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呐喊”与“彷徨” 我读大学的时候，从台大图书馆借到一本鲁迅的《呐喊》，那时没有复印机，同学们便连夜手抄。《阿Q正传》我是完整抄出来的，《药》也有手抄本。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因为政治化解读的缘故，文学的主流曾经一度被切断。在今天已经开禁的情况下，我希望大家可以抛却政治化的眼光来看待这一时期的文学，因为它不仅情况非常复杂，而且离我们很近。 民国时期最好的一批作品在当时属于实验文学，像鲁迅、沈从文、朱自清、徐志摩等人的作品。其中朱自清和徐志摩算是在台湾没有被中断的两个作家，但朱自清一些较为激烈的作品也被删掉了。可是事实上我们看到在五四运动之后，作家往往有一种社会觉醒的意识，认为文学必须要负担改革的责任。 鲁迅本来是学医的，忽然不读了，跑回国开始写小说。为什么他会有这么大的改变？鲁迅曾写过一篇《藤野先生》，主人公是他在日本时的一位老师，里面透露出了一些信息。有时候由于我们对那个时代的整体背景不够了解，所以就不明白当时文人所感受到的巨大的压抑、苦闷以及内心蕴藏的反传统的力量。 大概从清末开始，这种情绪就在一批人身上体现了出来，比如林觉民，比如秋瑾。他们大概是最早一批留日的学生，在留日的过程中受到巨大的西方潮流的影响，回头发现自己的祖国千疮百孔、腐败横生，从而决心投身革命的洪流。同时，革命的热情也变成了文字，当时的文学里寄托了迫切而强烈的救世主张。我们的矛盾在于，我们并不认为文学一定要寄托这么大的主张才是好的文学。从《诗经》以下，我们一直认为文学是很宽阔的，对生命的描绘也是多样的，不应该只着重于一点。可是当一个时代生了重病的时候，文学往往会直接切入这个弊病。鲁迅只有两本短篇小说集，一本叫“呐喊”，一本叫“彷徨”，从这两个名字就能很明显地感觉到他书写的就是他所处的时代：“彷徨”是一种迷失，前路茫茫，不知道到底要往哪里去；“呐喊”是在苦闷中要叫喊出来。这两个短篇小说集中的作品创作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我必须说，在新文学运动当中，鲁迅的创作力是最强的。这个“最强”和他就读日本仙台医专的经验有很大关系。他最初要做医生，是因为父亲死得非常惨。他的散文《父亲的病》全在写自己的父亲。鲁迅父亲的病拖了两年，可是当时的中医总是要他找一些奇怪的药引，要找到药引整个药方才有用。有一次，医生竟然叫鲁迅去找“蟋蟀一对”，而且注明要“原配”——连昆虫都要讲贞节，好像不是原配就连做药都没有资格了。鲁迅后来不止一次讽刺中医，觉得简直是荒谬到了极点。那些药引一个也没找到，父亲临死的时候，鲁迅感到很痛苦，觉得好像是自己害死了父亲，因为两年来他就请了绍兴的这个“名医”，而这个“名医”却是这样的一个庸医。于是，他决定渡海到日本学医。他在仙台医专的时候，其中一位授课教师就是藤野先生。在藤野先生教导他的过程中，他逐渐体悟到：如果一个人的心灵已经死亡，救活肉体的意义又在哪里？其实他思考的是整个国家——如果国家的“心灵”已经死亡，精神已经死亡，那么只把“肉体”救回来的意义何在？于是，他决定放弃从医，转而去做一个文学家改革当时的社会。说到这里，大家或许可以明白晚清到民国的文学里真正的主题思想，可以感受到当时那些人投身文学的真正意图与价值何在。 在近代的白话文作品里，我一直是最佩服鲁迅的文字的。他的文章从一开始就很特别，比如《藤野先生》的首句“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你觉得前面应该还有内容，可这就是起始句。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熳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 鲁迅在这里讽刺了当时的清朝留学生。各国都在改革，服装也好，头发也好，力求简化、俭朴，可是清朝留学生却仍然留着奇怪的辫子。 中国留学生会馆的门房里有几本书卖，有时还值得去转一转；倘在上午，里面的几间洋房里倒也还可以坐坐的。但到傍晚，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斗乱；问问精通时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学跳舞。” 日本当时已经很受洋风影响，人们会跳一些外国舞蹈，清朝的留学生留着辫子、穿着长袍，也跟着一起学。鲁迅其实是在描写一个很荒谬的景象——要学西洋，可是又不知道到底该学什么，于是就以一个很怪异的方式组合起来，认为这就是洋化了。这种只学得了表面皮毛的洋化，本质上是极其腐败的传统的另一种反映。 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 我就往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去。从东京出发，不久便到一处驿站，写道：日暮里。不知怎地，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名目。其次却只记得水户了，这是明的遗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仙台是一个市镇，并不大；冬天冷得厉害；还没有中国的学生。 鲁迅本来要到东京留学的，在东京看到这些“清国留学生”之后，倒尽了胃口，决定寻找其他出路。仙台是日本比较偏远的地方，日本人也很崇拜鲁迅，现在仙台博物馆那里还有一座鲁迅纪念像。 大概是物以稀为贵罢。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店头，尊为“胶菜”；福建野生着的芦荟，一到北京就请进温室，且美其名曰“龙舌兰”。我到仙台也颇受了这样的优待，不但学校不收学费，几个职员还为我的食宿操心。我先是住在监狱旁边一个客店里的，初冬已经颇冷，蚊子却还多，后来用被盖了全身，用衣服包了头脸，只留两个鼻孔出气。在这呼吸不息的地方，蚊子竟无从插嘴，居然睡安稳了。饭食也不坏。但一位先生却以为这客店也包办囚人的饭食，我住在那里不相宜，几次三番，几次三番地说。我虽然觉得客店兼办囚人的饭食和我不相干，然而好意难却，也只得别寻相宜的住处了。于是搬到别一家，离监狱也很远，可惜每天总要喝难以下咽的芋梗汤。 因为之前没有清朝的留学生来，所以大家都很优待鲁迅。他住的地方刚好在监狱旁边，帮他做饭的人也帮监狱做饭，有人觉得不太好，就力劝他搬家，他自己虽然觉得无所谓，最后还是依了。“芋梗汤”就是用芋头的梗做的汤，其实是日本人常吃的。 从此就看见许多陌生的先生，听到许多新鲜的讲义。解剖学是两个教授分任的。最初是骨学。其时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挟着一叠大大小小的书。一将书放在讲台上，便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己道： “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 这就是藤野先生的出场。 后面有几个人笑起来了。他接着便讲述解剖学在日本发达的历史，那些大大小小的书，便是从最初到现今关于这一门学问的著作。起初有几本是线装的；还有翻刻中国译本的，他们的翻译和研究新的医学，并不比中国早。 可见中国很早就翻译了西方的解剖学著作，可是后来中断了，日本却赶上去了，所以鲁迅在这里其实是有感慨的。不仅是解剖学，其实在明代的时候，中国就开始接受西洋的科学，比如徐光启、利玛窦合力翻译的《几何原本》前六卷。 那坐在后面发笑的是上学年不及格的留级学生，在校已经一年，掌故颇为熟悉的了。他们便给新生讲演每个教授的历史。这藤野先生，据说是穿衣服太模胡了，有时竟会忘记带领结；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有一回上火车去，致使管车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车里的客人大家小心些。 藤野先生是一位大学教授，可是非常不讲究穿着，在日本那种很讲究穿着的社会里，很容易被别人误会。但就是这样一个经常穿得乱七八糟的人，对鲁迅的一生产生了很大影响。 他们的话大概是真的，我就亲见他有一次上讲堂没有带领结。 日本大学堂里面对服装非常讲究，但是鲁迅在这里又强调了一次藤野先生的不同。 过了一星期，大约是星期六，他使助手来叫我了。到得研究室，见他坐在人骨和许多单独的头骨中间，——他其时正在研究着头骨，后来有一篇论文在本校的杂志上发表出来。 “我的讲义，你能抄下来么？”他问。 “可以抄一点。” “拿来我看！” 藤野先生担心一个中国来的学生日文还不够好，因此要检查鲁迅的笔记。 我交出所抄的讲义去，他收下了，第二三天便还我，并且说，此后每一星期要送给他看一次。我拿下来打开看时，很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原来我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这样一直继续到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课：骨学、血管学、神经学。 鲁迅一共跟藤野先生学了三门学科。这里可以看到藤野先生对鲁迅的关心和注意。他是教解剖学的，改解剖学的内容在情理之中，可是连学生的日文文法错误也关照到了。 可惜我那时太不用功，有时也很任性。还记得有一回藤野先生将我叫到他的研究室里去，翻出我那讲义上的一个图来，是下臂的血管，指着，向我和蔼的说道： “你看，你将这条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了。──自然，这样一移，的确比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图不是美术，实物是那么样的，我们没法改换它。现在我给你改好了，以后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样的画。” 鲁迅其实是有些艺术家个性的，因为觉得比较好看，就改动了血管的位置。可是藤野先生告诉他，你不能为了好看，就移动它的位置，而是要真实。这其实是学生与老师之间一个很有趣的对话。 但是我还不服气，口头答应着，心里却想道： “图还是我画的不错；至于实在的情形，我心里自然记得的。” 鲁迅知道血管应该是怎样的，可是要画图的时候，还是希望能够把它画得好看一点儿。 学年试验完毕之后，我便到东京玩了一夏天，秋初再回学校，成绩早已发表了，同学一百余人之中，我在中间，不过是没有落第。这回藤野先生所担任的功课，是解剖实习和局部解剖学。 解剖实习了大概一星期，他又叫我去了，很高兴地，仍用了极有抑扬的声调对我说道： “我因为听说中国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担心，怕你不肯解剖尸体。现在总算放心了，没有这回事。” 在解剖实习的过程中，藤野先生担心鲁迅因为习俗而不肯解剖尸体，这时才放下心来。 但他也偶有使我很为难的时候。他听说中国的女人是裹脚的，但不知道详细，所以要问我怎么裹法，足骨变成怎样的畸形，还叹息道，“总要看一看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藤野先生是研究解剖学的，为了求知，为了求真，想了解裹脚的详情。可是对于鲁迅来讲，这是他文化里的伤痛。 我想，文学和美术最后所面临的问题其实是一样的，我们借由文字或者图像去碰触生命里本质的内容。我在大学里接触鲁迅的作品以后，直到现在都在反复读这篇《藤野先生》。我想它不仅是一篇散文，更使我看到清末民初的文化问题，看到一个人的艰难。 有一天，本级的学生会干事到我寓里来了，要借我的讲义看。我检出来交给他们，却只翻检了一通，并没有带走。但他们一走，邮差就送到一封很厚的信，拆开看时，第一句是： “你改悔罢！” 这是《新约》上的句子罢，但经托尔斯泰新近引用过的。其时正值日俄战争，托老先生便写了一封给俄国和日本的皇帝的信，开首便是这一句。日本报纸上很斥责他的不逊，爱国青年也愤然，然而暗地里却早受了他的影响了。其次的话，大略是说上年解剖学试验的题目，是藤野先生在讲义上做了记号，我预先知道的，所以能有这样的成绩。末尾是匿名。 日本学生不相信鲁迅的考试成绩是靠自己取得的，因为藤野先生曾把鲁迅的讲义一个字一个字地改，所以他们认为老师在这个过程中透露了题目。我读到这里的时候，读出了很大的心酸，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可能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你又爱又恨的那个文化是你的出身，你不得不背负着它，以及外人对它的种种成见。 我这才回忆到前几天的一件事。因为要开同级会，干事便在黑板上写广告，末一句是“请全数到会勿漏为要”，而且在“漏”字旁边加了一个圈。我当时虽然觉到圈得可笑，但是毫不介意，这回才悟出那字也在讥刺我了，犹言我得了教员漏泄出来的题目。 我便将这事告知了藤野先生；有几个和我熟识的同学也很不平，一同去诘责干事托辞检查的无礼，并且要求他们将检查的结果，发表出来。终于这流言消灭了，干事却又竭力运动，要收回那一封匿名信去。结末是我便将这托尔斯泰式的信退还了他们。 接下来便是鲁迅的感慨： 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 这大概是鲁迅感到最沉重的地方，你的国家不够强大，人们就认为你没有文化的创造力，走到哪里都被人看不起。但接下来发生了更让他难堪的事： 但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课程之外还播放了新闻片，以日本的胜利来激发本国学生的爱国情操，但鲁迅是一个中国人，影像内外的情景都是对他深深的刺激和伤害。 “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当时中国处决犯人时，会有很多人围观。在鲁迅看来，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对于死亡如此开心，还要鼓掌，说明这个民族的心已经死了，根本就没有感觉了。 到第二学年的终结，我便去寻藤野先生，告诉他我将不学医学，并且离开这仙台。他的脸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说话，但竟没有说。 “我想去学生物学，先生教给我的学问，也还有用的。”其实我并没有决意要学生物学，因为看得他有些凄然，便说了一个慰安他的谎话。 “为医学而教的解剖学之类，怕于生物学也没有什么大帮助。”他叹息说。 鲁迅认为中国人需要拯救的不是肉体，而是灵魂。但他对藤野先生有很深的情感，想安慰自己的老师，就说自己要改学生物，以示“先生教给我的学问，也还是有用的”。但藤野先生也很聪明，于是说了“没有什么大帮助”这样的话。 将走的前几天，他叫我到他家里去，交给我一张照相，后面写着两个字道：“惜别”，还说希望将我的也送他。但我这时适值没有照相了；他便叮嘱我将来照了寄给他，并且时时通信告诉他此后的状况。 我离开仙台之后，就多年没有照过相，又因为状况也无聊，说起来无非使他失望，便连信也怕敢写了。经过的年月一多，话更无从说起，所以虽然有时想写信，却又难以下笔，这样的一直到现在，竟没有寄过一封信和一张照片。从他那一面看起来，是一去之后，杳无消息了。 但不知怎地，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 他所改正的讲义，我曾经订成三厚本，收藏着的，将作为永久的纪念。不幸七年前迁居的时候，中途毁坏了一口书箱，失去半箱书，恰巧这讲义也遗失在内了。责成运送局去找寻，寂无回信。只有他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鲁迅的文字非常具有批判性，得罪了很多人，那些人就攻击他。他称那些人为“正人君子”——这正是他要讽刺的人。 鲁迅回国后没有从医，而是开始写小说，希望能够用文学唤醒大家社会改革的意识。《阿Q正传》《药》等都是他著名的作品。因为鲁迅学过医，所以他常常用医学的概念来作为某种象征或暗示，比如《药》。 《药》的故事围绕着华家和夏家展开，其中夏瑜的原型为秋瑾。绍兴现在有一个秋瑾烈士纪念广场，广场上有纪念碑，是当年秋瑾被砍头的地方。《药》的故事就与秋瑾被处决有关。 华家有个孩子叫小栓，得了痨病（肺结核），这在那个年代可算是一种绝症，咳嗽咯血，家里人想尽办法，也没有起色。后来，有人告诉他们一个偏方：蘸了人血的馒头可以治痨病。这真是民间最愚昧的迷信。华家也没有其他着数了，就决定试试这个方法，借了很多钱交给刽子手，讨一个蘸了刚被处决的犯人的鲜血的馒头。夏瑜参加了革命，被抓住了，华小栓吃的人血馒头，蘸的就是他的血。 药本来是治病的，可是当“药”变成了迷信之后，就丧失了这个作用。夏家的孩子夏瑜被砍头，一个青春的生命就这样死掉了。华小栓吃人血馒头的时候，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吃完又是一阵咳，最后还是死掉了。结尾的地方，华家的华大妈和夏家的夏四奶奶各自去给孩子上坟——一个是因痨病而死的，一个是因革命而死的，革命者的血曾被拿去救治患了痨病的孩子，其实也救不活。 鲁迅身上有一种很大的悲剧感：已经有这么多人为了革命死掉，但是哪里有任何用处？社会还是一样的腐败衰弱。《药》可以说体现了晚清文学到民国文学最沉重的一个调子。医学是知识，是一种科学，如果你不尊重科学，到最后反映出来的就是人民的愚昧。当看到中国人围观自己的同胞被杀，还要鼓掌、喊“万岁”的时候，鲁迅觉得这才是他真正要医治的东西。 《阿Q正传》主人公“阿Q”的名字已经成为汉语系统中的专有名词，就连没读过这部小说的人也会用。其实阿Q名字的发音是“阿Quei”，但“Quei”究竟写作什么呢？不知道，于是就用“Q”来代表。有人认为Q是在讽刺当时那些拖着辫子的人，把乡下最无知的民众的形象写出来了。有意思的是，小说发表后，好多人跳出来说“鲁迅是在骂我”，可见《阿Q正传》写出了民族个性中的某种共性。阿Q不事生产，根本是个无赖，经常被人抓过来打。每当这时，他就在心里说“儿子打老子”，痛也不觉得痛了，是为“精神胜利法”。这非常明显是在讲当时中国人不愿面对现实的心态。 阿Q是一个被欺负的人，可是他又会去欺负别人，比如一个落单的尼姑。他去摸那个尼姑的头，说和尚摸得，为什么我摸不得。那些最坏的共性全部体现在了阿Q身上：卑下、懦弱，不敢面对、不敢反抗强势的、压迫自己的力量，可是又会欺负比自己更弱的。 后来，阿Q糊里糊涂地卷入了一个造反的案件，就要被枪毙了，人家要他画花押，他不会写字，就画了一个圈。阿Q“立志要画得圆，但这可恶的笔不但很沉重，并且不听话，刚刚一抖一抖的几乎要合缝，却又向外一耸，画成瓜子模样了”。他觉得很羞愧，可旁人并不在乎，又把他推回了牢房。 教育没有普及到底层民众当中去，造成了长期而广泛的无知，最后产生了文化性格上的荒谬和愚昧。这种民族的愚昧性，是五四运动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部分作家最直接书写的内容。 大家再看一下老舍的《骆驼祥子》。故事主人公是北平拉洋车的车夫——祥子，他没有读过书，可是很善良，但是在整个社会的压迫下最后落得贫病交迫。从晚清到民国，社会意识越发觉醒，小说经常在描写社会中对自己命运完全无法自主的人。《骆驼祥子》是老舍非常好的一部小说，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找书来看，或者看看改编的电影版本，先了解一下故事的大纲，看看祥子作为一个拉洋车的车夫是如何生活的。其实老舍的东西有一点儿杂，他曾到英国执教，后来就用文学作品来表现社会生活。那一代知识分子，身上有个很明显的特征：鲁迅从日本回来，老舍从英国回来，巴金从法国回来，各自带着不同的经验，试图要进行改革。 巴金最有名的作品是《家》《春》《秋》，即“激流三部曲”。他的法文非常好，现在台湾坊间售卖的纪德的书大都还是巴金翻译的版本。当时，巴金在政治上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无政府主义”在俄国有两个重要的代表人物，一是巴枯宁，一是克鲁泡特金。于是，巴金就把巴枯宁的“巴”和克鲁泡特金的“金”合在一起变成“巴金”，当作自己的笔名。《家》《春》《秋》以传统知识分子家庭为背景——可以算是世家，但是面临着巨大的苦闷。家族里的年轻人已经接受了新式教育，可是封建宗法的压力非常大，不是每个人都敢于冲破这个牢笼。 如果我们把五四运动前后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重要的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摊开来看，就会发现其中关怀社会的意识非常明显。我必须说，我个人觉得整体水准最整齐的还是鲁迅，虽然他只有两个短篇小说集，没有长篇小说，可是到现在为止，其质量仍然是其他作家很难达到的水平。除了前面提到的《阿Q正传》《药》，我也非常欣赏他的《祝福》。《祝福》讲的是主人公祥林嫂一生的悲剧。她死了丈夫，因为穷得活不下去，被婆家卖给了山里的贺老六。贺老六老实本分，两人还生了个儿子，本来生活也还好。但没过多久，贺老六伤寒发作，死掉了；后来，儿子阿毛也被狼叼走。有人跟她说：“你将来到阴司去，那两个死鬼的男人还要争，你给了谁好呢？阎罗大王只好把你锯开来，分给他们。”祥林嫂很害怕，后来就一直做苦工，赚到钱后到庙里捐了一条门槛，任千人跨万人踏，赎自己的“罪”。鲁迅在讲民间最迷信、最无知的一种情形。祥林嫂是社会里面最底层、最劳苦的人，没有文化知识，也无力掌控自己的命运，别人一用迷信吓她，她就很害怕，担心死后会被锯成两段，于是拼命攒钱捐门槛。《祝福》也被改编成了电影，大家有机会可以看一下。 一个民族的正统文化经过上千年的发展，已经充斥了虚假，老百姓完全处于愚昧无知的状态。鲁迅看得比其他作家都深，他不是同情个别人物——比如阿Q、夏瑜，或者祥林嫂，而是具有一种“冷酷”：个人遭受痛苦、面临死亡固然是不幸的，但如果一个民族没有巨大的觉醒，那这苦是要世世代代受下去的，这是更大的悲哀。一位女性不单在这一世受苦，还要捐门槛做自己的替身让人家踏，如果这叫作“道德”，那此时不颠覆它，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鲁迅的作品中饱含着对社会的控诉，讨论的都是非常尖锐的问题。他写的更多的是杂文，直接批判当时的政治。进步青年白莽、柔石等被国民党当局抓去枪毙，他愤而写就一篇文章——《为了忘却的纪念》。 通过前面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从晚清到民国，所谓“社会意识”变成了很多作家心中一直牵念的事情，鲁迅也好，巴金、老舍也好，都有很强很强的社会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