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六 妓女和口红 过了几个月，忘了从哪里回到上海，已经有一位广西来的年轻学者在等着我。这位学者个子不高，眼睛很亮，很像历史资料里描写的李白。 他叫杨长勋，广西艺术学院副教授，曾经花力气研究过我早年的几部学术著作，发表过很多论文。现在，连我的远行考察和回来之后的遭遇，也成了他的研究内容。他这次来，说有一些重要想法要与我谈谈。 正准备与他长谈，又接到一个让我高兴的电话，那是齐华打来的。自从那次见面后，很多年都没有他的消息。他在电话里告诉我，他听从了我对莎士比亚和《红楼梦》的推荐，努力钻研，写出了一些论文，已经从人事局调入一所大学的研究机构。他在研究《红楼梦》的过程中经常去请教老前辈余鸿文先生，最近才知道余鸿文先生和我家的关系，所以要见个面，另外说点别的事。 我想，既然凑到了一起，就把齐华和杨长勋拉在一起聊天吧。齐华比我大六岁，而杨长勋则属于下一代，不同年龄会有不同视角，加在一起一定比较有趣。 这是一个雨天，雨下得出奇的大。我通过熟人，找了静安区图书馆楼下的一间空房，安排一个工作人员给我们提供茶水。三个人就看着玻璃窗上如泻的雨柱，开始畅谈。 根据长幼有序的礼节，我请齐华先说。齐华有一点老了，却显得比以前经看，很有风度。 齐华告诉我，余鸿文先生退休后住到了他女儿、女婿家，远在长江边的宝山月浦镇，来往很不方便。我请他先代我问好，很快我会陪着父母亲去拜访。 说完余鸿文先生，齐华停了停，压低了声音问我：“你，是不是为一个叫王北珍的女画家写过序言？” “写过。”我说，却又奇怪地问：“你怎么问这个？” 齐华没回答我，继续问：“你知道她是谁的女儿吗？” “当然知道，上海最有名的流亡人士王若望。”我说。 “你是一九八九年之后写这篇序言的吧？”齐华又问。 “是啊。”我说。 “这篇序言在大陆报纸上发表过吗？”齐华还在问。 “发表过。”我说。 “报纸怎么会同意发表？”他问。 “不知道，不是我送去的。”我说。 “听说你写序言的画册上，有他们父女俩的合影？” “对。” “发表后，那个姓王的流亡人士说过什么？”齐华问。 “他叫他的女儿感谢我。”我说。 “可见告发的内容完全属实。”他叹了一口气。 “什么告发？”我问。 “真有一个叫曾远风的人告发你了。”齐华放轻声音说，“把这些材料复印后到处寄，寄给各家报纸的领导，连我工作过的人事局也寄了。效果显而易见，你看，全国那么多官方报刊，那么密集地发表攻击你的文章，为什么得不到丝毫阻止？” 我还是摇头，说：“这是你的推测，现在已经不是告发的时代，不会有用。报刊发表那些文章，只是为了发行量，而且也不算密集。”我说。 立即响起响亮的笑声，是杨长勋。我没想到，他的嗓音那么好听。他对着我说：“你说告发信不会有用，我相信；你说那些文章不密集，那就太谦虚了！” 他又转向齐华说：“余先生的谦虚，是因为他不知道。不读报纸不上网，连个手机也没有，害得我们代他受了好几年气！” 我连忙解释：“其实也有人说起，但我不想听。对于假话脏话，倾听就是鼓励，反驳就是对弈。” “但是，除了你和他们，还有第三者，那就是广大读者。读者分不清假话脏话，也会把你看脏了。”这是齐华在说。 我立即回答他：“我是一匹赶路的马，千里风尘之间，哪有时间洗刷自己？也顾不得别人的眼睛怎么看我，只顾睁着眼睛看前面的路。” “说得妙！但是——”齐华紧逼着说，“你这匹被围袭的马，是你，又不仅是你。你不能过于洒脱。” 我沉默了，端起杯子喝一口水。显然，他们说得有理。 “那，你们就给我简单介绍一下围袭的情况吧。”我说。 杨长勋从提包里拿出一个笔记本，翻开一页，看一眼，就说：“据我统计，这几年国内诽谤你的文章已发表了一千八百多篇，这肯定不全；如果乘上每份报刊的发行量，那么，与你名字相关的恶言恶语在全国就是一个天文数字。放心吧，你肯定创造了一个独立知识分子遭受诽谤的历史纪录，不仅是中国纪录，而且是世界纪录。” “他们哪有那么多话可说？”我问。 杨长勋又拿出一大沓复印材料，随手抽一页，介绍几句，再抽一页，读出几句……这样折腾了十分钟，他突然停止了。 “这些脏话从我嘴里说出来让你听到，我已经造孽！”杨长勋重重拍了一下桌子，几个杯子都抖了一抖。我看他前面介绍情况时口气还比较平静，没想到他压着一肚子气。 我拿起他的茶杯塞到他手上，让他平静一点。他喝了一口，我和齐华也拿起杯子喝了一口，茶已经凉了。窗外还在下雨。 雨点打在窗上，发出一种杂乱的音响，使我们的谈话不能不提高了嗓门。 齐华开口了：“不能再这么下去。想想看，该怎么办？” 杨长勋转头对我说：“这就是我这次赶到上海来的目的。我静静地看了几年，觉得形势对你非常不好。所有的媒体都知道，攻击你这个大名人会大大增加他们的发行量，又不会承担政治风险，因此越闹越刺激。 目前，已经形成了一个“啃余族”。谁为你辩解，谁就跟着挨骂。 我想来想去，你唯一的办法，是留下一份写给读者的声明，在以后适当的时候发表，然后离开。离开上海，离开中国，而且要快。否则众口铄金，真会被他们灭了。” 杨长勋教授带给我看的报刊一部分，全部都用最肮脏的语言对我进行诬陷和诽谤。我看了一眼就请他收起来，拒绝读任何一篇。他说，这只是“冰山一角”。他认为，我已经成为中外历史上被攻击最多的独立文人，却又找不到原因，所以竭力劝我快速离开这片土地。但是，我和马兰都有老人需要照顾。 “不，战士宁死不逃！”这是齐华的声音。这声音让我想起，他曾经是个军人。 齐华看着我好一会儿，终于说：“所有的诽谤都刊发在媒体上，而我国所有的媒体又都是官办的。你八十年代中期就已经是厅局级了，现在的好几位国家领导人都是你当时的直接上司和同事，而且我听说他们都是你的读者。如果拨一个电话给他们任何一位的秘书……” 我立即站起身来，按住了他的手背，说：“如果我拨了这样的电话，十多年前的辞职就失败了一半。与其求救，宁肯逃走。” 齐华伸起手来想反驳我，但他伸起来的手停在半空了。停了几秒，这只手伸出了大拇指，朝我颠了颠。 “但是——”他又迟疑了，“能不能，不离开中国？” 我当然理解他的意思，点了点头。 “那就必须离开上海！”杨长勋说，“我统计了，这些年诽谤你的文章，发表最多的是广州、长沙、天津、香港，但发起者全在上海。你只要在上海一天，那些上海文人就一天安静不下来。” 外面雨已经停了，图书馆走廊两边的树木还在滴水。这个图书馆是我在读中学的时候几乎天天晚上都来的，一切都很熟悉，只是觉得变小了。已是傍晚时分，读者们正在陆续离开。 突然，有一位年轻的女读者走到我跟前，停下，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说：“余先生，上海那个人写了一篇不好的文章冒犯你，我向你道歉。” “什么文章？”我问。 “说有一个妓女在读你的《文化苦旅》。”她声音很低，快速说完，转身就走了。 她相当俏丽，很有风韵，把我们三个人的目光都吸引住了。我们看着她婷婷的背影行进在修剪得很好的灌木之间，又消失在图书馆门口。 “文章又不是她写的，她为什么要道歉？”我问。 “有三种可能。”杨长勋说，“第一种可能，她是那个作者的家人或朋友；第二种可能，她只是你的读者，觉得你是因为受读者欢迎才受攻击的，因此要道歉；至于第三种可能，就不好说了……” “说！”我命令他。 “第三种可能，她就是那个妓女。”杨长勋说，“这种可能最大。” 我回想她低头低声、快速离去的样子，也觉得有这个可能，就说：“那她就很高尚。我们谁也不认识她，她也不必道歉，但她却道歉了！齐华，你说呢？” 我转身看齐华，发现他还发傻一样看着图书馆的大门。“太像了。”他喃喃地说。 我看着他，立即明白了。刚才我看这个女青年的时候真还觉得几分眼熟呢，不错，她就是一个活脱脱的姜沙，只是小了一代。 “像谁？”杨长勋问我。 “一时说不明白，”我说，“以后慢慢再给你说吧。” “有一个妓女在读《文化苦旅》”，这句话如果是事实，也不至于掀起对《文化苦旅》和作者的声讨吧？但在上海，这种声讨快速形成，并推向全国。 按照文章大批判的逻辑，《文化苦旅》转眼上升为“妓女读的书”。我收到大量读者来信，说自己受了污辱，强烈要求我通过官司来为他们洗刷。但我知道，这事打不得官司。难道要法院证明没有妓女读过这本书？我可以肯定，如果要追问那个写文章的上海人：是哪一个妓女？他一定不会说；再问：是否认识那个妓女？关系如何？他也不会说。 谢晋导演气鼓鼓地找到我，大声为我辩护，说中外历史上很多妓女的人品、文品都很高，为此，他还要拍电影来表现。我很感谢这位大导演，但也明白他的辩护思路错了。 这件事情的特殊意义，是突然唤醒了上海街市间曾经忙碌了一百多年的小报文痞、情色讼笔。那个被我绝交的左派编剧更是兴奋，觉得终于等到了给我“写回信”的机会。他十分内行地分析，妓女的手提包里一定放有口红，《文化苦旅》既然放在一起，也就成了“文化口红”。从此，很长时间，批判“文化口红”成了他的主业之一。随着他，“啃余族”全线活跃。 当时的上海文坛，除了谢晋导演继续气鼓鼓地毫无办法外，百岁老人巴金躺在病榻上也遭受到报刊辱骂，而他还在听人朗读我的书，我的那些“文化口红”。黄佐临先生则给我留下了“让他们骂去”的遗言，已告别人世。再也没有人理会这些过时的人，大家热衷关注的，还是妓女、口红，口红、妓女……洋溢着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和欢快。 事情看来不大，却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我看了一阵，得出一个结论：上海，真的必须离开了。 杨长勋教授没有说错。 其实不止是上海。妓女和口红的话题如此连篇累牍，全都凭借着官方出版物，上上下下没有出现半句非议。在这种整体气氛中，我想，自古以来没有一个文化人能够安适地生存下去。很多国家的华文读者都纷纷来信劝我移民，我和马兰想了好久，最后想到了我与郭宝昆先生讨论过的“文化身份”，止步了。 七 逃向海边 终于，我对马兰说，决定离开上海，到她工作的安徽合肥定居。 马兰大喜过望，却又忧心忡忡：“你这么一个纵横世界的文化人，陷在合肥这样的小地方，会不会处处不便？” 我说：“正因为纵横世界，哪个角落都可以安居。为什么要结婚？就是为了走投无路时有地方逃，逃到老婆身边。” 比起上海，当时合肥还相当贫困落后。我们住在三里街一处简陋的宿舍里，我在那里写了《霜冷长河》和《秋千架》。 中国科技大学的朱清时校长听说我定居合肥了，就聘请我担任他们学校人文学科的兼职教授。我想，这也是我在合肥的一个不错工作，就答应了，而且已经开始认真地讲课。 在合肥几年，我心里很安静。妻子经常要带着剧院到各地演出，一出去就演很多场。当时国内有几家报刊在全国各省做问卷调查，问广大民众最喜欢哪个剧种，最喜欢哪个演员，她领军的剧种和她本人，几次都名列第一。 马兰主演的《秋千架》，曾经创下北京长安大戏院演出档期最长的纪录。 马兰主演的《秋千架》。 马兰主演的《秋千架》。 马兰大胆地在东方古典美学的演出中溶入了现代舞，受到极高评价。 马兰主演的《长河》，在上海大剧院演出时场场爆满，一票难求。 她不管到哪个城市演出，都一票难求。即使在台湾大选期间，剧场外面每天晚上拥挤着几十万为选举“造势”的民众，没有一个剧团敢于在这种时候卖票，而她的演出还是场场爆满。在大陆很多城市，她都创造了连续演出场次最高的纪录。戏剧危机，在她身上从未体现。 她的顶级票房，没有牵制她大胆的国际化实验。而她的实验，也没有影响她的票房。在这方面，我与她心心相印。她对于我的学术著作《世界戏剧学》、《艺术创造学》，并不陌生。 她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戏迷，组成了一个庞大的联盟。如果她去北京演出，那个联盟的各地成员都会用各种交通方式赶到北京，由北京的成员负责接待。在这个群体中，我一律被叫为“姐夫”。这一叫，使得踉跄于陌路上的我也稍稍有了一点安全感。 但是，最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妻子几次回家，表情奇异地告诉我，不知怎么回事，上上下下突然都躲着她的目光。 一位刚刚退休的省委领导把她找去，悄悄告诉她：“他们的‘局’排定了，没有你。你还是走吧！” 她惊讶而又慌乱地看着领导，说不出一句话，只在心里问：“他们”是谁？什么叫“局”？我为什么要走？走到哪里去？…… 那些日子，马兰只是等，等一个说法，却不问、不求、不争。她的人格等级和艺术等级，是由许多“不”字组成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打破。在等的过程中，她一直在猜测其中原因，而且全往自己身上找。 “也许那次北京官员来视察，我没有听从省里的意思去参加联欢会？”“也许是我从来没有向上级汇报过思想？”“也许我宣布不再参加评奖，会影响官员的政绩？”“也许他们动员我入党，我因为怕开会没答应？”…… 我说：“不，都不是。主要是你创建东方音乐剧的大踏步实践，严重超越了这里的文化管理体制。正好，又遇到了我的事情。全国那么多人在报纸上对我的长时间围攻，给这里造成一个强烈的印象。” 妻子没有反驳。 那年，她才三十八岁。和当年严凤英离开人世，是同样的年龄。所不同的是，她已经把自己所在的剧种，推到了当代国际戏剧学的大门口，只差了几步。 上海没法留了，安徽不让留了，我们能到哪里去呢？ 马兰最看不得的，是爸爸、妈妈的遭遇。就在前不久，当马兰带着剧院到海内外演出让大家都风光无限的时候，爸爸、妈妈几乎天天都遇到热情的笑脸。现在，大多数笑脸都冰冻了。老人家又回到了做“右派”的年月，面对着一双双冷眼。少数人想走过来安慰几句，却又前后左右地警惕着不要被别人看见，像做地下工作一样。 三里街的住所看不到旭日，却能看到一小角夕阳。马兰背靠着几件徽派的木雕看着我，久久不说话。 她平日几乎不流泪，这次却流泪了。她赶忙擦去，别过身去看夕阳。 这个夕阳下的剪影，让我几天失眠。 有一个我早年的学生刘胜佳来敲门。他告诉我，有一个城市，人人匆忙得连在路上撞到了也不会停下步子来争吵，谁也舍不得花时间写文章骂人，而且那儿也没有几个文化人，根本不会在乎你们。那个城市，就是深圳。 我一听，居然有地方谁也不在乎我们，那该多好！那就不会再有攻击，再有排挤。于是，决定立即动身去深圳。当时深圳的房子还不贵，我用稿酬买了一套住下，不久，把岳父、岳母也接去了。 在深圳，我和马兰都没有工作，不用上班，就把精力全部花费在房子装修上。 好在两人都吃过苦，什么劳累活都扛得下来。为了办各种手续需要在一个个小窗口排队，那是马兰的事，好在深圳没有多少人能把她认出来。我负责买各种零碎的家具，主要是到那些大卖场的摊子里买，还学会了讨价还价。两人每天回家，都尘土满身、腰酸背疼。 马兰排队的成果之一，是家里装了电话。想把号码告诉朋友们，但是，两个人失神地想了半天，想不出几个需要通话的朋友。朋友曾经很多，但在遭难时能站出来说一句公道话的，却少而又少。 马兰不是话剧演员、京剧演员、歌剧演员，离开安徽就等于失业了。她忍痛忘记耳边如潮的掌声，忘记已经很成气象的戏剧改革，忘记国际同行的热切期待。想到深圳任何一个单位找一份工作。只要不是文艺方面的她都愿意，连重新做一个工人也可以。 她知道，靠我以前从盗版集团牙缝里漏出来的一点稿酬也能过日子，但我现在这样天天挨那么多媒体的狂轰滥炸，也不会再写什么书了。她想，如果以后年纪大了，有了医疗方面的特殊需要，又怎么办呢？ 一天晚上，电话铃突然响起，这在我们深圳家里是很少有的。我急忙去接，是广西杨长勋打来的，他是我告诉过电话号码的少数几个朋友之一。 杨长勋在电话里大声说：“太厉害了，你逃到哪里都被他们罩住！你知道他们现在在报纸上骂你什么吗？” “骂我什么？”我懒懒地问。 “骂你深圳的房子！他们说，你的房子是深圳市政府送的，代价是为他们说好话。” 我一听就直起身来，问：“又是什么人在那儿诽谤？” “就是那个曾经歌颂你为民族脊梁，后来又编书盗印你文章的那个人，姓肖，好像在一个杂志做编辑。”杨长勋说。 “他不是在北京吗？”我问。 “深圳也有他们的人，“啃余族”早已联网，疏而不漏。在中国，你到哪儿也逃不掉，我早就说过了，还得走！”杨长勋说。 接完电话我愣了好一会儿。这事，不仅仅骂我，还骂到了深圳市政府。深圳市的市长是谁，我都不知道，但是如果我不出来澄清，政府蒙了冤，一定会迁怒于我们。那么一来，我们还能在这座城市住下去吗？ 因此，我百般无奈，托北京一位律师打一个官司，只想证明我没有拿过政府的寸土片瓦，那个肖编辑损害了我的名誉权。不久北京的律师来电话，说北京的法院判了，我败诉。 上诉到中级法院，又败诉。两份判决书都写得很深奥，好像是在维护“言论自由”，但是我和律师都看不懂。 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著名法学家江平教授对记者发表谈话，“一套房子并不是一个小皮包，被告当然是侵犯了原告的名誉权”。但是，北京的法院完全不予理睬。 北京的报纸以通版的大字标题刊登了我败诉的消息，口气欢天喜地。 我问了两个在媒体工作的学生：“有没有可能在哪家报纸上说一个简单的事实，我在深圳购房的每一分钱，都是我自己的稿酬？” 两个学生几乎同时回答：“不可能。报纸已经‘炒’完这事，这事就过去了。其他报纸与那些报纸都属于同一个系统，是一家人，更不会为了您得罪同行。” 连法院都判决我深圳的房子有问题，那么，我们也就不能住在这座城市了。应该逃到哪里去呢？没有了，因为不管到哪里，他们都会设法轰逐。媒体站在他们一边，法院也站在他们一边。 我开始理解杨长勋要我离开中国的意思了。 这天，我和马兰在路边散步，她的神色十分忧郁。我判断一定是有了新的坏消息，等着她自己说出来。 她怕我难过，犹豫地看着我，最后还是说了。她发现，她的爸爸、妈妈好几次都把头凑在一起嘟嘟哝哝，一见她进门就立即分开，又把什么东西藏藏掖掖。 她假装没看见，心里却一直有个疑窦。几天前她终于找到了老人家藏在垫被底下的那东西，是一沓诽谤我的报纸。 她想安慰他们，但说了几天都没用。老人家还是老观念，在他们心目中：国家办的报纸等于是“政府喉舌”、“中央文件”，连篇累牍地痛骂一个人，其实就是“打倒”。 女儿被驱逐，女婿被打倒，两位历尽苦难的老人家脸色苍白。岳父浑身无力，岳母通宵失眠。 岳父、岳母的紧张，使我想到在上海的爸爸、妈妈。 爸爸的血压、心脏、眼睛都不好，在几个老人中身体最差，万一……我立即买票从深圳赶回上海。 我最怕爸爸看到那些报纸。 先问弟弟。弟弟说，妈妈不看报，爸爸因为眼病越来越严重，也不看了。 我问：“爸爸、妈妈有没有可能听到我被报纸诽谤的消息？” 弟弟说：“有一次爸爸到医院看病，发现桌子上有一本印着你名字的《文化苦旅》，就与医生说了几句，这一下子就在医院里会集了一批‘粉丝’。爸爸为了看病方便，与这些医生有一些交往，可能会讲到你的一些事情。” “医生会不会把外面报纸的情况告诉他？”我问。 “不知道，大概不会吧？”弟弟没有把握。 我关照弟弟：“一定不要让爸爸看到那些报纸。” 我当即就去看了爸爸、妈妈。在父母亲的住房里我东摸西摸，想看看哪个角落有没有堆放着报纸杂志之类。好像没有，我就放心了。 我在上海与父母亲一起过了几天，赶快回到深圳。彼此没有工作的夫妻是不能分开的。因为没有工作，也就只剩下了牵挂。往往是，刚刚告别就牵挂了，好像已经告别了很久。 在深圳我认真地下了一个决心：为了四位老人少受一点惊扰，真的不能再写书了。我只要写书，一般总会畅销，也会产生学术影响，因此必然引来那些人的又一轮围攻。到时候再站在老人们前面遮掩，就来不及了。 不写书了，也就不想读书了。我就铺开宣纸，写一些毛笔字。 马兰天天站在一边，看我写毛笔字。 我抬头看她一眼，说：“你有那么多观众，我有那么多读者，但一转眼，我们找不到他们了，他们也找不到我们了。” 这情景，想起来还是有点酸楚。 我们两个，只想干干净净、安安静静地从事一点艺术文化，从来不会招谁惹谁，受到了欺侮也绝不还口，却不知怎么变得寸步难行。要摆脱这种困境，有好几条路，连傻子也知道。我们不傻，当然更知道。只要走其中任何一条，就能立即得势、热闹、风光、安全，但这实在不是我们的路，一条也不是。因此我们两人只能彼此为路，相持相扶一步步走下去。除此之外，不再有路。 有时，马兰会在我耳边轻轻哼起小时候外婆在摇篮边唱的儿歌。小时候家乡总是洪水泛滥，那摇篮正挂在水边的屋檐下。 山黑了， 水白了， 天边的渔船不见了， 山上的小庙坍掉了。 外公提着灯来了， 和尚打着伞来了。 灯灭了， 伞断了， 外公又在咳嗽了， 和尚又在念经了…… 我看着她，想起她一出世便落地于一个“右派分子”的家庭，从小受尽冷眼，因此对于罕见的点滴善良分外感激。她似乎把点滴善良收集起来编织成了童年和少年的信仰，并以此作为自己艺术的入口。我初见她，是看她演莎士比亚，被她的表演折服；但是，让我真正对她另眼相看的，是她惊人的善良。 那时，她的名声如日中天。我亲眼看到，在春节来临之际，她婉言谢绝了中央电视台的一再邀请，又以侍候老人为由推辞了领导机关的团拜和联欢。但是，就在这时，却接到了一个来自河南某地的电话。电话里传来陌生的声音：“这儿的人都很想念你，但我们这儿穷，实在付不出演出报酬……”她一挂电话就去了火车站。演出回来，她在火车上传染了重感冒，直到元宵节都躺在病床上。 那次去山东演出，怎么也推不掉报酬了。她就找到当地政府部门，要把报酬捐献给当地的苦难儿童。 “我们这儿没有苦难儿童。”当地官员说。 她一笑，说：“总会有。父母是残疾人，或在服刑……” 果然，这样的儿童还不少。 过了不久，她收到了很多被救助儿童的成绩单。 在谈婚论嫁时，我提起一件其他女性很难接受的怪事：“我那位前妻心智出了一点小问题，曾从南方领过一个养女放在上海父母家，自己又走了。我在离异后本不应该再管，但听说那个女孩生活和学习都发生了困难，因此每个月都在救助。” 马兰问：“你与那个女孩聊得来吗？” 我说：“很困难。” 马兰又问：“她学习还可以吗？” 我说：“很困难。” 马兰仰头一想，说：“这是纯粹的人道主义了，我们一起承担。直到她长大后给她买个房子，能过日子。” 我说：“这样做有可能给某些媒体带来话题，已经有这方面的动向。” 马兰说：“管它呢，大善无惧。” 这一来，很多复杂的事情都好办了。 我们结婚二十多年来，遇到的第一个大冲击，就是有几个文人在传媒上造谣，说我在“文革”中参加过一个叫“石一歌”的写作组，问题严重。刹那间，全国很多报刊大吵大闹，连她也被嘲笑的目光包围了。 但是，她有最简明的思维。 她对自己的父母说：“整个上海戏剧学院都知道，他是本单位民意测验连续三次都名列第一，才被国家文化部破格提拔为院长的。那时候，‘文革’过去不久，大家记忆犹新，人人同仇敌忾。难道，本单位的那么多人都没长眼睛？” 我岳父是过来人，一听就懂：“余家在‘文革’中那么悲惨，子女能做什么事？一定又是当年的造反派在贼喊捉贼！” 我说：“周恩来为了纠正‘文革’，出来领导复课，按照他的指示上海成立了两个组，一个是在复旦大学的鲁迅教材编写组，一个是在作家协会的鲁迅研究组，笔名‘石一歌’。我参加过前面那个组，他们故意搅混了。” 马兰问：“那你为什么不出来澄清一下？” 我说：“我只要一出来澄清，给人的印象，好像后面那个‘石一歌’小组真有什么问题了。那个组的成员都是上海各大学的教授，早已年老体弱，一定承受不了。我健康，有能力顶个虚名，保护那些老人。” 马兰说：“我们一起顶着。” 第二个大冲击，起于我们夫妻俩的一个决定。那是汶川大地震之后，我从灾区回来后告诉她，看到废墟上那些课本很心酸，我想为灾区学生捐建三个图书馆。 “大概要多少钱？”她问。 “至少五十万。”我说。 “三个图书馆，这点钱怕不够吧？”她说。 后来果然，除了买书，还要买各种设备，包括电脑、摄像机、灯具等，自然不够了。 她一笑：“我说不够吧！” 这事，虽然由我亲自选购一切，还是很难瞒得住。一位记者依稀听说我在捐，却不知道实情，就按当时捐建希望小学的惯例，报道我捐了二十万。虽然大大缩小了，还是无法在中国红十字会账户里找到，因而那帮“啃余族”立即掀起了“诈捐”的风暴。 这下她有点着急，不是心疼钱，而是心疼我。她问：“闹成这样了，你为什么还不发言？” 我说：“这不是小误会，而是大颠倒。我一发言，对方就没法活了。而且，中间又夹进去了一个讲《三国》故事讲得不错的文化人，他一定会被网络上的‘回头潮’淹没。我还是老样子，顶个虚名保护别人。” 她说：“不错。地震死了那么多人，谁也不该在大灾难中洗刷个人。” 我说：“三个图书馆都在那里，用不着多说什么。” 我们每天讨论很多问题，从天体物理到台湾党争，无所不包，唯独对于各种捐助，从来不用商量。例如，澳门科技大学聘请我担任人文艺术学院院长，每年都有很高的年薪。我觉得自己所承担的实际工作并不多，就把年薪全部捐作了学生的奖学金。她过了很久才听到这件事情，很是惊讶：“他们真还给你发那么高的年薪？” 但对于捐献，她一点儿也不惊讶，觉得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我们两人，都在屈辱和苦难中长大。能够活到今天已经十分不易，因此完全不在乎别人理解不理解。就像从乱石丛中挣扎出来的两棵小树，虽然也为这个角落带来了一点风景，却并不指望乱石能点头。 我们躲到了深圳，用古话说来也算是“隐身南荒”了。当地的文艺界不知是什么样的，我们也不敢去触碰。这总该平安了吧，但无边的谣言还是在媒体上接踵而来。最让我们觉得荒诞的，是一次次地宣布我们离婚了，而且一次比一次逼真，一次比一次刺激。 其中有一次，在媒体上再度闹得不可开交，南京《扬子晚报》的鞠健夫先生给马兰打来了电话。他倒是不相信我们会离婚，但还想听听我们的回应。 马兰立即写了几句话传过去—— 世上有不少人一直生活在沼泽地，从来没有见过山。终于有机会来到高山面前，便惊讶：这山怎么不倒？ 过了半年，心想这下该倒了吧？一问，没倒。 又过了一年，便断言，这次不会有错，一定倒了。但一问，还是没倒。 于是那山成了他的仇敌，夜夜诅咒，天天造谣。 遗憾的是，那山，一万年也不会倒。 鞠健夫回电：“写得好！” 从一起起“离婚”谣言，上海的几个朋友来电，他们已经隐隐约约地发现了造谣者。不是别人，就是那个被我救过命，又被我绝交了的左派编剧。而且，以前的其他谣言，他都是主导者。 我想了一想，觉得很像。因为所有这些谣言加在一起，有一个似曾相识的“政治运动结构”，造谣者一定上了年纪。你看，结构的起点总是“政治问题”，闹了半天发现不靠谱，就来“经济问题”。再不靠谱，就来“生活问题”。过去几十年，要整人，都是这么一个“三部曲”。当代年轻人即使要造谣，也不会走这么完整的“隔代程序”。 过了几天，在一个茶馆，遇到深圳的两位记者。他们说：“那么多谣言，你们一声不吭，读者都会相信他们，连我们也相信了。” 一听就知道，他们是想用这样的语言刺激我们，让我们表态，然后再去采访造谣者，造成版面上的争辩。按照目前这些记者的职业偏向，他们主要站在造谣者一边。 我平静地回答：“相信了他们，就不是我的读者。这是人际关系的自然减员，也是一种瘦身，求之不得。” 从此，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那两位记者。记者中当然也有好人，但即便是好人也无法改变一个事实：当代社会的是非颠倒、价值逆反，该负第一责任的，是传媒。 离开那个茶馆后，马兰在路上说：“我们两人，无帮无派。但是，由于从不反驳，口无恶言，自有另一种强大。” 我说：“我们没有任何必要讨好舆论。现在，民粹主义的舆论已经成为当代魔王，大批貌似激愤的打手其实都是它的奴才。我们只逃避，不屈服，因而强大。” 说着，我们就到了海边。 深圳的风景，以海边为最佳，尤其在黄昏时分。 零丁洋里卷来的一排排深蓝色海浪，在夕阳下有一种壮阔而凄楚的寒意。文天祥在七百多年前写的诗句，“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不知是不是也出于这种意境。但对我们而言，没有了惶恐，只剩下零丁。 马兰最喜欢的海边景象，是台风来临时分。乌云在奔跑，海水在低吼，而她，则任凭长发轻衣大幅度飘洒，就像一位狂放的书画家在天际泼墨。 与别人不同，只要是台风季节，我们老是在海边。 后来我们老是互问：深圳几年，荒凉孤寂，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答案完全一致：台风中的黄昏，只有两个人在海边。 台风中的“狂草”。（摄于深圳海边） 天问。 八 爸爸的秘密 终于，一个一直害怕着的电话打来了。 弟弟的电话，说爸爸摔了一跤，生命垂危。 我和马兰立即赶往上海，爸爸已经去世。 我们到达医院的时候，停止了呼吸的他却一直张着嘴，好像有一些话没有讲完。 我用手托在他的下巴底下让嘴慢慢闭合，但一松手又张开了。最后，当妈妈伸手一托，爸爸的嘴就闭合了。 妈妈轻轻地抚摩着爸爸的脸，很快又抽回手来捂住了自己的嘴。她不让自己哭出声音来，因为她知道隔壁的几个病房都在抢救，不能让那些病人听到哭声。 从医院回到家里，弟弟为了寻找在追悼会上要挂的照片，打开了爸爸天天翻动又天天紧锁的抽屉。照片很快就找到了，却又发现抽屉里藏着大量文字资料，一沓又一沓，一袋又一袋。 我知道，这是一个老年男人的最后秘密。这位老年男人与我的关系如此密切，我立即去洗了手，然后坐下，闭上眼睛，静一静心。过了很久，我才敢去轻轻翻动。 尽管我已经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是当我真的一页页翻看那些文字资料时，仍然非常吃惊。 第一部分是他三十五年前写给造反派当权者的“借条”留底，这是我以前完全不知道的。原来，在他关押期间，妈妈前去探监时给他说起家里的事，他毫无办法，只得冒险向当权者借钱。他在十年间没有借到过一分钱，而每张“借条”都必然引来一次次残酷的批斗。有几张“借条”，我刚刚一读鼻子就酸了。例如，我叔叔领养的表妹要在安徽农场结婚，但叔叔已被害死，爸爸决定用叔叔留下的一只旧箱子作为陪嫁，却想“借”一点点钱，买一床被褥装在这只旧箱子里。 又如，一张“借条”上说，寒冬已临，但我家八口人的“布票”还没有用过一寸，希望当权者看在老人和小孩的分上，借点钱…… 第二部分是三十五年前他们单位造反派批判他的大量印刷品。隔了这么久，我现在一读。还背脊发凉。例如这一段，好像是一篇新闻报道—— 当天斗批大会上余学文这个坏家伙的画皮被层层剥开了，在毛泽东思想的照妖镜面前，原形毕露。但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他还要伺机反扑，不要以为余学文是“死老虎”，这个老虎还没有死，还要咬人，我们不要被他装出一副可怜相的假象所迷惑，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继续穷追猛打，必须以毛泽东思想 为武器，继续批深批透，批臭批倒，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爸爸在“文革”灾难中写了大量的申诉、反驳、“借条”和回忆，当然这也只是冰山一角。 这是批判爸爸的油印材料之一，爸爸一直藏到生命的最后时刻。 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这些空话又不全是空话。其中所谓“装出一副可怜相”、“穷追猛打”、“再踏上一只脚”等等都是实情描述。 爸爸，真是受大苦了。 为什么要让爸爸“永世不得翻身”呢？印刷品中又写明了他的罪行—— 当“二月黑风”刮起之后，这个死不悔改的坏家伙就跳了出来，公然为刘、邓及其代理人陈丕显翻案，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新生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真是狗胆包天，罪上加罪。 文中所谓“新生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第一、第二号人物就是张春桥和姚文元。 这下子，我终于明白了三十多年前就产生的疑惑。爸爸这么一个小人物为什么会承受那么严重的迫害，直到造反派下台、老干部上台之后仍不得解脱？原来，他所在单位的“广大人民群众”从他的日常闲谈中提炼出了这么多“上及天庭”的政治罪名！ 在灾难时期，他怕吓着我们，没有说；灾难过去之后，他不想拿这样的东西为自己贴金，还是没有说。但他又舍不得丢掉，就藏下了。 我敢断言，这样的印刷品，是后来全国绝大多数号称自己在“文革”中“立场坚定”的文人拿不出来的。他们如果有一份，或者他们的爸爸有一份，哪怕上面只有一句半句，不知要做出多少文章让大家景仰。但是爸爸却把它们全都锁在抽屉里，直到此刻，三十二年之后，我才看到。 等我看到，他已经走了。 我连当面说一声钦佩的机会都没有。 我犹豫了很久，曾经选了几页这样的大批判印刷品照片，附印在《借我一生》那本书中。 我在那本书里讳避了一个细节：在爸爸临终的床边，放着两沓近几年诽谤我的报刊。以广州的《南方周末》为主，有天津的《文学自由谈》，上海的《文学报》，和别的几份报刊。这些报刊诽谤我的内容，全与文学无关。爸爸在这报刊的字里行间，画下很多抖抖索索的铅笔痕迹。可见，几乎已经失明的爸爸，还是逐字逐句读了。 我看到这些遗物后曾急忙向他熟悉的几位医生打听，这些报刊是怎么到他手上的。医生说，是他自己不断索取的，说我在国外，要代我收集资料。他还一再要医生放心，为了眼睛，他不会看。 其实那些医生上当了，他不仅看了，而且看得非常彻底。他把相隔三十几年的两种相同文字放在一起，反复对比，我立即想象出了爸爸的最后岁月。他的高血压，他的心脏病，他的白内障，他因浑身乏力而摔倒，都与这些报刊直接有关。爸爸，是为我死的！ 厚厚一抽屉的文章中的文字压了他半辈子，而那两沓近些年的报刊，则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捆稻草。 我是一个博爱主义者，常常对那些严重伤害过自己的人予以原谅；但我又是一个中国人，终身不会淡忘“杀父之仇”。我即使把“必要仇恨”缩得再小，也会永远记得爸爸临终床边放着的那些报刊，以及报刊背后那几个人。 博爱使我容光焕发，仇恨使我双目炯炯。 我有几位兄长般的朋友，都是堂堂男子汉，在自己的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并且有国际声誉。他们几乎都有一个秘密，那就是在某个笔记薄的角落记着一个名单。那是一些曾经残害过自己长辈、家人的歹徒，也包括一些用谣言、文章袭击过自己的恶人。这些人现在看上去都过得不错，有的还经常在某些媒体上高谈阔论，有的已经移民美国或加拿大，却怎么也抹不去他们留世的血污孽债。 我常常会接到朋友的来电，低声而欢快地说：昨夜，又有一个名字用红笔画掉了。 我想，我们的社会也不必伪装遗忘，因为很多遗忘就是纵恶。应该留下一些名单，那些投污的，栽赃的，砸窗的，扔石的，造谣的，仗势的，喷毒的，起哄的，都应该被记录在一些笔记薄上。然后，让很多曾经投诉无门的眼睛，注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生死沉浮。 善良的人们不至于动手报复，但都有权利在默默间隐藏一个名单，随之隐藏一支能逐一画去这些名字的红笔，隐藏一种强烈的有关净化世间的企盼。 追悼会之后，我们把爸爸的骨灰盒寄存在一个殡仪馆的安灵堂里，准备择日移回家乡安葬。祖父、祖母、外公、外婆、叔叔、姨妈、益生哥，一大批亲人都等着他。 在这批亲人中，爸爸历来地位不高，原因是嘴笨。可以想象，这次他到那里见了亲人们，也会像往常一样谦恭地点过头，便找一个不引起注意的角落坐下，只听大家讲话。 但是，这次亲人们不会让他那么躲闪了。即使他最敬畏的家长，我的祖父，见到他也会深感羞愧。毕竟，祖父走得那么不负责任，而爸爸在人世间坚持了那么久，苦熬了那么久。 祖母最了解自己的这个儿子，外公、外婆也会满意这个女婿。我叔叔，曾为姑妈的死亡承担了责任，而爸爸，又为叔叔的死亡承担了责任。 在“文革”灾难中，如果不是叔叔先自杀了，爸爸多半会自杀，因为爸爸的意志远没有叔叔坚强，但是，坚强的叔叔为了更重要的坚强，把祖母托付给了爸爸。爸爸终究不辱这番重托，还维持了全家。 爸爸终生信仰佛教，我把他的灵位，安放在佛教圣地普陀山。一来二去，我和马兰对佛教有了更多的亲近，还一起成了普陀山的“荣誉岛民”。 与此相应，我们又与台湾的星云大师结了缘。星云大师仔细读过我写的所有书籍，很早就邀请我为世界多国的僧侣演讲，并参加了很多气势宏伟的佛教典礼。他在美国完整地观看过马兰演的电视剧，极为赞赏，因而产生了双重的亲切。 他让我们看到，生于多灾多难的现世，人们还可能以一种无边无界的大善，带来精神上的解脱。他创办的佛光山道场，果然是无边无界地遍布世界五大洲，天天都播撒着觉悟和快乐。 每次想到星云大师，我们就会对身边的祸害，看轻一点。 佛教，是庇护我们在恶风邪雨中安详生存的竹竂。 盛大的佛教法会。星云大师右边第一人是我。 我们对佛教有了更多的亲近。 这个盛大的仪式，在新加坡举行。 右起：星云大师、我、马兰、慈容法师。 仪式即将结束时，星云大师点名马兰上台演唱。在这之后，马兰还特地准备了一个礼佛唱段《菩提树》，曾在新加坡居士林和普陀山佛教文化节演唱，广受赞誉。 九 悬崖守护 我爸爸的突然离去，使马兰更担心起她的爸爸、妈妈来了。 事实一次次证明，受那些诽谤文章最直接伤害的，不是我们，而是我们的长辈。马兰的爸爸、妈妈，仍然把那些污浊的报纸看成是“中央文件”。中国的很多老人都有这样的认知。 “我知道你一定不愿意，”马兰对我说，“你能不能参加中央电视台的任何一个节目，让我的爸爸、妈妈看到，‘中央’并没有‘打倒’你。” 这事既可笑又凄凉。 我说，让我想一想。 正好中央电视台有一个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的节目，需要找一位专职的“文化素质评委”，希望我担当。照理，一个辞职的高校校长是不可能参与这样等级的事情的，但我想起妻子的话，犹豫了。最后，答应了。 没想到这个节目在全国的收视率极高，而且，我主持的“文化素质”考核比歌曲比赛更有吸引力。选手们从题库里随机抽出了古今中外的文化课题，支支吾吾地回答得非常有趣；与此同时，全国无数家庭的电视机前，子女正在调皮地测试着父母亲，而妻子又在斜眼看着丈夫。这一来，这个节目很快变成了一个有上亿人参与的文化大课堂。一次比赛长达五十多天，我每天都要讲述很长时间，我想岳父、岳母应该宽心了。 据统计，收看这档节目的全国观众，有百分之八十三是为了看我的文史知识点评。 但是，由于全国观众对我的文史知识评价太高了，很快有一个姓金的上海文人写出一本书来，指出我的《文化苦旅》里有一百多个“文史差错”。另一个姓郝的上海文人，与他呼应。 还是由南方那家周报领头，全国一百六十多家报纸全都兴高采烈地报道并摘引了他的书，台湾也快速出版这本书，这本书登上了亚洲畅销书排行榜，他本人还被“香港书展”作为特邀嘉宾邀请到现场签名售书。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又伪造了“剽窃”事件，并借此发起了一个全国规模的在联合国“世界遗产大全”上“驱逐”我的运动，“啃余族”一呼百应，他们全都成功。 很多老人告诉我，发动此事的那两个主角，是“文革”造反派中的著名首领。对此，我没有兴趣查证，只看到现在这帮人闹事的速度和效力，早已远远超过“文革”中最有势力的造反派。难道是两代造反派、三代造反派的结合？ 这不是没有可能。历史的病毒向来顽固，看似不见了，却会以更大的规模变异、爆发。 对这一系列的怪事，有一个人血脉贲张，那就是杨长勋。他已经从广西艺术学院调入广西师范大学，天天关注着我所面临的文化灾难，气愤至极。来几次电话，在痛骂之后又抽泣不已。他说自己正在动手写一本长长的书，把我这几年所承受的一切，一一予以剖析。这就使他不能不汇集全部资料，结果，越读越愤怒，越写越激动。有几次，他在电话中说：“昨夜一夜没睡，喝了不少酒，我快灭绝了。” 整整两年，他都在写这本我不知道标题的书。他数度自费到北京、武汉、长沙、广州等地调查。有时，我会在清晨接到他的电话，他总是恨恨地说：“我必须揭露这些人。这些人的经历我都搞清楚了。如果不揭露，中国文化就被他们糟蹋完了！” 我知道，他又写了通宵。 电话里传来钢琴声，我问是谁在弹，他说是年幼的孩子。说起孩子，他口气才稍稍变得柔和。 元旦刚过，他打来电话说：“书终于写成了，我要让你看一看。但请答应我，你看的时候不要过于愤怒。我已经用几年时间代你愤怒过了，你再愤怒，就便宜他们了。” 他不想把这部书稿邮寄，因此希望我的助理金克林能到广西南宁去取。他说，这两天，他会最后润饰一遍。 金克林是一月七日抵达南宁的。杨长勋为了书稿已经两天没睡，见了金克林，他又流着眼泪喝酒。结果，发生了谁也没有想到的悲剧：一月八日，杨长勋副教授在沉睡中去世，终年四十三岁。医院鉴定为：心源性猝死。 那部书稿，由金克林带到了上海，标题是：《守护余秋雨》。 又一个生命，为我离去。他想守护我，但我没有能守护住他。 他想在悬崖边上艰难地为我清理一小块立足之地，但他自己却失足了。一下子，粉身碎骨。 我会一辈子记住这个名字：杨长勋。 我不知是怎么看完书稿的。但是，看完后，我决定通过金克林，与杨长勋的妻子商量，暂时不出版这本书。书中的内容太彻底了，那些诽谤者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在新时期中的投机表现，以及后来与盗版集团的关系，都有了证据。 我不同意出版，原因有二： 第一，我们面临着一个只审视被害者、不审视伤害者的巨大陷阱，没有人会去关注那些诽谤者的真相； 第二，即使有人关注了，也只是为社会增添了恶的观感，但这种观感，在中国已经积累太多。 而且，我还从杨长勋整理的材料中看到，那些诽谤者的恶，大多是因为从小缺少善和爱的滋养，形成了一种可谓“攻击亢奋型”的精神障碍，其实都是病人。例如湖北那个纠缠我很久的人，小时候居然是被父母亲当作物品卖掉的，即使变态，也很值得同情。 据金克林说，杨长勋的妻子是一位善良的基督徒，同意我的决定。 我和马兰每天都躲在深圳家里，很少外出。楼下大门口有一排信箱，也有我们的一个。 马兰关心楼下的信箱，只是因为还在等相关政府部门来信给一个说法。 这天她又沮丧地上楼了，手上拿着一封从上海转来的英文信，交给我。 我拆开，看了一遍。不相信，再看一遍。 马兰发觉我的鼻子轻轻抽搐了一下，赶紧过来，问我怎么了。 我闭了一会儿眼，抬起头来对她说：“这是美国纽约市文化局、林肯艺术中心和美华协会联名写给你的一封公函，通知你，你已被他们评为亚洲最佳艺术家。而且，还是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我尽量说得平静。 “这不可能。我已经好几年没演了。”她摇头。 “信上说，这是美国二十四位资深戏剧评论家投票的结果。他们中不少人，在十年前看了你在洛杉矶的演出。其他评委，也看了你的录像。”我说。 她的表情开始凝冻。 我继续说下去：“信上还说，这个奖的评判标准很严。‘亚洲最佳艺术家’已经很不容易，而其中的‘终身成就奖’更是少而又少，除了电影艺术家黑泽明，舞蹈艺术家林怀民外，中国戏曲界只有张君秋、袁世海等寥寥数位得过。你是几十年来这个奖项的最年轻获得者。他们正在安排时间，你要亲赴美国纽约领奖，还要准备做一个获奖演讲。” 她不说话，一直呆坐着。 我说：“我陪你到外面散散步吧。” 这是傍晚时分，深圳的空气中充满潮气，有点闷。我们在一条木架路上默默地走了很久，她突然说：“这事千万不能让国内的媒体报道。” 我一听，苦笑了一下。前两天，到深圳书城走走，被总经理陈锦涛先生发现。陈经理到办公室拿出一份印刷品，上面有全国近十年来最畅销的十本书排行榜，十本中，我一人竟占了四本。我一见就让陈经理赶快收起来，不要让很多人看见。因为，这就是我遭受围攻的原因之一。 北京《中关村》杂志来信，说我被投票评上了“中国最值得尊敬的文化人物”。我立即回信央求他们，尽量不报道、少报道。他们很惊讶，但还是答应了。 然而，不管怎么掩盖，也总有缺口被那些人挤进来。眼前又有了一件：我在家乡出生的老屋，由于经常有不少海内外的读者来参观，给现在的屋主带来很大的困扰。我听说后就把它买下，赠送给镇里，请他们见到参观的人开一下门。但是，老屋已是危房，维修、打扫、看管的事情超出了乡亲的能力，因此镇里就问县里，能不能由县里保管。 这本是一件芥末小事，不知怎么被一个年轻村民捅上了网，那些“啃余族”一见，又在全国掀起轩然大波。所有的矛头都针对着我可怜的乡亲，骂他们怎么胆敢把我家老屋当作“文物保护单位”而试图赚钱。 我知道，这铺天盖地的网上风潮，一定把镇里的乡亲和县里的官员吓着了，哪里还敢再保存老屋。我连忙写信给乡亲，请他们在村庄建设时把老屋拆除。 我想，拆了也好。老屋有太多牵动我情感的故事，千万不能被现代邪恶纠缠。一来纠缠，不如沦为瓦砾。 于是，我又和马兰一起，回了一次老家，特地在老屋前拍照。这屋，确实破败了。但是，就在这些老旧的砖瓦间，有过父母亲的结婚鼓乐，有过妈妈的油灯书信，有过祖母的大灾孤居……一切美丽和悲怆，都将随风飘散。 从老屋，又想到妈妈。 我偕妻重返老屋。 长辈的故事，童年的记忆，全都埋藏在这些老旧的砖瓦间。我们身后的石沿，是我人生道路的起点。 我早年的乡亲、邻居，你们都到哪里去了？ 我在心中轻轻地说：妈妈，那些人不仅不让我们在任何一座城市居住，而且还不准保留我们最早的住所！ 妈妈一定会问是什么样的人？ 我说：就像几十年前我们经历过的一样，是一片叫不出名字的泥淖，是一团紧随不放的阴云。 妈妈一听就懂。 我和马兰又赶回上海，去看妈妈。妈妈坐在一把藤椅上，我捋着她花白的头发，回忆着一个个与那间老屋有关的故事。但是，老屋已经不能保留的事实，却不能向她透露。 老人家对于越老的事，记得越清楚。 我问她，从进门到灶间，一共是几步，她快速说出。 我又问她，后门小巷间的雨水缸，直径多大，她立即张开双臂比画了出来。 我还问她，我出生的那张床，床框上刻着哪几句古诗，她也毫不顿挫地流畅背出。 但是，这一切都将变为废墟。 马兰获“亚洲最佳艺术家终身成就奖”的颁奖仪式，在哥伦比亚大学礼堂隆重举行。纽约市文化局的局长、林肯艺术中心的总监、哥伦比亚大学的副校长，都出席了。仪式上播放了马兰历来的演出片段集锦，她发表了获奖演讲，题目是《中国戏曲的昨天和明天》。她的思考等级和表达能力，让全场大为惊讶，因而掌声不断。 纽约市文化局、林肯艺术中心在哥伦比亚大学为马兰颁授“亚洲最佳艺术家终身成就奖”。 在颁奖仪式上，马兰发表了《中国戏曲的昨天和明天》的演讲。 我在耶鲁大学演讲后摄。 马兰喜欢耶鲁大学的建筑，觉得比我巡回演讲的其他美国大学漂亮。 我作为“家属”，非常低调地陪在一旁，却还是被哥伦比亚大学发现了。那就免不了也要发表一个演讲了，我的讲题是《重构中国文化史》。年迈的夏志清教授听了鼓励我：“你历来在纽约的每一次演讲，我都来听了，一次比一次好。”由他热情推荐，我再度到美国的著名大学做了一番巡回演讲。 由于我的思路比较独特，在各大学又一次引起轰动。但我反复地请求当地华文报刊的记者，绝对不要向国内报道。 马兰作为“亚洲最佳艺术家终身成就奖”的获得者，再次受到当地华语艺术团体的移民邀请。马兰的回答是：“家里还有老人，需要照顾。” 回国后与齐华通了一次电话，他说余鸿文先生已在四个月前去世，他也刚刚从余鸿文先生的女婿那里听说。我问，老人安葬在哪里。他说骨灰盒暂时安放在一个殡仪馆的安灵堂。正巧，与我父亲是同一个殡仪馆。 那天下午，马兰在家里陪妈妈，我一个人去了殡仪馆的安灵堂。马兰太敏感，那样的地方不适合去。 在安灵堂，我祭拜了爸爸和余鸿文先生的灵位。他们的位置，离得不远。我特别向余鸿文先生的灵位深深鞠了一躬，他是祖父辈的长者，又是我爸爸、妈妈的婚姻大媒，因此，也是我生命起点的攒合者。 我的事情做完了，顺着安灵堂的甬道离开。突然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笑容，那是一个骨灰盒上一帧发黄的照片。一看名字，原来是我的忘年之交徐扶明教授。他还是用那种忧郁而幽默的眼神看着我，我立即退后一步，向他深深地鞠了一躬。 这引起了我的注意，觉得这里可能还有其他文化界人士，便放慢脚步，左右打量。这一打量不要紧，就在徐扶明教授的对面，我看到了曾远风的名字。走过去看生卒日期，他是八个月前去世的。 我又回头看看徐扶明先生的骨灰盒，只隔了一条甬道。立即想起徐扶明教授那次给我讲的话：“老弟，人生如戏，角色早就定了。有人永远是打手，有人永远挨打。” 我想与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商量，能不能把这两人的位置移开一点，不要靠得那么近。但一想这必须通过双方家属，非常麻烦。而且，说不出理由。 走出安灵堂大门时我又停步了。我的眼角仿佛扫到，就在最靠大门的地方，有一个骨灰盒上的名字有点奇怪。也姓余，这是首先吸引我的地方；再看，叫余颐贤，原来是他。家乡的盗墓者，又做过不少好事。真是他吗？他什么时候到了上海？会不会是同名同姓？从骨灰盒上的生卒年份看，他是在九年前去世的。 我希望真是他。从故乡山间的月色下一路走到这里，很不容易。 十 天人对话 写到这里，我想到了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他曾经说，过程性的情节越丰富，越会让人产生习惯性迟钝。因此，需要阻断，需要间离，让讲者和听者都陡然停步，获得思考。 我一直在等待这种停步的机会，此刻出现了。在安灵堂门口，我又回首望了一眼。除我爸爸之外，余鸿文先生、徐扶明先生、余颐贤先生，包括那位我一时还不愿意称“先生”的曾远风，都一起在这里停步。那么，我也找到了坐下来的理由。 安灵堂不远处有两把石椅，朝着一个小小的松柏林。边上，又有一个浅浅的水池，水面上浮着大片枯叶。 我在一把石椅上坐下，微闭着眼睛。一开始思绪很杂，跳荡滑动，慢慢舒了几口气，安静下来。 我的眼前，出现了这些老人，我对他们轻声说话。他们没有表情，但似乎又有表情。 我第一个想恭恭敬敬地上前交谈的，是离世不久的余鸿文先生。 余鸿文先生，我应该叫您一声爷爷。我出生时，祖父早已去 世，因此从小没叫过谁爷爷。从前见到您时也曾经想叫，又觉得不好意思。 现在可以叫一声了，但是我仅仅这么一想，还没有叫出口呢，就觉得自己已经蹲到了您的膝下。抬头看您，白须宽袄，太阳在您背上。 在您背后，仿佛还远远近近地站着我的祖父、祖母、外公、外婆，你们是一代人。他们走得比您早，因此看过去有点影影绰绰。 我不知道，我的长辈，当你们听说自己的一个孙儿成了“中国历来受诽谤最多的独立知识分子”时，会是什么感觉。是担忧、心疼、愤怒，还是自豪？ 这个称号，是几个学者经过认真调查才得出的。我当时一听也怀疑，后来仔细一想，如果不是只算一时一地，而是算二十年的连续不断，算每一次的全国规模，确实没有人能超过。 我估计，你们之中，独独对这件事感到自豪的一定是祖母，我已经看到她炯炯的目光。其他长辈，多少都有点困惑：怎么会是这样？ 对此，我愿意接受你们的盘问。 代表长辈盘问我的，应该是离世最晚的您，余鸿文先生。 我似乎已经听到您的声音。您说：“讨论诽谤，不必看内容，只看它为什么发生。” 我点头。 于是您开始问了：“你和诽谤者之间，有没有权位之争？” 我回答道：“自从二十年前辞职后，我没有任何官职，也不是 什么代表、委员，又早就退出一切官方协会，因此没有丝毫权位可言，他们能争什么？” 您又问：“你与他们，有没有利益之争？” 我回答道：“我几百万言的研究著作，十几万公里的考察计划，从开始到完成，从未申请过一分钱的政府资助。他们能争什么？” 您又问：“你与他们，有没有学术之争？” 我回答：“我的研究课题从来不与别人相撞，我的考察路线从来不与别人交错，我的表述方式从来不与别人近似。他们能争什么？” 您继续问：“你与他们，有没有意气之争？” 我回答：“你们看见了，那么多人连续伤害我十几年。有几个人已经把伤害我当作一项稳定的谋生职业，我却从来没有回击一句，也从来没有点过其中任何一个人的名。” 我看到，祖母在您身后擦泪。 您停止提问，静静地看着我。 过了一会儿，我又听到了您的声音：“你的每一项回答，大家都可以见证。看来你是一个最不应该受到诽谤的人，却受到了最多的诽谤。造成这种颠倒一定有一个特殊原因，例如，刚才我想，是不是你太招人嫉妒？” 我回答道：“嫉妒太普通，不是特殊原因。中国文化界可以被嫉妒的人很多，但他们都没有招来那么长时间的诽谤。” 您说：“听口气，你自己好像已经有答案了。” 我说：“我自己也曾经百思不解，后来，一番回忆使我找到了钥匙。” “什么回忆？”您问。 我说：“回忆起了我还没有辞职的二十多年前。那时候，我招人嫉妒的理由比后来多得多。我不仅是当时中国最年轻的文科教授、最年轻的高校校长、最年轻的厅级官员，而且还执掌上海市那么多人的职称评选。我当时的行事风格，更是雷厉风行、敢作敢为。但是，整整六年，我不仅没有受到丝毫诽谤，而且也没有听到过一句非议。连后来诽谤我最起劲的那几个人，当时也全部对我甜言蜜语、赞颂不止。” “我已经猜到你的答案了，”您说，“你遭到长期诽谤的最重要原因，是比较彻底地离开了一种体制。” 我说：“体制是一种力学结构，就像一个城堡。身在其中，即使互相嫉妒，却也互相牵制，获得平衡和安全。不知哪一天，有一个人悄悄地打开城门出去了，城门在他身后关闭，而他骑在马背上的种种行为又经常出现在城里人的视线之内。他的自由，他的独立，他的醒目，无意之中都变成了对城内生态的嘲谑。结果可想而知，他必然成为射箭的目标。由于城门已关，射箭者没有后顾之忧。” “这样的城堡，可能不止一个吧？”您问。 “当然。”我说，“城堡的本性是对峙，如果只是一个，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现在，有的城堡因为有国力支撑而十分堂皇，有的城堡则因为有国外背景而相当热闹。我呢，只能吟诵鲁迅的诗了：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但是我比鲁迅更彻底，连戟也没有。” 您点了点头，似乎不想再问，却还是轻声问了出来：“堡外生 活既孤独又艰险，你能不能，从哪个边门重返一个安全的城堡？” 我说：“我知道您说的是哪一个城堡。官方体制对文化创造，有利有弊，弊多利少。古今中外都产生过不少排场很大的官方文化，这当然也不错，但是一切真正具有长久生命力的文化大多不在其内。这是因为，行政思维和文化思维虽有部分重叠但本性不同。前者以统一而宏大的典仪抵达有序欢愉，后者以个性而诗化的秘径抵达终极关怀。现在，前者太强势了，连很多自命清高的学者都在暗暗争夺行政级别，这更使很多行政官员对文化产生一种居高临下的傲慢和无知。长此以往，前者极有可能吞没后者。您看现在，财源滚滚而文事寂寥，精神枯窘而处处嬉闹，便是征兆。因此，我要不断地站在外面提醒，不能这样，不能这样。” 您又问：“那么另一个城堡呢？” 我说：“对那个城堡我曾抱有希望，希望它能批判专制弊端，揭露权贵集团，推进政治改革，但现在已经失望。因为它掺入了太多的投机、虚假和表演。我曾多次试着与这个城堡里的人对话，发觉他们大多自命为中国的救赎者，却以揭秘的腔调散布着各种谣言，而且总是把一切文化问题全都推向政治批判，好像天下除了政治批判之外就不存在别的问题。他们那些貌似激烈的言论，初听起来还有一点刺激，再听下去就无聊了。” 您说：“看来，你只能左右不是人了。但是，我要以长辈的身份告诉你：不怕。大智不群，大善无帮，何惧孤步，何惧毁谤。” 我说：“对，不怕。” 与余鸿文先生的对话有点累。他的那么多盘问，我知道，正是代表众多长辈对我的审讯。 接下来就不会这么严肃了，我急着想说话的，是徐扶明先生。徐扶明先生历来寡言，现在仍然微笑着等我开口，他很可能像往常一样，只听不说。 徐先生，我的朋友，刚才我在安灵堂，一心只想把您从曾远风附近移开。您告诉过我，人生如戏，角色早定，他永远打人，您永远挨打。在这里你们靠得那么近，又是面对面，我不放心。 但后来一想，不移也罢。他从前打人，靠的是诬陷、造谣、告发，现在到了你们这里，他毕生功夫全废，那您还怕他什么呢？ 从此，您可以近距离地盯着他看。我早就发现，凡是害人的人，目光总是游移的。他会用眼睛的余光来窥探您，您还是不放过。世上再阴险毒辣的人，也受不住您这种盯住不放的目光，只能快步逃离。但是，在这安灵堂的小格子、小盒子中，他能往哪里逃？因此在我看来，这就是“末日审判”。审判的法官，就是一生的被害者，审判的语言，就是盯住不放的目光。 您的目光，过去的主题是惆怅。我曾经责怪您为什么不增添一点愤怒，现在我不责怪了，只劝您增添一点嘲讽。像曾远风这样一直气焰万丈的人最后也不得不让您来日夜看管，看管着他无声无息、无亲无友的终点，给一点嘲讽正合适。 更需要嘲讽的却是人世间，居然怂恿了他那么久，给他喝彩，给他版面，给他伸展拳脚的平台，几十年间没有对他有过一丝一毫的劝阻和批评，使他无法收手，难于后退。直到他一头扎在这里，人们才弃之如敝帚，转身去物色新的替代者，让他们来制造 新的不幸。这，还不值得嘲讽吗？ 徐扶明先生，在中国戏曲声腔史的研究上，您是我的师长，但在社会人生奥秘上，我要不客气地说，小弟我可以做您的师长。今天我要问您一句：为什么曾远风永远打人，而您永远挨打？ 我看到您在摇头，直愣愣地等待着我的答案。 我的答案很简单：他打人，是为了不挨打；您挨打，是因为不打人。 打人，也叫整人、毁人，细说起来也就是从政治上、道德上、名誉上攻击他人，这种事情全世界都有，但在中国却变成了一个魔幻事业。 您会问：怎么会是“魔幻事业”呢？ 我要告诉您：这，与中华民族的集体心理有关。很多民众只要从攻击者嘴里听到别人可能有什么问题，就会非常兴奋地相信，还会立即把攻击者看成是政治上的斗士，道德上的楷模，大家都激情追随，投入声讨。于是，在极短的时间内，事态已经变成了那个被攻击者与广大民众的对决，攻击者不再担负任何责任。有些官方媒体又会火上加油，把每一场围攻看成是“民意”，把被攻击者看成是“有争议的人物”，使攻击很快就具有了正义性。 因此，攻击者一旦出手，就有金袍披身，从者如云。这几十年我们都看到了，那么多中国人一拨又一拨地轮着受难，只有一批人奇迹般地立于不败之地，那就是他们。 您在“文革”中受到曾远风的攻击而入狱多年，其实也有一个最简便的办法可以脱身，那就是攻击别人，包括攻击他。而且，这种攻击永远也不会受到任何惩罚。 因此，您的受难，并不是因为他，而是因为您自己，您不会攻击他人。 我也和您一样，从来没有做过“以攻为守”的事情。对此，我的克制比您更加不易。您老兄身上可能压根儿不存在向别人进攻的能力，我却不是。您知道，我是历届“世界大学生辩论赛”的总评审，在语言上的攻伐之道，那些人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但是，对于放弃攻击，我们两个都不会后悔。 不妨反过来设想一下。如果您跟着我，痛痛快快地把他们骂倒了，世上多了两个机智的攻击者而少了两个纯粹的文化人，我们会满意吗？我想，我们反而会后悔。 其实我们并不需要胜利。只希望有一天，新的“曾远风”又要当街追打新的“徐扶明”时，中国的民众和传媒不再像过去和现在这样，一起助威呐喊。 仅此而已。 但是，仅仅做到这一点，也还需要长时间的启蒙。 也许会有这一天，但对我来说，华发已生，暮雾已沉，好像等不到了。 与徐扶明先生说完话，当然就躲不过近在咫尺的曾远风了。其实我也不想躲，很想与他交谈一番。但估计，他也只会听，不会说。 从哪儿开口呢？与他这样的人谈话，我一时还拿不定方向。 曾远风，在年龄上你是我的前辈。你告发徐扶明先生“攻击样板戏”的时候，我才十九岁；徐扶明先生终于平反，而你又转 身成为“文革”的批判者时，我已经三十三岁；你向我告发那个左派编剧时，我四十一岁；你向全国媒体告发我为一个流亡人士的后辈写序言时，我四十三岁；你参与那几个“啃余族”对我的围攻时，我五十六岁；你突然以“异议分子”的身份向外国人告发中国的很多人和很多事时，我五十九岁。 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你一定还实施了很多很多我不知道的告发，请原谅我挂一漏万了。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你以不寻常的方式陪伴了我大半辈子。 亲人的陪伴增加了我的脆弱，你的陪伴增加了我的坚强。因此，你对我相当重要。 你早年读过中文系，后来的身份，是“编剧”、“编辑”、“杂文作家”。你让我想到十几年来一直在诽谤我的那几个“啃余族”与你一样，清一色出自于中文系，都曾经染指文学创作，却又文思枯窘而改写批判文章和告发信。有趣的是，当年你向我告发的那个左派编剧，后来也走了一条与你相同的路：借由文艺玩政治，天天伤害无辜者。 说远一点，你曾经效忠过的“四人帮”里边，也有三个人是文艺出身。如此一想我就霍然贯通，原来你们把文艺创作中的虚构、想象、夸张、煽情全都用到了真实社会的人事上了。你们把伪造当作了情节，把狂想当作了浪漫，把谩骂当作了朗诵，把谣言当作了台词，把围攻当作了排演。只可怜了广大无知的观众，居然弄假成真。 我刚刚在与徐扶明先生谈话的时候，曾说到很多浅薄的民众特别容易追随像你这样不断地从政治、道德、名誉上攻击他人的 人，使你们经常“金袍披身，从者如云”。现在我要加一句，这些民众最值得同情之处，不是追随你们，而是不知道你们全在扮演。 近几年，你们这帮人都齐刷刷地扮演起了“异议分子”，开始改说“民主”、“人权”、“自由”之类的台词。这，实在太搞笑了。这些美好的社会课题，不正是我们一直在奋斗的目标吗，怎么一转眼被你们抢了过去？你们又在“盗版”了。盗版毕竟不是正版，同样这几个概念，从你们嘴里说出来全都变了味道，成了反讽。 先说“民主”。这个概念你们在文章中天天高喊，前面还加了一个“大”字，诱骗民众进行大诬陷、大批斗、大伤害。其实你们内心是害怕广大民众的，例如你们最嫉恨我的书连续畅销二十年，其实就是嫉恨广大读者的“阅读民主”。为此我不禁要笑问：敢不敢进行几次民意测验，让广大民众在你们和我之间做一个选择？不敢了吧，还“民主”！ 还有“人权”。这么多年，你们用大量肮脏的谣言伤害了我的名誉权，伤害了我妻子的工作权，伤害了我父亲的生存权，所有这些人，都没有一官半职。难道，这都不是“人权”？ 再说“自由”。你们用集中诬陷的手段侵犯了我的写作自由、声辩自由、居住自由，但是凭着媒体的起哄、法律的放任、官方的漠然，从来不必支付任何代价，不必做任何道歉。我想问，古今中外几千年，还有什么人比你们更“自由”？还有什么人比你们更需要还给他人以“自由”？ 你听得出来，这是反问，不求回答。真正的问题也有一个，存在心底很久了，还是说出来吧：那么多年，你们这批人难道从来都没有担心过法律的追诉？你们难道就能断定，中国的法律一 直会像过去那样偏袒你们？ 对于这个问题，你也不必回答。既然你老人家已经来到这里，不说法律也罢。我只希望你还是认真地看一看你的对面，那儿有一位与你同龄的老人，因为被你诬告而入狱多年。平反之后，他烧掉了你的罪证，没有说过你一句重话，而你却没有投过去一个抱歉的眼神。我现在终于明白，一种冥冥之中的力量把你们两人安排得那么近，可能是别有深意。 如果有一个人，我从来没有见过却特别想与他说话，这个人就是余颐贤先生。 直到此刻我仍然不知道他究竟是一个什么人，心目中只是一团迷雾、一堆疑问。隐约间似乎有一股妖气，但也可能是仙气，似远似近。越是这样就越是好奇，我要腾空心境，去面对这位姓余的老人。我不知道他以前习惯讲什么方言，余姚的，慈溪的，绍兴的，宁波的，还是杭州的？想来想去，今天我还是与他讲童年时的乡下话吧，那种语调，立即就能带出故乡的山水。那里，在我出生之前，就已经是余颐贤先生长期出没的地方。 余颐贤先生，我没有见过您，不知道您是什么样子的。在想象中，您是一个黑衣人。头上还戴着一顶黑毡帽，帽檐压得低低的，别人很难看到你的眼睛，您却能看到别人。 您的名字，在家乡各村所有余姓同胞中显得特别斯文，一定有一点文化背景，但是乡亲们谁也说不清。您的名声不好，我从小就知道您是盗墓人，乡亲们叫“掘坟光棍”。他们又把你的名字 叫成“夜仙”，那是根据谐音读错了。但这么一叫，他们就把吴石岭、大庙岭的夜晚，一半交给了虎狼，一半交给了您。 不好的名声也有好处，那就是让您获得了安静。盗墓，只要不去触碰各个时期当红大人物家的祖坟，就很难成为一个政治话题。因此，你在国共内战和后来的一次次政治运动中都安然无恙。人们有兴趣把一个名声很好的人一点点搞脏，名声越大越有兴趣，却没有兴趣去对付一个名声不好的人。这就像，一块白布太干净、太晃眼了，大家总要争着投污，即使后来风雨把它冲洗干净了，大家也要接着投；而您从头就是一块黑布，不会有人来关注您。 您在黑乎乎的夜晚好像也动过我曾外祖父的墓，这使我家前辈对您的印象就更坏了。印象的改变，是您在另一个黑乎乎的夜晚给妈妈办的识字班送了课本。这事看起来不大，但对好几个乡村却是雪中送炭。那几个乡村当时正要从长久蒙昧中站立起来，您伸手扶了一把。 有了这件事，我开始相信乡间有关您的一些正面传闻。例如，我小时候曾听邻居大婶说，那个笃公终于在我们村找到已经疯了的女友，是您引的路。而且，您还把自己的一间房子让给他住。这是真的吗？更重要的是，我听李龙说，有一次吴石岭山洪暴发，一个预先挖通的渠口把水引走了，救了山下好几户人家。一个柴夫告诉李龙，这个渠口是您花了半个月时间一锹锹挖通的。这就是说，您在无声无息的游荡间，也做了无声无息的大好事，可能还不止一件。这是真的吗？ 我没有期待您的回答，却发现您有了动静。您看着我，轻轻地像咳嗽一样清了一下喉咙，似乎要讲话，但跟着而来的是低哑 的笑声。笑声很短，转瞬即逝，这让我很兴奋，因为我有可能与您交谈了，就像我与余鸿文先生。 我多么想引出您的话来，但您对我来说太陌生，很难找到具体话由，因此只能说得抽象一点。 我说：“天下万物转眼都走向了对面，连给它们定位都是徒劳。很多人和很多事，可能在对面和反面更容易找到。” 说到这里我停了下来，等您。很奇怪，您的目光已经不再看我，而是看着远处，看着天。 我决定换一种语言方式。像少数民族对歌，像古代诗人对联，先抛出上一句，来勾出对方的下一句。 我根据您的行迹，说了一句：“最美丽的月色，总是出自荒芜的山谷。” 终于听到了您的声音，您说：“最厚重的文物，总是出自无字的旷野。” 我太高兴了，接着说：“最可笑的假话，总是振振有词。” 您接得很快，马上说：“最可耻的诬陷，总是彬彬有礼。” 我说：“最不洁的目光，总在监察道德。” 您说：“最不通的文人，总在咬文嚼字。” 我说：“最勇猛的将士，总是柔声细语。” 您说：“最无聊的书籍，总是艰涩难读。” 我说：“最兴奋的相晤，总是昔日敌手。” 您说：“最愤恨的切割，总是早年好友。” 我说：“最动听的讲述，总是出自小人之口。” 您说：“最纯粹的孤独，总是属于大师之门。” 我说：“最低俗的交情被日夜的酒水浸泡着，越泡越大。” 您说：“最典雅的友谊被矜持的水笔描画着，越描越淡。” 我不能不对您刮目相看，余颐贤先生。您显然是娴熟古今文字的，但此间的机敏却不是出自技术。好像有一种冥冥中的智慧，通过您，在与我对话。那么，就让我们把话题拓宽一点吧。 我说：“浑身瘢疤的人，老是企图脱下别人的衣衫。” 您说：“已经枯萎的树，立即就能成为打人的棍棒。” 我说：“没有筋骨的藤，最想遮没自己依赖的高墙。” 您说：“突然暴发的水，最想背叛自己凭借的河床。” 我说：“何惧交手，唯惧对恃之人突然倒地。” 您说：“不怕围猎，只怕举弓之手竟是狼爪。” 我说：“何惧天坍，唯惧最后一刻还在寻恨。” 您说：“不怕地裂，只怕临终呼喊仍是谣言。” 我说：“太多的荒诞终于使天地失语。” 您说：“无数的不测早已让山河冷颜。” 我说：“失语的天地尚须留一字曰善。” 您说：“冷颜的山河仍藏得一符曰爱。” 我说：“地球有难余家后人不知大灾何时降临。” 您说：“浮生已过余姓老夫未悟大道是否存在。” 我说：“万般皆空无喜无悲唯馀秋山雨雾缥缈依稀。” 您说：“千载如梭无生无灭只剩月夜鸟声朦胧凄迷。” 像梦游一般，我们的对话完成了。此间似有巫乩作法，使我们两人灵魂出窍，在另一个维度相遇，妙语连珠，尽得天籁。这不是我们的话，却又是我们的。 我最后要说的是：您真是“夜仙”。与您对话，我有点害怕。既然您那么厉害，请一定在那个世界查一查我们余家的来历。古羌人？唐兀人？西夏人？蒙古人？汉人？若是汉人，又源出何处？是山西？是湖北？是福建？是安徽？是浙江？…… 但是，我似乎已经听到您的回答：这都不重要。沧海滴水，何问其源？来自无限，归于无限。 中国文化，你苍老而又顽强，漠然而又堂皇，却为什么那样让人忧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