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书评全集（中） 评莱温·路德维格·舒金的《文学品味的社会学研究》 (1) 这篇博学但零乱的文章的宗旨是解释不同时期的文学品味的区别，并表明为什么就连像莎士比亚这样一位深受欢迎的作家，在不同的时代也是因为完全不同的原因而受到推崇的。 文学品味能够被解释为当时的社会条件的反映，也能被解释为才华横溢的作家缔造的产物。换句话说，你可以认为作者是主导因素，也可以认为公众是主导。舒金博士承认个体作家、文学流派和积极进取的出版商有很大的影响，但他选择了第二个立场。大体上说，艺术家创造人们要求他们创造的作品，技巧上的改变或许是由很粗糙的技术上的变革引起的。比方说，英国小说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变短的原因是借阅图书馆的兴起——至少是直接原因。三卷本的小说没有赚头，因此它只能消失。就连纸张的充足或紧缺也能够影响文学的创作形式。 舒金博士的这本书最有趣的章节探讨的是古典主义与贵族社会之间的联系。一个同质化的小圈子只会欣赏“优雅”，而半开化的人总是觉得古典主义冷漠空洞。而且贵族反对激烈的情感和自然主义，因为他知道它们对自己的文学作品构成了威胁： 他的生活被传统所主宰，在他的眼中，传统拥有强大的力量，因为他本身的存在有赖于继承。财产是他的存在的另一个条件，暗示着生命享乐的永恒诱惑，他继承了追求形式带给他们的快乐，而形式是社会分化的一个重要表现……他独特的生活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外在需求，进一步让他反对提倡有创造性的、彻底展现喜怒哀乐的生活的个人主义，他对这一切都不感兴趣。所有揭露真相的事情都必须不惜代价进行镇压。 舒金博士或许从作者的角度过分强调了中产阶级的优势以反对贵族社会。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艺术家对恩主的依赖确实没有以前的时代那么直接和难堪。正如舒金博士所指出的，商业出版社的出现是文学史的重要转折点。一旦书籍开始通过购买而出版，作者就成为某一个阶层而不是某个人的奴仆，当它们成为普通的商品时，他只对无形的公众负责，而后者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毕恭毕敬地听从批评家的意见。 这种情况的结果之一是艺术家的地位的提高。在之前的时代，艺术家只是昂贵的优伶，《雅典的泰门》中那个诗人就是一个食客。只有到了十九世纪，当艺术家们获得经济上的解放后，他们才开始重视自己，并沉浸于“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中。但是，他能写什么不能写什么在一部分程度上仍然受到非文学因素的影响。其中舒金博士列举了当时的性观念、家庭规模的正常大小、去咖啡厅的习惯、出版商的主观抉择和作者自己的公众魅力。结论似乎是，艺术家，至少是作家，在旧式的资本主义体制下混得最好，但他们在本质上是生意人，归根结底被他的顾客主宰。 在解释文学的时尚时，舒金博士或许没有充分阐述传统和纯粹的模仿，而且就语言结构对民族文学的影响这个问题所言甚少。比方说，英文诗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英语缺乏韵脚这个事实。而且不幸的是，这本书显然写于希特勒崛起或1933年之前。极权主义影响了艺术家，特别是作家，比对其它任何阶级的影响更大。事实上，“恩主”又回来了，但比起以前的恩主，他不那么斯文，不那么宽容，不那么人性化，而且更加强大。 读着那些生活捉襟见肘的诗人不得不刻意奉承，而那些“主子”吃着巧克力早点的场景，我们感觉不是很愉快，但比起戈培尔博士或情报部门，“主子”或许不是更糟糕的主宰，而且他们的品味或许要更好一些。现在还无法肯定作家在民主社会主义体制中会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关于这个问题有很多争议。事实上，我们还不知道思想自由是否能够脱离经济独立。舒金博士或许会在这本书的基础上对这个主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1) 刊于1944年6月25日《观察者报》。莱温·路德维格·舒金（Levin Ludwig Schücking，1878—1964），德国文学评论家，代表作有《文学品味的社会学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