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书评全集（中） “教士的特权”：萨尔瓦多·达利小记 (1) 自传只有写了一些不光彩的事情时才可信。一个替自己说好话的人或许是在撒谎，因为任何生活从内部进行观察都只是一连串的失败。但是，即使是最明目张胆、毫无诚信的作品（弗兰克·哈里斯 (2) 的自传体作品就是一例）也能在不经意间勾勒出作者的真实面目。达利最近出版的《生活》就是这么一本书。里面所描写的一些事情根本难以置信，其它事情都被重新编排并加以美化，不仅缺乏人文情怀，就连一以贯之的日常生活情节也都被删除了。即使达利本人也认为自己是病态自恋的，他的自传只不过就是在粉色霓虹灯下的一场脱衣舞表演。但作为一部在机器时代才会出现的白日梦和反常本能的笔录，它还是蛮有价值的。 下面是几则达利的生平记述，从他幼年时期开始。哪一些是真实的，哪一些是虚构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是达利想要去做的。 他六岁的时候适逢哈雷彗星经过地球，大家都很是兴奋： 突然间，一位我父亲办公室的职员出现在客厅的门道里，说在露台就可以看到哈雷彗星……穿过门厅的时候我看到三岁的妹妹正不显眼地爬过门道。我停下脚步，犹豫了一秒钟，然后当她的头是皮球狠狠地踢了一脚，然后跑开了，心里因为这个野蛮的举动而充满了“精神错乱的喜悦”。但父亲就在我身后，抓住了我，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作为惩戒，我被关在那里直到吃晚饭。 而就在这件事发生的一年前，达利“突然间兴之所至”将另一个小男孩从吊桥上推了下去。还有几件类似事件被记录了下来，包括（发生在他二十一岁的时候）踢打践踏一个女孩，“直到他们不得不把浑身是血的她架开，不让我碰到她”。 他五岁的时候抓住了一只受伤的蝙蝠，关进了一个铁皮桶里。第二天早上他发现那只蝙蝠就快死掉了，身上爬满了蚂蚁，正在啃食它。他把蝙蝠连同蚂蚁放进嘴里，几乎一口将其咬成两半。 在他少年时，一个女孩疯狂地爱上了他。他会亲吻她，抚爱她，让她达到最兴奋的程度，却不肯再进一步。他决心要一直这么做长达五年（他称之为“五年计划”），享受她的屈辱和这么做带给他的权力感。他总是告诉她五年计划一过他就会抛弃她，而时间一到他确实就这么做了。 直到成年他仍然有手淫的恶习，而且显然喜欢在一面镜子前这么做。而正常做爱时他却是性无能，这似乎一直持续到三十岁左右。当他与妻子盖拉第一次相遇时，他很想将她从悬崖上推下去。他知道她希望他能为她做些什么事情，两人初吻之后，他作了表白： 我拉着盖拉的头发把她的脑袋往后扯，因为歇斯底里而浑身战栗。我大声问道： “现在，告诉我，你要我和你做什么！但你要慢慢地告诉我，看着我的眼睛，最低俗最淫荡地把我们感到最羞愧的字眼说出来！” 接着，盖拉将她最后一丝愉悦的表情转为自我专横的凶狠，回答道： “我要你杀了我！” 这个要求令他有点失望，因为这是他已经萌发的念头。他有过把她从托雷多大教堂的钟楼上推下去的念头，但并没有这么做。 西班牙内战发生时，狡猾的他没有投靠哪一个阵营，而是去了意大利。他觉得自己越来越向往贵族阶层，经常参加时尚的沙龙，为自己找到了富有的赞助人，与胖乎乎的诺阿耶子爵 (3) 合影，将他形容为自己的“米西纳斯” (4) 。欧战爆发之前，他一心只想着找一个地方能享受到美食，又能在危险到来之前赶紧溜之大吉。他在波尔多定居，法国爆发战事时又及时逃到了西班牙。他在西班牙呆了很久，写了几篇斥责“赤祸”的文章，然后去了美国。故事的结局很体面。到了三十七岁，达利变成了一位顾家的丈夫，戒除了他的恶习，至少是一部分恶习，完全皈依了天主教。而且你猜想得到，他挣了一大笔钱。 但是，他仍然对自己的超现实主义时期的画作充满了自豪感，比如《伟大的手淫者》、《一架三角钢琴与一具骷髅的鸡奸》等等。这些作品的摹本贯穿整本书的始终。达利的许多画作都只是具象主义，体现了后来值得注意的典型特征。他的超现实主义画作和相片有两个突出的特征：性乖张与恋尸癖。性指向与象征——有的广为人知，就像我们的老朋友高跟鞋；其它的，如那根拐杖与那杯热牛奶，是达利本人的专利——总是一再地出现，还有就是相当明显的关于屎尿屁的主题。在他的画作《阴郁的游戏》中他说道：“抽屉被溅满了排泄物，以如此精妙和现实主义的得意形式呈现，让所有那些超现实主义者苦恼地思考着：难道他有食粪癖吗？”达利坚定地补充说他并不是这样的人，而且他认为这种行为失常“令人恶心”。但他对排泄物的兴趣似乎距此也仅有一步之遥了。即使在他讲述自己看着一个女人站着撒尿的经历时，他依然非要补充一个细节：她没有撒准，弄脏了她的鞋子。一个人不可能沾染所有的恶习，达利自豪地说自己不是同性恋，但除此之外，他似乎展现出一个人所能想象的全部变态特征。不过，他最突出的特征是他的恋尸癖。他本人坦诚地承认了这一点，宣称自己已经痊愈了。死者的脸庞、骷髅、动物的死尸在他的画作里经常出现，他所吞食的那只垂死的蝙蝠上面的蚂蚁更是出现过无数次。有一幅照片展现的是一具挖掘出土的尸体，已经高度腐烂了。另一幅照片展现的是死驴在三角钢琴上面腐烂，它是超现实主义电影《一只安达鲁狗》的一幕。达利仍然带着极大的热情回忆着这些驴子： 我把几大锅黏糊糊的浆糊倒在这些驴子的身上，“制作”了腐烂的肉体。我还把它们的眼窝挖空，用剪刀把它们剪开，让它们更大一些。我还以同样的方式残暴地将它们的嘴巴剪开，让它们的两排牙齿暴露出来，营造更好的效果。我还在每张嘴上划了几道口子，这样看上去似乎这些驴子已经腐烂了，比它们自己的死相更加令人作呕。在这些驴子上方，我用那台黑色钢琴的琴键组成了另外几排牙齿。 最后是那幅照片——显然是伪造的相片——《在出租车里腐烂的模特儿》。在一个看上去已经死去的女孩浮肿的脸庞和胸脯上方，巨大的蜗牛正在蠕动。在相片下方的字幕里达利注明这些是勃艮第的蜗牛——就是那种可以吃的蜗牛。 当然，这本长达400页的四开本的书里记述了比我提到的更多的内容，但我认为我并没有对他的道德基调和精神气质作出不公的描述。这是一本令人作呕的书。如果一本书的内容能让人有生理上感到恶心的效果，那这本书将当仁不让——这可能会让达利觉得开心，他曾经往自己身上涂满用羊粪在鱼胶里熬制的油脂，把自己未来的妻子吓得够呛。但是，必须承认，达利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画家，而且从他的画作的精细和稳健看，他工作非常努力。他爱出风头，而且野心勃勃，但他不是一个骗子。他比大部分斥责其道德和嘲笑其天分的人要有才不知多少倍。这两方面的事实一结合就引发了一个缺乏共识却很少真正有人探讨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你所看到的是对理性和体面确凿无疑的正面攻击，甚至——达利的部分作品就像色情明信片那样毒害想象力——是对生命本身的攻击。他的作品和想象力很有争议，但他的世界观、他的性格和作为一个人的最基本的体面则不存在争议。他就是一只反社会的跳梁小丑。显然，这种人不值得推崇，而能够让他们飞黄腾达的社会一定是出了问题。 如果你把这本书和里面的插画给埃尔顿勋爵 (5) 、阿尔弗雷德·诺耶斯先生 (6) 和《泰晤士报》的社论作家等为“知识分子的没落”而欢欣鼓舞的人看——事实上，给任何“理智的”、痛恨艺术的英国人看——不难想象你会听到怎样的回答。他们会干脆地拒绝承认达利有什么优点。这些人不仅无法承认道德上堕落的事情可能在审美上是正确的，而且他们对每个艺术家的真正需求就是要他和他们勾肩搭背，告诉他们思想并不重要。而且，在眼下他们或许是非常危险的人物，因为新闻部和英国地方委员会把权力放在他们手中。他们的冲动不仅是在每一个新的天才冒起的时候将他们打压下去，而且还要阉割历史。看看目前正在这个国家和美国进行的新一轮对知识分子的围捕，他们不仅叫嚣着反对乔伊斯、普鲁斯特和劳伦斯，甚至连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也不放过。 但如果你和那些能看到达利的优点的人谈话，你所得到的回应也好不到哪里去。如果你说达利虽然是很有才气的画家，却是个下流的恶棍，他们会把你当一个野蛮人看待。如果你说你不喜欢腐烂的尸体，还有那些喜欢腐烂的尸体的人精神上有毛病，他们会认为你缺乏审美意识，因为《在出租车里腐烂的模特儿》是一件优秀作品。在这两种谬论之间没有中间地带；或者说，中间地带是存在的，但我们很少听到关于它的讨论。一方面是“文化布尔什维克主义” (7) ，另一方面是（虽然这句话本身已经过时了）“为艺术而艺术”。诲淫诲盗是一个很难坦诚地进行探讨的问题。人们要么害怕表现出一脸惊诧，要么害怕没有表现出一脸惊诧，无论如何都无法明晰艺术和道德之间的关系。 可以看到，为达利辩护的人的理由类似于教士的特权：艺术家不应该受制于普通人的道德律令。“艺术”就像一个咒语，只要一念出来就万事大吉：踢小女孩的头没什么大不了的，就连像《黄金时代》这么一部电影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8) 而且达利在法国享福多年，当法国遇到危险时就抱头鼠窜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你的绘画才能足以通过考验，你做什么都能得到原谅。 你可以看到，如果你将这一看法延伸到普通犯罪的话，它是多么荒谬。在我们这个时代，如果某位艺术家是一位杰出的天才，那他就被允许作出一定程度的不负责任的事情，就像怀孕的女人一样。但是，没有人说一个怀孕的女人可以杀人，也没有人说艺术家就可以这么做，无论他多么有才。就算是莎士比亚复生，如果我们发现他最喜欢的消遣是在火车的车厢里强奸小女孩，我们也不会告诉他可以继续这么做，只要他能再写出一部像《李尔王》这样的作品就行。话又说回来，最卑劣的罪行不一定总是会被惩罚。鼓励恋尸癖幻想所造成的危害不亚于赛马场上的那些扒手。你应该在脑海里同时确认两个事实：其一，达利是一位好画家；其二，他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人。这两个事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并不互相妨碍或影响。我们对一面墙的第一个要求是它能立得起来。如果它能立得起来，那它就是一面好墙，至于竖起那面墙是为了什么目的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是，就算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墙，如果那是一面集中营的围墙的话，它就应该被推倒。同样的，我们可以说：“这是一本好书或一幅好画，但应该由绞刑吏将其销毁。”除非你能说出这番话，或者至少要想到这番话，否则你就是在逃避画家也是人和公民这个事实。 当然，达利的自传或画作不应该被查禁。除了曾经在地中海港口小镇里兜售的那些肮脏的明信片，打压任何作品的政策都让人觉得不踏实。而达利的幻想或许有助于反映资本主义文明的腐朽。但他显然需要得到诊断。比起他是怎样的人，更重要的问题是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达利有病态思想应该是毋庸置疑的事情，虽然他声称自己皈依了天主教，但或许其病态思想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因为真正的忏悔者和那些精神恢复正常的人不会那么得意洋洋地炫耀自己过往的罪恶。他是整个世界的病态的表征。重要的不是将他斥责为应该被鞭笞的下流坯子，或因为他是一个天才而为他辩护，说他不应该被人质疑，而是找出为什么他体现这些特别的行为反常的原因。 答案或许从他的画作里可见端倪，我没有能力对其进行分析，但我可以指出一个线索，或许能够解答一点疑惑。那就是过时而矫饰的爱德华画风，也就是达利不做超现实主义者时留恋的风格。达利的一部分画作让人想起了丢勒 (9) ，有一幅作品（第113页）似乎展现了比亚兹莱 (10) 的影响，而另一幅作品（第269页）似乎取材于布莱克，但最一以贯之的特征是爱德华风格。当我第一次打开这本书，看着上面不计其数的页边插画时，我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但没办法立刻得以确认。我看着第一部分开头（第7页）的那个装饰性的烛台，它让我想起什么呢？最后我琢磨出来了。它让我想起了一本低俗的、打扮得花里胡哨的大部头安纳托尔·法郎士作品集（译本）。那是在1914年前后发行的，有装饰性的章节标题和依照其风格制作的底饰。达利的烛台一端刻着一头蜷曲的、看上去像鱼的动物，看上去出奇地熟悉（似乎是取材于普通的海豚），另一头是燃烧的蜡烛。这根蜡烛在一幅接一幅的画作中出现，是一位非常熟悉的老朋友。你会发现在它两边有同样古怪的蜡块，就像那些伪都铎时期乡村酒店里常见的假扮成烛台的电灯。这根蜡烛和它下面的设计带着一种浓浓的矫情的感觉。似乎为了抵消这种感觉，达利在整幅画上到处泼墨，但没有收到成效。同样的感觉一页页地不断涌现。比方说，第62页底部的设计几乎有一种小飞侠彼得潘的感觉。第224页的女性角色虽然头盖骨被拉得长长的，好像一根巨大的香肠，但其实是童话书里的巫婆。第234页的马和第218页的独角兽可能是向詹姆斯·布兰奇·卡贝尔 (11) 致意的插画。第97页、第100页和其它地方所描绘的那些很娘娘腔的年轻人都给人以同样的印象。怪诞的感觉一直挥之不去。将骷髅、蚂蚁、龙虾、电话和其它东西去掉，那你就会时时回到巴利、拉克汉姆、邓萨尼 (12) 和《彩虹尽头》的世界。 奇怪的是，达利的自传中有一些肮脏下流的内容与时代有着紧密的联系。当我读到我在本文开头所引用的章节时，就是他往妹妹的头上踢了一脚那一段，我又有一种依稀相识的感觉。那是什么呢？当然了！就是亨利·格雷厄姆的《为没有亲情的家写的无情的诗》。那些韵文诗在1912年前后非常流行，其中一首是这么写的： 可怜的小威利哭得如此伤心， 他是个伤心的小男孩。 因为他扭断了妹妹的脖子， 茶点的时候没有果酱吃。 这简直就是以达利的轶事作为范本。当然，达利知道自己对爱德华时代的偏爱，并以风格模仿画的形式充分利用了这一点。他坦言他特别钟情1900那一年，声称1900年的每件装饰品都充满了神秘感、诗艺、性欲亢奋、疯狂、性变态等等。但是，风格模仿总是意味着对被模仿物的真正的情感。一个知识分子会屈服于同向的非理性甚至幼稚的冲动，即使不是普遍规律，也是很常见的事情。比方说，一个雕刻家对平面和曲线很感兴趣，可他同样喜欢脏兮兮地把玩黏土和石头。一个工程师喜欢工具的触感、火车头的噪音和机油的味道。一个精神病学家总是自己会有性方面的失常。达尔文成为生物学家的一部分原因在于他是一位乡绅，而且喜欢动物。因此，或许达利对爱德华时代的事物乖张的崇拜（例如，他对1900年地铁入口的“探索”）只是一个更深层的无意识爱慕的表现。那些不计其数的笔触美妙的插画被取了庄严的名字，如《夜莺》、《一只手表》等等，在他的作品的页边随处可见。或许这只是一个玩笑。在第103页穿着灯笼裤拿着扯铃在玩耍的那个小男孩则是一件完美的时代风格作品。但或许这些事物之所以出现，是因为达利没办法不去画这种东西，因为那是他真正所属的时代和风格。 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的荒诞就在一部分程度上能得到解释。或许那是一种让他觉得自己并不平凡的方式。毋庸置疑，达利拥有两个天赋，一个是绘画，另一个是残暴的自我主义。在书中第一段他就写道：“七岁的时候我想要成为拿破仑。从那时起我的理想就一直在成长。”这番话是在营造令人惊诧的效果，但无疑在本质上是真实的。这种感觉非常普遍。有人曾经对我说过：“我知道我是个天才，早在我知道我会是一个天才之前就已经是了。”假如你什么才华也没有，只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肢体毫无灵活性可言，假如你真正的才华只有美术学院水平的表现手法，你真正配当的就只是一个科学书籍的插画作家，那么，你要如何成为拿破仑呢？ 出路总是有一条：在道德上沉沦，做一些惊世骇俗和伤害别人的事情。五岁的时候将一个小男孩推下桥，拿一根鞭子抽一个年迈的医生的脸，把眼镜都打碎了——至少他梦想的就是做出这些事情。二十年后，用剪刀把死驴的眼睛挖出来。照这些事情去做，你总是能觉得自己拥有独创性。而话又说回来，这么做好处可多咧！这可比犯罪安全多了。将达利的自传进行总结，显然可以看出，他并没有因为他的古怪性情而吃到苦头，而如果他早生几年，情况可就不一样了。他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这个腐朽的世界里成长，那时候到处都在附庸风雅，每个欧洲的首都尽是贵族和食利阶层，他们放弃了运动和政治，热心于资助艺术。如果你朝他们扔死驴，他们就会朝你扔钱。蚂蚱恐惧症——几十年前那只会引起窃笑——如今成了有趣的“心理情节”，能够从中牟利。当那个世界在德国军队面前分崩离析时，美国在等候着。你甚至能够再加上宗教的皈依这个因素，轻轻地一跳，不带一丝忏悔，就从巴黎的时尚沙龙圈子来到亚伯拉罕的怀抱。 或许这就是达利的历史的主要概括。但为什么他会变得如此怪诞？为什么向附庸风雅的公众“兜售”像腐烂的尸体这样的惊世骇俗之举如此简单呢？——这是心理学家和社会批评家的问题。马克思批评主义将这种现象斥为超现实主义，说它们是“资产阶级的腐朽”（他们喜欢用“恋尸癖的毒害”和“堕落的食利阶层”这些语句），如此而已。虽然这或许陈述出了事实，但它并没有将事情解释清楚。人们还是想知道为什么达利会有恋尸癖的倾向（而不是同性恋者），为什么食利阶层和贵族愿意买他的画，而不是像他们的爷爷辈那样打猎和做爱。仅仅在道德上进行谴责无济于事。但你不应该以“超然姿态”假装说像《在出租车里腐烂的模特儿》在道德上没有问题。它们是病态的、令人作呕的作品，任何研究都应该以这个事实作为出发点。 (1) 成文于1944年。教士的特权（Benefit of Clergy），指欧洲中世纪的教士阶层享有的特权，不受世俗法庭的司法管辖。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í，1904—1989），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其作品和创作理念对二十世纪的美术、雕塑、戏剧、时装、建筑都有深刻影响。 (2) 弗兰克·哈里斯（Frank Harris，1856—1931），爱尔兰裔美国作家，代表作有《我的生命与爱情》、《忏悔录》等。 (3) 查尔斯·德·诺阿耶（Charles de Noailles，1891—1981），法国贵族，曾资助许多艺术家。 (4) 盖乌斯·米西纳斯（Gaius Maecenas，70 BC—8 BC），古罗马帝国皇帝奥古斯都的大臣，著名的外交家，曾提携诗人维吉尔和贺瑞斯。 (5) 戈弗雷·埃尔顿（Godfrey Elton，1892—1973），英国历史学家，代表作有《法国革命理念》等。 (6) 阿尔弗雷德·诺耶斯（Alfred Noyes，1880—1958），英国诗人，代表作有《剪径强盗》、《管风琴》等。 (7) 原文是德语“KULTURBOLSCHEVISMUS”。 (8) 原注：达利提起过《黄金时代》，并补充说它的第一次公演被暴徒们中断了，但他没有具体讲述是怎么一回事。根据亨利·米勒对事件的记述，里面有非常露骨真切的女人排便的镜头。 (9) 阿尔布雷希特·丢勒（Albrecht Dürer，1471—1528），德国文艺复兴时期油画家、版画家、雕塑家及艺术理论家，代表作有《四使徒》、《亚当和夏娃》等。 (10) 奥伯利·比亚兹莱（Aubrey Beardsley，1872—1898），英国插画艺术家，创办杂志《黄皮书》，其作品为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所重视。鲁迅对他的评论可参阅《集外集拾遗》。 (11) 詹姆斯·布兰奇·卡贝尔（James Branch Cabell，1879—1958），美国作家，代表作有《曼努尔的生平》、《梦魇三部曲》等。 (12) 爱德华·约翰·普兰基特（Edward John Plunkett，1878—1957），封号是邓萨尼男爵（Baron of Dunsany），爱尔兰作家、剧作家，代表作有《最后的革命》、《时间与诸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