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书评全集（中） 评萧乾的《龙须与蓝图》 (1) 读过萧乾先生更早的作品《苦难时代的蚀画》的人会记得它探讨了许多熟悉的问题。在革命 (2) 后成长的中国知识分子似乎像欧洲知识分子那样走过了相同的历程，但可能在顺序上并不一样。和英国一样，中国的诗人不懂得怎么给奶牛挤奶，却写诗赞美田园生活；写无产阶级文学作品，但无产者根本看不懂；为了政治宣传和纯粹艺术的对立而进行激烈的争辩。在他的这本书里（大部分文章是演讲稿和广播稿），萧先生对这个问题继续进行探讨，但他探讨的不是文学作品，而是机器时代对于整体中国文化的冲击。 正如他所指出的，机器突如其来地降临亚洲，并带来了困扰。“现代的伦敦巴士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公共马车发展而成的，谁知道呢，或许接下来的发展将会是伦敦空中交通，空姐们吆喝着：‘坐好了，我们即将起飞！’但香港或上海的巴士并没有传统。在某种意义上，你的无线电收音机是你的自动钢琴和音乐盒的延伸……但在中国，无线电收音机就像是天上掉下来的奇迹。”还有一件事（萧先生的读者是英国人，因此他很客气地没有强调这一点）：几十年来中国从西方文明那里得到的好处就是吃枪子儿。无怪乎他们会对机器文明怀有敌意。更早些时候他们曾经鄙夷西方科学，认为那只是蛮夷的无趣玩意儿。在十七世纪—— 当德国天文学家汤若望 (3) 想将阳历引入中国时，他先是遭到本土学者的非难，最后伤心地死在狱中……当时一位学者杨光先 (4) 写道：“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无精准之历法虽或误计月相盈蚀，然我大清江山仍将昌盛不改。” 这种态度在中国貌似比西方更文明的时候是可以原谅的（例如，以前东方人会洗澡沐浴而西方人从不这么做），但后来，当中国面临被征服的危险时，中国的学者仍然在炮制乐观的言论，证明机器一无是处。十九世纪中叶有人写道： 蒸汽船实乃至拙之船，野炮实乃至拙之炮，非耶？舰船贵在快捷，炮火利在运便。夫蛮夷之舰船不喂以煤炭则寸步难行，火炮非数人之力则无以腾挪。向使战场之上有健卒提刃径冲直前，洋人则必死无疑矣。 这和贝当元帅嘲讽坦克的论调没什么两样。但是，那些舰船和火炮威力实在是太大了，顽固的保守主义破产之后，中国人改变了他们对待机器的态度，开始形成萧先生所讲述的“盲目崇拜”的心态。科学学习变得极为普遍，但趋势是专注于狭隘的实用主义。年轻人学习动物饲养而不是生物学，制造船只而不是基础工程。直到最近他们才意识到西方的技术成就是建立在没有短期价值的理论研究之上的。 自然而然地，困扰着萧先生的问题是：中国古代的文化能不能在中国变成一个现代机械化国家之后依然延续下去？或许这个问题在中国比在世界上其它地方更加紧迫，因为如果中国走上与日本一样的道路，结果将是不可想象的。中国已经在制造机关枪，而且很快将能够制造轰炸机。但是，萧先生确信——他能够引用很多言论作为支持——他的同胞并不喜欢纯粹的物质文明，而且他们的艺术传统扎根很深，不会被机器摧毁。与此同时，中国必须在现代世界生存，不喜欢别人对她说长辫比钢盔更别致。但是，如果她能摆脱外界的干涉，她将会欣喜地回归她的“龙须”（即中国的书法和它所代表的闲适文化）。 除了那些探讨机器到来的文章之外，还有一篇文章探讨易卜生和萧伯纳对中国戏剧的影响，另外有一篇文章在探讨近期的中国文学作品。中国的话剧似乎以模仿欧洲的戏剧作为起步，早期与宣传密不可分。一位作者对自己的作品是这么写的：“虽然本剧在审美意义上并不完美，但我很高兴地说我探讨了婚姻制度和农村破产这两个我们所面对的社会问题。”易卜生和萧伯纳都受到高度重视，被誉为“问题剧作家”，虽然《华伦夫人的职业》到了1921年在上海还引起丑闻。后来开始流行浪漫的爱情戏剧，再后来又流行“无产阶级”戏剧。有趣的是，中国剧院改编的第一批戏剧是《茶花女》和《汤姆叔叔的小屋》。顺便提一句，《汤姆叔叔的小屋》让中国人相信“西人并非皆铁石心肠也”。 这本书不是什么鸿篇巨著，但值得花上一个小时读一读。如果萧乾先生不是那么热切地避免冒犯英国人的话，或许它能写得更好一些。欧洲一直没有好好对待亚洲，在适当的时候就必须直言不讳。出版商对这本书的装帧值得表扬，用的是那种我们好几年没有见过的手工制作的纸张。 (1) 刊于1944年8月6日《观察者报》。 (2) 应指辛亥革命。 (3) 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神圣罗马帝国科隆人，天主教神父、学者、传教士，于明神宗年间到华，后在清朝任职，担任钦天监监正，后因“历狱案”被判处凌迟之刑，因天象异常和京城发生地震而免死，后被释放，客死中国。（奥威尔在本文中说汤若望死于狱中应该是信息不确的误传。） (4) 杨光先（1597—1669），字长公，江南歙县人，明末清初学者，在“历狱案”后被提升为钦天监监正，康熙亲政后，杨光先被判处死刑，后赦免还乡，死于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