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杂文全集（上） 公园的自由 (1) 几个星期前，五个在海德公园外面卖报纸的人因阻碍交通被警察逮捕。地方法庭判决他们全部有罪，四个被判监禁六个月，一个被判缴纳四十先令的罚金或一个月的监禁。他决定服刑。 除了一般的报纸外，他们还卖《和平新闻报》、《前进报》和《自由报》，还有其它类似的刊物。《和平新闻报》是“和平誓言联盟 (2) ”的喉舌，《自由报》（不久前叫《战争评论报》）是无政府主义者的喉舌，而《前进报》的政治态度很难界定，但大体上是一份极左的报纸。在判决中法官表示，他并不关心卖的是哪些报纸，他只是考虑阻碍交通的事实，而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说，这一违法行为确实发生了。 关于这件事有几个要点。首先，在这个问题上法律是如何规定的？据我所知，在街头卖报纸确实阻碍了交通，尤其当警察找上你，而你没办法搬走的时候更是如此。因此，警察可以随时随地逮捕任何卖晚报的报贩，这是合法的。但显然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因此法律的执行其实取决于警察的判断。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警察抓张三而不抓李四呢？无论法官是如何判决的，我很难相信警察没有出于政治原因而抓人。他们抓的人卖的总是那几份报纸，这未免有点太巧合了。 要是他们还逮捕了卖《真理报》、《碑文报》、《旁观者》甚至《教会时报》 (3) 的人，那他们秉公办事的态度才容易被人相信。 英国警察不像欧洲大陆的宪兵队或盖世太保，但我觉得以前如果有人指责他们对左翼人士很不友好也不为过。大体上，他们与那些他们认为是私有财产制度捍卫者的人站在同一阵线。直到不久前“赤化”和“非法”几乎是同义词，而且，总是卖《工人日报》的人被赶跑或受到警察的侵扰，而那些卖《每日电讯报》的人则安然无恙。即使在工党执政的时候，情况也是一样。 有一件事我很想了解——而这件事我们所知甚少——那就是，政权更替时政府人员的构成发生了什么变化？当政府是由社会主义者执政时，警察仍然认为“社会主义”意味着犯法吗？ 我在想，当工党执政的时候，伦敦警视厅特别部门会发生什么变化呢？军情部门呢？没有人告诉我们，但这一情况表明并没有广泛的内部整顿正在发生。 不过，此次事件的主旨是，那些卖报刊和宣传册的人应不应该受到干涉。而究竟是哪个群体受到针对——无论是和平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还是那些声称希特勒就是耶稣基督的属于基督教改革派的“耶和华见证人”——则是次要的问题。有一点很重要：这些人是在某个特殊的地方被抓的。法律规定不得在海德公园里卖报，但这么多年来报贩们一直在公园门外摆摊设点，一百码外就可以公开地派发文字宣传材料，任何种类的出版物都在那里卖，根本没有人干涉。 英国的言论自由的程度总是被高估了。严格来说英国确实有言论自由，但大部分新闻报刊是由少数人在运作，和政府审查没什么区别。另一方面，言论自由的确有。在讲台上或任何像海德公园那样的规定的露天地方，你可以畅所欲言。或许更重要的是，任何人都可以大胆地在酒吧里或在巴士顶部等地方高声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 问题是，我们所享有的相对自由有赖于民意，法律并没有提供保障。政府制定了法律，但它们是否得到贯彻和警察如何执法都取决于英国的整体气氛。如果有很多人希望有言论自由，那言论自由就可以有，就算法律禁止也必须有。如果民意麻木不仁，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就会遭到指控，就算有法律在保护它们也无济于事。六年前战争爆发时，对于个人自由的渴望并没有像我所预言的那样骤然消沉，但消沉还是发生了。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某些观念如果被宣传出去会造成危险。而知识分子没有把民主式的反对和公然造反分开，使得这种想法流传了开去，结果就是，我们对国外的暴政和不公越来越漠不关心。即使是那些宣称支持言论自由的人，当受迫害的人是他们的敌人时，他们也会装聋作哑。 我不是在说逮捕五个贩卖于众无害的报纸的报贩是一桩严重的罪行。当你目睹当前的世界所发生的种种事情时，像这样一桩小事似乎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但不管怎样，战争已经结束很久了，发生这种事情并不是什么好的征兆。如果这件事和一系列之前的类似事情能够激起轩然大波，而不只是在小报的领域引起一场小小的骚动，我会感觉更开心一些。 (1) 刊于1945年12月7日《论坛报》。 (2) 和平誓言联盟（the Peace Pledge Union），1934年由英国人迪克·谢泼德（Dick Sheppard）倡导建立，是英国二战前重要的反战组织，并帮助了许多西班牙内战的逃亡者和受镇压清洗的犹太人。但和平誓言联盟一度支持绥靖主义，对希特勒的纳粹政府认识不足，赞同英国首相张伯伦的绥靖政策和签署《慕尼黑条约》。 (3) 《真理报》（ Truth ）、《碑文报》（ Tablet ）、《旁观者》（ Spectator ）、《教会时报》（ the Church Times ）都是英国的右翼报纸或英国国教的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