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书评全集（中） 关于奥斯卡·王尔德的《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的谈话 (1) （节目先播放了《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的第三幕，然后奥威尔开始谈话：） 您刚刚听到的内容出自奥斯卡·王尔德的《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这出戏首演于1892年，距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了。它在舞台上演的次数没有《不可儿戏》那么多，但一直经久不衰，而且渐渐成为或许是王尔德最为成功的剧目。 要评判王尔德并不容易，因为要将他的艺术成就与他的生平分开非常困难，而且他本人一直无法完全肯定想要表达什么内容。和他那个时代的许多作家一样，王尔德声称信奉“为艺术而艺术”——即艺术的理念与宗教、道德或政治无干。他将这句话作为他的信念（“每一件艺术品都是彻底没有意义的”）的基础之一。但在实际创作中，他所写的几乎所有内容都直指某个道德问题，违背了这一宗旨。还有一个矛盾是，他从来不能肯定自己是在抨击当时的道德要求还是在捍卫它。他的戏剧和故事的对话几乎都是优雅的俏皮话，将主宰着维多利亚社会的是非观念撕成碎片。但奇怪的是，它们的中心主题总是指向某个老掉牙的道德规范。譬如说，他的小说《道林·格雷》是一本带着深刻的道德色彩的作品。虽然当时出版时它被斥为愤世嫉俗和轻佻浮夸，其实它是一则宗教寓言。很多时候王尔德是在以轻喜剧的语言表达陈腐的格言。他希望不惜一切代价变得聪明起来，但并不确切地肯定自己想要在什么方面变得聪明。与此同时，他一直未能完全摆脱维多利亚中期的教养的影响。将他从思想的泥沼中解救出来的事情是，他终究是一个真的很有才华的剧作家：他能构思出一部精妙的戏剧，而且他拥有爱尔兰作家总是比英格兰作家更常有的轻松笔触——和大部分英国剧作家一样，王尔德就是爱尔兰人。这些缺陷和这些品质都清楚地展现于《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里。但要完整地理解这部戏剧，你应该参照它的时代背景。 当《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首次上演时，现在所谓的“英国式的伪善”仍然非常强大。反抗被世人接受的信仰，特别是宗教信仰或道德信仰，需要比现在更大的勇气。是非对错的观念不会像某些人所想的那样突然改变或彻底改变，但某些在九十年代似乎非常重要的事情如今似乎变得无足轻重确实是一个事实。这部戏剧探讨的一个主题是离婚。如今没有人会认为离婚是好事，但也不会认为它是生命中一件极其痛苦的事情，更不会认为一个离婚女人的一辈子就这么毁了。而在《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创作期间，一个被接受的事实是，一个离婚女人几乎肯定会被社会遗弃，她的余生都会被排除于上流社会之外。我们应该记住这一点，它赋予了这部戏剧的某些场景和王尔德对当时的道德规范的抨击以意义。 我会尽量简洁地概述这部戏剧的情节。温德米尔夫人是一个情深义重而品性高洁的年轻女士，她相信自己的丈夫对自己不忠，与一个名为埃琳妮夫人的劣迹斑斑的女人有染。其实她想错了。她的丈夫确实与埃琳妮夫人有接触，但并不是出于她所想象的原因。埃琳妮夫人是温德米尔夫人的生母。但她也是一个离婚女人。没有人告诉温德米尔夫人她是一个离婚女人的女儿——在当时这被认为是几乎无法忍受的事情——她一直以为自己的母亲死了。埃琳妮夫人在勒索温德米尔勋爵，威胁说她会向女儿揭露自己的身份。她对他的要求不只是要钱，而且还要求他让她重回上流社会。温德米尔夫人有一位仰慕者达林顿勋爵，他在劝说她离开丈夫和自己私奔。（顺带提一下，我得指出王尔德的戏剧里老是出现王公贵人是那个时代的特征。那时候英国公众热衷于在舞台上看到拥有贵族头衔的角色，大部分剧作家会以幽默的笔触去描写他们。）换作是平时，温德米尔夫人是不会听从达林顿勋爵的，但最后，她的妒忌促使她作出离开丈夫的决定。她去了达林顿勋爵的府邸，准备和他离开英格兰。埃琳妮夫人得悉了发生什么事情，当她想到自己的女儿就要走上自己曾经走过的道路时，她的母性本能回来了。她尾随女儿来到达林顿勋爵的府邸，希望能说服她回心转意。一会儿你们将会听到那一幕。我不会对发生的事情作详细描述。重要的是，埃琳妮夫人作为幡然醒悟的母亲，将所有的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将自己的女儿从悬崖边上救了回来。温德米尔夫人回到丈夫身边——因为这是一出喜剧，必须有快乐的结局——埃琳妮夫人也终于得偿所愿，回到了上流社会。她嫁给了一个傻乎乎但心地善良的老头。 你可以了解到，正如我所概述的，这出戏剧按照当时的标准而言是一个没有危害甚至有劝世意味的故事。某个人是别人的孩子，养父母知道这一点，但孩子被蒙在鼓里，这是维多利亚舞台上最讨喜的桥段之一。母亲为了自己的孩子作出牺牲是另一个最讨喜的桥段。受到冤屈怀疑的人只能默默承受而不是揭露某个要命的秘密——这个角色由温德米尔勋爵担当——也是一个最讨喜的桥段。埃琳妮夫人的行为在性格上是突然而剧烈的改变，这在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里司空见惯，但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她先是对自己的女儿不闻不问长达二十年之久，而且一生中的目标就是回到所谓的“上流社会”，甚至愿意通过勒索这一最乖戾的方式达到目的。然后，在危难时刻，我们看到她为了一直以来只是当作棋子的女儿放弃了自己的计划。在心理学意义上这是很荒唐的，虽然王尔德能够通过高超的文笔令它似乎可信。就情节和主要事件而言，这出戏剧是一部浪漫剧，带有情节剧的笔触。但这并不是你在阅读剧本或观看演出时的感觉。我们或许可以猜测在当时它所带给观众的感觉也并非如此。这部戏剧看起来并不浪漫和有感召力，而是让人觉得很轻佻和胆大妄为。为什么呢？因为除了那几个主要角色之外，还有一帮“世故复杂”的人不停地抨击着王尔德的时代盛行的所有信仰——在很大程度上，我们这个时代的信仰也遭到了抨击。从语言与情节之间的矛盾中，你可以看出王尔德并不肯定到底自己的主旨是什么。 王尔德最杰出的才华是他能写出那些很浅薄的、被称为警句的俏皮话。这些话被硬生生地插入内容中，就像一个蛋糕上的点缀。它们几乎都是以揭穿当时人们信奉的教条为形式，例如宗教信仰、爱国情怀、荣誉、道德、家族忠诚、公益精神等等。像“我什么都能够抵制，除了诱惑之外”、“人会变老，但从来不会变好”或“当她的第三任丈夫死去时，她的头发由于悲痛而变成了纯金色”几乎充斥着王尔德所写的每一页。这种俏皮话的本质，是不惜一切代价与大众作对。显然，这种俏皮话的本质在真的有强烈而高亢的大众意见去对付时更能起到效果。像“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能与已婚女人的奉献相比，而已婚男人对此却一无所知”这样的话在1892年会让人感到吃惊，但在1943年则不然，也显得没有那么有趣了。但是王尔德很擅长这种事情，写得如此自然，你甚至会说他的对话即使似乎不再惊世骇俗或带着坏坏的意味时仍然很有魅力。在没有严肃的情感涉入时，他能很好地把握角色和情景。但他的魅力在于他精巧流畅的对话，比起英国的其它舞台剧，它冗余的内容少一些，套路隐藏得更深一些。 王尔德生活在文学刚刚得到解放的年代，能够忍受维多利亚时代的传统遭到抨击。因此，通过嘲笑他所生活的社会并以此成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那个社会最后作出了复仇，王尔德因为一桩性犯罪而被判刑入狱。如果他生活的年代更早一些的话，在他所有的作品（《不可儿戏》和几则短篇小说除外）中都非常明显的感情用事和情节剧手法或许会占得绝对上风。我可以想象，比方说，他会成为一位煽情的小说家。如果他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当揭露似乎不再是有必要去做的事情时，很难断言他会写出什么样的作品。除了他天生的机智和成名的强烈愿望之外，他还有其它什么品质呢？他靠推倒一尊已经摇摇欲坠的偶像而轻易成名，而偶像在倾倒时压死了他，因为王尔德未能从他遭受审判和监禁中恢复过来，被释放后很快就去世了。他主要的文学成就是一大堆笑话，它们流传下来是因为它们写得很机巧精致，而且就连王尔德本人也搞不清楚自己的真正含义到底是什么。 (1) 播放于1943年11月21日英国广播公司东方节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