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南欧 城市的符咒 一 第一次来佛罗伦萨时就对一件事深感奇怪，那就是走来走去总也摆脱不了这几个字母：MEDICI。像符咒，像标号，镌在门首，写在墙面，刻在地下，真可谓抬头不见低头见，躲来躲去躲不开。昨天写但丁，就没有躲开。 这是一个家族的名称，中文译法多种多样，我就选用“美第奇”吧。看得出来，现在佛罗伦萨当局并不想张扬这个家族，不愿意把各国旅人纷至沓来的理由归诸一个门户。但是，旅人们只要用心稍细，便能发现要想避讳某种事实十分困难。 全城向旅人开放的几座大教堂中，居然有四座是美第奇家族的家庭礼拜堂；明明说是去参观当年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国政厅，看来看去竟看到了什么“族祖”的画像、“夫人”的房间，原来国政厅就是他们的家。 更惊人的是那家闻名世界的乌菲齐美术馆，据一种显然夸张的说法，西方美术史上最重要的画几乎有一半藏在这里。但是，我们一到五楼的陈列室门口却看到了一圈美第奇家族历代祖先的雕像，一问，整个美术馆原本就是他们家族的事务所，那些画也是他们几世纪来尽力收集的，直到美第奇家族的末代传人安娜·玛丽亚，才捐赠给佛罗伦萨市。 好像也有别的富豪之家想与这个家族一比高下。例如十五世纪佛罗伦萨的银行家皮提（Luca Pitti）曾建造了一所规模浩大的宅院，请来设计的恰恰是与美第奇家族关系密切的设计大师布鲁纳莱斯基，明显要与美第奇家族共分威势。但遗憾的是，皮提家族正由于这座宅院的巨额开支而渐渐败落，这座宅院也就由美第奇家族买下，并成为主要住所。美第奇家族长期住在这里又不更改“皮提宅院”之名，看似照顾了对手的名声，实际上却加倍证明了自己的胜利。 一个家族长久地笼罩一座城市，这不太奇怪，值得注意的是这座城市当时正恰是欧洲文艺复兴的摇篮。难道，像文艺复兴这样一个改变了人类命运的伟大运动，也与这个家族息息相关？答案是肯定的。 因此，我决定，这次在佛罗伦萨要留驻较长时间，仔细研究一下美第奇家族。有关这个家族的文字资料，以前我也读过一些，但在这里，条条街道都是读本，随时都可以遇到老师。我深信这种留驻是值得的，因为这个家族收藏着太多“欧洲的秘密”。 美第奇家族非常富有。祖先原是托斯卡纳的农民，做药商发财，进而开办银行而渐渐成为欧洲最大的银行家。他们在银行中运用从阿拉伯人那里学来的复式簿记法，效率大大提高，金融业务快速发展，还为罗马教会管理财政。十五世纪中后期，这个家族又在政治上统治佛罗伦萨六十年。这六十年，既是佛罗伦萨的黄金时代，又是文艺复兴的黄金时代。 在我看来，美第奇家族对文艺复兴的支持，有三方面的条件，一是巨额资金，二是行政权力，三是鉴识能力，三者缺一不可。 为什么呢？ 第一，文艺复兴雷霆惊人、万人翘首，是由许多作品来撑持的，这些作品不管是壮丽的建筑还是巨幅的壁画，都耗费不菲，远不是艺术家本身所能应付。因此，美第奇家族的资金注入，至关重要； 第二，文艺复兴毕竟又是一场挑战，一系列全新的观念和行为，势必引来广泛反弹，构成对一个个创新者的包围。这就需要权力的保护了，而美第奇家族又正巧具备了这种权力，给很多艺术家一种安全感； 第三，美第奇家族是靠什么来确定资助和保护对象的？靠他们的鉴识能力。这种鉴识能力既包括对古希腊文化的熟知，又包括对新时代文化的敏感。他们通过设立柏拉图学园、雕塑学校和图书馆，从欧洲各地揽集人才，使佛罗伦萨市民的文化水准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这实在难能可贵，因为世界各国历来也会出现一些热衷于艺术的财富集团和权力集团，却每每因鉴识能力低下而贻笑大方。 美第奇家族从这三方面一使劲，在佛罗伦萨造成了一种民众性的文化崇拜。这对一场思想文化运动声势的形成，都极其重要。 在佛罗伦萨大街上我反复自省：为什么自己与美第奇家族无怨无仇，却从一开始就在心理上怀疑他们对文艺复兴的巨大影响呢？这也许与中国的某种传统观念有关。中国的民间艺术家和文人艺术家历来以蔑视权贵为荣，以出入权门为耻；而与他们同时存在的宫廷艺术家，则比较彻底地成了应命的工具，描富吟贵、歌功颂德。这两个极端之间，几乎没有中间地带。我们似乎很难想象当年佛罗伦萨的那些艺术大师，居然没有陷入两个极端中的任何一端，大大方方地出入权门却又未曾成为工具。 美第奇家族总的说来比较尊重创作自由。他们当然也有自己的艺术选择，例如那位著名的罗伦佐·美第奇非常欣赏米开朗琪罗而对达·芬奇却比较漠然，而他的儿子对米开朗琪罗也有点冷漠。但这一些都无改于这个家族对艺术群体的整体护惜。米开朗琪罗十四岁就被这个家族赏识培养，长大后怀着报恩之心为他们做了不少事，也曾支持过市民反抗美第奇家族的斗争，对此美第奇家族也没有怎么为难他。 由美第奇家族联想到，中国古代的显贵、官僚、豪绅，一涉足艺术文化，因此常常奢侈在高墙内，毁弃在隔代间，难于积累成实实在在的社会精神财富，让全民共享。 二 光天化日之下的巨大身躯，必然会带出同样巨大的阴影。我在考察过程中渐渐发现，美第奇家族后来遇到的麻烦，更具有哲学意义。因此，不妨多讲几句。 美第奇家族一开始还比较靠近平民，但一旦掌权就难免与平民对立，这个悖论首先被那位科西莫·美第奇（Cosimo Medici）敏感到了。科西莫当时采取的办法是淡化掌权的名义，强化市民的身份，只在幕后控制政局。 在美第奇家族中可以与科西莫相提并论的是他的孙子罗伦佐（Lorenzo Medici）。罗伦佐当政时年纪还轻，不再采取祖父那种谨慎低调的掌权方式，而是果断勇猛、雄才大略。一四八○年罗马教皇联合那不勒斯威胁佛罗伦萨，罗伦佐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居然只身南行，到那不勒斯谈判，顷刻间化敌为友，成为欧洲外交史上的美谈。 这样一位统治者必然是自信而强势的，市民们一直以他为骄傲，但时间一长，彼此都觉得有点异常。政治便是这样，低调维持平静，强势带来危机，最辉煌的收获季节必然也是多事之秋，聪明的罗伦佐很快就领悟到了这一点。他进退有度，愿意分出更多的时间讨论古希腊哲学，也写了不少伤感的诗，例如，我们可以用中国古诗的风格翻译一首： 灼灼岁序， 恰似晨露。 今朝欢愉， 明日何处？ 罗伦佐遇到过很多对手，而最大的对手却是他统治下的佛罗伦萨市民。市民是善于厌倦的，何况佛罗伦萨已风气初开、思想活跃，很难长时间地皈伏于一个家庭的统治。如果说美第奇家族亲手倡导了这种风气，那么，正是这种风气要反过来质疑这个家族。 我在市中心著名的老桥上方，看到一种奇怪的旧建筑，似房似廊，贯穿闹市，却密封紧闭，只开一些小窗。询问一位导游，他说，这是美第奇家族穿行于不同住处间的走道。他们不会像旧式贵族官僚那样戒备森严地在官道上通过，但又不敢毫无遮拦地与市民并肩而行。 罗伦佐奇怪地发现，越来越多的市民都向一家修道院涌去，而柏拉图学园早已门可罗雀。 市民是去听修道院院长萨伏纳洛拉（Savonarola）讲道的，讲道的内容是批判佛罗伦萨城里的奢侈之风、腐败之气，认为这完全背离了基督精神。这样的讲道契合市民的切身感受，很有鼓动力，而更让人震撼的是，萨伏纳洛拉指名道姓地批判了美第奇家族和罗伦佐本人，而且自诩有预言能力，警告佛罗伦萨如果不改邪归正，必定有灾难降临。于是，佛罗伦萨市民以敬佩和惊慌的心情聚集在他周围，他以宗教净化和社会批判这两条路，成了世俗市民的精神领袖。后来法国入侵、局势混乱，他也就被市民选为执政，取代了美第奇家族。 这从政治角度来看，市民通过选举推翻了一个家族专制，这一个民主行为，但从整体文明上看却正恰相反。政治模式和文明模式，在这件事情上南辕北辙。萨伏纳洛拉实行的，是宗教极端主义和禁欲主义。例如市民们原来听他演讲中批判美第奇家族的奢侈时，觉得大快人心，现在美第奇家族已倒，那么对不起，请所有市民把家里可能保存的奢侈品全部交出来，当众焚毁。他不仅一切娱乐被禁止，连正常的结婚也不受鼓励，全面禁欲，其严厉程度，不但在佛罗伦萨历史上，而且在意大利历史上也是从七世纪之后从未有过。文艺复兴中涌现的许多艺术作品，也被看成是不道德的东西，大批投入火海。于是，一座生气勃勃的城市，转眼成了文化上的死城。 佛罗伦萨市民对于自己用“民主”方式“造”出来的这种结果，当然更加不能容忍，他们以比厌倦美第奇家族更快的速度厌倦了萨伏纳洛拉。萨伏纳洛拉以往针对别人的演讲又为自己设置了陷阱。例如，既然他说能被烈火焚毁的一切都是魔鬼，那么市民就想看看他自己承受烈火焚烧而不毁的奇迹。正好他所宣扬的宗教极端主义对罗马教皇也持谴责态度，教皇也就反过来判他一个“异端”，在美第奇家族宅院门口的塞诺里亚广场上执行火刑把他烧死。现在这个广场的喷泉附近地上还有一块青铜圆基，石碑说明，这是萨伏纳洛拉被烧的地点。我蹲下身来仔细观看。 这块小小的铜基是一个值得玩味的伤疤，两种历史力量一种立足民主一种立足文明在这里撕拉出血淋淋的裂痕。这个裂痕，也是欧洲公民社会的一个“两难”。而任何“两难”，一旦暴露，都是拐点。今天的游人几乎都不会注意到它，只顾兴高采烈地踩踏着它，抬头看米开朗琪罗的《大卫》雕塑。 萨伏纳洛拉在中国史学界的评价差距很大，大陆有人把他说成是被反动势力杀害的民主斗士，台湾有人把他说成是“妖僧”，这两种说法我都不敢苟同。看到过他的画像，黑布包头，眼有异光，瘦颊丰唇，可以想象他在修道院当众抨击文艺复兴中的佛罗伦萨时，一定很有感染力。 萨伏纳洛拉事件使佛罗伦萨市民的水平有点提高，他们开始以比较冷静的态度来对待美第奇家族。但自从罗伦佐去世之后，佛罗伦萨再也没有出现过强有力的统治者，长期陷于内乱和衰落之中。美第奇家族在十六世纪二十年代又下过一次台，后来还是一直把握着这座城市的统治权，直到十八世纪四十年代因家族无嗣而自然退出。 一座城市，一个家族，一场运动，一堆伤疤，就这样缠缠绕绕、时断时续地绾接了一段重要的历史。 大师与小人 一 在圣十字教堂米开朗琪罗的灵柩前我想，文艺复兴运动退潮的标志，应该是米开朗琪罗之死吧？ 如果我的判断没错，那我就不能仅仅把他看做是一个雕塑家和画家了。因此，我决定在佛罗伦萨再留驻几天，一次次去他的故居，读各种资料。我渐渐明白，一个辉煌时代的代表者也会遇到人格困境，而他的人格困境，很可能正是这个时代失去辉煌的标志。 米开朗琪罗死在罗马，享年八十九岁。比之于达·芬奇死于六十多岁，拉斐尔死于三十多岁，实在是高寿。他与他们两人的关系曾出现过一些尴尬，但他们都已在四十多年前去世，他一人承受了四十多年缺少高层次朋友和对手的无限孤独。 记得那时，已经画出了《最后的晚餐》的达·芬奇回到佛罗伦萨时是何等荣耀，年轻气盛的米开朗琪罗曾经公开冲撞过他。后来米开朗琪罗发现达·芬奇为佛罗伦萨国政厅画壁画的报酬是一万金币，而自己雕刻《大卫》的报酬是四百金币，心中不平，表示也要画一幅壁画来与达·芬奇较量。这种众目睽睽下的比赛，时时引发不愉快的事情。例如这期间有人用石块投掷陈放于广场上的《大卫》，立即被想象成受达·芬奇指使，使达·芬奇不知如何洗刷。 但是大师毕竟是大师，米开朗琪罗刚想把比赛的那幅壁画从纸稿上画到墙上，却被教皇召到了罗马。等他后来回到佛罗伦萨，发觉达·芬奇早已因别的原因中止壁画而远走他乡。他在达·芬奇留下的壁画遗迹前大为震动，因为他能理解全部笔触间的稀世伟大。照理，此时的他，已经没有竞争地获得了单独完成壁画的机会，但达·芬奇已走，自己再画还有什么意思？他也停止了。于是，两位大师重新用温和的目光远远地互相打量，霎时和解。 拉斐尔比米开朗琪罗年轻八岁，对米开朗琪罗和达·芬奇的艺术都非常崇拜。但他是当时主持圣彼得大教堂工程的著名建筑师布拉曼特的同乡和远亲，布拉曼特对米开朗琪罗不无嫉妒，结果使拉斐尔一度也成了米开朗琪罗心理上的对立面。米开朗琪罗怀疑，教皇硬要他这个雕刻家在西斯廷教堂的顶棚作大型壁画，很可能是布拉曼特和拉斐尔出的坏主意，目的是让他出丑。他作这幅壁画时拒绝别人参观，但很快发现有人在夜间进来过，一查，又是布拉曼特和拉斐尔，这使他非常气恼。其实拉斐尔是来虔诚学习的，当米开朗琪罗这幅名为《创世纪》的壁画完成后，拉斐尔站在壁画前由衷地说：“米开朗琪罗用上帝一样的天才，创造出了这个世纪！” 布拉曼特只主持圣彼得大教堂工程八年便去世了，拉斐尔继位。可惜他那么年轻工作了六年也去世了，奇怪的是，另一位建筑师刚刚接手又去世。教廷百般无奈，最后只好去请七十二岁高龄的米开朗琪罗主持其事。 米开朗琪罗觉得自己只是雕刻家，由于布拉曼特别有用心的推荐不得已成了画家，却又怎能在这么苍老的晚年再来变成一个建筑师，更何况要接手的是布拉曼特的工作！因此几度拒绝。后来实在推不过，就提出要改变布拉曼特的方案才能考虑，教廷也居然同意。但是，当他用挑剔的目光一遍遍审视布拉曼特的设计方案后，不得不惊呼：谁想否定这么精彩的方案，一定是疯子！ 这声惊呼，是从艺术良知发出的。真心的艺术家之间可以互不服气，可以心存芥蒂，但一到作品之前，大多能尽释前嫌。一种被提炼成审美形式的高贵人格，迟早会互相确认。 二 米开朗琪罗晚年的苦恼，在于再也遇不到这种等级的互相对峙和确认，迎面而来的尽是一些被他称作“卑鄙造谣者”的小人群体。 请不要小看小人，他们是种种伟大的消解者。消解的速度，远远超过当初的建设。 从米开朗琪罗给侄儿的那些书信看，直到临死之前他还在受小人们的折磨。他们的名字，现在还能从史料中查到。我们有时傻想，年近九十而又名震全欧的艺术大师，为什么还会在乎这些卑鄙的造谣者呢？看了资料才知道，这些人在当时都具有一定的话语权，还有一定的运作能力，而谣言的内容无论是教皇还是民众都一时很难分辨。其中最恼火的是有关工程的谣言，不断预言米开朗琪罗正在建造的那个教堂大穹顶已留下很严重的技术后果而必定坍塌。这在当时无法验证，却能破坏建造者的心绪，可能一气而中止工程，而中止又正恰是造谣者的目的，好让自己来接手穹顶。 那天我正好读了这些资料，便要去圣彼得大教堂前参加一个盛大典礼，看到连教皇都出来了。但我的心思却一直驻定于蓝天下的那个穹顶，想着几百年前米开朗琪罗有口难辩的愤怒。 其实米开朗琪罗的这种麻烦，在他完成杰作《最后的审判》时就遇到了。那时大师年近古稀，突然发现这种看似卑琐的对手比他经历过的各种危难还要凶险。 当时有个威尼斯的讽刺作家叫阿雷提诺，兼做两项职业谋生，一项是受人雇佣写诽谤文章，领取佣金；另一项是向艺术家无偿索取作品，如遭拒绝则立即发表攻击性杂文。 这两项职业，其实都是由文化小人变成了文化杀手。第一项是雇佣性文化杀手，第二项是报复性文化杀手。他在当时十分强大，因为一幅壁画一画几年，他的杂文一天几篇，攻守严重失衡；更因为他的诽谤和攻击持续不断，而且发表得很有规律，结果几乎所有的名人、艺术家都非常怕他，他也就顺顺当当地获得了大量的金钱和其他利益。 这次他向米开朗琪罗索要画稿，未能如愿，便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说米开朗琪罗拿了教皇的大堆黄金而没有画成像样的东西，是骗子和强盗，品行不端。米开朗琪罗虽然非常生气却没有理会，阿雷提诺便进一步以传单的方式指责《最后的审判》伤风败俗，“有路德教派的思想”——这个指控在当时有可能引来杀身之祸，幸好教皇没怎么在意。 像一切以评论家身份出现的小人一样，阿雷提诺竭力想把一个艺术家拉到政治审判和道德审判的被告席上。即使最后没有成功，他也搅乱了社会注意力。连当时为米开朗琪罗辩护的人们也没有发现：《最后的审判》在人物刻画和构图上已与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主义告别。这是大师花了整整六年时间，白天黑夜艰难探索的结果，谁知一问世就被恶浊的喧哗所掩盖。 大师想探索的命题，还有很多，他时时想从新的起跑线上起步，但小人们的诽谤使他不得不一次次痛苦地为自己本想放弃的东西辩护。他多么想重新成为一个赤子继续探求艺术的本义，但四周的一切使他只能穿上重重的盔甲，戴上厚厚的面罩。社会气氛已经无法帮助他成为一个轻松的创造者，这正表明文艺复兴的大潮已开始消退。 一五六四年二月十八日，大师临终前对站在自己面前的红衣主教说：“我对艺术刚刚有点入门，却要死了。我正打算创作自己真正的作品呢！” 大师的亲属只有一个不成器的侄子。这个侄子草草地把大师的遗体捆成一个货物模样，从罗马运回佛罗伦萨，完成了遗嘱。 我想，如果没有那些小人，让米开朗琪罗的后半辈子不是长期地陷于苦闷、挣扎之中，而是“创作自己真正的作品”，那么，欧洲的文艺复兴必将会更精彩，全人类的美好图像也必将会更完整。因此，我不能不再一次强烈地领悟：历来糟践人类文明最严重的人，不是暴君，不是强盗，而是围绕在创造者身边的小人。 围啄的鸡群 一 伽利略赶在米开朗琪罗去世前三天出生，仿佛故意来连接一个时代：文艺复兴基本完成，近代科学开始奠基。 佛罗伦萨圣十字教堂内的名人灵柩，进门右首第一位是米开朗琪罗，左首第二位是伽利略，也像是一种近距离的呼应和交接。 但是，这种呼应和交接，两边都充满悲剧气氛。伽利略的遭遇比米开朗琪罗更惨，证明人类的前进步伐，跨得越大就越艰辛。 我给自己立下一个限制，不能把这次考察变成对一个个历史人物的回顾。除了美第奇家族和米开朗琪罗，我只允许再加一个意大利人，不再多加了。这个人就是伽利略。 严格说起来伽利略应该算是比萨人。在比萨出生，在比萨求学，又在比萨大学任教。据说他曾在比萨斜塔上做过一个自由落体的实验，现在有人经过考证认为这个实验没有做过，但世界各国旅人仍然愿意把那座斜塔当做他的纪念碑。 但是，他的灵柩却安置在佛罗伦萨。 这是因为，佛罗伦萨对伽利略有恩，而且是大恩。 那年罗马教廷通知七十高龄的伽利略到罗马受审，伽利略因患严重关节炎无法长途坐马车，请求就近在佛罗伦萨受审，但教廷不许。年轻的佛罗伦萨大公费迪南二世派出一乘轿子送伽利略前往，而在罗马第一个迎接这位“罪人”的，是佛罗伦萨驻罗马大使尼科利尼，尼科利尼还邀请伽利略住在自己寓所里。 在如此险恶的形势下，佛罗伦萨能在自己的地盘里保护伽利略已经不易，没想到它居然伸出长长的手臂，把这种保护追随到教廷所在的罗马。 年迈的科学家对世事天真未凿。他困惑地问尼科利尼：“为什么我的很多朋友以前很支持我，现在一看风头不对都起劲地攻击我？我对他们做错了什么吗？” 尼科利尼笑着回答：“您对人性的了解，远不如对天体的了解。您的名声太大，这就是原因。” 伽利略不解。尼科利尼又说：“小时候见到一群小鸡狠命地围啄一只流血的鸡，我惊恐地问奶妈怎么回事，奶妈说，鸡和人一样，只要发现一只比较出色又遭到了麻烦，便联合起来把它啄死。” 伽利略睁大眼睛听着，茫然不解又若有所悟。 这场围啄的中心活动，是要伽利略读一份“忏悔书”。连他的女儿出于对他生命安全的考虑也来劝他忏悔，他拒绝。但到最后，经过宗教裁判所的“严厉考验”，他还是“忏悔”了。 “忏悔”在罗马，而在佛罗伦萨，费迪南二世却说：“我只有一个伽利略。” 二 伽利略的忏悔，是跪在地上做的。忏悔的中心内容，是他曾在著作中认为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并且运动着。这位患有严重关节炎的古稀老人下跪时一定十分困难，当终于跪到地上之后，他又一次感知了地球。据他的学生文钦卓·比维亚尼回忆，他读完忏悔词后还叹息般地嘀咕了一句：“然而此刻地球还是在转动！” 他在当时当地是否真的说了这句话，我们还没有看到除比维亚尼一人回忆之外的其他证据。我们能看到的那份忏悔词是老人逐字逐句大声宣读的，当时曾散发到整个基督教世界。 忏悔书中最让人伤心的一段话，是他不仅承认自己有“异端嫌疑”，而且向教廷保证： ……当我听到有谁受异端迷惑有异端嫌疑时，我保证一定向神圣法庭、宗教裁判员或地点最近的主教报告。 这样的话无疑是一种最残酷的人格自戕，因为此间的伽利略已经不是一个忏悔者，而是“自愿”要成为一个告密的鹰犬。 伽利略为什么作这个选择？历来各国思想界有过多次痛苦的讨论。 法国思想家伏尔泰有一个令人费解的说法：伽利略“因为自己有理，而不得不请求宽恕”。 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在《伽利略传》里把这位科学家的忏悔写成一个人格悖论，即他在科学上是巨人，在人格上却并不伟大；但布莱希特认为也有别的多种可能，例如他的一位学生凭借着他所写的一部著作证明，老师很可能是故意避开人生的直线在走一条曲线，因为没有先前的忏悔就没有后来的著作。 不管伽利略是自恃有理，还是故意走曲线，忏悔的后果总的说来是可怕的。就个人而言，多年囚禁，终身监控，女儿先他九年而死，他后来又双目失明，在彻底的黑暗中熬过了最后五年；就整体而言，诚如英国哲学家罗素所说，这个案件“结束了意大利的科学，科学在意大利历经几个世纪未能复苏”。 事情很大，但我总觉得伽利略的心理崩溃与尼科利尼向他讲了“鸡群围啄”的原理有关。 既然友情如此虚假，他宁肯面对敌人，用一纸自辱的忏悔来惩罚背叛的“鸡群”和失察的自己。这相当于用污泥涂脸，求得寂寞与安静。 文艺复兴虽然以理想方式提出了“人”的问题，却还远没有建立一个基本的人格环境。因此科学文化的近代化无从起步，这就给以后一批批人文主义大师留出了有待回答的大课题。 流浪的本义 一 每一座城市都会有一个主题，往往用一条中心大街来表现。是尊古？是创新？是倚山？是凭海？…… 巴塞罗那的主题很明确，是流浪。 全城最主要位置上的那条大街。就叫流浪者大街，叫得干脆利落。它的正式名字应该是兰布拉大街，很少有人知道。 这条大街是逛不厌的，我先是和伙伴们一起逛，不过瘾，再独个儿慢慢逛，逛完，再急急地拉伙伴们去看我发现的好去处。伙伴们也各自发现了一些，一一带领过去，结果来回走了无数遍，腰酸腿疼而游兴未减。于是相约，晚饭后再来，看它夜间是什么模样，大不了狠狠逛它个通宵。 来自世界各地的流浪者在这里卖艺卖物，抖出百般花样，使尽各种心智，实在是好玩极了。 我也想过，世上的商街也都在卖艺卖物，司空见惯，为什么这里特别吸引人？ 首先，这里浑然融和，主客不分。不分当地人和外来人，不分西班牙人和外国人，不分东方人和西方人，大家都是流浪者，也不分严格意义上的卖者和买者，只是像“卖者”和“买者”一样开心晃荡。 其次，这里洋溢着艺术气氛。所有的卖家多半不是真正的商人，是昨天和明天的行者。只因今天缺钱，便在这里稍稍闹腾。主要不是闹腾资金和商品，而是手艺和演技，因此又和艺术衔接在一起，光鲜夺目，绝招纷呈，就像过节一般。 第三，这里笼罩着文明秩序。不知什么时候形成的规范，在这里出现的一切，必须干净、文雅、礼貌、美观，不涉恶浊，不重招徕，大家都自尊自爱，心照不宣。这就使它与我们常见的喧闹划出了界限，具备了国际旅游质素。 …… 这些特点，在我看来，全都体现了世间一切优秀流浪者的素质。他们的谋生能力，开阔心境，自控风范，物化为一条长廊。其实，这也是一切远行者的进修学校。 我一直认为，正常意义上的远行者总是人世间的佼佼者。他们天天都可能遭遇意外，时时都需要面对未知，如果没有比较健全的人格，只能半途而返。 有人把生命局促于互窥互监、互猜互损之中，有人则把生命释放于大地长天、远山沧海之间。因此，在我眼中，西班牙巴塞罗那的流浪者大街，也就是开通者大街，快乐者大街。 二 巴塞罗那流浪者大街的中间一段，是表演艺术家的活动天地。有的在做真人雕塑，有的在演滑稽小品。 真人雕塑在欧洲很多城市都有，人们因为看惯了普通雕塑，形成了视觉惯性，突然看到这几尊雕塑有点异样，总会由吃惊而兴奋。很多行人会与“雕塑”并肩拍张照，“雕塑”会与你拉手、搂肩。拍完照片，你就应该往脚前的帽子里扔点钱。 有的旅客小气，不与“雕塑”并肩、握手，就站在边上，让他作为街景拍张照，以为可以不付钱。这种“偷拍客”在这里有点麻烦。快门一响，“雕塑”警觉，一看有一个小姐快速离去的背影，就会从基座上跳下来去追赶。于是，一尊埃及法老金塑在边追边喊一名满脸通红的金发女郎，一座浑身洁白的希腊伟男石雕在阻拦一名黑发黑衫的亚洲女士，这情景实在好玩，往往引得周围一片欢呼。 无论是金塑还是石雕都笑容可掬，语气间毫无谴责：“小姐，我能不能再与你照一张？”小姐当然连忙给钱，“雕塑”收下后还满口客气：“其实这倒不必。” 只有一宗表演我看不明白。一口华丽的棺材，盖子打开了，里面躺着一位化了妆的男演员，做死亡状，脸上画着浓重的泪痕。棺材上挂着一张纸，用西班牙文写着一排诗句，我怀疑是莎士比亚某剧中的一个片断，但哪一个剧呢？想了半天无法对位。棺材旁坐着一位女性，显然是演员的妻子，她脚下有一个皮袋，过往行人丢下的钱币很多。 从演员的呼吸状态看，他显然是睡着了。睡着而能比那些活蹦乱跳的卖艺人赚更多的钱，也真有本事。 三 流浪者大街的东端直通地中海，逛街劳累后我想吹吹风，便向海边走去。 海边是一个广场，中间有一柱高塔，直插云端。高塔底部，有费迪南国王和伊莎贝尔女王的雕像。高塔顶部，还有一尊立像。 这会是谁呢？连堂堂国王和女王都在那么低下的部位守护着他，难道他是上帝？ 云在他身边飘荡，他全然不理，只抬头放眼，注视远方。 我立即猜出来了，只能是他，哥伦布。 一问，果然。 我看了看整体形势，这座哥伦布高塔，正与流浪者大街连成一直线。那么，这位航海家也就成了大街上全体流浪者的领头人。或者说，他是这里的第一流浪者。 其实岂止在这里。他本是世界上最大的流浪者。 为了争取流浪，他在各国政府间寻找支持。支持他的，就是现在蹲坐在他脚下的皇家夫妻。 他发现了一片大陆，于是走进了历史。但他至死都不清楚，自己发现的究竟是什么大陆。 哥伦布表明了流浪的本性：不问脚下，只问前方。 四 从哥伦布，我理解了巴塞罗那的另一位大师：高迪。 我以前对高迪知之甚少。让我震动的，是他建造圣家族大教堂的业绩。 他接受这项工程时才三十岁，造了四十四年，才造成一个外立面。在外立面完工庆典前的两个星期，他因车祸去世，终年七十四岁。 到今天，正好又过了七十四年，他的学生在继续造，还没有造好。对此，巴塞罗那的市民着急了，向市政当局请愿，希望自己有生之年能参加这个教堂的落成典礼。于是市政当局决定加快步伐，估计二十年后能够完成。 那么，这个教堂建造至今，已历时一百四十八年，再过二十年是一百六十八年。 这种怪异而又宏伟的行为方式，使我想起流浪者的本性：不问脚下，只问前方。 我到那个教堂的工程现场整整看了一天。高迪的杰作如灵峰，如怪树，如仙窟，累累叠叠、淋淋漓漓地结体成庄严。后续工程至今密布着脚手架，延续着高迪饱满的创作醉态又背离了他，以挺展的线条、干净的变形构建成一种新的伟大。 由此也深深地佩服巴塞罗那市民，他们竟然在一百四十几年之后才产生焦急，这是多大的宽容和耐心。今天的焦急不是抱怨高迪和他的学生，而是抱怨自己有限的生命。 为了弥补以前对高迪的无知，我这次几乎追踪到了他在城里留下的每一个足迹。细细打听，步步追问，凡有所闻，立即赶去。 他终生未娶，即便年老，也把自己的居所打扮成童话世界。每一把椅子，每一张桌子，每一面镜子，只要人手可以搓捏的，他都要搓捏一番，绝不放过。他最躲避的是常规化定型，因此每做一事都从常规出走，从定型逃离，连一椅一桌都进入了流浪。 高迪于一九三六年死于车祸，当时缺少图像传媒，路人不认识倒地的老人是谁，把他送到了医院，抢救无效又送到了停尸房。但是，几天之后，“高迪之城”终于发现找不到高迪了，才慌张起来，四处查访，最后，全城长叹一声，知道了真相。 人们来到他的故居，才发现，他的床竟如此之小。 这时大家似乎最终醒悟，一个真正的流浪者，只需要一张行军床。 只因它特别忠厚 西班牙到处都是斗牛场，有的气势雄伟，有的古朴陈旧。 但无论如何，我不喜欢斗牛。 牛为人类劳累了多少年，直到最后还被人吃掉，这大概是世间最不公平的事。记得儿时在乡间看杀牛，牛被捆绑后默默地流出大滴的眼泪。于是一群孩子大喊大叫，挺身去阻拦杀牛人的手。当然最终被阻拦的不是杀牛人而是孩子，来阻拦的大人并不叱骂，也都在轻轻摇头。 从驱使多年到一朝割食，便是眼开眼闭的忘恩负义，这且罢了，却又偏偏围出一个斗牛场去激怒它、刺痛它、煽惑它，极力营造杀死它的借口。一切恶性场面都是谁设计、谁布置、谁安排的？却硬要把生死搏斗的起因推到牛的头上，似乎是疯狂的牛角逼得斗牛士不得不下手。 人的智力高，牛又不会申辩，在这种先天的不公平中，即使产生了英雄，也不会是人，只能是牛。但是，人却杀害了它，还冒充英雄。世间英雄，真该为此而提袖遮羞。 再退一步，杀就杀了吧，却又聚集起那么多人起哄，用阵阵呼喊来掩盖血腥阴谋。 有人辩解，说这是一种剥除了道义逻辑的生命力比赛，不该苛求。 要比赛生命力为什么不去找更为雄健的狮子老虎？专门与牛过不去，只因它特别忠厚。 小巷老门 西班牙的一半风情，在弗拉门戈舞里蕴藏。 入夜，城市平静了，小巷子幽幽延伸。我们徒步去找一个地方，走着走着连带路的朋友也疑惑起来：路名不错，门牌号码已经接近，为什么还这么阒寂无声？ 要找的门牌号码，挂在一扇老式木门上，门关着。用指背轻叩三下，门开了，是一个瘦小的男人。我们说已经来过电话预订，他客气地弯腰把我们迎入。 进门有一堵很旧的木墙挡眼，地方只容转身。但转身就看到了木墙背后的景象，着实让我们吃了一惊。 一个很大的场子，已经坐了一二百人。大家都围着一张张桌子在喝酒，谈话声很小，桌上烛光抖抖，气氛有点神秘。场子内侧有舞台，所有的人都是来看一个家庭舞蹈团演出的，包括我们在内。这是他们家庭的私房，所以躲得那么隐秘，塞得那么拥挤，一门之外，竟毫无印迹。 舞台灯光转亮，演出开始了。 娉娉婷婷出来三个年轻女郎，一个温和，一个辛辣，一个略略倾向另类，都极其美丽，估计是这个家庭的女儿和小媳妇。她们上场一派端庄，像刚刚参加过开学典礼，或结伴去做礼拜。突然，其中一个如旋风初起，云翼惊展，舞起来了，别的两位便让到一边。舞者完全不看四周，只是低头敛目，如深沉自省，却把手臂和身体展动成了九天魔魅，风驰电掣。 但恰恰在怎么也想不到的瞬间，她骤然停止，提裙鹤立。应该有一丝笑容露脸，却没有，只以超常的肃静抵赖刚才的一切，使全场观众眨着眼睛怀疑自己：这样雅淑懦弱的女郎怎么会去急速旋转呢？ 瘦削的男子一脸愁楚，一出场就把自己的脚步加速成夏季的雨点，像要把一身烫热霎时泻光。他应该是这个家庭的小儿子，家庭遗传使他有了如此矫健的步数。 静静地，仪态万方，一个中年女子上场，她应该是这家的大媳妇。同样的奔放在她这儿归结为圣洁，同样的激越在她这儿转化为思考。最后她终于笑了，与年轻的舞者结束时谁也不笑不同，只有她敢笑，但笑容里分明有三分嘲讽隐藏。她是在嘲讽别人还是在嘲讽自己？她是在嘲讽世界还是在嘲讽舞蹈？不知道。只知道有这三分嘲讽，这舞蹈便超尘脱俗，进入了可以平视千山的成熟之道。 舞台边上一直站着一个胖老汉，一看便知是家长，正在监督演出的全过程。没想到大媳妇刚退场，他老人家却走到了舞台中央。以为要发表讲话，却没有，只见他突然提起西服下摆，轻轻舞动起来。身体过于肥硬，难于快速转动，但他有一股气，凝结得非常厚重，略略施展只觉得举手投足连带千钧，却又毫无躁烈，悠悠地旋动出了男人的妩媚、老人的幽默。这位最不像舞者的舞者怎么着都行，年岁让他的一举一动全都成了生命的古典魔术。 高潮是老太太的出场。这是真正的台柱、今晚的灵魂，尽管她过于肥胖又过于苍老。 老太太一出场便不怒自威，台上所有的演员都虔诚地站在一边注视着她，包括那位胖老汉，她的夫君。连后台几个工作人员也齐刷刷地端立台角，一看便知这是他们家庭的最高仪式。刚才的满台舞姿全由老太太一点一点传授，此刻宗师出马，万籁俱静。 老太太脸上，没有女儿式的平静，没有儿子似的愁楚，没有大媳妇的嘲讽，也没有胖老汉的幽默，她只是微微蹙眉又毫无表情，任何表情对她都显得有点世俗。她的一招一式，这是他们天天面对的经典，却又似乎永远不可企及。 耳边有人在说：整个西班牙已经很少有人能像她这样，下肢如此剧烈地舞动而上身没有半点摇摆。 老太太终于舞毕，在满场的掌声中，他们全家一起进入舞蹈状态，来为今晚的演出收尾。但奇怪的是，每个舞者并不互相交流呼应，也不在乎台下观众，各自如入无人之境，因此找不到预料中的欢乐、甜媚、感谢和道别。有的只是炽烈的高傲、流动的孤独、忧郁的奔放。 观众至此，已经意识不到这是沉沉黑夜中一条小巷中的家庭舞会，只觉得满屋闪闪的烛影，已全然变成安达卢西亚著名的阳光。 在西班牙南部，阳光、夜色、晨曦、暮霭，大半从舞者的身体迸出，留下小半才是自然天象。 死前细妆 在很长一个时期，西班牙人成批地到一个废弃的宫苑门口久久排队。好不容易放进去一批，便在荒草、瓦砾中艰难行走，去寻找一座座神秘的庭院。后来，欧洲人也来排队了，美国人也来排队了，有些著名作家还想方设法在里边住一阵，全然不怕无月的黑夜野猫和碎瓦一起堕落在荒草间，而手边又摸不到烛台。 一年年下来，有关当局终于下决心，投入漫长的时间和大笔的经费来清理这个宫苑。刚清理完，立即被公认为世界第一流名胜。当年康有为先生旅行欧洲，特地辛辛苦苦到西班牙南部来看它，看完写诗惊叹它的土木建筑水平，我们中国很难比得上。 这便是阿汗拉布拉宫。 今天我们一行来到这里，首先惊诧它的巨大。一层层进去，对于能否在一天之内走完它，已失去信心。 我带了好几本这个宫苑的地图，因此不会迷失于路线。但我相信，很多游人会被它的历史图像，迷失得糊里糊涂。 这事说来话长，早在公元八世纪，也就是中国李白、杜甫的时代，一部分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从北非西部渡海进入现在的西班牙地区，建立政权，史称“摩尔人”。到十五世纪，摩尔人统治这方土地已经七百多年，早已血缘相混、语言相融，他们压根儿没有怀疑过统治的合理性。只有早年的历史记载才告诉他们，自己的祖先当初是如何从北非漂泊过来。 然而，西班牙人没有忘记。他们从很早就开始酝酿着收复失地的运动。是这个运动提醒了摩尔人，事情有点麻烦。当时摩尔人无论从哪一方面都比西班牙人强大，因此即使感到麻烦也有恃无恐。但那种深埋于土地深处的种子，有的是时间。 一百年、一百年地悄悄过去，北方的政治势力此起彼伏，收复失地的运动渐渐拥有了自己的领袖和据点。最后，变成了声势浩大的军事行为。摩尔人终于发现，自己已被包围，包围圈越缩越小，不可突围。 最明智的方案是自动离开。但他们并不是刚刚来了几十年，还能找到出发的地点，而是早就在这里代代生根，已经不知道天底下何处可回。于是我们看到，当年，雄健得不受地域限制的祖先留下了一批没有地域安身的子孙，凄怨动人，着实可怜。 最惊人的事情，是西班牙人打下了南方的绝大多数地方，只剩下格拉纳达一座孤城，而这场包围居然延续了两百多年！ 历史学家们提出过很多理由解释这场包围延续如此久远的原因，而我感兴趣的，则是这两百多年间两方面的文化心理走向。 摩尔人当然开过很多会议，动过很多脑筋，想过很多活路，但在无数次失败后不得不承认，这是摩尔人在伊比利亚半岛上的最后一个王朝。这种绝望在开始阶段是悲痛和激愤的，但由于时间拖得太长，渐渐趋于平静。而绝望中的平静，总是美丽的。 阿汗拉布拉宫，就是在绝望的平静中完成的精雕细刻。因此，它的一切讲究都不是为了传代，更不是为了炫耀，而是进入了一种无实利目的的终极境界。 我想，最准确的比喻应该是死前细妆。知道死期已临，却还有一点时间，自己仍然精力充沛、耳聪目明，于是就细细妆扮起来。早已不在乎明日，不在乎观者，不在乎评论，一切只给自己看，把最精微的心思投注其间。 什么时候，包围的敌军会把这一切烧毁、砸碎呢？ 这个时间很可能是明天，也可能再过百年。不管了，只顾一点点建造，一点点雕刻。这种心绪在世界各个宫殿间我都没有体会过，唯有在这里体会了。 那么，且来看看城外。 数百年收复失地运动的悲壮，先驱者抛掷生命的历史，使包围者们对格拉纳达城有一种潜在的敬畏。其实已经很容易攻下，但还是谋划长久，发兵数万，甚至御驾亲征。 亲征的御驾是费迪南国王和伊莎贝尔女王，他们的联姻推动了西班牙的统一，现在剩下格拉纳达是统一的最后障碍了。在这件大事上，伊莎贝尔充分展现了她惊人的魄力和才智。一方面利用格拉纳达王国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各个击破；一方面又动员各地力量投入战争，甚至为了军费不惜典押自己的金银首饰。更令人佩服的是，在如此繁忙的前线营帐里，她还接见了一位希望获得远航支持的意大利人，他就是哥伦布。 此时，在格拉纳达城内，雕梁画栋正簇拥着一个年轻的皇帝，他叫阿卜迪拉，有些中国书翻译成阿蒂儿，更显其小。他父亲因爱上了一位基督徒而被废黜，自己即位后就面临着不可收拾的危局。父皇的荒唐在于用爱情背叛了政治，明明满城人民要他举起宗教的旗帜来对抗城外，因为此外再也没有别的旗帜可举，而他却把爱交给了城外的宗教。阿卜迪拉不知道父亲这么做究竟是算和解、突围，还是投降，只可怜自己不明不白地当上了替罪羔羊。但既然已经有了这样的父亲，他对自己的职责也就认真不起来了。 这一切决定了阿卜迪拉的最终选择：弃城投降。因此费迪南和伊莎贝尔的密密层层的营帐顷刻失效。西班牙人认为这是上帝赐予的奇迹，数万人听到消息后立即齐刷刷地跪于城下谢恩，而实际上，真正需要感谢一声的倒是那位明智的年轻君王。他不可能力挽狂澜，但如果头脑不清，或想摆弄几个英勇的身段，也完全有可能导致对峙双方大量生灵死亡。 年轻的皇帝找了一个边门出宫，走到远处一个山岗上又回头眺望，不禁暗暗垂泪。据说他母亲当时在边上说：“哭吧，孩子，一个男子汉守不住自己的功业，应该流一点眼泪！” 一个王朝，一段历史，居然结束得这样平和。因此，连阿汗拉布拉宫里最细微的花纹，直到今天还在完好无损地微笑。 那一天，是一四九二年一月二日。 半年之后，哥伦布的远航船队出发。西班牙开始谋求自己新的形象。 历史上有一个说法，年轻的皇帝阿卜迪拉弃城出走时对胜利者提出一个条件，把他出走的那扇边门立即用墙砖封上。我在宫墙四周细细寻找，想找到那扇被封住的门，但宫墙太长，我又缺少线索，连一点可疑的痕迹都没有找到。 古老的窄街 塞维利亚，为什么一提这个地名，我就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兴奋？ 在十六、十七世纪，它是世界第一大港，这是原因。 但是，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文学作品。 最容易想到的是塞万提斯。他在这里度过青年时代，很多街道和房屋的名称出现在他的作品中。 他是西班牙作家，这还不算奇怪。奇怪的是，一些并非西班牙籍的世界文学大师，特别喜欢把自己的主角的活动场所，选定在塞维利亚。 法国作家博马舍写了《塞维利亚的理发师》，那位机敏可爱的理发师叫费加罗，于是后来又有了《费加罗的婚礼》。全世界的观众从笑声中想象着这个城市的古老街道。 英国诗人拜伦写了《唐璜》，开门见山便是： 他生在塞维利亚，一座有趣的城市， 那地方出名的是橘子和女人—— 没有见过这座城市的人真是可怜…… 那么，唐璜这个贵族公子的风流和热情，在读者心目中也就成了塞维利亚的性格。 当然还要提到法国作家梅里美。他把妖丽、邪恶而又自由的吉卜赛姑娘卡门，也安排到了塞维利亚，结果又给这个城市带来了异样的气氛。 这一切，确实是塞维利亚使我们兴奋的原因。但是，原因之上应该还有原因。为什么这些异国文学大师，都会把自己最钟爱的奇特人物放心地交付给塞维利亚？ 这是受天意操纵的灵感，艰深难问。我们唯一能做的是前去感受，尽管这座城市现在已经并不重要。 在它非常重要的时代修建的雄伟城堡，看到了。作为第一大港所保存的哥伦布的种种遗物，看到了。多种多样的精致花园，包括阿拉伯式花园、文艺复兴式花园、英国式花园和现代花园，也看到了。但是，我更喜欢那些古老的窄街。几百年未曾改变，应该与塞万提斯、博马舍、拜伦、梅里美见到的没有太大差别。一圈一圈，纵横交错，一脚进去，半天转不出来。 窄街窄到什么程度？ 左边楼墙上的古老路灯，从右边楼房的阳台上伸手就可以点着。但此刻天还未暗，用不着火，倒是一束斜阳把两边窗口的鲜花都点燃了，两番鲜亮，近在咫尺。等斜阳一收，路灯就亮了。 一排小桌沿街排列，行人须侧身才能通过。张张桌前座无虚席，而且人人都神采奕奕。西班牙人有一个长长的午休，于是一天也就变成了两天，现在正是同一日期下的第二天的黄金时段。他们乐呵呵地坐着笑着，吃着喝着。端走了盘碟，桌上还闪亮着透明的红醋和橄榄油。不管是阳光还是灯光，都把它们映照成宝石水晶一般。 男女侍者个个俊美，端着餐盘哼着歌。他们要在小桌边飞动，又要为川流不息的行人让路，既不撞翻餐盘也不丢失礼貌，扭来扭去当做了一种自享的舞蹈。座位上的外国游人，已经从他们的腰身眉眼间寻找出费加罗的影子，甚至还会猜测，哪个是复活的卡门？哪个是回乡的唐璜？ 现在我已略略理解了文学大师们的地点选择。塞维利亚，因奇异的历史，因多民族的组合，因理性的薄弱和感官的丰裕，因一个个艺术灵魂的居住和流浪，使每个角落都充满了弹性。 这里没有固定主题，一切都有可能发生； 这里从来不设范本，人人都是艺术典型； 这里的神秘并不阴暗，几乎近于透明； 这里的欢乐毫不羼假，比忧伤还要认真。 贝壳未碎 小城萨拉曼卡十分紧凑。不管你怎么走，只要找得到中间像一个方形老城堡似的市政广场，怎么也迷不了路。 但是，对于欧洲小城，千万不能这么套近乎。你以为已经了如指掌，实际上恐怕连边沿都没有摸着。 萨拉曼卡真正的亮点，是那所著名的大学。 萨拉曼卡大学是西班牙最古老的大学。我曾在一本历史书上读到，哥伦布出发远航前，曾特地来到萨拉曼卡，与几位博学的修士探讨，这些修士，当时多数就是萨拉曼卡大学的教授。那么，小小的萨拉曼卡，早在哥伦布时代就已经是学术研究中心。 哥伦布到这里来的具体行迹已经找不到参证，但我愿意带着冒险家出发前的心境在这些安适的街道间走走。想的是，安适如何怂恿了冒险，小街如何觊觎着大海。 正这么走着，我发现天色不早，黄昏已临，准备找一个旅馆住下，却突然停步。因为在一个街口我看到了一幢古老的巨大建筑，浑身是古朴的土黄，但满墙却雕满了贝壳！对大海的渴望，竟然展现得如此气派。我连忙拉住两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打听，他们说，这楼就叫贝壳屋，建于十五世纪末，至今已有五百多年。我在心底暗暗一算，那正是哥伦布准备出发的年代。 贝壳屋有台阶可上，无人阻拦。进去几步就是一个洞窟般的大厅，四周矗立着巨大而密集的古柱。此时天色已暗，大厅古柱间更是阴气森森，像是不小心误入了一个酋长的巢穴，一个恐怖的王府。但我心里明白，这王府的名称就叫时间。 大厅有二楼，是长长的回廊，那里倒是泛出一些光来，使我还能在大厅古柱间辨别物象、轻步踩踏。 左前方有了灯光，越近越亮，也开始有人。终于走进了一间有现代设施的厅室，看那文字标牌，原来是到了萨拉曼卡大学的公共图书馆。伸头一望，有不少学生在书库翻阅。至此我才明白过来，刚才穿越的古柱森森的贝壳屋，就是这个图书馆的门廊。 那么，这个图书馆也实在太排场了。 哥伦布当年一定会来到这里。萨拉曼卡大学不大，贝壳屋当时新建，他没有不来的道理。这个航海迷一见满墙的贝壳，一定笑逐颜开了吧？ 五百多年来贝壳未碎、古柱未倒，本是一个奇迹。然而，更大的奇迹是：五百多年后它们仍然不以自身的资格让人供奉，只是默默地支撑在一起做了大学图书馆的门廊。就像一代元勋已经须发皓然，还乐呵呵地为孩子们看家护院。 我猜想，大学当局做这番设计，是要让所有的青年学生每天走一走这道门廊。但是，不知有多少学生能够体会其间的象征。今天图书馆里的任何一本书都比不上墙上贝壳的年岁，因此，灯光明亮的现代书库只是白沫一闪。人类求知的道路仍然如古柱下无灯的恐怖，老墙上对水的渴念。 等着吧，当今天自以为是的学者们全部退出历史，这满墙的贝壳仍然不会破碎。 我的窗下 里斯本西去三十公里有危崖临海，大西洋冷雾迷茫。这里的正式地名叫罗卡角，俗称欧洲之角，因为这是欧洲大陆的最西点。 风很大，从大西洋吹来，几乎噎得人不能呼吸。海边竖立着一座石碑，上有十字架，碑文是葡萄牙古代诗人卡蒙斯写的句子： 大地在此结束， 沧海由此开始。 我在石碑背风的一面躲了一会儿风，眯眼看着大西洋，身心立即移到五百年前，全然理解了当年葡萄牙航海家们的心思。海的诱惑太大了，对“结束”和“开始”的怀疑太大了，对破解怀疑的渴望太大了。 据我过去在阅读中留下的粗浅印象，对于近代航海事业，葡萄牙觉悟最早。那时德国、意大利还在封建割据，英国、法国还无心问鼎新的航道，而葡萄牙、西班牙的航海技术却有了长足的进步。与西班牙相比，葡萄牙王室里又出现了一代代真正痴迷航海的专家，如亨利亲王、阿方索五世、约翰二世和曼努埃尔一世。我相信葡萄牙王室的航海专家们曾一次次来到罗卡角，在这海风雨雾间思考着远行的路线。作为“热身赛”，他们已经亲自率队航行过非洲。他们的最终目标，与当时绝大多数欧洲航海家一样，都是《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述的中国。 今天我在这里又找到了新的证据。罗卡角南方不远处，正是古代王室的居住地，一代王朝就在这山崖上思念着海那边的东方。怎么才能航行过去呢？葡萄牙王室中的航海专家已有初步的判断。他们认为，应该从罗卡角向南，到达非洲海域后仍然向南，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后再折向东。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 就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遇到了哥伦布。哥伦布决定横渡大西洋去寻找马可·波罗的脚印，希望获得葡萄牙王室的资助。葡萄牙王室太内行了，一听就觉得方向有误，未予支持。哥伦布转而向西班牙王室求援，伊莎贝尔女王支持了他。 结果，葡萄牙由于太内行而失去了哥伦布，而哥伦布也因为没有理会葡萄牙王室的意见而失去了马可·波罗。他横渡大西洋果然没有找到东方，却歪打正着，找到了美洲。 然而，心里发酸的葡萄牙王室仍在暗想，尽管哥伦布已经名动天下，东方，还应该是一个目标。 五年后，葡萄牙人达·伽马果然按照南下折东的路线，准确地找到了印度。他回来时，葡萄牙人举行隆重仪式欢迎，他带回来的财富，是远征队全部费用的六十倍，其中宝石和香料让欧洲人眼花缭乱，一时的影响，超过了哥伦布。二十年后，葡萄牙人麦哲伦奉西班牙政府之命干脆把地球绕了一圈，但他没有回来。 无论是达·伽马还是麦哲伦，都还没有进入《马可·波罗游记》里描写的世界。这总于心不甘，于是，葡萄牙还是一心要从海上寻找中国。 我在这里看到一份资料，提及葡萄牙国王在一五○八年二月派出一个叫塞夸拉的人率领船队到马六甲，要他在那里打听：中国有多大？中国人长多高？勇敢还是怯懦？信奉什么宗教？使用什么兵器？ 有趣的是，国王特别向远征船队下令，不准向中国人挑衅，不准夺取中国人的战利品。显然，他对神秘的中国保留着太多的敬畏。 几年后又派出一个叫皮莱斯的人来侦探。皮莱斯的情报抄本现在已经发现，他说中国人非常懦弱，用十艘船就能完全征服，夺取全中国。 中国地方官员没有国际知识和外交经验，互相都在小心翼翼地窥探。葡萄牙人先要停泊，后要借住，借住后也缴税缴租；中国官员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做坏事，特地在他们的借住地外面筑了一道城墙，把握关闸大权，定期开闸卖一点食物给他们。这种情景，居然也维持了几百年，说明双方心气都比较平和。 我对这种尚未发展成恶性事件时的对峙，很感兴趣，因为这里边最容易看出文化差异。 葡萄牙人把自己当做是发现者，而又认为发现者便是占领者，只不过一时慑于中华帝国的宏大，不敢像在其他地方那样嚣张罢了。 中国官员开始好像没有把他们的来到太当一回事，这与传统观念对“番夷”的理解有关。后来发生一些事，也处处表现出因妄自尊大和闭塞无知所造成的可笑。最令我心痛的，是当时中国官方对第一批翻译人员的荒唐制裁，居然把他们看成是“私通番夷者”而一一处死，真是愚昧。 但是，历史终于朝着恶性的方向走去了。鸦片战争之后，葡萄牙看到中国在英国的炮火前一败涂地，便趁火打劫，单方面宣布澳门是葡萄牙的殖民地自由港，一跃而成为欺侮中国的西方列强中的一员。其实它与中国已经打了几百年交道，而当时自己的国势也已经衰落，竟然一变而成为这个形象，有点不大光彩。 在葡萄牙图书馆翻阅的资料中，有两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第一个细节是，葡萄牙人最早抵达中国本土，是一五一三年六月，抵达的地点是屯门外的伶仃岛，正好在我深圳住所的南窗对面；第二个细节是，他们正式与中国的行政机构取得联系是一五一七年八月，地点在南头关防，又正恰在我住所的西窗前面。 ——既然你们那么早就来到我的窗下，那么，我也理应来看看你们出发的码头。好像，我来得太晚了。 他们的麻烦 葡萄牙人喜欢用白色的小石块铺设城市的人行道。里斯本老城人行道的石块，已被岁月磨成陈年骨牌。沿骨牌走去，是陡坡盘绕的山道，这样的山道上居然还在行驶有轨电车。 山道很窄，有轨电车几乎从路边民房的门口擦过，民房陈旧而简陋，门开处伸出一头，是一位老者，黑发黄肤，恰似中国早年的账房先生，但细看并非中国人。 骨牌铺成的盘山道很滑，亏得那些电车没有滑下来，陈旧的民房没有滑下来。我们已经爬得气喘吁吁，终于到了山顶，那里有一个巨大的古城堡。 古城堡气势雄伟，居高临海，显然是守扼国家的门卫。罗马时代就在了，后来一再成为兵家必争的目标。最近一次辉煌纪录，是圣乔治王子一五八○年在这里领导抗击西班牙入侵者。抗击很英勇，在其他地方已经失守的情况下，这个城堡还固守了半年之久。 一算年代，那时中国明代的地方官员正在澳门筑墙限制葡萄牙人活动，而葡萄牙人又已开始向中国政府缴纳地租。当时中国并不衰弱，但与这些外国人打交道的中国地方官员完全不知道，葡萄牙人自己的国家主权已成为严重问题。 我顺着城堡的石梯上上下下，一次次鸟瞰着里斯本，心想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如果只从我们中国人的眼光看，葡萄牙人是有阴谋地一步步要吞食澳门；但是联想到里斯本的历史，就会知道他们未必如此从容。 你看，航海家达·伽马发现了印度后返回里斯本才六年，葡萄牙人刚刚在享受发现东方的荣耀，一场大瘟疫笼罩了里斯本。当时他们在马六甲的远航船队正开始探询中国的情报，但更焦急的是探询远方亲友在瘟疫中的安危。据我们现在知道的当时里斯本疫情，可以推测船队成员探询到的亲友消息一定凶多吉少。 瘟疫刚过不久，里斯本又发生大地震。第一次，正是他们的船队要求停泊于澳门的时候；第二次，则是他们要求上岸搭棚暂住的年代。 说得再近一点，十八世纪中期的里斯本更大的地震至今仍保持着欧洲最大地震的纪录，里斯本数万个建筑只剩下几千。就算他们在澳门问题上嚣张起来的十九世纪，里斯本也更是一刻不宁。英国欺侮中国是后来的事，对葡萄牙的欺侮却长久得多了，而法国又来插一脚，十九世纪初拿破仑攻入里斯本，葡萄牙王室整个儿逃到了巴西，此时这个航海国家留给世间的只是一个最可怜的逃难景象，处境远比当时的中国朝廷狼狈。后来一再地发生资产阶级革命，又一次次地陷于失败，整个葡萄牙在外侮内乱中一步步衰竭。 中国人哪里晓得眼前的“葡夷”身后发生了那么多灾难，我们在为澳门的主权与他们摩擦，而他们自己却一次次差点成了亡国奴，欲哭无泪。可能少数接近他们的中国官员会稍稍感到有点奇怪，为什么他们一会儿态度强蛮，一会儿又脆弱可怜；一会儿忙乱不堪，一会儿又在那里长吁短叹…… 在信息远未畅通的年代，遥远的距离是一层厚厚的遮盖。现在遮盖揭开了，才发现远年的账本竟如此怪诞。怪诞中也包含着常理：给别人带来麻烦的人，很可能正在承受着远比别人严重的灾难，但人们总习惯把麻烦的制造者看得过于强悍。 古本江先生 一 半个世纪前，里斯本的一家老旅馆里住进了一位神秘的外国老人。他深居简出，拒绝拍照，只过着纯粹而孤独的日子。 老人走过很多地方，偶尔落脚这里。他在厚厚的窗帘后面观察街道，体察市情，他一路都在准备做一个决定。没有人知道这个决定的内容，而他，则不知道自己会在哪里发布这个决定。 葡萄牙，里斯本，老旅馆，对这位老人而言都没有根脉维系，也没有情缘牵扯。他本该悠然而过，无印无迹，但他终于住下了，再也舍不得离开。 他知道，自己已经慢慢地走近那个决定。 连他自己也惊讶，怎么会是这里。 直到他去世人们才知道，一个用他的名字命名的世界级文化基金会，将在这里成立，纯资产十八亿美金。这在当时，是一个天文数字。他的名字，就叫古本江（Calouste Sarkis Gulbenkian，1869—1955）。 从此，在文化版图上，葡萄牙将不再是原来的葡萄牙，里斯本也将不再是原来的里斯本。 二 古本江先生怎么会有那么多钱呢？ 原来，他是波斯湾石油开采的早期推动者。他探明波斯湾石油贮藏丰富，又深知石油在二十世纪的重大意义，便风尘仆仆地周游列国，苦口婆心地动员他们开采。如果动员产生了效果，他又会帮助设计开采规模，联系国际市场。他的报酬，每项开采计划中都占有百分之五的股份。后来干脆成为定例，大家都叫他“百分之五先生”。 百分之五的比例乍看不大，但试想波斯湾的石油有多少，二十世纪对石油的需求有多少，在如此庞大的财富洪流中把百分之五归入一个人门下，如何了得。 古本江先生面对自己的巨额资产想做几件事。一是推动教育事业，二是推动艺术事业，三是推动科学事业，四是推动慈善事业。这四项事业已足以证明，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要实行这四项事业，必须设立一个基金会。不管从哪个方面看，葡萄牙的里斯本并不具备设立的资格，但古本江先生看中了这里的朴实、安宁和好客。 有了古本江基金会，素来贫困的葡萄牙不仅自己可以源源不断地获得大笔文化教育经费，而且也成了国际文化资助的重心。在世界很多城市，都有古本江基金会的办事处、科研所、文化中心、图书馆，连巴黎、伦敦也不例外，而总部却在里斯本。这是一种多大的文化气势。 希望这件事，能对世间一切有心于文化建设的市长们有所启发—— 文化无界，流荡天下，因此一座城市的文化浓度，主要取决于它的吸引力，而不是生产力； 文化吸引力的产生，未必大师云集，学派丛生。一时不具备这种条件的城市，万不可在这方面拔苗助长，只须认真打理环境。适合文化人居住，又适合文化流通的环境，其实也就是健康、宁静的人情环境； 在真正的大文化落脚生根之前，虚张声势地夸张自己城市已有的一些文化牌号，反而会对流荡无驻的文化实力产生排斥。因此，好心的市长们在向可能进入的文化人介绍本市“文化优势”的时候，其实正是在推拒他们。这并非文人相轻，同行相斥，而是任何成气候的文化人都有自身独立性，不愿沦为已有牌号的附庸。古本江先生选中里斯本，至少一半，是由于这座城市在文化上的“空灵”； 就一座城市而言，最好的文化建设是机制，是气氛，是吐纳关系，而不是一堆已有的名字和作品。 三 古本江基金会大厦矗立在古本江公园里，占地不小，设备先进，我们去时正在进行翻修。大厦正门右侧的花坛里，竖立着古本江先生的塑像。塑像是面对街道的，前面有卫护栏，不能靠近。 我站在街道上端详着他的塑像，心思立即飞到了前些年去过的波斯湾。那里本是古文明的滋生地，现在早已破落得不成样子，而多数灾难，又与争夺石油有关。我在巴比伦遗址中见到过几千年前铺设的沥青路残迹，可见古文明的创造者们也发现了石油。但他们无法预料，这种地下的液体将会点燃起无穷无尽的战火，结果，连同古文明一起被世人耻笑。 今天才知，仅仅通过一个人，那片古老而悲凉的土地还拿出过百分之五的气力，滋养着现代文明。 又想起了他的孤独。里斯本的老旅馆，闭门谢客的外国老人，不知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文化，竟然由一副苍老的肩头承担着。 像走私犯，像逃亡者，一路躲闪，一路暗访，只想寻找着一个托付地，来阐明自己生命的文化含义。 古本江先生终于阐明了，顺便也阐明了波斯湾的文化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