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书评全集（中） 评亨利·诺尔·布雷斯福德的《印度问题》 (1) 如果关于印度问题有一点是没有争议的话——或在英国保守党外没有争议——那就是英国应该尽早放弃对印度的统治。但它为达成协议所奠定的基础并没有听上去那么稳当。而基本上，其它每一个问题的答案总是蒙上了主观感情的色彩。布雷斯福德先生比大部分作家在印度问题上有更多的了解，因为他不仅意识到自己的偏见，而且拥有足够的背景知识，不会被那些“专家”唬倒。或许他在印度逗留的时间并不长，或许他连一句印度话也不会说，但和绝大部分英国左翼作家不同的是，他愿意去探访印度，而且更关注的是农民而不是政客。 正如他恰如其分地说的那样，印度的核心问题是贫穷。从出生到死亡，一代又一代的农民被地主或放高利贷者控制——往往他们就是同一批人——耕种着他那方小小的土地，用的是青铜时代的工具和方式。许多地方的孩子们在断奶后几乎没有喝过牛奶，平均的体格是如此悲惨，一个成年男子的正常体重只有98磅。上一次详实的调查结果表明印度人的平均收入是每年62卢比（折合4英镑13先令），同一时期，英国人的平均收入是94英镑。虽然和其它地方一样，印度正在经历城镇化，产业工人的情况比起农民好不了多少。布雷斯福德描写了那些住在孟买贫民窟的人，8口人睡在一个小房间里，400个人只有3个水龙头，每天工作12个小时，一年工作365天，每周就只挣到7先令6便士。这些情况单靠摆脱英国的统治是无法改善的，但只要英国继续统治下去，情况就不可能得到显著的改善，因为英国的政策就是阻碍工业发展和保持现状，虽然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印度所遭受的最过分的残暴对待不是欧洲人而是其他印度人施加的——地主、放高利贷者、收受贿赂的小官和印度资本家，他们残酷无情地压榨劳动人民，而这是西方自从工会势力壮大之后无法做到的。但尽管商人阶级有反英情绪，而且投身民族运动，特权阶级却得依赖英国的武装保护。只有当英国人离开之后，布雷斯福德所说的潜伏的阶级斗争才能够显现。 布雷斯福德所做的是阐述，而不是道德审判，他对英国人对印度所造成的影响到底是好是坏这个问题并没有给出非常明确的答案。正如他所指出的，他们使得人口剧增，却又没有为这些人口提供足够的粮食。他们使印度免于内战或外战，代价就是摧毁了它的政治自由。或许他们为印度带来的最大的馈赠是铁路。如果你研究亚洲的铁路地图，你会发现印度就像是一块白色桌布中间的一张蛛网。这个交通网络不仅使得运送粮食以赈济饥荒肆虐的地方成为可能——现在印度所遭受的饥荒以一百年前的标准去衡量很难算得上是饥荒——而且使得印度可以作为一个整体接受统治，有共同的法律体系、内部的自由贸易和迁徙自由，而且为那些受过教育的少数人确立了英语作为通用语言。印度是一个潜在的国家，而欧洲人口要比它少，而且种族差异巨大，不会是一个潜在国家。但自从大约1910年以来，英国的势力一直潜伏着。英国在印度的统治虽然总是被斥责为“法西斯主义”，但它几乎是法西斯主义的反面，因为它从来没有催生出积极统治的概念。它一直保持着旧式的专制体制，保持和平，征收赋税，其它的事情就听之任之，对它的臣民过着怎样的生活或有着怎样的想法并不感兴趣，只要他们外表上顺从听话就行。结果——从上千件你可以选择的事实中单举一例——直到1943年，整个南亚次大陆仍无法生产一台汽车引擎。不管反方怎么说都行，这一事实证实了布雷斯福德最后的结论：“我们在印度的日子结束了。我们没有作出任何创新。” 布雷斯福德觉得未来很黯淡，这是情有可原的。他知道移交权力将会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没办法立刻完成，尤其是身处战争之中，而且它本身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印度的贫穷和愚昧仍然要去解决，而且地主、大型企业和劳工运动之间将会展开斗争。还有就是，像印度这么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如何在强权政治的世界里保持独立的问题。布雷斯福德对当前的政治形式描写得很好，非常努力地挣扎着不被主流的左翼正统思想所吞没。他对甘地的受虐性格有明智而审慎的描写，对克里普斯的评述要比大部分英国评论家的意见更加公允——事实上，克里普斯一直遭到英国和印度左翼人士的贬斥——而且正确地强调了各个印度王公贵族的重要性。他们总是被遗忘，但他们是比印度教与伊斯兰教之间假模假样的争端更大的难题。目前印度是一个头疼的问题，很难围绕它写出一本真正的好书。英国的书籍要么虚伪要么不负责任；美国的书籍无知而自命正义；印度的书籍带着怨毒和自卑情结。布雷斯福德很清楚自己知识的不足和无可避免的有失公允之处，他所写出的不仅是一本公开诚恳的书，而且态度不温不火，在这个背景下是非常难得的。如今几乎所有关于大英帝国的书籍都带有朝某个群体发起抨击的味道——抨击毕灵普分子、抨击共产党人、抨击美国人，视乎情况而定。布雷斯福德的这本书主要是为了普通的英国公众而写，那些人比任何人更有能力和责任为印度做点事情，他们的良知是采取行动的前提条件。但美国的公众或许也会发现这本书很有意义。或许有必要提出警告——这可能是因为战争条件所致——里面有许多印刷错误，而且有些数据可能会引起误解。 (1) 刊于1943年11月20日《新政治家与国家》。亨利·诺尔·布雷斯福德（Henry Noel Brailsford，1873—1958），英国记者，代表作有《为什么资本主义意味着战争》、《财产或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