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新话的原则


附录 新话的原则 附录 新话的原则 新话是大洋国的官方语言,为满足英社或英国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需要应运而生。1984年还没有哪个人以新话作为他口头或书面唯一的沟通交流方式。《泰晤士报》的社论都是用新话写成的,每一篇文章都堪称杰作,只有这方面的专家才能写得出来。据说到2050年新话就将最终取代旧话(或者我们应该称之为标准英语)。与此同时,新话开始逐渐普及,所有的党员在日常说话时越来越多地运用了新话的词汇及语法结构。1984年所使用的版本,以及在第九版和第十版所体现的语言都只是临时的,包含了许多冗余的词汇和古老的结构,这些都有待以后进行删减。正如第十一版词典里所说的,我们将要创造出臻至完美的最终版本。 新话的目的不仅是为英社信仰者提供合适的媒介以表达世界观和思想习惯,而且将使其它一切思维模式变成不可能的事情。当新话全面通行而旧话被遗忘时,异端思想——任何不符合英社原则的思想——将会是不可想象的,至少对于那些依赖于词汇的想法会是这样。新话的词汇都是精心构建出来的,含义非常明确,每个理念总是有非常固定的表达方式让党员可以恰如其分地进行表述,而且剔除了其它一切含义,也杜绝了以间接的方式得出这些含义的可能性。为了实现这一点,一方面要创造出新的词汇,但主要的途径是删除掉不想要的词汇,或将某些单词所蕴含的不正统的语义剔除,并尽可能杜绝所有的引申义。举一个例子,新话中仍有“免于”这个词,但这个词只用在下面这些句子里:“这只狗身上免于虱子所苦。”或“这块田里免于杂草所扰。”而原来的含义“自由”,比如说“政治自由”或“思想自由”都不再使用了,因为政治自由和思想自由这些概念已经不复存在,因此也就没有必要构建这些名词。除了删去明显有异端思想倾向的词汇外,词汇的减少本身就是目的,任何可以删除的词汇都不会再保留下来。新话的目的不是扩展思想范围,而是缩小范围,通过将词汇尽量减少,可以间接帮助实现这个目的。 据我们目前所了解的情况,新话的基础是英语,但许多新话的句子,即使是那些没有包含新词汇的句子,对于现在的英语使用者而言也是非常晦涩难懂的。新话的词汇可以分为三类,分别是A类词汇、B类词汇(也被称为合成词)和C类词汇。对每一类词汇进行单独探讨会简单一些,但这门语言的语法特征可以和A类词汇一起进行探讨,因为所有三类词汇都遵循同样的规则。 A类词汇 A类词汇包括了日常生活所使用的词语——例如,吃、喝、工作、穿衣、上楼下楼、搭车、园艺、烹饪等等。基本上那些词汇我们都已经掌握了,例如打、跑、狗、树、糖、房子、田野——但比起当代英语,A类词汇的数目很少,而且意思更加固定。所有语义上的模糊和多样性都被统统清洗掉。新话的A类词汇基本上都只有一个音节,表达 一个 明确的概念。要使用A类词汇进行文学写作、哲学探讨或政治讨论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些词汇只是为了表达简单而目的性明确的思维,通常用来指代具体事物或实际行动。 新话的语法有两大突出特征。第一个特征是,句子中的不同组成部分几乎完全可以互相替换。这门语言的任何词汇(原则上这一点甚至可以应用于高度抽象的词语,比如说,“如果”和“当……的时候”)可以当成动词、名词、形容词或副词使用。如果动词和名词源于同一词根,那么两者之间不会有任何变化。这一规则摧毁了许多古老的词汇。例如,新话中没有“想法”这个词。它被“想”所取代,这个词可以既当动词,也当名词。这一点并没有遵循任何词源学的原则。有时候得以保留的原始词汇是名词,有时候得以保留的原始词汇是动词。当一个名字和一个动词意思很接近,但在词源上没有联系时,其中一个总是会被剔除掉。比方说,新话中没有“切”这个词,可以兼用作名词和动词的“刀”这个词就足以表达出这个的含义。形容词的构词法是在名词的前面加上“很”这个前缀,要变成副词就加上“地”。举例来说,“很速度”的意思是“迅速”,“速度地”意思是“迅速地”。我们现在所使用的一些形容词,例如“好”、“壮”、“大”、“黑”、“软”都保留了下来,但这些词的数量不多,而且很少用到它们,因为几乎所有的形容词含义都可以通过往“名—动词”前面加个“很”字而实现。当前的副词除了少数几个结尾本来就有“地”的词语之外,无一得以保留,以“地”结尾成了千篇一律的规矩。比如说,“棒”这个词就被“好地”取代了。 此外,任何A类词汇——原则上这一点可以应用于新话的所有词汇中——可以通过加上“不”这个前缀变成其反义词,或加上“加”这个前缀增强其语义,如果还想表示强调,可以加上“倍加”这个前缀。比方说“不冷”的意思是暖和,而“加冷”和“倍加冷”的意思分别是很冷和冷极了。而且,就像当代英语一样,通过加上诸如“反—”、“后—”、“上—”、“下—”这些前缀,几乎任何单词都可以改变其含义。而这样一来,又有大量的词汇可以剔除掉。例如,有了“好”这个词,像“坏”这样的词汇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因为“不好”这个词就足以表达出同样的含义——事实上,更加贴切。当有两个字构成了天然的反义词,编撰者所要做的就是决定哪一个会被删去。比方说,“暗”可以用“不明”取代,或者“明”被“不暗”取代也行,这取决于编撰者的偏好。 新话的语法第二个明显的特征是它的规律性。除了少数接下来将提到的特殊情况之外,所有的构词法都遵循相同的规律。因此,所有动词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都会往后面加上“了”。“偷”的过去式是“偷了”,“想”的过去式是“想了”,所有词汇都毫无例外,至于那些不常用的后缀,例如“过”、“好了”统统都被剔除。要表达复数名词的概念就往名词后面加“们”。“人”、“牛”、“生命”可以变成“人们”“牛们”、“生命们”。形容词的比较级和最高级千篇一律都加上“更”和“最”(好、更好、最好),而不规则的表达如“较好”和“顶好”都被剔除了。 只有人称代词、关系代词、指示代词和情态动词这些词汇仍保留了原来的表达方式。这些词的用法还是和以前一样,只是“谁”这个词被认为没有存在的必要而消失了,此外“应”和“会”也没有了,被“将”和“须”所取代。为了快速而轻松发音的需要,在构词法上总是会有不合规则之处。一个不好发音或容易被听错的词语被认为是一个坏词,因此,为了让发音得以顺畅,会往里面插入字母或保持原来的构词形式。但这一需要主要和B类词汇有关。 为什么 要如此强调发音的简洁将在本文的后半部分进行解释。 B类词汇 B类词汇包括那些专门为政治目的服务的词汇:不仅每个词语都有其政治含义,而且让使用这些词语的人树立起一种合乎要求的精神态度。对英社的原则没有全面的理解是很难正确使用这些词汇的。有时候它们可以直译为旧话,甚至用A类词汇进行表达,但这往往需要冗长的表述,而且总是会言不达义。B类词汇类似于缩略的动词,将许多理念浓缩在几个音节里,与此同时,比起普通语言,B类词汇的含义更加准确有力。 B类词汇都是合成词。(当然,例如“讲写器”这样的词语是属于A类词汇,这些只是出于方便的缩略表达,并没有特殊的意识形态色彩。)它们包含了两个以上的单词或单词的某个部分,以发音轻松的形式组合在一起。最终的合成产物总是一个“名—动词”,按照惯例进行语法上的变化。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好想”这个词的意思可以是“正统思想”,而如果用作动词,则有“以正统思想进行思考”之义。这个词有如下变体:名—动词“好想”,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好想了”,现在进行时“正好想”,形容词“很好想”,副词“好想地”,动词化名词“好想者”。 B类词汇的构建不受词源学的约束,构词的词素可以是词语中的任何部分,可以任意进行排列,还可以任意进行删减,只要容易发音并且能够明确暗示它们的词源就可以了。以“罪想”这个词为例(意思即“思想罪”),“想”字放在后面,而“想警”(意思即“思想警察”),“想”字则放在前面。而后面的“警”则省略了原来“察”这个字。由于在保证发音的简洁方面所遇到的困难很大,因此B类词汇的不规则构词现象要比A类词汇更加普遍。比方说,“真部”、“和部”和“爱部”的形容词形式分别是“真部的”、“和部的”和“爱部的”,因为“很真部”、“很和部”和“很爱部”念起来有点别扭。但原则上,所有的B类词汇都可以进行变化,而且所有的变化规则都是一样的。 B类词汇中有的词语意思非常微妙,对于没有完全掌握这门语言的人来说很难理解。举例来说,《泰晤士报》里面那些头条新闻中有这么典型的一句:“旧想者不腹感英社。”以旧话最简短的方式翻译过来就是:“那些思想在革命之前形成的人无法在情感上完全理解英国社会主义的原则。”但这个翻译并没有充分地表达出原文的意思。首先,要想全面地理解上面所引用的那个新话的句子,你必须对什么是“英社”有清晰的理解。此外,只有一个彻底扎根于英社思想的人才能理解“腹感”这个词所蕴含的全部含义,“腹感”意味着今天所难以想象的盲目而狂热的全盘接纳。而且还有“旧想”这个词,这个词总是跟邪恶和堕落联系在一起。但有些新话的词语有着特别的作用,不是为了表达意思,而是为了摧毁意思,“旧想”就是其中一例。这些词语的数量很少,它们的词义非常空泛,囊括了许许多多词汇的意思,将这些意思以单独一个抽象的词语进行表达,而原来的具体含义则被废弃和遗忘。新话词典的编撰者们所面临的最大困难不是创造出新的词语,而是在创造出新的词语之后,明确它们的含义,确定这些词汇存在之后,哪些词汇可以被它们所取代。 正如我们在“免于”这个词所看到的,曾经包含有异端思想的词汇有时会为了方便而加以保留,只是将不想要的含义剔除出去。不计其数的其它词语,例如荣誉、正义、道德、国际主义、民主、科学和宗教已经不复存在。几个总括性的词语就涵盖了它们的含义,并借此将它们统统消灭。例如,所有围绕着“自由”和“平等”这两个概念而产生的词语都被囊括在“罪想”这个词里面,而其它围绕着“客观存在”和“理性主义”而产生的词语则被囊括在“老想”这个词中。再具体一些就会步入危险了。按照要求,党员的世界观应该和古代希伯来人的世界观相类似,后者所知甚少,只知道除了他的祖国,其它国家信奉的都是“伪神”。他不需要知道那些神明的名字叫什么“巴尔” [1] 、“欧西里斯” [2] 、“摩洛” [3] 、阿斯塔罗 [4] 或其它,或许他知道得越少,他的思想就越正统。他知道耶和华和耶和华的律令,因此他知道拥有不同名字和神性的神明统统都不是真神。与此相类似,党员们知道什么是正确的行为,也含含糊糊地知道会导致偏离这种行为的种种可能。比方说,他的性生活完全由两个新话词语所约束:“性罪”(意即不道德的性行为)和“好性”(意即贞洁)。“性罪”覆盖了所有不正当的性行为,包括乱伦、通奸、同性恋和其它堕落的行为,而且还包括正常的为性交而性交的性行为。没有必要将这些行为一一列举出来,因为它们都是罪行,原则上都应该处以死刑。C类词汇包括了科技词汇,一部分性行为上的偏差或许需要有专门的名称,但普通老百姓不需要用到这些词。他知道什么是“好性”——夫妻之间正常的性交,纯粹是为了生育孩子。女方没有肉体上的快感。除此之外,一切都是“性罪”。在新话中,对一个异端邪说的理解往往就只能局限于它 就是 异端邪说,没有必要的词汇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 B类词汇中没有一个在意识形态上是中性的。有许多是委婉表达的词语。这些词语,比方说“乐营(劳改营)”或“和部”(和平部,也就是战争部)所表达的意思和字面上的意思几乎刚好相反。另一方面,有的词语展现出赤裸裸的轻蔑之意,反映了大洋国社会的内在本质。以“无产喂”为例,它的意思是那些党提供给人民大众的低俗娱乐和不实报道。还有其它词语的含义很暧昧含糊,用以描述党的都有“好”的含义,而用以描述敌人的都有“坏”的含义。此外还有很多词语乍一看似乎只是缩略的表达,这些词汇的意识形态色彩不是来自于它们的含义,而是来自它们的结构。 在力所能及的情况内,任何有或者会有政治含义的词汇都被归入B类词汇。每个组织、团体、学说、国家、机构或公共建筑的名字都无一例外被缩略成熟悉的词语,以最琅琅上口的几个字进行表达,同时保留这个名字原来的出处。比方说,在真理部里,温斯顿·史密斯上班的地方叫记录司,在新话中叫“记司”,虚构司叫做“虚司”,广播节目司叫做“广司”,如此类推。这么做不仅是为了节省时间。早在二十世纪初期这种缩略合成的表达方式就已经是政治语言的特征之一。值得注意的是,极权国家和极权组织最倾向于使用缩略表达。这方面的例子有“纳粹”、“盖世太保”、“共际”、“国际出版通信”和“宣教部”等。一开始时,这种做法纯粹只是出于本能,但新话这么做是刻意为之。他们认为,通过缩略一个名字可以限制并巧妙地改变这个名字原本的含义,将原本附着在上面的意义剥离掉。以“共产主义国际”为例,这个词会唤起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人文景象:红旗、街头工事、卡尔·马克思和巴黎公社等。而另一方面,“共际”这个词只是表达了一个严密的组织和一套完整清晰的教条体系。它所指代的含义很容易理解,而且非常狭隘,就像在指代一张椅子或一张桌子。念出“共际”这个词时几乎不会勾起任何想法,而“共产主义国际”是一个词组,会至少让人把这个词组多琢磨一会儿。同样地,“真部”这个词所代表的含义要比“真理部”这个词少一些,更容易控制一些。这就是为什么在有可能的情况下一定要采用缩略形式的原因,同时可以保证每个词都能够轻松地被念出来。 在新话中,除了词义务求精确外,发音的简洁比其它什么都更加重要。在必要的时候,连语法规则也可以为了发音的简洁而牺牲。这是有原因的,因为从政治上考虑。他们要的是简短而意思明确无误的词语,能够迅速地念出来,在说话人的脑海里引起最小程度的回响。B类词汇几乎都很相似,这让它们读起来铿锵有力。这些词语——好想、和部、无产喂、性罪、乐营、英社、腹感、想警和不计其数的其它单词——几乎千篇一律都只有两三个音节,从第一个音节到最后一个音节都是一样的重音。说着这些词语时语速会很快,而且总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蹦出来,听起来很单调乏味。而这正是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他们的目的是要让讲话,尤其是任何事关意识形态的讲话尽可能独立于意识之外。在日常生活中说话前有时候当然需要先想想,但党员在作政治或道德判断时,应像机关枪喷出子弹一样自动地说出一堆正确的看法。经过训练,这件事他完全可以应付自如,新话几乎是一门不会犯错的语言,而且那些字词的结构,连同它们难听的发音和与英社原则相一致的刻意为之的丑陋,协助推动了思想控制的进程。 词汇的匮乏也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相对于我们的词汇,新话的词汇量非常小,而且减少单词的新方法总是层出不穷。事实上,和绝大多数其它语言不同,新话的词汇在逐年减少,而不是逐年增加。每一次删减都是一番成就,因为表达思想的选择范围越小,进行思考的诱惑就越小。他们最终的希望是说话只需要用喉咙发出声音,而根本不需要动脑筋。这一目的在新话的“鸭讲”(意即像鸭子一样呱呱呱地说话)这个词中坦白地承认了。和B类词汇的其它词语一样,“鸭讲”的意思是含糊暧昧的。要是呱呱呱说出来的是正统思想,那它就是褒义,当《泰晤士报》描述一个党的演说家是“倍加好鸭讲者”时,这是对他热烈的嘉许。 C类词汇 C类词汇是对其它词汇的补充,完全由科技术语构成。这些术语与今天所使用的术语很相似,来自同样的词根,但和其它词语一样,这些词汇的含义非常固定,没有其它不合乎要求的含义。它们遵循和其它两类词汇同样的语法规则。只有极少数C类词汇在日常生活的对话中或政治讲话中出现。科学工作者或技术人员可以从供其专业使用的词汇表中找出这些词汇,但他根本不知道其他人的词汇表中列出了哪些词语。只有少数几个单词是这些词汇表中互通的,不管是哪一门学科,没有任何词汇表达研究科学的思维习惯或思维方法。事实上,根本没有“科学”这个词,任何可能表达这一概念的含义都已经被“英社”这个词语概括了。 从前文中可以了解到,在新话中,除了非常低层面的表达形式之外,根本没有其它形式表达异端邪说。当然,说出非常粗浅的异端思想和亵渎言论是有可能的。比如说,可能有人会说“老大哥不好”。但这句话在思想正派的人耳中听起来是不言自明的荒谬言论,根本经不起理性的推敲,因为没有必要的词汇可供使用。与英社思想相违背的理念只能以无言的形式模糊地浮现,被归在意思非常宽泛的词语名下,这些词语被归纳在一起,对所有的异端思想提出谴责,却又从不明说那些异端思想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事实上,当一个人用新话表达异端思想时,某些词语的含义与旧话的含义大相径庭。比如说,在新话中可以造出“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这么一句话,但它的意思和旧话中可能会表述的“所有的人都是红头发”意思没什么两样。这句话没有语法错误,但表达的意思是再明显不过的谬误——这句话具体的意思是,所有的人在身材、体重或力气上都是一样的。这句话的政治含义已经不复存在,“平等”这个词的引申义已经被剔除了。在1984年,旧话仍然是日常沟通的主要方式,理论上存在着在使用新话时,说话者可能会想起其原本含义的危险。在实践中,任何扎根于“双重思想”的人避免这一危险并不难,但过了几代人,就连这种思想开小差的可能性也将会被杜绝。一个只接触新话而成长的人将不知道“平等”有另外一个含义,即“政治上平等”,或者“免于”这个词原本的含义,就好比一个从未听说过国际象棋的人不知道“后”和“车”还有其它意思一样。许多罪行和错误将超越个体的能力之外,因为这些罪行和错误根本没有名字,因此无法加以想象。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时间流逝,新话的特征将越来越突出——它的词语越来越少,词义越来越固定,用在不正当用途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当旧话被最终取代时,与过去的世界最后的联系将被切断。历史已经被改写了,但过去的文学作品的零星片段仍残留了下来,而且没有经过彻底的内容审查,要是一个人仍懂得旧话的话,他可能就会去阅读这些作品。到了未来,即使这些残篇断章有机会流传下来,也没有人能看得懂或将其翻译成新话。除了一些技术过程的描述、非常简单的日常生活描写或符合正统思想的内容(用新话表达,就是“很好想”)之外,旧话文本是不可能被翻译成新话文本的。实际上,这意味着1960年之前的书没有一本能够被完整地翻译成新话。革命前的文学作品只能进行意识形态上的翻译——也就是说,除了语言之外,内容也得进行改动。举例来说,广为人知的《独立宣言》是这么写的: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力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 [5] 这篇文章就很难翻译成新话,并保留原义。整篇文章只能高度概括为一个词:“罪想”。完整的翻译必须将其意识形态进行篡改,杰斐逊笔下的内容将被改为对极权政府热情讴歌的颂文。 事实上,大量以前的文学作品已经以这种方式进行改写。出于名望的考虑,纪念某些历史人物还是必要的。与此同时,让他们的作品符合英社的哲学。许多作家,诸如莎士比亚、弥尔顿、斯威夫特、拜伦、狄更斯和其他人的作品都正在被翻译。当这个任务完成后,他们原来的作品,连同其它过去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将统统被销毁。这些翻译工作非常困难,进程缓慢,起码要到二零一几年或二零二几年才有望完成。此外还有大量的实用书籍——不可或缺的技术手册什么的——这些也得以同样的方式进行处理。由于前期的翻译工作要花费大量时间,新话将会到2050年时才会最终确立。 [1] 巴尔(Baal),中东两河流域闪米特人所崇拜的神明。 [2] 欧西里斯(Osiris),古埃及神话中的神明。 [3] 摩洛(Moloch),古代地中海地区神话中的神明。 [4] 阿斯塔罗(Ashtaroth),古代腓尼基地区神话中的神明。 [5] 出自《美国独立宣言》,译文摘自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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