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书评全集（中） 没有，连一个也没有　评亚历克斯·康福特的《没有这种自由》 (1) 默里先生 (2) 在几年前说过，当代最好的作家像乔伊斯、艾略特等人的作品只是表明在如今这个时代诞生不出伟大的艺术作品，从那时起，我们进入了这么一个时代：任何创作乐趣或纯粹为了娱乐而讲述故事已成为不可能的事情。如今所有的创作都是在进行宣传。因此，要是我把康福特先生的小说当成是政治宣传手册，我只是在做他本人所做过的事情而已。在当代小说中它算得上是一部优秀作品，但其创作动机在特罗洛普、巴尔扎克乃至托尔斯泰看来根本不会认为那是一位小说家的创作动机。他写出这部作品是为了宣扬和平主义的“理念”，书中的主要情节都是为了迎合这一“理念”。我想我可以认为这部小说有自传体的味道，不是说里面所描述的事件真的发生过，而是作者认为自己就是书中的主人公，认为他值得同情，并认同他所表达的意见。 故事的梗概是这样的。一个在瑞士疗养了两年的年轻德国医生回到科隆，在慕尼黑会议召开前发现自己的妻子一直在帮助反战人士逃到国外，正陷入被逮捕的危险。他们两人逃到荷兰，刚好躲过在冯·拉斯遇刺 (3) 后发生的大屠杀。机缘巧合之下他们来到了英国，路上受了重伤。待他伤愈后，他几经辛苦找到了一份医院的工作，但战争爆发时他被送上法庭，并列入B类外国人，原因是他声称他不会对抗纳粹，认为更好的方式是“以爱征服希特勒”。被问到他为什么不留在德国以爱征服希特勒时，他承认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在“低地国家”将被侵略的恐慌中，他的妻子刚刚分娩几分钟后，他就被逮捕送到一个集中营里，关押了很久，没办法与妻子联系，忍受着肮脏拥挤的恶劣环境，情况就像在德国一样糟糕。最后他被硬塞到“阿兰朵拉星号” (4) 上（当然，它被起了另外一个名字），船只在海上被击沉，他获救后被关进另外一处条件稍好一些的集中营里。当他最后被释放并和妻子取得联系时，他才发现她被关在另一座集中营里，孩子已经死于缺乏照顾和营养不良。本书的结局是，这对夫妇希望奔赴美国，盼望战争的狂热这时还没有蔓延到那里。 现在，在考虑这个故事的寓意之前，要考虑现代社会的两个基本事实，只有忽略这两个事实才能不加批判地接受和平主义“宗旨”。 一、文明的最终基石是强制力。将社会凝聚在一起的不是警察，而是普通老百姓的美好愿望，但这一美好愿望没有警察作为后盾是无能为力的。任何拒绝使用暴力保卫自己的政府会立刻不复存在，因为任何老实不客气的团体或个人都可以将其推翻。客观地说，一个人只能在警察和罪犯这两个阵营中作出选择。英国的和平主义阻碍了英国的战争努力，起到了帮助纳粹的作用。而德国的和平主义如果存在的话，起到了帮助英国和苏联的作用。由于和平主义者在民主仍然存在的国家有更大的现代自由，和平主义对民主的破坏效果要比它对民主的促进作用更大。客观地说，和平主义者是纳粹分子的帮凶。 二、由于强制无法完全避免，唯一的区别就是使用暴力的程度。过去二十年来，英语世界的暴力现象和军国主义比起外部世界要少得多，因为钱多了，安全也提高了。英国人标志性的对战争的痛恨是他们优越地位的体现。和平主义只有在人们觉得非常安全的国家才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而这些地方大都是海洋国家。即使在这些地方，“转过另一边脸”式的和平主义只在较富裕的阶级里或以某种方式摆脱了本阶级的工人群体里盛行。真正的工人阶级虽然痛恨战争，并对沙文主义不屑一顾，但他们从来不是真正的和平主义者，因为生活教会了他们不同的理念。放弃暴力只有在没有体验过暴力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 如果你记得上述这两个事实，我想你就能从更真实的角度去看待康福特先生的小说里的故事。关键是将主观感情放在一边，并尝试理解一个人的行动会导致什么结果和一个人的动机最根本的出处。书中的主人公是个研究人员——病理学家。他不是特别走运，由于英国一直实施封锁直到1919年，他的肺不太好。但他一直是中产阶级的一员，从事着自己选择的工作，他是数百万依靠其他人受苦而生活的幸运儿之一。他希望从事自己的工作，希望逃出纳粹暴政和管制的魔掌，但除了逃避之外他不愿意与纳粹进行斗争。来到英国的他一直害怕被遣返德国，但不愿意参加任何活动阻止纳粹分子侵略英国。他最大的希望是奔赴美国，让三千英里的海域把自己和纳粹隔开。你可以看到，只有在英国舰船和飞机的一路保护下他才能达到美国，而到了美国他将生活在美国舰船和飞机的保护下。如果他运气好的话，他能继续从事病理学家这份工作，与此同时，在保住他的工作的人面前维持他的道德优越感。最重要的是，他将继续当他的研究工作者，一个说到底是靠股息红利活着的人，而如果不是靠武力威胁，这些股息红利立马就会消失。 我认为这是对康福特先生的作品颇为公道的总结。我认为中肯的一点是，这个关于德国医生的故事是出自一个英国人的手笔。由始至终所隐含的、有时候明确表述出的争辩理由是：英国和德国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政治迫害在这两个国家都同样严重，那些与纳粹分子作斗争的人自己也会变成纳粹分子。它若是出自一个德国人的手笔会更加有说服力。英国大约有六万德国难民，要是我们没有可鄙地将他们拒于国门之外的话，数量还会更多。如果这两个国家的社会气氛没有什么区别，为什么他们会到这里来？他们当中有多少要求回去？用列宁的话讲，他们“用脚作出了投票”。正如我在上文所指出的，英语文明相对要温和一些是因为钱和安全，但这并不代表两者没有区别。但是，只要承认英国和德国确实不一样，承认谁获得胜利意义很重大，那么和平主义惯用的短视理由就站不住脚了。你可以赤裸裸地为纳粹辩护，无须声称自己是和平主义者——那些纳粹分子就有充分的理由。虽然这个国家有勇气直言的人并不多——但你只有能说出自六月清洗以来所发生的惨案在英国也发生了，才能说纳粹主义和资本主义其实是半斤八两。要这么做就只能通过别有用心的选择和夸张的方式。康福特先生实际上是在说这种“残酷的情况”很有典型意义。他在暗示说，这位德国医生在一个所谓民主国家所承受的苦难是如此恐怖，完全抹杀了抗争法西斯主义的道德正当性。但是，你必须保持区分事态轻重的清醒。在因为两千个俘虏只有十八个便桶而高声呼吁之前，你应该记住过去这几年来在波兰、西班牙、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所发生的事情。如果你一味只是坚持“那些与法西斯分子进行斗争的人自己也变成了法西斯分子”这句格言，你只会被引入歧途。比方说，康福特先生暗示随着战事逐渐激烈，间谍狂热和对外国人的歧视日趋严重，真实的情况并不是这样。抵制外国人的情感曾经是导致监禁难民的因素之一，但它已经大大消减了，如今德国人和意大利人获准从事在和平时期所不能从事的工作。他还明确地说，英国的政治迫害和德国的政治迫害唯一的区别在于在英国没有人听说过这回事，这也不是真的。将我们生活中的所有罪恶都归结于战争或备战也是不正确的。他说：“我知道英国人和德国人一样，自从他们将宝押在重整军备之上后，就再也没有快活过。”他们以前就真的那么快活吗？恰恰相反，重整军备减少了失业，使得英国人更加快活，难道这不是真相吗？如果要说真的有影响的话。根据我自己的观察，我得说，战争本身已经逐渐让英国更加快乐，这不是在为战争作辩解，只是告诉你所谓和平的本质。 事实上，和平主义所惯用的短视理由，那种宣称不抵抗纳粹就是挫败纳粹最好的方式的言论根本不足为信。如果你不抵抗纳粹，你就是在助纣为虐，就应该承认这一点。而和平主义的长远理由能够勉强说得通。你可以说：“是的，我知道我在帮助希特勒，我就想帮助他。让他征服英国、苏联和美国吧。让纳粹统治世界吧。最终它会蜕变的。”至少这站得住脚。它展望的是人类历史，超越了我们的生命。站不住脚的理念是：只要我们停止罪恶的厮杀，一切就都会变得美好，而如果我们还击的话就正中纳粹分子的下怀。希特勒更害怕什么呢？和平誓约联盟还是英国空军？他更加努力在破坏哪一个呢？他希望把美国卷入战争呢，还是让美国置身其外？要是俄国人明天停止战斗，他会觉得很失望吗？说到底，过去十年的历史表明希特勒在自己的利益上如意算盘打得很响。 那种认为你能通过向暴力屈服而战胜暴力的理念只是在逃避现实。正如我所说的，只有那些靠金钱和大炮将自己和现实隔开的人才有可能接受这一理念。但为什么他们想要逃避呢？因为他们痛恨暴力，不希望了解暴力是现代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他们的高雅情感和高贵姿态都是由暴力拱卫的不平等体制的果实。他们不想知道自己的收入从何而来。在这些谎言下面隐藏着很多人难以面对的无情事实：个人救赎是不可能的。人类面临的不是善良与邪恶的选择，而是在两个邪恶中作出选择。你可以由得纳粹统治世界，那是邪恶的。你可以通过战争打倒纳粹，那也是邪恶的。在你面前没有其它选择，无论你选择什么，你的双手都将沾上罪恶。在我看来，我们这个时代的格言不是“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 (5) ，而是我拿来用作这篇文章的标题的那句话——“没有义人，没有，连一个也没有” (6) 。我们都作出了不义之举，我们都将死于剑下。在这么一个时代，我们没办法说：“明天我们都将成为好人。”那只是空谈。我们只能选择小一些的邪恶，致力于重塑一个新的社会，让公义有可能重现。这场战争没有中立一说。全世界的人都被卷入其中，从爱斯基摩人到安达尼斯人。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在帮助一方或另一方，你最好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并知道这么做的代价。像达尔朗 (7) 和赖伐尔 (8) 这样的人至少有勇气做出选择并公之于众。他们说，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建立起新秩序，“势必要毁灭英格兰”。默里先生似乎在多个场合表露出同样的想法。他说纳粹是在“为主进行肮脏的工作”（他们侵略俄国的行径确实十分肮脏），我们必须小心，“不要与希特勒为敌而与上帝作对”。这些并不是和平主义者的情感，因为如果在逻辑上一直推理下去，它们不仅意味着向希特勒投降，而且意味着帮助他进行接下来的战争，但它们至少坦诚而且很有勇气。我本人不认为希特勒是救世主，甚至是无心的人类救星，但将他想象成这么一个角色有着强有力的理由，远比英国的大部分人所想象的更加有力。但一边谴责希特勒，一边又看不起那些让你摆脱他的魔掌的人，怎么都说不过去。那只是英国知识分子的虚伪的体现，是腐朽的资本主义的产物，理解警察和红利的本质的欧洲人都会因为这件事而无可厚非地鄙视我们。 (1) 刊于1941年10月《艾德菲》。 (2) 约翰·米德尔顿·默里（John Middleton Murry，1889—1957），英国作家、批评家。1923年创办期刊《艾德菲》。提倡和平主义与提倡“回归土地”，从1940年7月到1946年4月他一直担任《和平新闻》的编辑。代表作有《致未知的神明》、《济慈与莎士比亚》、《耶稣的生平》等。 (3) 厄尼斯特·爱德华·冯·拉斯（Ernst Eduard vom Rath，1909—1938），德国驻巴黎外交官，于1938年被犹太青年赫歇尔·格林斯潘刺杀，该案引发了反对犹太人的“水晶之夜”事件。 (4) 阿兰朵拉星号（SS Arandora Star），原本是一艘客轮，建于1927年，1929年被改建为运兵船，于1940年7月2日在运送德国和意大利被拘留者和囚犯至加拿大途中疑被德国潜艇击沉。 (5) 此句出自《圣经·新约·马太福音》。 (6) 此句出自《圣经·新约·罗马书》。 (7) 让·路易斯·萨维尔·弗朗科伊斯·达尔朗（Jean Louis Xavier François Darlan，1881—1942），法国政治家、军事家，曾于1939年担任法国海军总司令，1940年法国战败后充当傀儡政权维希政府的二号人物，1942年遇刺身亡。1940年法国战败，达尔朗曾与丘吉尔会晤，并保证法国海军不会落入德国人手中，但投靠维希政府后，达尔朗主动配合纳粹政权，几番拒绝英国人要求接管法国海军的要求，并对英军进军法国海域予以狙击。 (8) 皮埃尔·赖伐尔（Pierre Laval，1883—1945），法国政治家，二战时法国沦陷后与维希政权合作，并签署文件，将法国境内的犹太人运往德国集中营处死。二战后被判叛国罪并遭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