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书评全集（中） 评托马斯·曼的《时代的秩序》 (1) 自由主义的前景——我指的是这个词的广义——是否要比两年前更加黯淡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托马斯·曼的这本政治散文和演讲选集横跨几乎二十年，但里面没有一篇是在1941年之后写的——也就是说，自从战争的形势逆转之后什么也没写。作为一个人道自由主义者，在托马斯·曼的眼中，欧洲的灾难肯定会结束，道义将最终取得胜利，但在这本书里他所记录的只有失败：拉特瑙 (2) 遇刺和德国民族主义的兴起、通货膨胀和纳粹主义的迅速崛起、重新占领莱茵兰、阿比西尼亚、西班牙、奥地利、慕尼黑和战争爆发。最早的两篇文章分别写于1923年和1930年，那时候他仍在德国，后来他去了瑞士。他是一个卡珊德拉 (3) 式的人物，徒劳地想要告诉英国和法国希特勒是危险人物。然后他流亡到了美国。这个故事在他的笔下呈现螺旋式的下降，虽然战争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剧变，但不知道托马斯·曼为之奋斗的世界在现在比起德国的坦克驶入巴黎时是否离我们更近了。 我们注意到托马斯·曼从来没有改变他最根本的看法，不向他所生活的时代妥协。他从来不掩饰自己的真面目：一个中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一个对思想自由、人类大同和客观真理的存在怀有信仰的人。他满怀自信反对极权主义的所有基于对人类理智的轻蔑的残酷理论，这份自信是年轻的一代很难拥有的。这不是说他是那种只看到政治“自由”和对西方社会停留在资本主义社会感到很满意的自由主义者。他知道需要建立社会主义，他是一个亲俄派，甚至对苏联和英美两国的合作感到很乐观。但他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资产阶级”观点：个体是重要的，自由是值得拥有的，欧洲文化值得保存，真相不是专属于某个人种或阶级的。他唾弃当代对于权威的向往：“那是摆脱自我的永恒的假期”。必须指出，他从人文主义角度出发，作出了准确的政治预测。早在1923年，他就认识到法西斯主义和德国的“鲜血与土壤”哲学意味着什么。你只需要将他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评价和萧伯纳对这两人的评价进行比较，就知道即使在国际政治层面，尊重道义并不是糟糕的向导。 他一定是个固执的人，才能如此坚定地信奉法国大革命的理念——二十年来，欧洲的思潮一直与它们背道而驰。或许整本书里最重要的是托马斯·曼在第一篇文章里反复提出的——那是一篇逐字照搬的面向大学生的演讲稿，他们一直在跺脚和作嘘。那是1923年，托马斯·曼在发表演讲捍卫魏玛共和国和谴责军国主义、极权主义和民族主义。实质上，那时候，一个年近五旬的男人在说“活下去”，而年轻的听众在叫嚷着：“我们想要死！”那个中年男人在捍卫自由，那些年轻人在捍卫权威。虽然在英国没有类似的事情发生——因为英国不是一个破产的战败国，因此，孕育法西斯主义的必要条件并不存在——但每个国家都经历了大致相同的趋势。直到不久前，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在全世界崛起，民主与自由在走向衰落。年轻人比老年人更加信奉极权主义。最后，纳粹的战争机器获得了胜利，似乎彻底揭露了西方所能想象的生活理念的本质。“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摧毁法国大革命的理念。”戈培尔博士如是说。过去几年来，他们似乎真的做到了。没有人比托马斯·曼更了解这个危险，正如他那篇写于1935年的文章《欧洲小心》所展示的。但是，即使在1940年和1941年的黑暗岁月，即使在慕尼黑会议之后，他对真理和公义必胜的信念也似乎毫不动摇。 有趣的是，他是对的，或许一直都是对的。一个独裁体制已经垮台了，另一个独裁体制也似乎维持不了多久。我们不知道当托马斯·曼说战争并不是光荣的事情时在作嘘起哄的那些年轻人后来命运如何，但那些仍然活着的人已经了解到了改变思想的原因。问题是，没有人知道极权主义的根扎得有多深。在这本书里，托马斯·曼几乎没有去考虑这个问题，他当然不会愚蠢地认为一切的解释就是德国是邪恶的国家。我们不知道欧洲的年轻人在想些什么。或许极权主义所造成的屠戮已经让它声名狼藉，或许它会在别的地方以新的形式出现。从英国和美国的思想氛围判断，情况并不是很乐观。但是，不管怎么，托马斯·曼作为十九世纪的知识分子，对于纳粹分子和法西斯分子的判断是正确的。那条巨龙就快断气了。 (1) 刊于1943年9月10日《论坛报》。托马斯·曼（Thomas Mann，1875—1955），德国作家，曾获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有《魔山》、《布登波洛克家族》等。 (2) 沃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1867—1922），德国工业家、政治家、外交家，曾担任魏玛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在《拉帕洛条约》签订后于1922年6月24日遇刺。 (3) 卡珊德拉（Cassandra），古希腊神话中特洛伊的公主和祭司，预见到特洛伊的灭亡，但没有人相信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