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杂文全集（下） 政治宣传和通俗的演讲 (1) 1938年底我离开英国去摩洛哥，我的村子里（离伦敦不足五十英里）有人想知道去那里需不需要渡海。1940年，韦维尔将军进行非洲战役时，我发现我平时去买东西的老板娘以为昔兰尼加在意大利。一两年前我的一个朋友应“本土辅助服务团” (2) 之邀为美英加澳联军做讲座，他进行了一个试验，询问他们几个通识性的问题，在他收集到的答案中有：一、下议院只有六名议员，二、新加坡是印度的首都。我还可以举出很多类似的例子，如果这么做有意义的话。我提到这三个例子，只是想预先让英国人知道自己的愚昧无知，任何针对公众的演讲或文字宣传都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然而，当你钻研政府的宣传材料和白皮书，或报纸上的社论，或政治家的演讲和广播，或任何政党的宣传手册和宣言时，你总是会惊讶地发现它们根本不贴近群众。它们不仅自命正确并自以为有必要这么做，而且似乎是出于本能地避免清晰和流行的日常语言。那些政府的发言人尽说一些毫无生机的言语（典型的语句有：“in due course”［在适当的时候］、“leave no stone unturned”［千方百计］、“take the earliest opportunity”［抢占先机］、“the answer is in the affirmative”［回答是肯定的］），这些都太熟悉了，不值得去进行详细的论述。报纸上的社论要么用的就是这种语言，要么就是在进行虚张声势的夸大其词，还喜欢用一些古老的词语（“peril”［危难］、“valour”［勇猛］、“might”［力量］、“foe”［寇仇］、“succor”［拯救］、“vengeance”［复仇］、“dastardly”［怯懦］、“rampart”［壁垒］、“bulwark”［保障］、“bastion”［屏障］），没有哪个平常人会想到去用这些词语。左翼政党专门使用一种杂烩式的词汇，由最最别扭的翻译过来的俄语或德语词汇构成。就连指导人们在某种情况下该做些什么的海报、宣传单和广播也经常未能收到效果。比方说，在伦敦遭受第一波空袭期间，许多人不知道哪一种响声表示警报，哪一种响声表示情况安全。几个月后或几年后去看空袭警报的海报才发现，上面将警报描述为“鸟鸣般的调子”，这个指示根本没有意义，因为空袭警报不会鸟鸣，没有几个人明白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 当理查德·阿克兰爵士在战争最初的几个月撰写一份致政府的宣言时，他召集了一帮《大众观察报》的人想了解普通市民是否明白那些经常出现的政治术语的意思。最不可思议的误解发生了。比方说，大部分人不知道“不道德”除了指在性关系上不道德之外还有别的意思。有一个人以为“运动”与便秘有关。在任何酒吧看到广播演讲和新闻报道根本无法让听众有任何触动实在是糟糕的经历，因为它们用的都是文绉绉的语言，而且还带着上流社会的口音。在敦刻尔克事件发生时，我在一间酒吧里看到一群挖土工人正在吃着面包和奶酪，这时一点钟新闻开始播放。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他们继续漠然地吃着东西。然后，有那么一会儿播放起某个士兵被拉上船后所说的话，那个播音员改说起了日常口语，“不管怎样，这一趟我学会了游泳。”你立刻看到那些挖土工人竖起了耳朵，那是日常的语言，因此他们听明白了。几个星期后，在意大利参战的第二天，达夫·库珀 (3) 宣布墨索里尼的鲁莽行动将“让意大利出名的废墟多增加几座”。这句话很干脆，而且是真实的预言，但这种语言十个人当中有九个听到后会作何感想呢？这句话换成下里巴人的话会是：“意大利已经因废墟而出名，好嘛，现在将会他妈的多上几座。”但这不是内阁部长说话的方式，至少在公共场合不会这么说。 显然无法唤起强烈情感或口口相传却徒劳无功的口号有：“Deserve Victory”（值得胜利）、“Freedom is in Peril. Defend it with all your Might”（自由正处于危难中，用你所有的力量去捍卫它）、“Socialism the only Solution”（社会主义是唯一的解决办法）、“Expropriate the Expropriators”（剥夺剥削者）、“Austerity”（厉行节约）、“Evolution not Revolution”（要改革不要革命）、“Peace is Indivisible”（和平不可分割）。而朗朗上口的口号有“Hands off Russia”（不插手俄罗斯事务）、“Make Germany Pay”（让德国赔偿）、“Stop Hitler”（阻止希特勒）、“No Stomach Taxes”（不征口粮税）、“Buy A Spitfire”（买一架喷火战斗机 (4) ）、“Votes for Women”（女性要投票）。介乎两者之间的口号有“Go to It”（投身战场）、“Dig for Victory”（寻求胜利）、“It all depends on me”（匹夫有责）和丘吉尔的一些言论，如“the end of the beginning”（开始的结束）、“soft underbelly”（柔弱的下腹）、“blood, toil, tear and sweat”（鲜血、辛劳、泪水和汗水）和“never was so much owed by so many to so few”（从未有如此之少的人为如此之多的人作出如此之大的牺牲）。（有意思的是，最后这番话一直被口口相传，而那句书面化的“in the field of human conflict”［在人类争斗的战场上］已经被遗忘了。）有一件事你必须考虑在内，那就是几乎所有的英国人都不喜欢自负的、夸大其词的言辞。“绝不能让他们通过”和“宁愿站而死，不愿跪而生”这样的口号让欧洲大陆国家觉得很感动，但对于英国人来说却显得有点尴尬，特别是英国的工人。但宣传工作者和普及者的主要缺点在于，他们没有发现英语的口语和书面语是两码事。 前不久我撰文抗议马克思主义者的行话，它使用了类似“客观上反革命的左翼异端”这样的语句。我从奋斗了一辈子的社会主义者那里收到了愤慨的来信，他们告诉我，我在“诬蔑无产阶级的语言”。哈罗德·拉斯基教授怀着同样的感情，在他的新书《信仰、理性和文明》中撰写了一段长文，攻讦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先生，指责他“只为一小部分人写作”。如今艾略特是我们这个时代为数不多的严肃地尝试以英语口语进行创造的作家。像这样的诗句： 没有人来，没有人走， 但他收走牛奶，付了房租。 在文字上几乎与口语没什么两样。另一方面，这里有一则拉斯基本人写的典型文句： “大体上，我们的系统是政治领域的民主 （ 它本身是我们的历史一个非常新的产物 ） 和一个寡头组织的经济强权 （ 它仍然带有某些贵族体制的残余，仍然深刻地影响着我们这个社会的习惯 ） ，是二者之间的妥协产物。” 顺便提一下，这句话出自一份重印的演讲稿，因此，你可以设想拉斯基教授就站在演讲台上说出那番话，包括括号里的内容。显然，能以这么一种方式说话或写作的人已经忘记了日常语言是什么样子的。但比起我能从拉斯基教授的作品中找到的其它篇章，这根本算不了什么，比起共产主义文学更算不了什么，而比起托洛茨基分子的宣传册则根本不足为道。事实上，通过阅读左翼报刊，你会得出这么一个印象：越是高喊“无产阶级”的人，越是鄙视它的语言。 我已经提到英语的口语和书面语是两码事。这种区别存在于所有的语言中，但或许在英语中的区别是最大的。英语的口语用的尽是些俗语，能缩略表达就缩略表达，而且各个社会阶层的人都不重视语法和句法。只有极少数英国人会在进行即兴演讲的时候去构思一个句子。最重要的是，英语拥有庞大的词汇，有好几千个词语人们会用于写作，但不会真的用于口语；而且还有几千个词语其实已经被抛弃了，却被那些想显摆的人拿出来用。如果你能记住这一点，你就可以想出如何能让宣传的内容，无论是口头材料还是文字材料，被目标群体所接受。 就文字而言，一个人能够做的就是简单化的过程。第一步——任何社会调查机构花上几百或几千英镑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就是找出政治家习惯用的那些抽象词语有哪些真的是大众所理解的。如果像“无原则地违背已经宣誓的承诺”或“对民主的基本原则的潜在威胁”这样的语句对于普通人来说根本没有意义，那还使用它们就是愚蠢之举。其次，在创作过程中，你要经常想着口头的词语。要写出真正的英语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待会儿我会进行说明。但如果你习惯于对自己说：“我能不能把它给写得简单一点呢？我能不能把它变得更像是在说话呢？”你就不会写出像上面我所引用的拉斯基教授的那句话，你也不会用“eliminate”（消灭）表示“kill”（杀掉），或用“static water”（无压水箱）表示“fire tank”（消防水箱）。 但是，口头宣传有着更大的改善空间。而这就引发了以英语口语进行创作的问题。演讲、广播、讲座，甚至布道通常都是事先写好草稿。最具煽动力的演讲家，像希特勒或劳合·乔治，经常进行即兴演讲，但他们是非常罕见的个体。基本上——你可以去海德公园的角落里听演讲印证这一点——那些所谓的即兴演说家只是翻来覆去地老调重弹。或许他所做的演讲已经讲过几十遍了。只有少数天赋异禀的演说家能做到简洁而明智，而就连嘴巴最笨拙的人在平时对话时也能做到这一点。在广播时很少有人会尝试去即兴而谈。除了少数几个节目如《智囊团》 (5) 之外——这个节目是事先精心排练过的——出自英国广播电台节目的每个字都得写在稿子上，而且得严格念稿。这不仅是因为内容审查制度在起作用，而且是因为许多播音员没有稿子照着念的话就会在麦克风前卡壳。结果就是，说出来的那些沉重无趣、书呆子气十足的套话使得大部分听收音机的人在谈话节目一宣布开始的时候就换台。有人或许会想，你能通过口述听写而不是写作的方式去更加接近口语表达，但事实上情况正好相反。口述听写对于一个人来说总是会让他觉得不自在。一个人的本能是避免长时间的停顿，因此，他就会抓住英语里那些普遍的现成语句和僵死陈腐的比喻不放（“ring the change on”［老调重弹］、“ride rough-shod over”［践踏蹂躏］、“cross sword with”［交锋］、“take up the cudgels for”［仗剑而起］）。比起写好的稿子，口述的稿子更加死气沉沉。显然，我们需要的是某种将日常、随意、口头化的英语搬到纸上的方式。 但这种事情可以做到吗？我认为是可以的，而且方法很简单，但据我所知还从来没有人尝试过。是这样的：安排一个做好了充分准备的播音员在麦克风跟前，让他就着任何主题说话，滔滔不绝也行，断断续续也行。让十几位播音员这么做，每次都进行录音。再让三四个人进行几段对话。然后播放录音，让一位速记员将内容记录下来：不是以通常那种缩写简化的方式去记录，而是逐字逐字地记录，并加上合适的标点符号。然后你就会得到英语口语的真正素材——我相信这会是你的第一次。或许它们不像一本书或一则新闻报道那样具有可读性，但英语口语本来就不是拿来读的，它是拿来听的。我相信你可以从这些素材中归纳出英语口语的规律，找出它与英语书面语之间的区别。当以英语口语进行写作变得可行时，那些得事先将讲稿写下来的播音员或讲述者就可以让它比目前的形式更加自然，更加贴近口语了。 当然，通俗的演讲并不仅仅只是使用市井俚语和避免使用不好理解的词语。口音也是一个问题。似乎在现代英语中，“受过教育”的上流阶级口音对于任何面对大众的播音员来说肯定是致命的。最近那些富于感染力的播音员要么操一口伦敦土腔，要么操的是地方口音。1940年普雷斯利的广播节目办得很成功，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他说话带着约克郡口音，或许他在广播时故意作了一些夸张。似乎只有丘吉尔是一个例外。他年纪太大了，没有沾染上当代的“受过教育”的口音，说的是一口爱德华时代上流阶级的腔调，在普罗大众听来就像是伦敦土腔。“受过教育”的口音是英国广播电台播音员模仿的对象，除了让说英语的外国人能容易听懂之外便一无是处。在英国，认为这一口音听起来很自然的那一小撮人并不是特别钟爱它，而另外四分之三的人口听到它则会立刻勾起阶级仇恨。值得注意的还有，当一个名字的发音有疑惑时，成功的播音员会坚持工人阶级的发音，即使他们知道那是错的。比方说，丘吉尔就把“纳粹”和“盖世太保”给念错了，因为人民群众一直都把它们给念错了。在上一场战争中，劳合·乔治把德皇的头衔“恺撒”念成了“恺瑟”，因为老百姓们就是这么念的。 在这场战争的早些时候，政府很难让老百姓们去领取他们的票据簿。在议会选举时，即使有了现代化的登记方式也经常只有不到一半的选民去投票。像这些事情就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思想之间存在着巨大鸿沟的表现。但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正如我们从记者们对选举结果的预测中可以了解到的，他们根本不知道公众在想些什么。革命宣传根本没有收到任何效果。整个国家的教堂都是空荡荡的。尝试去理解普通老百姓在想什么，而不是假定他们拥有应该拥有的想法，这个理念很陌生，而且不受欢迎。左翼和右翼都对社会调查发起了恶毒的攻讦。但通过某种方式去了解公众舆论显然是现代政府必须要去做的事情，作为一个民主国家而不是一个极权国家，更是需要这么做。这意味着和普通老百姓沟通时要说他们能够理解和回应的话。 目前，政治宣传似乎只有在群众刚好也心有同感的时候才会获得成功。举一个例子，在当前这场战争中，政府几乎没有做什么事情去维持士气，它只是在支取现有的善意储备。所有的政党都没办法引起公众对非常重要的问题的关注——单举一个例子，印度问题。但或许终有一天我们将会有一个真正民主的政府，这个政府愿意告诉人民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接下来必须去做什么事情，需要作出什么牺牲，为什么要这么做。它需要有这么做的机制，而第一要务就是合适的词语和合适的语气。当你提出去了解普通人的想法，并根据这些想法去接近他们时，要么你会被斥责为一个想要“以高人一等的口气”与群众对话的势利的知识分子，要么你会被怀疑密谋成立英国的“盖世太保”，这一事实表明我们对民主的理解仍然懒洋洋地停留在十九世纪的层面。 (1) 刊于1944年2月《信念报》夏季刊第二期。 (2) 本土辅助服务团（the Auxiliary Territorial Service, 1938—1949），隶属英国陆军的妇女拥军组织，其使命是组织英国妇女在英国的男子奉命入伍时从事后勤服务工作，维持社会稳定。 (3) 阿尔弗雷德·达夫·库珀（Alfred Duff Cooper, 1890—1954），英国保守党政治家、外交家，曾担任英国驻法大使。 (4) 喷火战斗机（Spitfire），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主力战斗机，由超级马林公司（Supermarin）设计，劳斯莱斯公司（Rolls Royce）设计发动机。 (5) 《智囊团》（ the Brain Trusts ），由英国广播电台的讨论节目，于1941年1月开始播放，西里尔·乔德是该节目的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