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杂文全集（下） 对甘地的反思 (1) 圣人在被证明清白无辜之前总应当被认定是有罪的，但是，加诸他们身上的考验当然不一定都是一样的。在甘地身上，你想问的问题是：到底在何种程度上甘地受到虚荣心的驱使——知道自己是一个衣不蔽体的卑微老头，坐在祈祷的席子上，单凭其精神力量就足以撼动大英帝国——到底他对自己的原则作出了何种程度的妥协，参与了和胁迫与欺诈密不可分的政治？要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你必须深入地研究甘地的言行细节，因为他的整个生命就像是一次朝圣之旅，每一个行为都有其意义。但是，这本终止于二十年代的不完整的自传是有利于他的强有力的证据，而里面涵盖了他会称之为他曾经有过的堕落生活，让人了解到这位圣人或几近圣人的人物的内心世界，更增加了他的人格魅力。他是个非常精明能干的人，假如他愿意的话，本可以成为成功的律师、政府官员，甚至商人。 这本传记刚刚出版的时候，我记得我在某份印刷粗劣的印度报纸上读过开头的几个章节。它们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但当时我对甘地本人并没有什么好感。和他联系在一起的事物——家纺的土布、“灵魂力量”和素食主义——很让人倒胃口。而他那套中世纪式的纲领在一个连年饥馑人口众多的落后国家显然是行不通的。而且英国人显然是在利用他，或以为自己正在利用他。严格来说，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他是敌人，但每一次危机他都会不遗余力地阻止暴力——在英国人的眼中这意味着阻止任何有意义的行动发生——他可以被认为是“自己人”。他们私底下有时候会冷嘲热讽地对此予以承认，而印度百万富翁的态度也是一样。甘地号召他们进行忏悔，比起一有机会就会剥夺他们的财产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人，他们当然更喜欢他。这一如意算盘从长远来说打不打得响实在让人怀疑。正如甘地本人所说的：“愚人者终自愚。”但是，不管怎样，甘地之所以受到礼遇，是因为英国人觉得他还有利用价值。英国保守党仅有的一次对他感到气愤是在1942年，那时候他面对另外一个征服者 (2) 的时候也坚持其非暴力主张。 但我看得出，即使英国官员在说起他的时候会带着戏谑和不以为然，他们其实还是有点喜欢他和钦佩他。没有人说过他腐化堕落，或说他一心追求庸俗的理想，或说他的所作所为是出于恐惧或恶意。在判断甘地这么一个人的时候，你似乎出于本能地以高标准去衡量他，因此他的某些优点几乎被忽略了。比方说，即使从他的自传里也能看出他生来是个很有勇气的人，后来他的死法也揭示了这一点——一个重视自己那副臭皮囊的政治家一定会安排更充分的保卫工作的。而且，他似乎没有福斯特在《印度之行》中恰如其分地写到的那种困扰着印度的偏执猜疑（而英国人的毛病是虚伪做作）。虽然他为人精明，知道谁是不诚实的人，但他似乎尽可能去相信别人的行为是出于善心，而且可以变得更加高尚。尽管他出身于贫穷的中产阶级家庭，人生一开始的道路并不顺利，而且其貌不扬，但他并没有陷入妒忌或自卑。他在南非第一次遭遇到最为严重的肤色歧视，似乎让他惊诧莫名，但即使在他进行一场因肤色而起的战争，他也不会以种族或地位去评判别人。行省总督、棉花大王、饥肠辘辘的达罗毗荼苦力、英国士兵都被一视同仁，以同等的方式相待。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最糟糕的情境中，就像在南非他因担任印度社区的代言人而成为不受欢迎的人时，他的身边也不乏欧洲友人。 这部自传被写成短文形式以配合报纸的连载，并不算是文学上的杰作，但令人印象更加深刻，因为它的素材大部分只是寻常的事情。我们了解到学生时代的甘地是一个有着普通理想的学生，只是后来才渐渐地形成了极端的观点，有些时候是情非得已。有件事情挺有趣的：他曾一度戴着高礼帽，上舞蹈课，学习法文和拉丁文，上了埃菲尔铁塔，甚至尝试学拉小提琴——这些都是因为他想尽可能完整地吸收欧洲文明。他不是那种从孩提时期就有悲天悯人的情怀的圣人，也不是那种在纵情享乐后超越凡俗的圣人。他对自己年轻时的荒唐事迹供认不讳，虽然事实上那没有什么可说的。在这本书的扉页上有一幅甘地逝世时他的财产的相片。他的全副家当五英镑就可以买下来。如果把甘地犯过的罪，至少是他的肉身所犯过的罪累加在一起，看上去估计也差不多：抽过几根烟、吃过几口肉、小时候从女仆那里偷了几亚那、去过两次妓院（每次他都“什么也没干”就离开了）、在普利茅斯几乎和他的女房东出轨、有一回大发脾气——差不多就是这样。几乎从童年开始他就是一个特别热诚的人，但这是道德上的态度，而不是宗教上的态度。但是，直到三十岁之前，他都没有明确的人生方向。他首度进入公共生活是因为倡导素食主义。在他不同寻常的品质下，你可以一直感觉得到他的祖辈那种殷实的中产阶级商人的气质。即使他放弃了个人的野心，你仍然会觉得他就是那个足智多谋精力充沛的律师和头脑冷静善于节约开支的政治领导人，一个能干的会议组织者，总是孜孜不倦地寻求资助人。他的性格极其复杂，但几乎没有你能横加指责的地方。我相信即使是甘地的死敌也会承认他是个有趣而不寻常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能为这个世界增添色彩。至于他是不是也是一个可爱的人，他以宗教为基础的教导能不能影响那些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我一直没有确切的答案。 近年来人们说起甘地时总是喜欢说他不仅同情西方的左翼运动，而且是这场运动的一分子。无政府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都宣称他是自己人，只注意到他反对中央集权和国家暴力，却忽略了他的信条中追求彼岸世界的反人性倾向。但我认为你应该认识到，甘地的教导与“人是万物的尺度，我们的任务就是让今生的生活更加值得活下去，我们所拥有的就只有这个世界”这个信念是水火不容的。甘地的信念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有意义：神是存在的，而具体的客观世界是需要摆脱的幻觉。值得思考的是甘地本人所奉行的戒律——虽然他不会要求每一个追随者都身体力行每一个细节——但他认为如果你要为神或人类服务的话，这一戒律是必不可少的。首先，不得吃肉，如果可能的话，不吃一切动物性食物。（甘地本人为了健康，不得不妥协喝奶，但似乎认为这是一种退步。）不喝酒或吸烟，不吃辣椒或调味品，即使是蔬菜调味品也不吃，因为吃东西应该只是为了补充体力，而不是为了吃而吃。其次，尽量避免性交。如果性交必须进行的话，那纯粹只是为了生育小孩，因此性交得很久才进行一次。甘地本人在三十几岁的时候就立下了守贞 (3) 的誓言，这不仅意味着完全禁欲，而且连欲念也必须杜绝。这种情况如果没有特别的饮食和经常性的绝食是很难加以维持的。喝牛奶有一个危险，那就是它会引起性欲。最后，这一点是最重要的——追求至善之人不能有亲密的友谊，不能有任何排他性的爱。 甘地指出，友谊是危险的，因为“朋友们互相影响”，对一个朋友忠诚可能意味着做错事情。这的确所言非虚。而且，如果你爱神，或者爱所有的人类，你就不能偏爱任何个体的人。这番话也很有道理，而且它标志着到了这一步人性的态度与宗教的态度不再能够调和。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要是爱不是意味着对某些人有着更强烈的情感，那就根本谈不上是爱了。这部自传没有明确地写清楚他是否对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毫不体贴照顾，但起码它清楚地写到了有三回他宁愿让妻子或一个孩子死掉，也不肯让他们吃医生建议的动物性食品。确实，原先所担心的死亡并没有发生，而且甘地——你可以想象得到，承受着来自另一方面的沉重压力——总是会让病人自己选择是否以触犯戒律为代价活下去。但是，假如能完全由他作主的话，他会禁止一切动物性食物，无论后果会是怎样。他认为，我们为了活下去而采取的行动必须有一个限度，而这个限度不包括享用鸡汤。这个姿态或许很高贵，但我觉得，大部分人会说这是灭绝人性的行为。作为人类的本质就是，人不会追求完美，有时候一个人会为了忠诚而触犯戒律，他不会把禁欲主义推行到与人没办法友好交往的地步，他也做好了到最后被人生打败并屈服的准备，而这是将一个人的爱投射在其他个体之上的不可避免的代价。毫无疑问，像酒精、香烟等等这些东西是圣人必须避免沾染的，但圣人的境界也是普通人必须避免的东西。这个意见明显可以反驳，但在反驳之前你必须很谨慎。在这个瑜伽盛行的年代，很容易就以为“超脱”不仅要比全盘接受世俗生活来得好一些，而且普通人拒绝“超脱”只是因为它太难做到了。换句话说，凡人是失败的圣人。这番话是否成立值得怀疑。许多人真心不想当圣人，那些已经成圣或渴望成圣的人或许也从来没有享受人间生活的欲望。如果你能追溯其心理根源的话，我相信你会发现“超脱”的主要动机是渴望逃避活着的痛苦，而最重要的是逃避爱，无论是否关乎性爱，爱都是艰苦的事情。但这并不一定就是说追求彼岸的理想与享受人间生活的理想哪个“层次更高一些”。关键的问题是，它们是不相容的。你必须在神和凡人之间作出选择，而所有的“激进分子”和“进步人士”，从最温和的自由主义者到最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事实上都选择了人。 但是，甘地的和平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和他的其它教诲分开。它的动机来自宗教，但他声称这也是一种切实的方法和手段，能实现他心目中的政治目标。甘地的态度与大部分西方的和平主义者并不一样。“不合作主义”最初是在南非形成的，是一种非暴力的抗争，以不伤害敌人和不引起仇恨的方式战胜他们。它包括诸如非暴力抵抗、罢工、在火车前面卧轨、忍受警察的殴打而不是一跑了之、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等行为。甘地反对将“不合作主义”翻译成“消极抵抗”。在古吉拉特语中，这个词似乎是“坚守真理”的意思。甘地早年曾在布尔战争中担任英军的担架员，一战时他准备好重拾这个旧行当。即使在他完全摒弃暴力之后，他仍诚实地承认选择某一个阵营是必需的。他没有——事实上，由于他一辈子的政治生命以争取民族独立为中心，他做不到——奉行洁癖和虚伪的纲领，伪称每一场战争的交战双方都是一丘之貉，无论谁赢都没什么分别。他也不会像大部分西方的和平主义者那样，擅长于回避尴尬的问题。在上一场战争中，每个和平主义者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是：“那些犹太人怎么办？你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消灭吗？如果不能，不诉诸战争你还能有什么办法拯救他们？”我必须说，我从未从任何一个西方的和平主义者那里听到过对这个问题诚恳的回答，但我听过许多回避式的回答，它们通常都可以翻译为“你又来这一套”。但是，碰巧甘地在1938年也被问到过类似的问题，他的答案被记录在路易斯·费舍尔先生 (4) 的《甘地与斯大林》这本书里。据费舍尔先生所说，甘地的观点是，德国犹太人应该集体自杀，这将会引起“世界和德国人民对希特勒暴行的公愤”。战后他为自己的辩解是：反正犹太人难逃一死，或许可以死得有意义一些。你会感觉到即使是费舍尔先生这么一个甘地的崇拜者也对他的这一态度感到吃惊。但甘地只是诚恳地说出心里话。如果你没有准备好取别人的性命，那你就必须准备好别人来取你的性命。当1942年他呼吁以非暴力政策抵抗日本人的侵略时，他承认这或许意味着几百万人会因此丧命。 与此同时，我们有理由认为，生于1869年的甘地并不明白极权主义的本质，以他与英国政府的斗争经验看待一切。这里重要的一点是，英国对他很宽容，让他总是能够引起公众的注意。从上面所引用的他的话里可以看到，他相信“引起世界的公愤”这件武器，但这只有在世界有机会听说你的遭遇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很难想象甘地的策略在一个政府的反对者会在半夜里消失并从此销声匿迹的国家里会收到成效。没有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不仅根本没有可能向外界舆论求助，就连举行群众运动，甚至让你的意图为敌人所了解也都是不可能的事情。现在俄国有甘地式的人物吗？就算有的话，他能做出什么事情吗？只有在所有的人刚好同时看到一个相同的理念时，俄国人民才可能进行非暴力抵抗。而即使是这样，从乌克兰大饥荒的历史判断，那也只会无济于事。但就算非暴力抵抗政策在反对本国政府或反对殖民势力时是行之有效的策略，即使是这样，你怎么能将它在国际层面推行呢？甘地对二战的许多自相矛盾的言论似乎表明他感受到了这件事的难度。和平主义被应用到外交政策上不是变味了就是沦为绥靖主义。而且，甘地在和个人打交道时总是抱着一个理念，那就是：所有人都是可以接近的，总会对善意作出回应，这个理念一直很有效，但它需要接受严肃的质疑。比方说，当你面对的是疯子时，这句话就不一定成立了。那么，问题就变成了：谁是理性的人？希特勒理性吗？以某个文明的标准去衡量，另外一个文明从上到下都是愚昧疯狂的，这样的事情难道不可能出现吗？就我们对民族集体情感的有限了解，慷慨之举与友好回应之间有必然的联系吗？知恩图报在国际政治中起作用吗？ 这些问题和类似的问题需要进行探讨，而且需要在接下来的几年间立刻进行，赶在某个人摁下按钮发射出导弹之前进行。文明或许无法经受住下一场大规模战争的摧残，至少我们可以想象出路或许就在于非暴力行动。甘地的优点是，他愿意诚恳地思考我在上面所提出的那些问题。事实上，他在不计其数的新闻文章中探讨了大部分问题。你会感觉有很多事情他并不明白，但他是一个事无不可对人言的坦荡君子。我一直没办法对甘地有好感，但我觉得作为一个政治哲人，他的主张并不能说是错误的，我也不认为他这辈子活得很失败。有趣的是，当他遇刺时，许多最为推崇他的崇拜者难过地声称他活得太久了，亲眼目睹自己的毕生心血毁于一旦，因为印度爆发了内战，而这是被许多人预料到的权力更替很可能会带来的后果。但甘地这辈子的努力并不是消弭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仇恨。他主要的政治目标是和平地结束英国的殖民统治，而这最终实现了。和以往一样，相关的事实错综复杂。一方面，英国人确实未付诸战争就离开了印度，直到事情发生的一年前都没有哪个观察家作出这个预测。另一方面，撤出印度这件事出自工党之手，要换成是保守党政府，尤其是丘吉尔组阁的政府的话，他们会采取不同的行动。但是，如果说到了1945年，英国形成了对印度独立报以同情的庞大势力，在多大程度上这是出于甘地的个人影响呢？如果印度和英国真的最终缔结友好和睦的关系，这应该部分归因于甘地既坚持他的斗争，又没有播下仇恨，使得政治气氛得以净化吗？当你想到提出这些问题时，就已经表明了他的地位。你或许会像我一样对甘地没有多少好感，你可以否认他的圣雄头衔（顺便说一下，他从未自称圣雄），你或许可以否认圣徒是理想的人格，并因此认为甘地的基本主张是反人道和反动的。但是，把他只是当作一个政治家看待，拿他和我们这个时代的其他政治风云人物相比较，他在我们心目中留下了多么清白的形象！ (1) 1949年1月刊于《党派评论》。 (2) 指二战期间日本与英国对亚洲殖民地的争夺。 (3) 原文是“BRAMAHCHARYA”。 (4) 路易斯·费舍尔（Louis Fischer, 1896—1970），美国记者、传记作家，代表作有《列宁的生平》、《圣雄甘地的生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