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杂文全集（下） 马克思与俄国 (1) “共产主义”这个词不同于“法西斯主义”，它从未沦落到一个毫无意义可言的贬义词的地步。但是，它的意思确实很含糊，至少意味着两个几乎没有关联的事物：一个是政治理论，而另一个是并没有将其理论应用于实践的政治运动。表面上看，共产主义情报局 (2) 的所作所为似乎比马克思的预言更为重要，但正如约翰·普拉孟纳茨 (3) 先生在他近期出版的小册子里所提醒我们的，共产主义原来的愿景绝不能被遗忘，因为它仍然给予数百万追随者以信念和行动的动力。 “共产主义”原本指的是一个自由平等的社会，以“按需分配”的原则为基础。马克思认为它是历史进程不可避免的阶段。社会将会逐渐分化为一小撮有产阶层和一个庞大的被剥夺财产的阶层，有一天，几乎是出于自发，那些被剥夺财产的人将会掌握权力。马克思逝世后刚过了几十年就爆发了俄国革命，它的领导人自信并自称是马克思最忠实的信徒。但他们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他们将导师的许多教导抛到了九霄云外。 马克思预言革命将率先在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发生。显然，这一看法现在被证明是错误的，但他所预言的革命无法在像俄国这样的产业工人只是一小部分人的落后国家发生，在这个意义上他是对的。马克思预言强大的无产阶级将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一小撮反对者，然后通过选举代表实行民主统治。但在俄国实际发生的是，一小撮没有阶级的职业革命人士掌握了权力，他们自称代表了人民群众，但并非由他们选举产生，也并没有真的对人民群众负责。 根据列宁的观点，这是不可避免的。他和他的党员必须掌握权力，因为只有他们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继承人，而他们显然无法通过民主的方式掌权。“无产阶级专政”意味着由少数知识分子通过恐怖手段实施专政。革命被拯救了，但从那时起，俄国共产党走上了如果列宁在世或许会反对的方向。 置身俄国共产党的处境，他们必须演变成长期执政的统治阶层或寡头统治阶层，不依靠出身，而是通过培养新人进行传承。因此他们不能承受反对派成长壮大的风险，他们绝不允许严肃认真的批评。而由于他们消灭了批评，他们总是犯下原本可以避免的错误。然后，因为他们不能承认自己要为错误负责，他们必须寻找替罪羊，有时候甚至进行大规模的搜捕。 结果就是，随着政权渐渐牢固，独裁体制也变得越发严密，比起三十年前，俄国与奉行平等的社会主义渐行渐远。但是，约翰·普拉孟纳茨先生正确地警告我们，我们时时刻刻都不应该以为原来的热情已经褪色了。共产党员或许会背离他们的目标，但他们并没有失去其本色。只有他们才是人类的拯救者这一信念从未遭受质疑。在1935年到1939年和1941年到1944年间，很多人相信苏联已经抛弃了世界革命的理念，但是，现在已经清楚，情况并不是这样。这个理念从未被放弃，只是进行了修正，“革命”渐渐地意味着“征服”。 在一本如此简短的书里，不可避免地，约翰·普拉孟纳茨先生只能对这个问题的一个方面进行阐述，几乎没有提及苏联境外的共产党所扮演的角色和特征。而且他几乎没有提到俄国政权会不会或能不能自发变得更加自由化这个问题。最后这个问题至关重要，但由于没有先例可循，答案只能猜测。 与此同时，我们正面对一个世界性的政治运动，对西方文明的存在构成了威胁，它并没有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步入堕落而失去活力。约翰·普拉孟纳茨先生阴郁地总结道，虽然苏联并不一定会挑起对西方的战争，但它的统治者认为生死存亡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绝不会与他们视为天敌的人达成真正的共识。显然，正如斯蒂芬·金-霍尔 (4) 司令在序文中所说的，如果我们要与共产主义作战，我们必须先去了解它。但除了了解它之外，还有一个问题更为困难，那就是让他们了解我们，通过某种方式让俄国人民了解我们的观点——但似乎还没有多少人严肃地思考过这个问题。 (1) 刊于1948年2月15日《观察者报》。 (2) 共产主义情报局（Cominform），全称为Communist Information Bureau，创立于1947年，是共产国际解体后第一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官方机构，于1956年华约组织成立后解体。 (3) 约翰·佩特洛夫·普拉孟纳茨（John Petrov Plamenatz, 1912—1975），英国政治哲学家，代表作有《共识、自由和政治责任》、《什么是共产主义》等。 (4) 威廉·斯蒂芬·理查德·金-霍尔（William Stephen Richard King-Hall, 1893—1966），英国海军军官、作家，代表有《命运之子》、《核武器时代的强权政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