是咱们民族的祖居。那也是周文王的发祥地，道家张三丰得道处。渭水，姜太公曾经坐在岸边钓鱼，他钓到周文王，也有人说是文王钓到了他。武功，苏武牧羊，他最后葬身武功，这个地名好像讽刺他一生的遭遇。马嵬坡，杨贵妃，“不见玉颜空死处”，她尽力扮演自己的角色，演得太好也是错。扶风出了个马援，留下豪言壮语，马革裹尸，抗战八年的口头禅。马援在光武帝面前聚米成谷，解说战局，也许是“沙盘推演”的创用人？马融，伟大的经学教授，绛帐前面是学生，绛帐后面是乐队，开视听教育之先河？临潼，秦始皇墓，郭子仪墓，班超墓，班超投笔从戎，抗战时期中国青年的偶像，但不知当初招兵人员骗他没有。那时还没发现地下有兵马俑，我们都是地上的兵马俑，成行成列，灰头土脸。华阴，帝尧在这里接受“多福多寿多男子”的祝福，他说儿子多了负担重，烦恼多。他忘了男孩子是兵源。对了，他最好只有一个两个男孩子，百姓家都有一百个男孩子。 然后就是潼关了。 闻一多诗：“请告诉我谁是中国人，启示我如何把记忆抱紧。”闻一知十，不可胜记，当年我只是从火车的车窗看见站名，当时无法消化，事后一生反刍。我总觉得似曾走入历史又走出历史，八百里秦川是时光隧道，我被巨大的力量吸进去，又挤出来，难割难舍，至今怅然有失。我常想，我不是一九四九年离开上海的时候离开中国，也不是一九七八离开台北的时候离开中国，一九四六年，我离开关中的时候，就离开中国了。 潼关在陕西、山西、河南三省交界的地方，峭壁大河，地势险要，隔着黄河与山西境内的风陵渡相峙。风陵渡地名有诗意，实际上埋伏杀机，那里有个著名的炮兵阵地，可以封锁潼关出口，使铁路不能畅通。抗战胜利，有部队抢先接收风陵渡，经常发炮射击出关的火车，损害很小，困扰很大。列车必须在靠近潼关的一个小站停下来，加煤加水，充分燃烧，蓄积足够的力量，高速冲出潼关。过关要穿越几座隧道，火车进了隧道以后，喷出来的黑烟特别多，浓烟里夹带的煤屑也特别多。可怜我们哪知道厉害，有一个新兵气喘，嫌车厢里闷得慌，坐在无厢的平台上，我的心脏“二间瓣闭锁不全”，也需要新鲜空气，没人警告我们平台车坐不得。火车经过隧道的时候，我俩几乎窒息，虽然抱头蜷曲，耳朵里、鼻孔里、连步枪的枪管里都塞进许多煤炭，枪管的表面居然深一块浅一块，有几处涂上颜色，事后怎么也擦不掉。 出关就是河南境了。第一站灵宝，“专列”火急，却停在站上不走，令人非常意外。耳语传来，有长官带眷随行，她们坐在专用的车厢里，没人告诉她们要关窗子，过隧道的时候，有两个幼小的孩子窒息而死，专车因此停下来，长官派人去找块土地，匆匆埋葬孩子的尸体。三京长征，参谋作业似乎很差劲，没有把穿越隧道当作“情况”下达指示。 红日西沉，我们在站上等得心焦，然后奉令下车步行。铁路被挖断了！由灵宝到渑池，一百零六公里的路段不能通车。我们徒步行军，找地方宿营，路上看见铁轨和枕木狼藉满地，铁路局工程人员业已赶到，正在收拾抢修。有些地方势力为了阻挠国军，施出这一手绝招，国军来了，我退却，让你修路，你走了，我回来，再把铁路挖断。他们乐此不疲，国军疲于奔命，非仅军事进展缓慢，经济也受到无情的打击。 这时候，他们破坏铁路还在中小学阶段，枕木上的铁钉很难拔起来，他们没有技术，没有工具，破坏力很小。但是他们长于组织动员，人多好做活，沿线农民一起出动，排列就位，即使一个人拆掉一枚钉子，一夜之间拆完三十里二十里不难。我们走到渑池再登火车，火车开到徐州时，他们又把我们刚刚走过的铁路，由开封到徐州一线拆成几段。那年代，农民可以用铁轨打造器械，用枕木做家具，这两样东西是铁匠木匠最爱。他们规定“扒”下来的枕木铁轨归农民所有，但是又规定由他们照价收购。“照价”并非照市价，而是照他们设定的“公价”，公价即是低价，很低的低价。这样仍然是“归农民所有”，宣传的口号喊出去，很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他们肯研究，能发展，他们把退休的筑路工人请来做师傅，提高技术，加快进度。有时军情紧急，拆下来的枕木和铁轨来不及连夜运走，他们就一层一层架起来，从底下点火向上燃烧，枕木是最理想的干柴，立时燃起熊熊烈火，枕木烧烤铁轨，连修路的材料一并损毁，路基旁边也就出现火烧连营的景观，他们破坏铁路这就进入了大学的阶段。 后来，扒路专家创造更惊人的成绩，他们发明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办法，利用铁轨和枕木本身的压力，“轻而易举”，把十里二十里长的铁路掀起来，铁轨仍然连在枕木上，竖成波形的曲线，像一道长长的篱笆（这个镜头曾经登上当时的报纸）。然后“一、二、三”，大家同时使劲，把它推向另一侧，翻身倒地，铁轨弯曲了，枕木的钉眼也扩大了，整段材料不能再用，一夜破坏，一个月不能修复，这就进入了研究院的阶段。全国惊叹。我后来进后勤补给单位做事，完全了解这种厉害，军事运输只能靠空中的飞机和海上的船舰，战争的成本越来越大。 这一段徒步行军的经验很痛苦，踏过黄河冲积而成的平原，黄土又松又厚，走一步比平地上走十步还累。强风阵阵，诗人说过中原的风“风中有骨”。黄尘像漫天浓雾，前后列兵都是个水墨渲染的影子，好容易擦干净的步枪，枪管里又装满尘土。我们脚步蹒跚，不能再维持队形，没走多远，就要脱下鞋子倒掉其中的尘土。一年前流亡学校西迁，我步行横贯河南，那次路线偏南，隔黄河很远，经验完全不同，这一次，我总算体会到中国人跟黄土的密切关系。 虽说是专车，倒也停停靠靠，让另外一列专车通过。那时有一件事更紧要，就是把日军俘虏向沿海几个港口集中，遣送他们回国，我们因此在徐州车站停了很久，他们的专列和我们并排停在两条路轨上，相距咫尺，我们凭窗把他们看个够。他们总有两三天没刮胡子了吧，当然也就有两三天没洗脸，个个闭着眼睛不看外面的世界，军服起皱，颇有汗渍，钮扣还是整整齐齐扣好。我们这边有人丢了一包香烟进去，他们又丢回来，面无表情，动作僵硬，倒也看不出对抗的意思，算是表现了节制和礼貌。 日兵一律不准出走车厢。有一个兵，也是一个幼年兵，脸上还没长出胡子，不知怎么上了月台，挨班长一顿拳打脚踢。小兵挨打的时候直立笔挺，一度跌倒在地，赶快爬起来站好立正姿势。那日军班长下手极重，满脸悲愤，他好像要借着这个犯规的小兵，宣泄他的亡国之恨。太过分了，车站站长走出来，用日本话喝令住手。那个小日本兵大概听过一些谎话吧，他的长官会告诉他，中国快要被英美列强瓜分了，中日同文同种，必须出兵援救。他的政府会告诉他，日本地方小，人口多，中国地方大，人口少，日本占领中国，开发中国，利己利人。他是到了几岁、到了哪一年才了解真相？ 徐州离我的家乡大约七十公里，徐州北面，微山湖，窑湾，抗战逃难，父亲曾经带我们全家从那些地方经过。我不知道家人到底怎样了，人到徐州车站，没有可供远望的广度，没有可供眺望的高度，感觉另一种窒息。战败的俘虏可以还乡，战胜国的青年没有枕头的地方。那是使天下父母伤心的时代，卫生医疗水准低，死亡率高，孩子很难长大。教育不发达，上进的路少，孩子长大了也很难成器，成器的子女又很难有机会回馈父母。树挪了死，人挪了活，年轻人远走江湖寻出路，离家的那天，亲友送行，临别赠言是：“孩子，你要骑着马回来，不要爬回来！”孩子没有马，难回来，有了马又越走越远，回不来。这些日本孩子回家去了，他们爬着回去，这时我如果回家，也是爬着回去。 后来我看到山东省政府的一份报告，一九四六年五月，也就是我在徐州车站停留的时候，鲁南各地已有一百万难民逃到徐州，大半住在郊区的九里山一带。我到沈阳安顿下来，辗转和父亲取得联络，才知道那时母亲已经去世，老年的父亲、带着幼小的妹妹和弟弟，再度经过窑湾、宿迁，逃到徐州，我几乎就从他们身旁经过！咳！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儿子！ 我们从徐州转弯南下，莫名的疲倦忽然袭来，昏沉沉做了个梦，一个已经做过的梦，我梦见驾着一架小飞机在天上飞，越飞越低，我很想拉高，用尽气力枉然。眼见飞机就要撞上高楼了，就要擦着屋脊了，就要在地上坠毁了，生死关头，我醒了。 我由宝鸡到徐州，一路上没有好好地睡上一觉，越接近徐州心里越急，失眠越严重。我有个幻觉，仿佛到了徐州就北上山东，面对故乡，我的心理是还乡赴难的心理。到了徐州，我们南下，背向山东，越走越远，幻想破灭，现实无奈，长期的紧张突然放松，代之以乡愁。那时我已有预感，我家只有另觅一个无罪的空间。我离开家乡，并不在一九四三年由老家西行之时，而是在一九四六年由徐州南下之日，从那一天开始，我成为一个真正的异乡人。 时醒时睡，睁眼一看到了宿县。三年前，我在日本兵的监视下经过徐州，来到宿县，然后步行前往阜阳，做流亡学生。三年后，我经过徐州，来到宿县，做山东的流亡子弟。前后比较，毫无长进！我知道我会继续贬值，我预感很难妥善尽到长子的责任，我已知所谓亲友是一群等着看笑话的闲人。我的左胸疼痛，头脑发热。这样不好，我警告自己切勿再伤春悲秋，切勿再顾影自怜，我得冷冷地迎接未来，抗战时期接受的意志教育、理智教育现在发生作用，情感使人脆弱，我密封起来。 睁眼一看到了蚌埠。蚌埠东望，想起阜阳，想起国立第二十二中学。一九四四年四月，日军由蚌埠进攻阜阳，我正在生病，不能随校疏散，处境危险。怀念李孔思，他怎样照料我。他走的路也是险路绝路。 蚌埠离南京还有一百七十五公里，山东人看来自此以下已是江南。我和江南的缘分浅，我们走南京经上海，完全因为解放区不准通行，万不得已绕道而过。后来我曾在上海居住，却没有到过苏杭，正如我曾在天津居住，却没去过北京。那些年实在没有好奇心去旅行，也没有欣赏风景的那一份敏感，山水逼人来，也只是等闲交臂。 睡眼惺忪，匆匆几瞥，我对南方的农乡仍然留下深刻的印象。看那铺天盖地、深深浅浅的绿！简直一个翡翠世界。远山肥腴丰满，线条柔和，像老母鸡孵蛋似的伏在地上，流露母性，仿佛万物从她而生。农夫也穿短裤，腿部也颜色暗淡，肌腱隆起，那张脸却是细致从容，没有写着劳苦，如果拍张半身照片，寄回关中，有人会说他是个读书人。火车驰过，清风从窗口涌入，如清冷的泉水泼进，空气里有微微的香、微微的甜。“人人都道江南好”，南方和北方多么不同，就拿关中来比，关中如岩，江南如玉。关中如兽，江南如禽。关中如城堡，江南如花园。关中如木刻，江南如水彩。 我看见“浦口”，到了！长江对岸就是南京下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