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杂文全集（下） 穷人是怎么死的 (1) 1929年我在巴黎第十五行政区的X医院住院几个星期。和往常一样，那些文员让我到挂号处接受刑讯逼供。事实上，我得不停地回答问题，过了二十分钟他们才肯让我住院。如果你曾经在拉丁国家填过表格的话，你就知道我指的是什么样的问题。开头几天我一直没办法把列式温度 (2) 换算为华氏温度，但我知道我的体温在103度左右，盘问到最后我几乎站都站不稳了。在我身后是一群温顺的病人，拿着用彩布打好的包裹，等候着被别人盘问。 盘问结束后就是洗澡——显然，这对所有新到医院的人来说是强制措施，就像在监狱或济贫院一样。我的衣服被拿走了。在五英寸深的温水中战战栗栗地坐了几分钟后，我分到了一件亚麻布睡衣和一件蓝色法兰绒的短晨衣——没有拖鞋，他们说拖鞋都太小了，没有我合脚的——然后被带到露天的地方。那是二月份的夜晚，而我是一个肺炎患者。我们要去的病房在200码开外，似乎要去那儿的话得横穿整个医院。有一个人提着个灯笼踉踉跄跄地走在我前面。脚底下的那条沙砾小径结了霜，寒风透过那件睡衣冻得我赤裸的脚腓发疼。走进病房时我有一种奇怪而熟悉的感觉，至于这种感觉是从哪儿来的，直到夜里晚些时候我才想起来。这是一个狭长低矮而且灯光昏暗的房间，到处是嗡嗡嗡的说话声，三排病床挨得很近，让人觉得颇为惊讶。这里有一股恶臭，像是粪便的味道，却又带着甜香。我躺下来时看到在几乎正对面的病床上坐着一个弓腰耸肩、沙黄色头发的小男人，半裸着身体，一个医生和一个实习生正为他施行一种奇怪的手术。首先医生从黑包里拿出十几个像是红酒杯的小玻璃杯，然后那个实习生在每个玻璃杯里点燃一根火柴，将空气烧尽，然后杯子被放在病人的脊背上和胸膛上，真空的压力挤出一个大大的黄色水泡。过了一会儿我意识到他们在对他做什么。那是拔罐疗法，你可以在古老的医学书籍里了解到这种治疗方法，但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拔罐是用来医马的。 外面的冷风或许降低了我的体温，我冷漠地观看着这种野蛮的疗法，甚至觉得有点开心。但是，接着医生和实习生来到我的病床，把我拉起来，一句话也没说就用同一套杯子给我拔罐，那些杯子根本没有进行任何消毒措施。我有气无力地抗议了几句，但他们没有理睬，似乎只当我是一头牲畜。这两个医护人员开始给我治疗，那种非人道的方式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之前我从未到过医院的公共病房，那是我第一次遇到根本不和你交谈或把你当人看待的医生。他们只是在我身上放了六个杯子，弄好之后就把水泡划破，又把杯子放上去。现在每个杯子抽出了约一小茶羹暗黑色的血液。我再躺下去的时候，因为刚才发生在我身上的那一幕而觉得很羞辱、恶心和恐惧。我以为现在他们应该肯放过我了，但根本不是这样。还有一样治疗方法得进行，芥子药膏绷带似乎像热水澡一样是例行公事的治疗。两个懒散邋遢的护士已经准备好了药膏绷带，把它绑在我的胸口，紧得就像穿上了一件胸衣，而几个穿着连衣裤，在病房巡逻的男子开始围在我的床边，脸上带着半是同情的笑容。后来我才知道看一个病人绑芥子药膏绷带是病房里最受欢迎的消遣。这个疗法通常会持续十五分钟，如果你不是那个被处理的病人的话，实在是非常有趣的一幕。头五分钟疼痛非常剧烈，但你坚信自己能够忍受得住。接下来的五分钟这个信念烟消云散，但药膏绷带的搭扣在脊背上，你无法将其取下来。看客们最开心的就是这段时间。在最后的五分钟取而代之的是麻木的感觉。药膏绷带被取下来后，一个里面装了冰块的防水枕头被塞在我的脑袋下面，然后我被独自留了下来。我睡不着，在我的记忆中，这是这辈子唯一一个失眠的晚上——我是说唯一一个躺在床上却根本连一分钟也睡不着的晚上。 我在X医院的第一个小时就经历了整整一系列自相矛盾的不同的疗法，但这么说会让人产生误会，因为基本上你没有得到什么治疗，无论是有效的治疗还是没用的治疗，除非你的病情很有趣，而且他们知道怎么医治你。凌晨五点钟的时候护士们就来了，把病人们叫醒，给他们量体温，但没有给他们擦洗。如果你身体还行的话你就自己擦洗，不然就只能仰仗某位路过的病人的好心。通常都是病人运送瓶瓶罐罐和脏兮兮的夜壶，它被戏称为“砂锅”。八点钟的时候早餐送来了，和军队里一样，叫“LA SOUPE”，也就是汤，稀薄的菜汤和一点面包屑漂在里面。稍晚一些那位蓄着黑胡子的高大严肃的医生过来巡房，带着一个实习医师，还有一群学生跟在身后。但病房里有六十个病人，而且显然他还得去其它病房巡视。许多病床他每天就径直走过去，有时候身后会传出哀求的呼唤声。而另一方面，如果你得了某种那些实习生需要了解的疾病的话，你会得到许多关照。而我得了一种相当罕见的支气管呼吸紊乱，有时候会有多达十几个实习生排队等着听我的胸音。那是一种非常古怪的感觉，我说古怪是因为他们那么兴致勃勃地在学习专业知识，而且似乎根本没有“病人也是人”这种观念。那种情形说出来很奇怪，有时候当轮到某个年轻的实习生走上前摆弄你的时候，他会显得十分兴奋激动，就像一个小男孩终于可以动手操作某台昂贵的机器一样。然后，一只接一只的耳朵——年轻男子、女子和黑人的耳朵——靠在你的背上，手指不停地庄严而笨拙地轻轻敲打着，他们不会和你说话或正眼看你。作为一个不付钱的病人，穿着那身睡袍病服，你就是一具标本，这个词我并不讨厌，但总是觉得不大习惯。 过了几天我的身体状况好了一些，可以坐起来观察周围的病人。房间里很闷，狭窄的床挨得很近，你可以轻易地摸到邻床病人的手，我猜想他们除了没有急性传染病之外可能什么病都有。在我右手边的病人是一个红头发的小个子补鞋匠，瘸着一条腿，总是会对着我吹口哨，宣布某个其他病人的死讯（这种事情发生了好几次，而我这个邻床病友总是第一个知道死讯的人）：“43号床死啦！”（或别的什么号码）双臂高举过头。他倒是病得不严重，但在我视野之内大部分病床的人都是悲剧或惨剧的受难者。和我的病床相连的那张病床上躺着一个干瘪的小男人，不知道得了什么病，但有什么病因让他的身体非常敏感，只要挪动一下，甚至被子的重量都会让他痛得尖叫起来，他就躺在病床上，直到死去（我没有目睹他的死亡——他们把他转移到另一张病床去了）。最令他痛苦的事情是撒尿，对他来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一个护士会给他拿来夜壶，然后站在他的床边很久，吹着口哨，据说马夫就是这样哄马的，直到最后痛苦地尖叫道“老天爷啊”，他才开始撒尿。在他旁边的病床上是那个我见过接受拔罐治疗的沙黄色头发的男人，他无时无刻不在咳出带着血丝的浓痰。我左手边的邻居是个无精打采的高个子年轻人，时不时会有一根管子插进他的背部，从他的身子里某个部位抽出数量惊人的泡沫丰富的液体。再过去的一张床上躺着一个经历过1870年战争的垂死的老兵，是个相貌堂堂的老人，蓄着白色的小胡子，在探访时间内床边总是坐着四个女性亲戚，全身上下穿着黑色的衣服，仿佛是四只乌鸦，显然是为了分到点遗产。我对面的那一行病床的远端躺着一个年迈的秃子，蓄着下垂的八字胡，身体和脸都肿了起来。他的病让他的小便几乎从无间断，一个巨大的玻璃容器总是摆在他的病床旁边。有一天他的妻子和女儿过来探望他。看到她们俩，老人浮肿的脸上露出令人惊讶的甜蜜微笑。他的女儿是个漂亮的女孩，大概正值双十年华，走到床边的时候我看到他的手正慢慢地从被子下面伸出来。我似乎提前看到了即将出现的手势——那个女孩跪在床边，那个老人的手放在她的头上，在临终前祝福她。但是，没有出现这一幕情形，他只是把夜壶递给她，她立刻接过去，倒进那个玻璃容器里。 离我十几张床位之远的是57号床——我想那就是他的号码——是一个肝硬化患者。病房里的每个人都认识他，因为有时候他会是一节医学课的讲解对象。每星期两天下午，那个高大严肃的医生会在病房里对一群学生讲课，不止一次，57号那个老家伙被放在手推车上，然后被推到病房的中间，医生会撩起他的睡衣，用手指在他的肚皮上凸显一大块松弛的凸起物——我想是病变的肝脏——严肃地解释这是酗酒引起的疾病，在喜欢喝酒的国度很普遍。他从来不和这个病人说话，也不向他微笑、点头或打任何招呼。在他非常严肃认真地说话时，他的两只手会按着那具病恹恹的躯体，有时候会轻轻地揉来搓去，就好像一个女人在摆弄擀面杖一样。57号并不介意这种事情。显然，他是个老病号，在实习课固定充当标本，他的肝脏早就预定好了某间病理房的一个瓶子。他对那些关于他的疾病的内容根本不感兴趣，就那么躺在那儿，无神的眼睛空洞地睁着，而那个医生就像在展示一个古董瓷器一样摆弄着他。他年约六旬，萎缩得骇人地小。他的脸苍白如羊皮纸，小得比一个玩具人偶的脸大不了多少。 一天早上，在护士过来之前，我邻床那个补鞋匠拉扯着我的枕头，把我给叫醒了。他高举双臂过头：“57号死了！”病房里有一盏灯，勉强可以看得见。我看到57号病床那个老人侧身蜷缩成一团，脸歪向病床的一侧，伸了出来，正朝着我。他是在夜里死去的，没有人知道是什么时候。护士们来的时候听到了他的死讯，但无动于衷地继续她们的工作。过了很久，大约一个小时或更久一些，另外两个穿着笨重的木屐的护士像士兵一样并肩而来，把那具尸体包在被单里，但尸体被搬走是稍后的事情。与此同时，光线明亮了一些，我有时间好好看一看57号。事实上，我侧躺着看着他。奇怪的是，他是我见过的第一具欧洲人的死尸。以前我见过死人，但那些都是亚洲人，而且大部分的死因是暴毙。57号的眼睛仍然睁着，嘴巴也张着，小小的脸庞因为痛苦而扭曲着。然而，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那张脸的惨白。原本就是苍白的脸，现在比裹尸布的颜色深不了多少。看着那张小小的皱巴巴的脸时，我惊讶地想到这具尸体正等候着被运走，然后被搁在解剖室的担架床上。这就是一个“自然死亡”的例子，你在祈祷时所期盼的事情。我心想，就是这样，这就是等候着你的命运，再过个二十、三十、四十年，这就是那些运气好的长寿的人死去的方式。当然，人都想活下去。事实上，对于死亡的恐惧是人活下去的原因，但当时我觉得我宁愿暴毙也不要老死。人们谈论着战争的恐怖，但人类所发明的武器怎么比得上一些普遍的疾病那么残忍呢？“自然死亡”几乎就是慢性的、痛苦的、臭烘烘的死法的同义词。就算是这样，能死在自己家里而不是死在公立机构里也是一种福气。这个可怜的老头就像蜡烛一样灭掉了，他的地位如此卑微，甚至没有人守在他的床边。他只是一个数字，然后是实习生们解剖的“对象”。还有在光天化日之下死在这么一个地方的肮脏的一幕！在X医院病床挨得如此之密，根本没有空间摆放屏风。想象一下，这个死人的病床和我的病床相隔就只有几尺，还有那个身体一碰到床单就会喊疼的人！我敢说，“尿尿啦”就是他的遗言。或许要死的人不会在乎这些事情——不过，临终弥留的人在最后一天会回光返照，神志清醒。 在医院的公共病房里你会看到在那些想方设法死在自己家里的人身上所看不到的惨状，似乎某些疾病只会侵害那些收入少一点的人。但事实上，在英国的医院里你看不到我在X医院里所目睹的一些事情。病人在这里就像牲畜一样死去，没有人在旁边，没有人关心，甚至连死也要等到早上才被人发现——这种事情发生过不止一次。在英国你是不会看到这种事情的，更不会看到一具尸体暴露在其他病人眼前。我记得有一次在英国的一间诊疗所，我们吃茶点的时候一个病人死了，虽然病房里有六个病人，但那些护士应付得很老练，那具死尸立刻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转移了，等到吃完茶点我们才听说有这么一回事。英国有一件事情或许被我们低估了，那就是，我们有人数众多的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护士。毫无疑问，英国的护士都很笨。她们用树叶算命，佩戴米字旗勋章，在壁炉架上挂女王的肖像，但至少她们不会因为懒惰而让你没有擦身并带着便溺就躺在一张没有整理的病床上。X医院的护士们仍然带有甘普太太 (3) 的色彩。后来在西班牙共和国的战地医院，我见到过笨得几乎不会量体温的护士。在英国你不会见到像X医院这么脏的地方。后来，我身体恢复了，可以自己在浴室里洗澡，我发现里面放着一个大大的包装袋，里面堆满了食物残渣和病房里脏兮兮的被单，墙壁的饰板里长满了蟋蟀。等我拿回自己的衣服，双腿恢复了力气，还没等到出院许可下来我就逃跑了。那不是我逃离的唯一一间医院，但它的阴沉和萧瑟、它那恶心的味道和最恐怖的那种氛围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里。我被送到那里是因为那是我所住的行政区的医院，直到进去里面之后我才知道那是一间声名狼藉的医院。一两年后，那个臭名昭著的骗子汉诺德夫人因为在押时生病而被送往X医院，住了几天她就设法摆脱了看守，搭了一辆的士回到监狱里，解释说待在监狱里还更舒服一些。我知道就算在当时X医院也不能算是法国医院的典型。但那些病人，他们几乎都是工人，出奇地温顺听话。有些人似乎觉得里面的环境蛮舒服的，因为至少有两个赤贫的装病的人觉得这是过冬的好方式。那些护士默许他们这么做，因为这些装病的人能帮她们做一些粗重活儿。但大部分人的看法是：这里确实很杂乱，但你还想怎么着？你五点钟被叫醒，然后等上三个小时才喝到稀薄的清汤，人们临终时没有亲人守在床边，甚至你得趁医生走过时引起他的注意才能得到医治，这些在他们看来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按照他们的传统，医院就是这样。如果你病得很严重，如果你很穷，没办法在自己家里接受治疗，那你就必须进医院，而一旦去了那里，你就必须忍受艰苦和不适，就像你参军一样。但我觉得最有趣的是，英国几乎已经遗忘了的看法在法国仍然盛行——比方说，医生会纯粹出于好奇就把你剖开，或觉得在你被“麻醉”之前就开始动手术是很有趣的事情。据说在浴室那边有一间小小的手术室，关于这间手术室有许多黑色的传闻，据说里面总是传出可怕的鬼哭狼嚎。我找不到这些传闻的佐证，这些显然都是胡说八道，但我确实看到两个实习生对一个十六岁的男孩子施行了平时对付费病人没办法施行的对身体有害的实验，几乎把他给宰了（我离开医院的时候他已经奄奄一息了，但可能后来康复了）。在世的老一辈人以前都相信在伦敦的某些大医院，病人会被宰掉以提供解剖标本。在X医院我没有听到类似的传闻，但我想那里有些人会觉得这是可信的。因为它是一间没有保留十九世纪的治疗方式但保留了十九世纪的氛围的医院，而这就是它的有趣之处。 过去半世纪左右的时间里，医生与病人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如果你去读十九世纪前半叶的文学作品，你会发现医院普遍被视为如同监狱一样的地方，而且还是老式的地牢监狱。医院就是充斥着肮脏、折磨和死亡的地方，就像是陵墓的前厅。不到万念俱灰的地步，没有人会想进这么一个地方治病。特别是在上世纪初叶，那时候医学比以前更加大胆，但疗效却没有取得进展，普通人对医生这个行业十分害怕敬畏，特别是外科手术，它被视为令人毛骨悚然的施虐行为，而解剖得在掘墓人的帮助下才能进行，被误会与巫术有关。从十九世纪开始你可以看到以医生和医院为主题诞生了许多恐怖小说。想想老迈可怜的乔治三世，老眼昏花地看到他的医生走近要“给他放血直到他晕倒为止”时，吓得全身颤抖求饶的样子！想想鲍勃·索耶和本杰明·艾伦 (4) 之间的对话，这并不是滑稽搞笑！再想想《沉沦》和《战争与和平》中的战地医院或梅尔维尔的《白大褂》中那幕震撼的截肢描写！甚至连十九世纪的英国小说里那些医生的名字也很有意思：斯拉瑟 (5) 、卡沃尔 (6) 、索耶 (7) 、菲尔格雷夫 (8) 等等，还有那些绰号“锯骨”什么的，既有趣又可怖。反手术的传统或许在丁尼生的诗作《儿童医院》里得到最淋漓尽致的体现。这首诗的创作时间应该是在1880年，却写得好像是在氯仿发明之前的年代。而且，有必要对丁尼生在这首诗里所展现的想法进行讨论。当你想到不施麻醉的手术是什么情状时，很难不对那些想要施行手术的人的动机表示怀疑，因为那些学生所热切期盼的血淋淋的恐怖（“要是斯拉瑟动手的话，肯定酷毙了！”）被承认是没有意义的事情。病人即使没有被吓死也会死于坏疽，而这被视为天经地义。即使到了现在，有些医生的动机还是很值得怀疑。任何疾病缠身或听过学医的人聊天的人都知道我是什么意思。但麻醉剂是一个转折点，而消炎药是另一个转折点。如今世界上大概没有什么地方你会看到像阿克塞尔·曼特 (9) 的《桑·米歇尔的故事》里描写的那种场景了。那个戴着高礼帽、穿着双排扣常礼服的狰狞的外科医生，浆硬的胸衣溅满了鲜血和脓液，用同一把刀宰割了一个接一个的病人，将残肢断臂堆放在手术桌一旁。而且，国家健康保险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把工人阶级的病人当叫花子看待，认为他们不值得关注的观念。在本世纪初的好些年里，那些大医院里“不付钱”的病人不施麻醉就被拔牙仍是很普遍的现象。他们没有给钱，所以他们凭什么能享受麻醉呢——这就是当时人们的看法。这一看法也改变了。 但是，每一个社会制度总是保留着过去的回忆。吉卜林的阴影仍在兵营里流连，走进一间济贫院就会想起《雾都孤儿》。最早的时候，医院是麻风病人和类似的人死在里面的看守所，而且它们一直是医学院实习生通过向穷人的身体开刀掌握医术的地方。你仍然能够从这些阴森恐怖的建筑物中隐约察觉到它们的历史。就我在英国医院所受到的待遇而言，我不会多加抱怨，但我知道人们本能地想尽量远离医院，特别是远离公共病房。无论法律是怎么规定的，无疑你对治疗自己的方式并没有多少控制，你更加无法肯定他们不会在你身上进行无聊的试验，尤其是当你只能“要么照规矩做，要么出院”时。能死在自己家里的床上是一桩福气，要能死于忙碌就更好了。无论医院有多么关怀病人，效率有多高，每间医院的死亡事故都会有某个残酷肮脏的细节，这个忙碌、拥挤而且没有人情味的地方每天都会有人死在陌生人的面前，总会有什么事情小得难以启齿，却又留下极其痛苦的回忆。 那些赤贫的人或许仍然对医院怀有恐惧，在我们所有人身上，这一恐惧直到最近才消失。它是我们的意识表层下的阴暗一角。前面我说过，当我走进第十医院的病房时，我有一种奇怪的、熟悉的感觉。当然，里面的情景让我想起了十九世纪的恶臭熏天、充满痛苦的医院，虽然我从未亲眼目睹过，但我耳熟能详。有什么事情，或许是那个穿着黑大褂拎着脏兮兮的黑包的医生，或许只是那股恶心的味道，勾起我对丁尼生的那首诗《儿童病院》的回忆，这首诗我已经有二十年没有想起过。碰巧的是，在我童年时有一个病恹恹的护士大声地念这首诗给我听，她的工作生涯应该就是丁尼生写这首诗的时候。对她来说旧式医院的恐怖和折磨仍历历在目。读着这首诗时我们都不寒而栗，然后我似乎把它给忘了。就连它的名字似乎也无法让我想起什么。但是，第一眼看到那间昏暗的、嗡嗡作响的床铺紧挨着的病房时，那段思绪突然间被勾起了，然后到了第二天晚上，我发现自己记起了那首诗的内容和氛围，许多行诗都记得完完整整。 (1) 刊于1946年11月6日《现在》。 (2) 由法国科学家热内·安托内·弗查特·列奥米尔（René Antoine Ferchault Réaumur, 1683—1757）设立的温度体系，以标准大气压下水的冰点为0度，沸点为80度。 (3) 指莎拉·甘普（Sarah Gamp），狄更斯作品《马丁·崔述伟》中的一位护士，工作马虎邋遢，总是酗酒。 (4) 鲍勃·索耶与本杰明·艾伦，《匹克威克外传》中的一对医生。 (5) 斯拉瑟（Slasher）的英文原意是断木机。 (6) 卡沃尔（Carver）的英文原意是切肉机。 (7) 索耶（Sawyer）的英文原意是锯木机。 (8) 菲尔格雷夫（Fillgrave）的英文原意是填坟。 (9) 阿克塞尔·马丁·弗雷德里克·曼特（Axel Martin Fredrik Munthe, 1857—1949），瑞典内科医生、精神病医生，曾撰写自传性作品《桑·米歇尔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