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杂文全集（下） 文学与左派 (1) “当一个真正的天才来到这个世界时，从这个绝对可靠的迹象你就会知道他：所有的笨蛋都在和他作对。”乔纳森·斯威夫特在《尤利西斯》出版的200年前如是写道。 如果你查阅任何一本运动手册或年册，你会发现许多篇幅用于讲述猎狐和猎兔，但没有关于追捕高雅的知识分子的只言片语。但比起任何其它事情，这是最具有英国特色的消遣，一年四季穷人和富人都可以参与，不受阶级情感或政治党争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对待“高雅的知识分子”——那些进行技巧实验的作家和画家——左派的态度并不比右派更加友好。不仅在《工人日报》和《潘趣》里，“高雅”几乎就是一个贬义词，而且马克思教条主义者针对的人正是那些在作品中展现出原创性和成就传世之作的作家。我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但让我印象深刻的名字是乔伊斯、叶芝、劳伦斯和艾略特。和吉卜林一样，艾略特是备受左翼报刊不假思索、马虎敷衍地鞭笞批判的作家——而且那些书评家在几年前还为业已被遗忘的左翼书社的杰出作品而欣喜若狂。 如果你询问一个“优秀党员”（这一点几乎适用于任何左翼政党）他基于什么而反对艾略特，你会得到这么一个答案：艾略特是一位反动作家（他自称是保皇派，信奉英国国教等等），而且他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没有接触，因此，他就是一个蹩脚的作家。在这番言论里隐藏着半有意识半无意识的错乱观念，几乎所有政治性的文学批评都深受其害。 不认同一位作家的政治立场是一回事，不喜欢他，因为他迫使你进行思考则是另一回事，不一定与第一点相矛盾。但当你开始谈论“优秀”或“蹩脚”作家时，你是在心照不宣地诉诸文学传统，也就是说，应用了一套完全不同的价值。因为，到底什么样的人才是“优秀”作家呢？莎士比亚是“优秀”作家吗？大部分人会表示同意。但即使以他的时代的标准去衡量，莎士比亚也或许有反动倾向，而且他是一位晦涩难懂的作家，很难相信人民群众能理解他的作品。那么，为什么大家会认为艾略特够不上是一位“优秀”作家呢？就因为他是信奉英国国教的保皇派，而且引用拉丁文的内容吗？ 左翼文学批评强调主题的重要性，这一点并没有错。考虑到我们所生活的年代，要求文学的第一要务是进行政治宣传这个看法或许没有错。它错就错在表面上进行文学批评，实际上为政治服务。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有哪个共产主义者敢公开宣称托洛茨基的文笔比斯大林好呢？当然，他的文笔确实更好。说出“某某人是一位有才华的作家，但他是一个政敌，我将尽最大的努力让他保持沉默”这番话并没有危害。就算你用冲锋枪逼着他保持沉默，这种行径其实并不是反智的罪行。致命的罪行是说“某某某是一个政敌，因此他就是一个蹩脚的作家”。如果有人说这种事情不曾发生过，我只需要回答，去看看左翼报刊的文学版块，从《新闻纪实报》到《劳工月报》，看看你读到的都是些什么东西。 我们无从了解社会主义运动与文坛知识分子之间的决裂造成了怎样的损失，但它已经和他们疏远了，一部分原因是将宣传手册和文学混为一谈，一部分原因是它没有为人道主义文化留下容身之地。一位作家能像其他人一样投票给工党，但他很难以作家的身份去参与社会主义运动。那些书呆子气十足的教条主义者与务实的政客都会因为他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鄙视他，并且不会错失时机让他知道这一点。他们对待他的作品的态度和一个打高尔夫的股票经纪没什么两样。政治家粗鄙无文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就像乔治·麦考利·特里维廉 (2) 所说的，“在十七世纪，议员引用的是《圣经》，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引用的是经典作品，到了二十世纪，他们什么也说不出来”——它的推论就是作家们在文学上的无所作为。在上一场战争后的那几年里，最好的英国作家都有反动倾向，但大部分人都没有直接参与政治。到了大约1930年，继他们之后是一代努力想积极投身左翼运动的作家。有一部分人加入了共产党，在里面得到的待遇和他们加入保守党没什么两样。也就是，他们一开始时得到了资助，但也被猜疑，然后，当他们被发现不愿意或不能将自己变成留声机唱片时，他们被弃之如敝屣。大部分人回归个人主义。无疑，他们仍然会投票给工党，但他们的才华在这场运动中荒废了。然后——经过更加狰狞的演变——在他们之后出现了新一代的作家，他们并非全然与政治隔绝，但从一开始就独立于社会主义运动之外。在那些非常年轻刚刚崭露头角的作家里，最有才华的是和平主义者，有几个甚至有法西斯主义倾向。在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人对社会主义的理念感兴趣。与法西斯主义进行的十年斗争对他们来说似乎既毫无意义又无趣，而且他们直白地说出了这一点。你可以有好几个理由解释这一点，但左翼人士对待“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轻蔑态度有可能是原因之一。 吉尔伯特·穆雷 (3) 曾在某处说过，他曾经为一个社会主义辩论社进行关于莎士比亚的讲座。最后他像往常一样请听众提问，唯一的问题就是：“莎士比亚是资本家吗？”这个故事让人觉得沮丧的是，很有可能真有其事。从它所隐含的意味出发，你或许会隐约了解到，为什么塞林会写出《我应负的责任》而奥登正在美国进行自我反思。 (1) 刊于1943年6月4日《论坛报》。 (2) 乔治·麦考利·特里维廉（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 1876—1962），英国历史学家，代表作有《斯图亚特王朝治下的英国》、《一位历史学家的消遣》等。 (3) 乔治·吉尔伯特·穆雷（George Gilbert Murray, 1866—1957），英国古典学家，精研古希腊文化，代表作有《古希腊文学解析》、《古希腊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