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书评全集（下） 《动物农场》乌克兰语版序言 (1) 他们让我为《动物农场》的乌克兰语译本撰写序文。我知道我的写作对象是我一无所知的读者，但他们或许也从未有过机会对我有所了解。 在这篇序文中，他们对我的期望最大的可能就是说一说创作《动物农场》的缘由，但我首先想介绍一下我自己和促成我的政治立场的经历。 我于1903年在印度出生。我的父亲是当地英国政府的一位官员，我的家庭是由士兵、神职人员、政府官员、教师、律师、医生等人所组成的普通中产阶层的一户寻常人家。我在伊顿公学接受教育，那是英国的公学中最昂贵最势利的一所 (2) 。但我能去那里上学是因为我获得了奖学金，否则我的父亲肯定供不起我读这么一所学校。 离开学校后（那时候我还不到二十岁），我去了缅甸，加入了印度皇家警察部队。这是一支武警部队，类似于西班牙国民卫队和法国机动卫队的宪兵部队。我服役了五年。这份工作不适合我，使我痛恨帝国主义，虽然那时候缅甸的民族主义情绪并不是非常强烈，而且英国人与缅甸人之间的关系并非势同水火。1927年休假回英国时，我辞职了，决定当一名作家，但刚开始的时候并不成功。1928年至1929年我住在巴黎，写一些没有人会刊印的短篇和长篇小说（我将它们统统销毁了）。接下来的几年我的生活仅仅足以糊口，有几回还得挨饿。从1934年开始我才得以靠写作获得的报酬活下去。与此同时，有时候我连续好几个月同那些生活在贫民窟最糟糕的区域的穷人和潜在的犯罪分子生活在一起，或到街上乞讨和偷窃。那时候因为没钱我不得不和他们打交道，但后来他们的生活方式让我非常感兴趣。我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这一次很有系统）去研究英国北部矿工的生活条件。直到1930年，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位社会主义者。事实上，那时候我还没有明确的政治观点。我支持社会主义更多的是因为我憎恨产业工人中那些比较穷苦的人被欺压的惨状，而不是因为我在理论上赞同计划社会。 1936年我结婚了。几乎就在同一个星期西班牙内战爆发。我和妻子都想去西班牙，为捍卫西班牙政府而战斗。六个月后，我完成了正在创作的那本书后，我们做好了准备。我在西班牙的阿拉贡前线呆了几乎有六个月，直到在韦斯卡，一个法西斯狙击手开枪击穿了我的喉咙。 在这场战争的最初阶段，外国人大体上没有察觉支持西班牙政府的几个政党之间的内部斗争。在一系列机缘巧合之下，我没有像大部分外国人那样加入国际纵队，而是加入了马联工党的民兵部队——而他们是西班牙的托派分子。 于是，在1937年年中，当西班牙政府开始搜捕托派分子时，我们俩发现自己成了被迫害者。我们幸运地活着逃离西班牙，甚至没有被逮捕过一回。我们的许多朋友被枪毙了，其他人在监狱里呆了很久，或就此人间蒸发。 西班牙的这些搜捕与苏联的肃反同时发生，是后者的一个补充。在西班牙和俄国，那些指控的本质（与法西斯分子勾结）都是一样的。就西班牙而言，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些指控都是不实的。体验这一切是宝贵的实际教训，它教会了我极权主义宣传能多么轻易地控制民主国家的开明人士的想法。 我和妻子都看到无辜的人被关进监狱，就因为他们被怀疑有非正统思想。但是，当我们回到英国时，我们发现许多理性而且消息灵通的观察者都相信关于莫斯科审判的最荒诞不经的阴谋、背叛和破坏活动的媒体报道。 我从未去过俄国，我对它的了解仅限于通过阅读书籍和报纸所了解到的内容。即使我有权力，我也不想去干涉苏联的内政。我不会去谴责斯大林和他的党员野蛮专横，不讲民主。很有可能他们这么做是受形势所迫，虽然他们怀有最好的动机。 但是，另一方面，从1930年开始，我看不到多少苏联正朝真正的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真凭实据。恰恰相反，我惊讶地看到清晰的迹象，表明它正演变成为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比起其他统治阶级，苏联的统治者并没有更多的理由放弃自己的权力。而且，在英国这样的国家，工人和知识分子无法了解到今天的苏联已经根本不是1917年时的政权，一部分原因是他们并不想去了解（也就是说，他们想要相信在某个地方，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确实存在），一部分原因是他们习惯了公共生活的相对自由和节制。 但是，你必须记住，英国并不是一个完全民主的国家。它也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有着惊人的阶级特权和（即使到了现在，虽然战争似乎让人与人之间平等相待）贫富悬殊。但不管怎样，人们在这个国家生活了数百年，没有发生大的冲突，法律相对公平，官方的新闻和数据几乎可以完全相信，而最重要的是，信奉和说出少数派意见不会有生命危险。在这么一个环境里，街头的群众对集中营、大规模的流放、未经审判的逮捕、对媒体的内容审查等等并没有真正的理解。他所读到的关于苏联的一切都被自动地转化成英国的概念，使他天真地接受了极权主义宣传的谎言。直到1939年，甚至到了后来，大部分英国人仍无法了解德国纳粹政权的真实本质。这对英国的社会主义运动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并给英国的外交政策带来严重的后果。 从西班牙回来后，我想过写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要能让几乎每一个人明白，而且能够很容易地翻译成别的语言。然而，故事的具体细节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才有了思绪。有一天（那时候我住在一座小村庄），我看到一个小男孩，大概才十岁，驱赶着一匹拉车的高头大马走在一条小径上，只要那匹马一想转头就鞭打它。这一幕让我想到，如果这些动物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我们根本无法管束它们，人类压榨动物不就像富人压榨无产者一样吗？ 我从动物的角度进行分析。对它们来说，显然人类之间的阶级斗争这一概念根本不切实际，因为只要有必要压榨动物，所有的人类都会联合起来和它们作对。真正的斗争是动物与人类之间的斗争。以这个作为出发点，讲述这个故事就不是什么难事了。直到1943年我才动笔，因为我总是在忙碌别的事情，抽不出时间。最后，我加入了几个事件——比方说，德黑兰会议，它就发生在我创作的时候。也就是说，这个故事的主要情节在动笔之前已经在我的心里酝酿了六年。 我不想对这本书做评论，如果它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那它就是失败的作品。但我想强调两点：首先，虽然许多事件取材于实际历史，但我对它们进行了统筹安排，而且改变了它们的时间顺序，为了故事结构的对称，这是必需的。大部分书评家遗漏了第二点，或许是因为我没有予以足够的强调。有几个读者读完这本书后或许会觉得，它的结局是猪与人达成了彻底的和解。那并不是我的想法。恰恰相反，我希望以不和谐的高音作为结束，因为我是在德黑兰会议刚刚开完时写这本书的，每个人都认为苏联和西方达成了可能实现的最好的关系。我个人不相信这一友好的关系会一直持续下去，而事实已经证明我并不是错得很离谱。 我不知道我还需要再说些什么。如果有人对个人细节感兴趣，我得补充说我是一个鳏夫 (3) ，有一个快三岁的儿子，以写作为生，自从这场战争开始后就一直从事记者的职业。 我最常供稿的期刊是《论坛报》，一份社会主义政治周刊——大体上说，代表了工党的左翼人士。下面这几部我的作品或许会让普通读者感兴趣（如果这个译本的读者能够找到它们的话）：《缅甸岁月》（一则关于缅甸的故事）、《向加泰罗尼亚致敬》（源于我在西班牙内战的经历）、《批判文章》（大部分是关于当代英国文学的书评，其社会意义大于文学意义）。 (1) 发表于1947年3月。 (2) 原注：这些不是国家公立学校，恰恰相反，是排外、昂贵的高中寄宿学校，彼此间相隔很远。直到不久前它们还几乎只接纳贵族家庭的子弟。十九世纪时，那些暴发户对这些公学趋之若鹜，想把自己的儿子送进里面读书。在这种学校，最大的压力来自体育，要求树立高贵坚强的绅士形象。在这些学校里，伊顿公学特别有名。据威灵顿所说，滑铁卢的胜利是在体育场上决定的。不久之前，绝大部分统治英国的人士都曾经在公学就读。 (3) 1935年春天，奥威尔与艾琳·玛乌德·奥沙尼丝（Eileen Maud O'Shaughnessy，1895—1945）结婚，1945年3月，艾琳因病去世。1949年10月，奥威尔与索尼娅·玛丽·勃朗内尔（Sonia Mary Brownell，1918—1980）再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