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杂文全集（下） 重新发现欧洲 (1) 我小时候学过历史——当然，学得很糟糕，几乎每个英国人历史都学得很糟糕——我总是以为历史就是一幅长长的卷轴，每一段的中间划了黑色的粗线。这些黑线标志着那些所谓的“时代”的结束，你会以为后来所发生的事情和之前所发生的有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几乎就像时钟在报时。比方说，在公元1499年你还处于中世纪，骑士们身披铠甲拿着长矛彼此间骑马决斗，然后突然间时钟敲响了公元1500年，你来到了所谓的“文艺复兴时期”，每个人都穿着飞边紧身上衣，忙着洗劫美洲西班牙殖民地的运送财宝的船只。在公元1700年上面也画着一根非常粗的黑线。在那之后就是十八世纪，人们突然间不再是骑士党和圆颅党了，而是变成了格外优雅的绅士，穿戴着及膝马裤和三角帽。他们在头发上洒粉，抽着鼻烟，说着高度平衡但似乎更加呆板的句子，因为出于某种我没办法理解的原因他们总要把S音念成F音。整部历史在我的脑海里就是那样的——这一系列完全不同的时期在世纪末或某个规定好的日期突然发生剧变。 事实上，这些剧变并没有发生，无论是政治上、行为举止上还是文学作品上都是这样。每一个时代都延伸到下一个时代——情况只能是这样，因为在每一个时代的间隔都生活着不计其数的人。但是，像时代这种东西确实存在。比方说，我们感觉到我们自己的时代与维多利亚早期就有着非常深刻的差异，而如果你突然把一位十八世纪的怀疑论者像吉本带回中世纪，他会觉得自己置身于一群蛮夷之中。时不时地会有什么事情发生——这无疑最终得追溯到工业技术的变革，但它们之间的联系有时候并不明显——整个精神面貌和生活节奏都改变了，人们获得了新的思想，而这体现在政治行为、礼仪、建筑、文学作品和其它的一切上。比方说，今天没有人能写出像格雷 (2) 的《乡村墓地的挽歌》那样一首诗，也没有人能在格雷的时代写出莎士比亚的抒情诗。这些作品属于不同的时期。当然，尽管那些划在历史篇章上的黑线只是想象出来的，有时候转变是很迅速的，有时候迅速到可以给出一个相当确切的时间。你可以说：“在某某某某年，某某某某文学风格开始了。”这个说法并不会过于简单化。如果有人问我现代文学的开始时间——我们仍然将其称为“现代”表明这个时期还没有结束——我会说是在1917年，那一年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发表了他的诗作《普鲁弗洛克》。这个时间的误差不会大于5年。可以肯定的是，大约在上一场战争结束时文学氛围发生了改变，典型的作家变成了完全不同的人，接下来的时期最好的作品似乎和在四五年前最好的作品是属于两个世界的事物。 为了说明我的意思，我要你在脑海里比较两首彼此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但能够进行比较的诗，因为它们都是各自时代的典型作品。比方说，拿艾略特早期的标志性诗作和1914年之前最受推崇的英国诗人鲁伯特·布鲁克的诗作进行比较。或许布鲁克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他在战争早期所写的爱国诗。一首写得不错的十四行诗开头是这样的，“ 如果我得死的话，只需要想起我这一点：在一块异邦的土地上，有一角永远是英国的。 ”我们再来对照着读艾略特的《力士斯温尼》中的一首诗，例如，《夜莺间的斯温尼》——你知道的，“ 风暴肆虐的月亮盘旋向西，朝普拉特河而去 ”。正如我所说的，这两首诗在主题上或其它方面上并没有联系，但可以对它们进行比较，因为它们都是各自时代的代表，在当时被认为是好诗。第二首到现在似乎仍是一首好诗。 这两首诗不仅在文字技巧上，而且在整体精神、暗示的生命观和思想上完全不同。一个是接受公学和大学教育，满怀热情为国捐躯，满脑子想的是英文诗句、野玫瑰和其它事物的年轻英国男子，另一个是倦怠的、在巴黎的拉丁区某间肮脏的餐馆里看到永恒的美国城市人，这两人之间横亘着巨大的鸿沟。或许这是个体之间的差异，但重要的是，当你同时阅读两个时期的典型作家的作品并进行对比时，你总是会遇到相同的差异。小说家的情况和诗人一样——比方说，一边是乔伊斯、劳伦斯、赫胥黎和温德汉姆·刘易斯，另一边则是威尔斯、本涅特 (3) 和高斯华绥。新派作家没有老派作家那么多产，他们更加一丝不苟，对技巧更感兴趣，没有那么自信，大体上对生活的态度不那么乐观。但除此之外，你还会一直觉得他们的知识和美学背景是不同的，就像你拿一位十九世纪的法国作家如福楼拜和一位十九世纪的英国作家如狄更斯进行比较时一样。福楼拜似乎比狄更斯要复杂得多，但这并不表示因此他是一位更优秀的作家。但请让我回顾一下历史，看看1914年前英国文学是怎样一番情景。 那时候的巨匠是托马斯·哈代 (4) ——不过在此之前他已经封笔不写小说了——还有萧伯纳、威尔斯、吉卜林、本涅特、高斯华绥和一个有点另类的作家——他不是英国人，而是选择以英语写作的波兰人——约瑟夫·康拉德。还有阿尔弗雷德·爱德华·豪斯曼（《西洛普郡的少年》）和几位乔治时代的诗人、鲁伯特·布鲁克和其它作家。还有不计其数的喜剧作家——詹姆斯·巴利 (5) 、威廉·魏马克·雅各布斯 (6) 、巴里·佩恩 (7) 和其他许多人。如果你读过我刚刚提到的所有作家，你会对1914年前英国人的思想形成相当正确的认识。那时候还有其它的文学潮流，比方说有许多爱尔兰作家，文风大不一样，和我们这个时代更加接近，还有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 (8) ，但主流文学是我上面提到的那些。但像萧伯纳和阿尔弗莱德·爱德华·豪斯曼或托马斯·哈代和赫伯特·乔治·威尔斯这些区别非常大的作家之间有什么共通之处呢？我认为关于那个时代的几乎所有英国作家的基本事实就是他们对当时英国之外的事情完全没有察觉。他们当中有的更加优秀，有的有政治觉悟，有的没有政治觉悟，但他们都没有受到欧洲的影响。就连像本涅特和高斯华绥这样的小说家也不例外，他们只是从法国或俄国借鉴了流于表面的模式。所有这些作家都是出身于普通的、体面的英国中产阶级，心里认定这种生活将会永远进行下去，变得越来越人性化和开明。他们当中有的看法比较悲观，比如说哈迪和豪斯曼。但他们至少都相信如果可能实现的话，所谓的进步是值得追求的。而且——有一件事情总是与审美意识的缺乏一同出现——他们对历史，或者说，对久远的历史不感兴趣。那个时代的作家很少有人拥有我们现在所认为的历史意识。就连托马斯·哈代在尝试创作一部以拿破仑战争为背景的宏伟诗剧时——名字叫《列王》——他的世界观纯粹是爱国主义课本的视角。更有甚者，他们在美学上对历史根本不感兴趣。比方说，阿诺德·本涅特写了许多文学批评，显然十九世纪之前的书在他眼里根本没有任何优点。事实上，他只对和他同时代的作家感兴趣。对于萧伯纳来说，历史只是一团混沌，应该以进步、卫生、效率和其它名义将其扫到一边。虽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后来准备创作一部世界史，他看待历史时那种惊诧而厌恶的态度却像一个文明人看待食人族部落一样。所有这些人，无论他们喜不喜欢他们自己的时代，至少都认为它要比以前的时代更加优越，将自己的时代的文学标准视为天经地义的事情。萧伯纳对莎士比亚发起批判，而真正的指控就是莎士比亚不是费边社的一个受到启蒙的成员——而这当然是真的——如果有人告诉这些作家紧随他们之后的新一代作家会模仿十六和十七世纪的英国诗人、十九世纪中期的法国诗人和中世纪的哲学家，他们会认为这是非常浅薄的文学思想。 但现在看看那些在上一场战争之后随即开始崭露头角的作家——当然，他们当中有些人很早就开始创作：乔伊斯、艾略特、庞德、赫胥黎、劳伦斯、温德汉姆·刘易斯，你对他们的第一印象是，和老一辈作家们比起来——就连劳伦斯也是如此——有什么东西被戳破了。首先，进步这个观念被抛到九霄云外。他们不再相信进步会发生或应该发生。他们不再相信人类社会通过降低死亡率、更有效的生育控制手段、更好的排水系统、更多的飞机和更快的汽车就能变得更加美好。从戴维·赫伯特·劳伦斯描写古代的伊特鲁里亚人开始，他们当中几乎每个人都缅怀久远的历史，或过去的某一时期。他们都在政治上持反动观点，或对政治漠不关心。他们根本不在乎他们的前辈所重视的修修补补的改革，例如女权运动、温和的改革、生育控制或禁止虐待动物。比起上一代的作家，他们对基督教会的态度更加友好，至少没有那么敌对。他们当中几乎所有人都比浪漫主义复兴时期 (9) 以来的任何英国作家似乎更具有审美意识。 现在，你可以通过个体的例子去理解我所说的这些话，也就是说，对这两个时期的可以作对比的杰出作品进行比较。第一个对比是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短篇小说集《盲人的国度》——这本书收集了许多他的短篇小说——和戴维·赫伯特·劳伦斯的短篇小说进行比较，比方说《英格兰，我的英格兰》和《普鲁士军官》。 这样进行比较是很公平的，因为两位作者都最擅长或很拿手创作短篇小说，而且两个人都表达了一种对他那一代的青年人影响深远的新的生命观。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故事的终极主题首先是科学上的探索，还有小市民的势利心态和当时英国生活的悲喜剧，特别是中下阶层的生活。他的主旨，用一个我不喜欢的表达，就是科学可以纠正人性天生的一切弊端，但人却过于盲目，看不到自己能力的可能性。雄心勃勃的乌托邦主题和近乎威廉·魏马克·雅各布斯式的轻喜剧的气氛交替出现，这就是威尔斯的作品的特征。他描写登月和探海之旅，也描写小店主躲避破产和在可怕的势利的城镇努力做好自己本分的故事，而其中的关联是威尔斯对科学的信仰。他一直在说，如果那个小店主能够拥有科学的观念，他就用不着烦恼了。当然，他相信这种事情或许很快就会发生。再多几百万英镑用于科学研究，再多几代人受过科学教育，再多把几个迷信扔到垃圾桶里，就大功告成了。现在，如果你转而去读劳伦斯的故事，你不会发现这种对科学的信仰——要说有什么情感可言的话，那是对科学的敌意——而且你不会发现任何对未来的兴趣，当然也不会是威尔斯所营造的理想化的享乐主义式未来。你甚至不会找到要是那个小店主或某个社会的受害者能接受好一点的教育，情况就会好转这样的观念。你所发现的，是不停地暗示人类在变得文明后就抛弃了自己天赋的权利。劳伦斯几乎所有的作品的终极主题讲述的都是当代人的失败，特别是在英语国度，没办法充实地生活。自然而然地，他首先专注于描写他们的性生活。确实，劳伦斯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围绕着性爱。但是，他并非像某些人所想的那样，是在要求更多的性自由。他对这一点完全没有幻想，而且他痛恨波希米亚知识分子的所谓精致，正如他非常痛恨中产阶层的清教徒主义。他在讲述的，只是现代人没有完满地活着，因为他们的标准太过狭隘，或者根本没有标准。只要他们全身心地活着，他并不太在意他们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体制、政治体制或经济体制下。在他的故事中，他几乎认为现有的社会结构、阶级区别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没有流露出任何迫切想要将其改变的愿望。他所要求的，是人应该活得更简单一些，更加贴近大地，对植物、火焰、流水、性爱、血液这些神奇的事物多一些感觉，但他们生活在赛璐珞和混凝土的世界里，留声机一直在播放。在他的想象中——他很可能想错了——野蛮人或原始人比文明人活得更加充实，他塑造了一个神秘的角色，与高贵的野蛮人颇为相似。最后，他把这些优秀的品质投射在伊特鲁里亚人身上，他们是在古罗马时代之前生活在意大利北部的人，事实上我们对他们一无所知。在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看来，所有这些放弃科学和进步，回归原始的愿望纯粹只是异端思想和胡说八道。但是，你必须承认，无论劳伦斯的生活观是真实抑或扭曲，相对于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科学崇拜或像萧伯纳之流的费边社作家所推崇的那种肤浅的进步主义，那至少是一种进步，其意义在于它达到了另一种态度的水平，并将其看透。在部分程度上，这是1914年至1918年那场战争造成的，它成功地将科学、进步和文明人的面具揭穿。进步最终演变成了历史上最大的屠杀。科学制造出了轰炸机和毒气，文明人到头来在关键时刻可以比任何野人行为更加卑劣。但即使1914年至1918年那场战争没有发生，劳伦斯也一样对现代机器文明感到不满。 现在我将进行另一个比较，对象是詹姆斯·乔伊斯的巨作《尤利西斯》和约翰·高斯华绥的长篇系列小说《福尔赛世家》。这一次的比较不是很公平，事实上，是拿一本优秀的作品和一本蹩脚的作品进行比较，而且在时间上也不是很对，因为《福尔赛世家》的后半部分成书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但人们可能记住的那几个部分是在1910年前后写成的，而且在我看来，这一比较是恰当的，因为乔伊斯和高斯华绥都在努力以一本书作为一张巨大的画布，在上面描绘出一个时代的社会史和精神。《福尔赛世家》或许现在对我们来说谈不上是非常深刻的社会批判，但似乎对同时代的读者来说是这样，从他们对这本书的评论你就能知道这一点。 乔伊斯在1914年到1921年这七年间写出了《尤利西斯》，在战争期间也笔耕不辍。或许他并没有太过在意那场战争，或根本不以为意，靠在意大利和瑞士当语言老师的微薄收入过着清贫的生活。他愿意在贫穷和命运未卜的情况下笔耕七年，将这部伟大作品写下来。但是，是什么那么重要需要迫切表达呢？《尤利西斯》有几个章节不是很好懂，但整本书留给你两大印象。第一个是乔伊斯对文字技巧的兴趣达到了痴迷的程度。这是现代文学的主要特征之一，不过这一特征正渐渐式微。在造型艺术领域也有同样的发展，画家，甚至雕塑家们更感兴趣的是他们创作的材料、画作的笔触，而不是作品的设计，更不是它的主题。乔伊斯对用字、字的音韵和意义甚至字在纸面上的样式很着迷，其风格与以前历代的作家根本不同，或许在某种程度上波兰裔英国作家约瑟夫·康拉德与他相似。在乔伊斯身上，你回到了风格化的理念、精致的描写、诗意的描写，或许还有浓墨重彩的篇章。另一方面，像萧伯纳这样的作家会说文字的唯一用处当然就是以尽量简短的方式表达确切的意思。除了对文字技巧的着迷外，《尤利西斯》的另一个主题是机器获得胜利而宗教信仰崩溃之后现代生活的肮脏和毫无意义。乔伊斯——我们要记住，他是爱尔兰人，值得一提的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最好的英语作家中许多并不是英国人——他的文风就像一个失去了信仰的天主教徒，但仍保留着在天主教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所形成的思想框架。尤利西斯是一本篇幅很长的小说，透过一个捉襟见肘的犹太裔旅行推销员的眼睛描述了一天的事件。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激起了轩然大波。乔伊斯被斥责为刻意描写悲惨。但事实上，你仔细考虑一下人类每天的生活是怎样一番情形，就不会觉得他对那一天的事情的肮脏或愚蠢有过火的描写。然而，由始至终你的感觉是乔伊斯无法摆脱的坚定信念：他所描写的整个现代世界在教会的教诲不再可信后失去了意义。他所渴望的宗教信仰是在他之前的两三代人以宗教自由的名义与之抗争的对象。但说到底，这本书的主旨是文字的技巧。它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东拼西凑或拙劣模仿——对从青铜时代的爱尔兰传说到当代新闻报道的模仿。你可以看到，和他那个时代所有典型的作家一样，乔伊斯不是十九世纪英国作家的延续，而是延续自欧洲和更久远的历史。他的一部分思绪留在了青铜时代，另一部分留在中世纪，还有一部分留在了英国的伊丽莎白时代。装上了卫生设施和开上了汽车的二十世纪对他来说并没有特别的吸引力。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高斯华绥的作品《福尔赛世家》，你可以看到它的范围要相对狭窄一些。我已经说过，这不是一个公平的比较，事实上，从严格的文学角度来说，这个比较很荒谬，但两本作品的宗旨都是描绘当时社会的全景，在这个意义上是可以进行比较的。高斯华绥的突出特点是，虽然他尝试当一个打破传统的人，但他根本无法让他的思想摆脱他所抨击的富有的资产阶级社会。他接受了那个社会所有的价值观，认为它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只是略作更改。他所感受到的就是，人类有点不太人道，有点太热衷于金钱，没有足够敏锐的美感。当他开始描绘他心目中的理想类型的人时，画出来的只不过是一个有教养和人道主义色彩的中上阶层食利者，在当时，那种人经常到意大利的画廊流连，积极投身反虐待动物团体。高斯华绥并不是出自真心厌恶他所抨击的社会这一事实让你了解到他的缺陷，那就是：他与当时英国社会之外的事情完全没有接触。他或许认为自己不喜欢这个社会，但他是其中的一部分。它的金钱、安全以及使英国独立于欧洲之外的舰队对他来说太重要了。在内心深处他鄙夷外国人，就像曼彻斯特任何一个没有文化的商人鄙夷外国人一样。当你阅读乔伊斯或艾略特甚至劳伦斯时，你会觉得他们了解整个人类社会，能够从他们自己的时间和地点去观察欧洲和历史，但在阅读高斯华绥或任何一位1914年前的标志性的英国作家时你没有这种感觉。 最后再进行一个简短的比较。拿任何一本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乌托邦作品，比方说《现代乌托邦》、《梦境》或《天神一般的人》和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进行比较。差别依然那么明显，一个过于自信，另一个灰心丧气，一个天真地相信进步，另一个出生比较晚，因此能活着看到原先以飞机作为象征的进步其实和反动一样都是骗局。 1914年至1918年那场战争前后的主流作家之所以有着明显的区别，一个明显的解释就是那场战争本身。虽然这种事情迟早都会发生，因为现代物质文明的缺陷迟早都会暴露出来，但那场战争加速了进程，一部分程度上证明文明的矫饰是多么浅薄，另一方面使得英国不再那么繁荣，因此没有那么孤立。1918年之后，你再也不能像在大不列颠统治海洋和市场的时代那样生活在那么一个狭窄而舒适的世界里。过去二十年来恐怖的历史的一个作用就是让许多古代的文学作品变得似乎更加具有现代色彩。希特勒上台后在德国发生的许多事情和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如出一辙。最近我看了莎士比亚的《约翰王》上演——这是我第一次看这出戏，因为它不是经常上演。小时候读到这出戏时，我觉得它很老套，像是从某本历史书里拽出来的，跟我们这个时代毫无关系。当我看到它上演时，那些阴谋和背叛、互不侵犯条约、卖国贼、在战斗中变换阵营等等等等，我觉得那完全是当前的写照。1910年到1920年间文学的发展也是一样。时代的节奏赋予了各式各样的主题以新的现实，这些主题原本在萧伯纳和他的费边社成员将世界变成一个超级花园城市时，似乎显得不合时宜和天真幼稚。复仇、放逐、迫害、种族仇恨、宗教信仰、忠诚、信仰崇拜这些主题突然间似乎又变得真实起来。帖木儿和成吉思汗现在似乎是可信的人物，马基雅弗利似乎成了一位严肃的思想家，而在1910年的时候他们并不是这样。我们摆脱了一潭死水，回到了历史中。我并非盲目崇拜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作家，在他们当中，艾略特和乔伊斯是最重要的名字。他们的追随者必须摆脱他们做过的事情的影响。他们对进步这个肤浅的观念的厌恶驱使他们在政治上步入歧途。例如，庞德在罗马电台大声叫嚣反犹主义言论并非出于偶然。但你必须承认，比起在他们之前的作家，他们的创作更加成熟，而且范围更加广阔。他们打破了笼罩英国将近一个世纪的文化圈子。他们重新建立了与欧洲的联系，带回了对历史的感觉和悲剧的可能性。它是接下来有价值的英语文学的基础，艾略特等人在上一场战争结束那几年所启动的发展，至今还没有结束。 (1) 1942年3月19日刊于《听众》。 (2) 托马斯·格雷（Thomas Gray, 1716—1771），英国诗人，剑桥大学教授，代表作有《挽歌》、《吟游诗人》等。 (3) 阿诺德·本涅特（Arnold Bennett, 1867—1931），英国作家，一战时曾任法国战局情报主任，代表作有《巴比伦大酒店》、《皇宫》等。 (4) 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 1840—1928），英国作家、诗人，代表作有《还乡》、《德伯家的苔丝》、《今昔诗集》等。 (5) 詹姆斯·马修·巴利（James Matthew Barrie, 1860—1937），苏格兰诗人、剧作家，代表作有《小飞侠彼得潘》、《婚礼的客人》等。 (6) 威廉·魏马克·雅各布斯（William Wymark Jacobs, 1863—1943），英国作者，擅于撰写幽默故事，代表作有《驳船上的女士》、《水手的绳结》等。 (7) 巴里·埃里克·奥德尔·佩恩（Barry Eric Odell Pain, 1864—1928），英国作家、记者、诗人，擅长创作幽默故事，代表作有《百重门》、《看不见的影子》等。 (8) 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 143—1916），英国作家，曾在美国出生成长，为美国与英国文化沟通作出很大贡献，代表作有《美国人》、《大使》、《黛西·米勒》等。 (9) 浪漫主义复兴时期（the Romantic Revival），指19世纪初起源于欧洲的艺术、文学和思想发展运动，反思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的理性，回归传统价值观和发扬人文浪漫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