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 结 归结 一 侍母日记 2012年11月18曰 马兰来电急告，我妈妈的病情突然危重，已经失去意识，但暂无生命危险。马兰遇到急事，总是会用一种平静的口气，但今天却无法平静了，要我尽快从北京回到上海。 已经失去意识？这对我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 北京我刚到两天，是来讲课的，半年前就安排好了的课程。 我急忙给讲课单位去电话。对方说：“啊呀不好，听课的都是忙人，已经从各单位请假，集中在一起了。这门课，实在很难调。” 我一再道歉，说：“最后陪侍妈妈，也是我的一门大课。这门课，一辈子只上一次，没法调。” 对方被感动了，称赞我，但又支支吾吾地说：“能不能……” 我知道，他是想让我先抢着讲几次课，再回上海。 我说：“各种模范人物为了工作而牺牲亲情的事，老是被宣扬，我却不大赞成。亲情是生命哲学，又是中国哲学，正是我要讲的课。” 我又加了一句：“欠你们的情，我以后一定加倍补上。” 2012年11月19日 在上海长征医院的病房里，我看到了妈妈。 她闭着眼，没有表情。 我俯下头去，轻轻呼喊，还告诉她，我是谁。 几十年来，只要听到我的声音，她都快速反应，而且非常高兴。只要听到我的声音，她可以在酣梦深处猛然醒来，她可以在喧闹街市突然回头。但今天，她没有反应。在我记忆中，这还是第一次。 马兰凑在她耳边说：“妈，阿雨来了。妈，是阿雨呀……” 还是没有反应。 按照我们都看熟了的文艺作品，妈妈虽然没有反应，却有可能在眼角沁出一痕泪水。 但是，妈妈没有。 马兰直起身来对我说：“如果眼角有泪，证明妈妈还很清醒，但这种清醒就是痛苦。” 我说：“对。子女不应该对老人做最后的情感索取。” 医院病房里经常传来年轻人对老人的大呼小叫，其实是不应该的。老人敏感，平日稍稍听到一点噪音就不能入眠，此刻更想安静。因此，在这样的时刻不吵不闹，可能也是一份孝心。如果想用大呼小叫换来老人的一点点反应，则是在踩踏一种极不对称的生理天平。 我想，在生命幽微的时刻，老人已经进入一种烟水迷蒙的“渐隐”状态。如果再让他们怆然睁眼，重新感受生离死别，实在有点过分。 幸好，我妈妈的“渐隐”过程没有被阻断，满脸安详，眼角干爽。 2012年11月20日 我几经询问，终于打听到了妈妈毕生的最后话语。 前天进医院后，保姆小许问她，想吃什么。妈妈嘴角一笑，说：“虾。” 其实不是她现在想吃，而是顺口念叨了一种晚年最喜爱的食物。 她说的虾，是小虾，清水煮的，不腥不腻，口味很鲜。记得小时候在农村，生活贫困，妈妈到河边淘米时，会顺手在长满青苔的埠头石上摸下一把小螺，我们乡下叫“丝螺”，算是荤菜了。偶尔，也会用淘箩捞到几只小虾，那就是当天盛事，会在饭桌上让来让去。 妈妈晚年，常用筷子拨着餐桌上那一碟子清水小虾，回想起家乡小河边的蕰藻蝌蚪、芦苇蜻蜓。专家证明，人们在食物上的毕生爱好，大多与早年有关。 小虾对于妈妈的早年，只是稀罕，却不常见。比较常见的美食是一种小点心，叫“橘红糕”。其实是一些软软的米粉粒，制作时加了一点橘子皮和糖。我家有一个远房亲戚是一家南货店里的制作工匠，因此吃到的机会比较多。我每次拉着祖母的衣襟到南货店去，那位老板娘与祖母年龄相仿，总会抬起手来，用一个大拇指按到祖母嘴里，那是按进去了一粒橘红糕。第二下，就会按到我嘴里了。 这种小点心，居然留在了妈妈的记忆深处。 医生来查病房时，想与妈妈说几句话，便弯下腰去问：“奶奶，您最想吃什么？” 妈妈看着陌生的医生，随口说：“橘红糕。” 她似乎立即觉得不太对，怎么把几十年没吃过的东西说出来了，便害羞地笑出声来。 妈妈笑得很敞亮、很天真。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她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语言，最后笑声。 你看她，先说清水虾，晚年最爱；再说橘红糕，早年最爱。妈妈用两种最小的食品，“起点性的食品”和“终点性的食品”，概括了自己的一生。 在这两种食品之间，无限的风雨，无尽的血泪，都删去了。她把人生压到了最低最简，让她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因此就用笑声自嘲。 自嘲之后，她不再有片言只语。 我听保姆和医生一说，便用一字总结：“禅。” “什么？”医生没听明白。 “禅。只记住一种最简单的生活方式，打破了虚假常规，至低即是至高。”我说。 医生点头。 2012年11月21日 妈妈好些天已经不能进食，用“鼻饲”的方式维持生命。我妻子定时用棉签蘸一些蒸馏水，湿润她的嘴唇。 妈妈的嘴，一直很好看，到了九十高龄还是不瘪不垂，保持着优美的形态。 舅舅多次说，我妈妈年轻时是个大美女，没嫁到乡下去时，走在上海的马路上，多少人都在看她，走过去了还不断回头。 舅舅是从上海路人的眼光来判断美丽的，在这一点上，我比舅舅厉害。我小时候在那个贪瘠的小山村中，并没有路人的眼光帮助我，只凭着一个孩子的自然天性，就知道妈妈很美。 美具有一种“跨界传染性”。我从妈妈的美，扩展到对自然美的认知，最后，抵达艺术美和文学美。 为此，我对美学的理解，与别的学者不同。我相信人类与美在起点上是一种天性对应，并不是通过教育。小孩子都会在五六岁时就被山光水色惊呆，为秋山晚霞痴迷，并无任何课堂指引。 当然，仅有天性并不够，还必须加注内涵。这内涵，主要不是来自学问，而是来自经历。例如此刻马兰用棉签在一点点湿润的妈妈的嘴，曾经面对过一大堆小嘴。那些小嘴要吞食，要咀嚼，要饮啜，要滋润。这个包围圈，一直延续了很多年。这就使妈妈的嘴有了另一番生命力度和美学力度。 在我的记忆中，妈妈和祖母一样，喜欢在我们吃东西的时候看我们的嘴。有时，是她们喂我们，勺子送到我们嘴边，她们的嘴先张开了，直到我们把食物咽下。转眼，下一勺又来了，她们的嘴又再度张开。这就是我对她们的嘴的最鲜明记忆，却怎么也记不起来她们自己吃东西的样子。 那么多年天天坐在一起吃饭，竟然记不起来她们吃东西的样子，可见我们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眼前的饭菜了。真是不懂事的后辈，现在想来，还是万分羞愧。 直到今天，随着马兰手上的棉签，我才细看妈妈的嘴。它的张合，是我们的童年；它的紧闭，咬过了饥饿和灾难；它的微笑，是我们的家园。此刻，它终于干涸了，干涸在不懂事的后辈前面。 2012年11月22日 昨天晚上妈妈呼吸急促，今天早上又回到了常态。 我们家兄弟众多，一批又一批来轮流守候。各家的“另一半”也都不断地来，再加上舅舅、舅妈、亲戚、朋友，这个病房肯定是整个医院最拥挤的。好在，所有来的人都轻手轻脚，细声交谈，没有出现一丝嘈杂。 开始，医生和护士门见到这么多人有点皱眉。但不久，他们感动了。一位医学博士对我说：“现在很少再有这样的家庭了，全体出动，又那么有序。而且，像您和马兰老师这样的大名人，也都天天陪着……” 这么多人来来去去，需要有一个总指挥。这个人既要与医生密切联系，商讨各种医疗方案，又要安排轮流值班，还要接待老老少少的探望者，更要让所有的人都由衷地服从，发现任何特殊情况都要立即调整。这个总指挥，就是我的妻子马兰。 整整二十几年，马兰一直是余家上下最有威信的“大嫂”。各种事情，只要产生了纠缠或麻烦，大家都会等待她来处理。而她一处理，总是干脆利落，各方心服。 妈妈最早是从电视上认识马兰的。待到我们成家后，妈妈看到我原来乱麻般的生活状态，突然变得井井有条，轻松愉快，她实在吃惊不小。马兰有语言才能，很快学会了妈妈那种半是慈溪话、半是上海话的奇怪语言，两人就变得非常亲热了，一见面便搂在一起。 马兰有一种不露声色的感染力。在她的影响下，我们四兄弟的四个媳妇，都变成了知心姐妹。她们与妈妈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一丝一毫的“婆媳纠纷”。无论是她们还是妈妈，对这种“纠纷”完全无法想象。 那时候，妈妈的观察能力和判断能力还非常健全。她始终认为，我作为她的大儿子，毕生的最大成绩并不是写了那么多书，也不是拥有那么多读者和学生，而是找到了一个好妻子。 直到一个月前，我们全家一起吃饭，妈妈当时还没有生重病，拍了一下坐在身边的我，附耳说了一句：“看来看去，马兰是真正的漂亮，你长得一般。” 说完她笑了一下，轻轻地摇头，为她把我生得“一般”而抱歉。 对谁抱歉？当然不是对我。好像，是对马兰的父母亲。 2012年11月23日 医生说，妈妈发生了脑萎缩，有一段时间了。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们都在回想。 不错，最大的标志，是迷路。 前年，妈妈就有过一次让全家紧张的长时间迷路。她历来喜欢独自走路，而且对认路颇有自信。但那一次，她怎么也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她边走边看路牌，相信前面一条路应该认识。但是，到了前面一看，还是不认识。她不认为这是迷路，因此绝不问人。 我儿时在乡下跟着她走远路，在田埂间也迷过路，她同样不问人。那时是因为害羞，一切漂亮的女孩都会有这种障碍。后来年纪大了，但羞于问路的习惯却留了下来。 这次迷路，非常严重。她这么大的年纪，竟然在上海的街市间步行了整整十一个小时！我们全家上下十几个人一起出动，分头寻找，还报了警。直到几近绝望之时，终于接到了警方的电话：“发现了一个头面干净又大汗淋漓的老太太。” 见到她时，她已经喝了警察提供的热豆浆，还吃了一个汉堡包，体力又恢复了。她完全不承认，自己在外面走了那么久。 “最多两三条街，不到一个小时。”她说。 那时她已经八十八岁，我们不能不赞叹她惊人的生命力。但也曾掠过一丝担忧：她其实一直在近处绕圈子，脑子是否出了一点小毛病？ 尽管她嘴上很硬，但在行动上，从此再也不敢一人走长路了。我们也吩咐保姆小许一直跟着，不要离开太久。 我相信，她在找路的十一个小时中间，已经深深受到惊吓。不知道自己今天怎么了，不知道街道今天怎么了，不知道上海今天怎么了，不知道世界今天怎么了。 这种生命体验十分恐怖。眼见的一切都是陌生，连任何细节也找不到一点亲切。她要摆脱这种恐怖，因此走、走、走，不敢有一步停息。 与她有关的一大堆生命都在寻找她，但不知是谁的安排，有那么长时间，她“不被找到”。而且，是没有理由地“不被找到”。 这是一次放逐，又是一个预兆。 为了感谢那几位警察，我送去几本自己写的书。警察一看，笑着说：“原来是您的母亲，连迷路都让人震惊。” 2012年12月23日 妈妈今天有点发烧，医生在吊针里加了药，过几小时就退了。 蔡医生把马兰拉过一边，问，如果妈妈出现了结束生命的信号，要不要采取那些特殊抢救方式？ 马兰问：“什么样的特殊抢救方式？” 医生说：“譬如电击，切开器官，等等。” 马兰问：“这样的抢救能让意识恢复吗？” 医生说：“那是不可能了，只是延续生命。” 马兰问：“能延续多久？” 医生说：“最多一两个星期吧。” 马兰说：“这事要问秋雨，但我已有结论：让妈妈走得体面和尊严。” 我和弟弟们听说后，一致同意马兰的结论。 很多家庭在这种情况下，一定会做出相反的选择。为了短暂的延续，不惜做出“残忍抢救”。他们认为，不这样做就没有孝心，会被别人指责。 其实，让老人保持最后的体面和尊严，是子女的最大责任。我相信，我们的结论也就是妈妈自己的结论。 在这一点上，我们遗传了她，有把握代她发言。 妈妈一生，太要求体面了。即使在最艰难的日子，服装永远干净，表情永远典雅，语言永远平和。到晚年，她走出来还是个“漂亮老太”。为了体面，她宁肯少活多少年，哪里在乎一两个星期？ 记得几年前，我曾用轻松的笔法写过一篇《体面人生三十项》的小文章，其中三项与死亡有关。那就是：一、拒绝“残忍抢救”；二、拒绝穿统一的“寿衣”；三、拒绝在碑文上写官职。 妈妈从来没有官职，前面两项当然都会做到。 2012年11月24日 妈妈今天的脸色，似乎褪去了一层灰色。 马兰轻声在我耳边说：“妈妈会创造生命的奇迹吗？” 我说：“但愿，却不会。” 妈妈，您真要走了吗？我童年的很多故事，只有您我两人记得。即使忘了，一提起还会想起。您不在了，童年也就破碎了。 我的一笔一画，都是您亲手所教，您不在了，我的文字也就断源了。 我每次做出重大选择，总会估量会不会对您带来伤害。您不在了，我可以不做这种估量了，但是，那些行动也就失去了世代，失去了血脉，失去了力量。 妈妈，您知道吗，您虽然已经不会言语，却打开了我们心底的千言万语…… （注：日记太长了，先选八天吧。） 二 为妈妈致悼词 感谢诸位，来与我们一起，送别亲爱的妈妈。 我妈妈于一九二二年一月六日出生，于二○一二年十二月九日凌晨去世，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整整九十年，也算高龄了。妈妈在最后的日子里没有任何痛苦，只因老年性的心血管系统疾病失去了意识。我们这些晚辈一天天都轮流陪在她身边，她走得很安详。 因此，我要求几位弟弟，在今天的追悼会上不要过于悲伤，更不要失声痛哭。 悲伤和痛哭，容易进入一种共同模式，这是妈妈不喜欢的。记得十年前我们也在这里追悼爸爸，从头到底，妈妈一直都没有哭，大家以为她过度悲痛而失神了。但是，回到家里，在爸爸那个小小的写字台前，她突然号啕大哭，哭得像一个小女孩一样。马兰抱住她，抚摩着她的背，她哭了很久很久。从此，整整十年，直到她自己去世，她不再哭过一声，不再流一滴眼泪。她此生的哭声和眼泪，全都终止于爸爸。 妈妈拒绝一切群体化的悲伤，避过一切模式化的情感。我们今天，也要顺着她。那就让我们在心底，为这独一无二的生命，唱一首独一无二的送别之歌。 妈妈的独一无二，可以从一件小事说起。几天前，我们守在妈妈床边，为她服务了十年之久的保姆小许动情地说，整整十年，没有听到过她的一句责备，一句重话。 我说：“你只有十年，我是她的大儿子，多少年了？从小到大，也没有听到过。” 其实，今天到场的舅舅、舅妈和所有年长的亲友都可以证明，在你们漫长的人生记忆里，有没有留下一丝一毫有关我妈妈稍稍发火的记忆？ 我看到你们全在摇头，对，肯定没有。我一生见到的妈妈，永远只是微笑，只是倾听，只是腼腆，最多，只是沉默。直到半年前一起吃饭，我说她毛笔字写得比我好，她还腼腆得满脸通红。 但是，我要告诉今天在场的年轻人，不要小看了微笑和腼腆。你们眼前的这位老人，还留下了一系列艰深的难题。 对于这些难题，我曾多次当面问过妈妈，她只是三言两语匆匆带过。每次，我总以为还有机会细问。也许在一个没有旁人的安静下午，让她一点点地回答我。但是，这个机会再也没有了，她把一切答案都带走了。 于是，我心中的难题，也就成了永远的难题，无人可解。 第一个难题。她这么一个大城市的富家之女，为了在战争年月支撑一个小家庭，居然同意离别在上海工作的丈夫，到最贫困的乡村度过自己美丽的青春，一切生活细节都回到她完全不熟悉的原始起点。对她来说，就像一下子跌进了石器时代。这，怎么可能？ 第二个难题。回去的乡村，方圆多少里只有她一个人识字，她却独自挑起了文明启蒙的全部重担。开办识字班，为每家每户写信、读信、记柴账、谷账……她每天忙得不可开交，却没有任何人要她这么做，也没有得到过任何报酬。这，又怎么可能？ 第三个难题。她和爸爸，这对年轻夫妇，当初是怎么冒险决定的，让他们刚刚出生的大儿子，我，在如此荒昧的农村进入至关重要的早期教育？在那所极其简陋的小学开办之前，是由妈妈独自承担吗？在我七岁的时候，妈妈又果断地决定，我每天晚上不再做功课、写作业，而是替代她，来为所有的乡亲写信、记账。她做出这个决定，显然是为了培养我的人生责任感，但她难道完全不考虑我的学业了吗？ 第四个难题。有些亲友曾经认为，妈妈是在瞎碰瞎撞中很偶然地完成了对我的早期教育。这确实很有可能。但是，我到上海读中学后，很快获得了全市作文比赛第一名和数学竞赛大奖，原因是我为乡亲写过几百封信，又记了那么多账。妈妈知道我获奖的消息后，居然一点儿也不感到惊讶。难道，她不是瞎碰瞎撞，而是早有预计？ 第五个难题。到上海后，遇到了饥荒和“文革”。全家遭受的最大困顿就是吃饭，这事全由妈妈一人张罗。“文革”中，一切被“打倒”人员的全部生活费，是每月每家二十六元人民币，而当时我家，是整整八口人，其中包括一名因失去父母而被收养的孩子。家里早就没有任何余钱，所有稍稍值钱的东西也都已经卖完。那么，二十六元，八口人，这道完全无解的算术题，妈妈到底是怎么一天天算下来的？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结果，那就是全家都没有饿死。这究竟是如何做到的？ 与前面几个难题不同的是，这个难题出现时我已经长大，留下了一些片段记忆。 例如，“文革”灾难中的一天，妈妈步行到我所在的学院，找到了已经很久没有吃过一顿饱饭的我。在一片吵闹的高音喇叭声中，她伸出温热的手掌紧紧贴在我的手掌上。我感觉到，中间夹了一张纸币。她说，还要立即赶到关押爸爸的地方去。我一看手掌，那是一张两元钱的纸币。这钱是从哪里来的？我百思不得其解。 但是，过几天我就侦查到了。原来妈妈与几个阿姨一起，在一家小工厂洗铁皮。那么冷的天还赤着脚，浑身上下都被水浇湿了。几元钱，就是这么挣来的。 前几天，妈妈已经失去知觉，我坐在病床边长时间地握着她的手掌。突然如迅雷闪电，记起了那年她贴着两元钱纸币握住我手掌时的温热。还是这个手掌，现在握在我手上。然后，我又急急地去抚摩她的脚，四十多年前的冷水铁皮，让我今天还打了个寒战。 妈妈的手，妈妈的脚，我们永远的生命支架。难道，这些天要渐渐地冷却了吗？ 我一动妈妈的手脚，她肩头的被子就有点滑落，马兰赶忙去整理。肩头，妈妈的肩头，更是我家的风雨山脊。 有关妈妈肩头的记忆，那就更多了。例如，我曾写过，“文革”中有一次我从农场回家，吃惊地看到一张祭祖的桌子居然在自动移位。细看之下才发现妈妈一个人钻在桌子底下，用肩在驮桌子。家里的人，有的被关押了，有的被逼死了，有的被流放了，没有一双手来帮她一把，她只能这样。 “文革”结束后，公道回归，被害的家人均获平反，我也被选拔为全国最年轻的高校校长。但是，不管声名如何显赫，我的衣食负担还是落在妈妈肩上。直到今天，集体宿舍的老邻居们还都记得，我妈妈每隔几天就肩背一个灰色的食物袋来为我做饭，后面还跟着爸爸。 现在，很多当年同事仍在美言我在那个年代的工作效能，不少出版社也在抢着出版我那时写的学术著作。但是只有我知道，这一切的一半分量，都由一副苍老的肩膀扛着，直到马兰的出现。 说到这里，我想大家都已明白，妈妈一生的微笑和腼腆，绝不是害怕、躲避、无能、平庸。恰恰相反，她完成了一种特殊的强大。 妈妈让我懂得，天地间有另一种语言。记得当年爸爸单位的“革命群众”每隔几天就会来威胁妈妈，说爸爸如果再不交代“反党罪行”就会“死无葬身之地”。妈妈每次都低头听着，从不反驳一句，心里只想着下一顿饭能找一些什么来给孩子们吃。后来叔叔在安徽被逼死，妈妈陪着祖母去料理后事，当地的“革命群众”又在一旁厉声训斥，妈妈只是捧着骨灰盒低头沉默，随便他们说什么。 几十年过去，现在我们都知道了，妈妈的沉默是对的。那些“革命群众”不值得辩论。一辩论就进入他们的逻辑系统，必定上当。妈妈固守的，是另一套做人的基本道理，也就是天道天理。只有沉默，才能为天道天理让出位置，才能为历史裁判留下空间。 妈妈心中的天道天理，比我们常说的大是大非还要高。妈妈并不否认大是大非，例如，在“文革”灾难中，她和我都知道，只要我去与造反派疏通一下，表示服从，爸爸的处境也许会改变，但我坚决不去疏通，她也赞成我这么做。又如，她知道我曾经到一个出版社单独与“工总司”暴徒对峙，又冒险悄悄地主持了上海唯一的周恩来追悼会，她都没有阻止我，只说“做事不大声，做完就走人”。 但是，这些事，还不是她心中的终点。她的终点听起来很平常：不管别人怎么闹，都要好好活下去。 在这一点上，妈妈显然高于爸爸。爸爸是典型的儒家，相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套，成天要为正义挺身而出，为此受尽折磨。直到十年前，还被广州、上海、天津的三份诬陷我的报刊活活气死。他临终床头那几份报刊上的颤抖笔画，便是生死遗命。其实爸爸和妈妈同龄，妈妈能够多活十年，原因之一，是她压根儿不听那些恶言。因此，这些恶言只能折腾爸爸，却无伤妈妈。 针对这个对比，我曾经说过，我是中国人，当然忘不了杀父之仇；但我又是妈妈的儿子，懂得绝不能让自己受恶言操控。我想，朋友们都会认同，我受妈妈的影响更深一些。 很多读者都奇怪，我为什么受到媒体间那么多谣言的一次次围攻而从不解释，从不反驳？只要见过我妈妈，就明白了。 最后，我想用一件远年往事，作为这个悼词的归结。 在我六岁那年，一个夏天的傍晚，妈妈翻过两座山，吴石岭和大庙岭，到上林湖的表外公家去了，当夜必定回来。我为了让妈妈惊喜，就独自翻山去接妈妈。那时山上还有很多野兽，我却一点儿也不害怕。后来在第二座山的山顶遇到栖宿在破凉亭里的一个乞丐家庭，他们还劝我不要再往前走，但我还是没听他们的。终于，我在翻完第二座山的时候见到了妈妈。现在想来，妈妈也是够大胆的，那么年轻，那么美貌，独自一人，走在黑夜山路上。然而，更有趣的是，妈妈在山路上见到我，竟然不吃惊，不责怪，不盘问，只是高兴地说一句“秋雨来了”，便一把拉住我的手，亲亲热热往回走。这情景，正合得上布莱希特的一个剧名：《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 是的，我毕生的大胆，从根子上说，都来自妈妈。十几年前我因贴地冒险数万公里考察了密布着恐怖主义危险的人类古文明遗迹，被国际媒体誉为“当今世界最勇敢的人文教授”。其实那每一步，还是由妈妈当年温热的手牵着。 妈妈，您知道，我为您选定的归息之地，就在那条山路边上。爸爸已经在那里安息，山路的另一侧，则安息着祖父、祖母、叔叔，以及您的父亲——我们的外公。因此，您不会寂寞。 您先在上海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天，明年春天，我会领着弟弟们，把您送到那里。 妈妈，这是我们的山路，我们的山谷。现在，野兽已经找不到了，山顶上的凉亭早就塌了，乞丐的家也不见了。剩下的，还是那样的山风，那样的月亮，那样的花树。 妈妈，我真舍不得把您送走。但是，更舍不得继续把您留在世间。这世间，对您实在有点说不过去。整整九十年，越想越叫人心疼。那就到那里去休息吧，妈妈。 谢谢大家，陪我和妈妈说了这么多话。 （二○一二年十二月十三日下午四时三十分，在妈妈的追悼会上。） 三 远方的海 一 二○一二年深秋时节。 此刻我正在西太平洋的一条小船上，浑身早已被海浪浇得湿透。一次次让海风吹干了，接着又是劈头盖脑的浪，满嘴咸苦，眼睛渍得生疼。 我一手扳着船帮，一手抓着缆绳，只咬着牙命令自己，万不可哆嗦。只要一哆嗦，绷在身上的最后一道心理防卫就会懈弛，那么，千百顷的海浪海风会从汗毛孔里涌进，整个生命立即散架。 不敢细想现在所处的真实位置，只当作是在自己熟悉的海域。但偶尔心底又会掠过一阵惊悚，却又不愿承认：这是太平洋中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西南部，海底深度超过珠穆朗玛峰的高度。按世界地理，是在“狭义大洋洲”的中部，属密克罗尼西亚（Micronesia）。最近的岛屿，叫雅浦（Yap），那也是我们晚间的栖宿地。 二 最深的海，海面的状况有点特别。不像海明威所写的加勒比海，不像海涅所写的北海，也不像塞万提斯所写的地中海。海水的颜色，并非一般想象的深蓝色，而是黑褐色，里边还略泛一点紫光。那些海浪不像是液体，而有凝固感。似乎刚刚由固体催动，或恰恰就要在下一刻凝固。 不远处也有一条小船，看它也就知道了自己。一会儿，那小船似乎是群山顶上的圣物，光衬托着它，云渲染着它，我们须虔诚仰视才能一睹它的崇高。但它突然不见了，不仅是它，连群山也不见了，正吃惊，发现不远处有一个巨大深渊，它正陷落在渊底，那么卑微和渺小，似乎转眼就要被全然吞没。还没有回过神来，一排群山又耸立在半天了，那群山顶上，又有它在天光云影间闪耀。 如此极上极下，极高极低，却完全没有喧嚣，安静得让人窒息，转换得无比玄奥。 很难在小船上坐住，但必须坐住，而且要坐得又挺又直。那就只能用双手的手指，扣住船帮和缆绳，像要扣入它们的深处，把它们扣穿。我在前面刚刚说过，在海船中万不可哆嗦，现在要进一步补充，在最大的浪涛袭来时，连稍稍躲闪一下也不可以。一躲闪，人就成了活体，成了软体，必然会挣扎，会喊叫，而挣扎和喊叫在这里，就等于灭亡。 要做到又挺又直，也不可以有一点儿走神。必须全神贯注地拼将全部肢体，变成千古岩雕。面对四面八方的狂暴，任何别的身段、姿态和计策都毫无用处，只能是千古岩雕。哪怕是裂了、断了，也是千古岩雕。 我是同船几个人中的大哥，用身体死死地压着船尾。他们回头看我一眼都惊叫了：怎么整个儿都成了黑色？ 被海水一次次浇泼，会让衣服的颜色变深，这是可以解释的，但整个人怎么会变黑？ 我想，那也许是在生命的边涯上，我发出了加重自己身体分量的火急警报，于是，生命底层的玄铁之气、墨玉之气全然调动并霎时释出。古代将士，也有一遇强敌便通体迸发黑气的情景。 不管怎么说，此刻，岩雕已变成铁铸，真的把小船压住在狂涛之间。 三 见到了一群海鸟。 这很荒唐。它们飞到无边沧海的腹地，究竟来干什么？又怎么回去？最近的岛屿也已经很远，它们飞得到那里吗？ 据说，它们是要叼食浮游到海面的小鱼。但这种解释非常可疑，因为我看了那么久，没见到一只海鸟叼起过一条小鱼，而它们在狂风中贴浪盘旋的体力消耗，又是那么巨大。即使叼到了，吞噬了，体能又怎么平衡？ 它们，到底为了什么？ 一种牺牲的祭仪？一种求灭的狂欢？或者，我心底一笑：难道，这是一群远行到边极而自沉的屈原？ 突然想到儿时读过的散文《海燕》，高尔基写的。文章中的海燕成了一种革命者的替身，居然边飞翔边呼唤，“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我海旅既深，早已怀疑，高尔基可能从来没有坐着小船来到深海远处。他的“暴风雨”，只是一个陆地概念和岸边概念。在这里，全部自然力量浑然一体，笼罩四周，哪里分得出是风还是雨，是暴还是不暴，是猛烈还是不猛烈？ 在真正的“大现场”，一切形容词、抒情腔都显得微弱可笑。这里的海鸟，不能帮助任何人写散文，不能帮助任何人画画，也不能帮助任何人创作交响乐。我们也许永远也猜不透它们翅膀下所夹带的秘密。人类常常产生“高于自然”的艺术梦想，在这里必须放弃。 四 我们的船夫，是岛上的原住民。他的那个岛，比雅浦岛小得多。 他能讲简单的英语，这与历史有关。近几百年，最先到达这些太平洋小岛的是西班牙人，这是欧洲人在“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半道歇脚点。德国是第二拨，想来远远地拾捡殖民主义的后期余辉。再后来是太平洋战争时期的日本和美国了，这儿成了辽阔战场的屯兵处。分出胜负后，美国在这里留下了一些军人，还留下了教会和学校。 “每一拨外来人都给岛屿带来过一点新东西。这个走了，那个又来了。最后来的是你们，中国人。”船夫笑着说。 船夫又突然腼腆地说，据岛上老人传言，自己的祖辈，也来自中国。 是吗？我看着他的黑头发、黑眼珠，心想，如果是，也应该早已几度混血。来的时候是什么年代？几千年前？几百年前？ 我在研究河姆渡人和良渚人的最终去向时，曾在论文中一再表述，不排斥因巨大海患而远航外海的可能。但那时，用的只能是独木舟。独木舟在大海中找到岛屿的几率极小，但极小的几率也可能遗留一种荒岛血缘，断断续续延绵千年。 这么一想，突然产生关切。便问船夫，平日何以为食。鱼吗？ 船夫的回答令人吃惊，岛上居民很少吃鱼。主食是芋头，和一种被称为“面包树”的果实。 为什么不吃鱼？回答是，出海打渔要有渔船，一般岛民没有。他们还只分散居住在林子中的简陋窝棚里，日子非常原始，非常贫困。 少数岛民，有独木舟。 独木舟？我又想起了不知去向的河姆渡和良渚。 “独木舟能远行吗？”我们问。 “我不行。我爸爸也不行。我爷爷也不行。我伯伯也不行。亲族里只有一个叔叔，能凭着头顶的天象，从这里划独木舟到夏威夷。只有他，其他人都不行了。”船夫深深叹了一口气，像是在哀叹沧海豪气的沦落。 “一个人划独木舟，能到夏威夷？”这太让人惊讶了。那是多少日子，多少海路，多少风浪，多少险情啊。 “能。”船夫很有把握。 “那也能到中国吧？” “能。”他仍然很有把握。 五 那海，还是把我妻子击倒了。 她在狂颠的小船上倒还从容，那天晚上栖宿在岛上，就犯了病。肠胃功能紊乱，狂吐不止，浑身瘫软，不得动弹。 栖宿的房舍，是以前美国海军工程兵建造的，很朴素，还干净。妻子病倒后，下起了大雨。但听到的不是雨声，而是木质百叶窗在格吱吱地摇撼，好像整个屋子就要在下一刻粉碎。外面的原始林木又都在一起呼啸，让人浑身发毛。什么“瓢泼大雨”、“倾盆大雨”等等说法，在这里都不成立。若说是“瓢”，那“瓢”就是天；若说是“盆”，那“盆”就是地。天和地在雨中溶成了一体，恣肆狂放。 一位走遍太平洋南部和西部几乎所有大岛的历险家告诉我，这儿的雨，减去九成，只留一成，倾泻在任何城市，都会是淹腰大灾。他还说，世间台风，都从这儿起源。如此轰隆轰隆的狂暴雨势，正是在合成着席卷几千公里的台风呢！ 这一想，思绪也就飞出去了几千公里，中间是无垠的沧海巨涛。家，那个我们常年居住的屋子，多么遥远，遥远到了无法度量。在这个草莽小岛上，似乎一切都随时可以毁灭，毁灭得如蚁蝼，如碎草，如微尘。我的羸弱的妻子，就在我身旁。 她闭着眼，已经很久颗粒未进，没有力气说话，软软地躺着。小岛不会有医生，即使有，也叫不到。彻底无助的两条生命，躲在一个屋顶下，屋顶随时可以掀掉，屋顶外面的一切，完全不可想象。这，就是古往今来的夫妻。这，就是真实无虚的家。 我和妻子对家的感受，历来与故乡、老树、熟路关系不大。每次历险考察，万里大漠间一夜夜既不同又相同的家。漂移中的家最能展示家的本质，危难中漂移最能让这种本质刻骨铭心。 总是极其僻远，总是非常陌生，总是天气恶劣，总是无法开门，总是寸步难行，总是疲惫万分，总是无医无药，总是求告无门。于是，拥有了一个最纯净的家，纯净得无限衰弱，又无限强大。 六 大自然的咆哮声完全压过了轻轻的敲门声，然而，不知在哪个间隙，还是听到了。而且，还听出了呼叫我们的声音，是汉语。 赶快开门。一惊，原来是那位走遍了太平洋南部和西部几乎所有大岛的海洋历险家。他叫杨纲，很多年前是北京一名年轻的外交官，负责过南太平洋国家的交往。多次往返，就沉浸在那里了，又慢慢扩展到西太平洋。因喜爱而探寻，因探寻而迷恋，他也就辞去公职，成了一名纵横于大洋洲的流动岛民。 不管走得多远，心里却明白，一个中国人在病倒的时候最需要什么。他站在门前，端着一个小小的平底铁锅，已经熬了一锅薄薄的大米粥，还撒了一些切碎的青菜在大米粥里。 我深深谢过，关上门，把小铁锅端到妻子床前。妻子才啜两口，便抬头看我一眼，眼睛已经亮了。过一会儿，同行的林琳小姐又送来几颗自己随身带的“藿香正气丸”。妻子吃了就睡，第二天醒来，居然容光焕发。 青菜大米粥，加上藿香正气丸，入口便回神，这就是中国人。 这就牵涉到了另一种“家”，比在风雨小屋里相依为命的“家”要大得多。但这个“家”更是流荡的，可以流荡到地球上任何地方。中国有一个成语叫“四海为家”，听起来气象万千，可惜这“四海”两字，往往只是虚词。这些年才慢慢发现，把这两个字走实的中国人，并不太少。他们心中的那个“家”，与国内很多人老挂在口边的所谓“常回家看看”的那个“家”，全然不同。 对我和妻子来说，我们的家，是一个漫无边际的大海，又是一座抗击风浪的小岛。“家”的哲学意义，是对它的寻常意义的突破。因此，这次居然走得那么远。是的，越远，越要来。 七 这个岛上，多年来已经住着一个中国人，他叫陈明灿。作为唯一的中国人住在这么一个孤岛上，种种不方便可想而知，但他一直没有要离开的意思。我想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他实在太爱海、太爱岛了。他也是那种在本性上“四海为家”的人，没有海，就没有他的家。 老家，在广东河源。他曾漂流到太平洋上另一个岛屿帕劳生活了十年，后来又来到了这里。他现在无疑是岛上的“要人”了，开了一个小小的农场，陆续雇来了五个中国职工。酋长有事，也要找他商量。 他居住的地方，是一间可以遮蔽风雨的简单铁皮棚屋，养着几只家禽，放着一些中国食物。他装了一条天线能接收到香港凤凰卫视，因此见到我便一顿，立即认出来了。在太平洋小岛上听一位黑黝黝的陌生男子叫一声“秋雨老师”，我未免一惊，又心里一热。 在岛上还遇到了一对中国的“潜水夫妻”，那就比陈明灿先生更爱海了。全世界不管什么地方只要有良好的潜水点，他们一听到就赶去，像是必须完成的功课，不许缺漏。去年在非洲塞舌尔的海滩，他们一听说这里有上好的珊瑚礁，就急忙赶过来了。丈夫叫李明学，辽宁铁岭人。我一听铁岭，就聊了几句熟人赵本山。妻子是沈阳人，叫张欣，我一听这个名字，又聊了几句熟人潘石屹，他太太也是这个名字。 李明学、张欣夫妇原本都有很好的专业，在上海工作。但是他们在读了不少有关“终极关怀”的古今文本之后，开始怀疑自己上班、下班的日常生态，强烈向往起自由、自在、开阔、无羁的生活，于是走向了大海。在大海间，必须天天挑战自己的生命，于是他们又迷上了挑战。 “我先在海岸边看他潜水，自己不敢潜。后来觉得应该到水下去陪他。从马尔代夫开始学，终于，等到用完了二十个气瓶，我也潜得很自如了。”张欣说。 “这么多年总是一起潜水，必须是夫妻。”张欣突然说得很动情：“潜水总会遇到意外，例如，一个人气瓶的气不够了，潜伴就要立即用自己的气瓶去援助。如果不是夫妇，首先会考虑自身安全。我丈夫喜欢在水下拍摄各种鲨鱼，这也有很大危险，我必须长时间守在他身边，四处张望着。只有夫妻，才耐得下这个心。” “世上的潜水夫妻，天天生死相依，一般都没有孩子，也没有房子。脑子中只想着远方一个个必须去的潜水处。欧洲有好几个，更美的是南美洲。阿根廷、巴西、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哥伦比亚，都有潜水者心中的圣地。对中国潜水者来说，近一点的是东南亚，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泰国，都有。澳大利亚也有很好的潜水处。我们中国海南岛的三亚也能潜，差一点。” 她用十分亲切的语调讲述着全世界的潜水地图，就像讲自己的家，讲自己庞大的亲族。 八 两个月前，这个海岛上来了另一对夫妻，住了一个月就走了，与我们失之交臂。他们对海的痴迷，我听起来有点惊心动魄。 丈夫是比利时人，叫卢克（Luc），妻子是美籍华人，叫贾凯依（Jackie）。他们居然，在不断航行的海船上住了整整二十五年！ 靠岸后当然也上岸，做点谋生的事，但晚上必定回到船上。从一个海岸到另外一个海岸，每次航行一般不超过半个月，为的是补充淡水和食物。在航行途中，晚上两人必须轮流值班，怕气象突变，怕大船碰撞，怕各种意外。 由于走遍世界，他们船上的设备也在年年更新，卫星导航、电脑、冰箱，都有了。但在茫茫大海中，在难以想象的狂风巨浪间，他们二十五年的航行，与那个凭着天象划独木舟的土著大叔，没有太多区别。 渺小的人，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走了一条坚韧的路，而且是水路，海路，一条永远不可知的路，当然也是一条惊人的生命之路，忠贞的爱情之路，人类的自雄之路。 我们能设想这二十五年间，日日夜夜在狭小的船上发生的一切吗？我觉得，人类学、伦理学、文学、美学，都已经被这样的夫妻在晨曦和黄昏间，轻轻改写。 我看到了贾凯依的照片，果然是一个中国人，相貌比年龄更为苍老。那是狞厉的空间和时间，在一个中国女性身上留下的隆重印痕。 很多航海者告诉我，夫妻航海，年年月月不分离，听起来非常浪漫，其实很难坚持，首先离开的必定是妻子，因为任何女性都受不了这种生活。因此，这对能在大海上坚持二十五年的夫妻，关键性的奇迹，在于这位中国女性。 看着照片，我想起一路上所见的那一批批爱海、爱岛爱到了不可理喻的中国人。因此我必须说，中国文化固然长期观海、疑海、恐海、禁海，而对无数活生生的中国人来说，则未必。他们可以入海、亲海、依海，离不开海。文化和生命，毕竟有很大不同。 其实，从河姆渡、良渚开始，或者更早，已有无数从中国出发的独木舟，在海上痴迷。可惜，刻板的汉字，与大海不亲。伟大的航海家郑和葬身在哪个海域、哪个海岸？居然也没有清晰记载。中国的一半历史，在海浪间沉没了。慵懒的巷陌学者，只知检索着尘土间的书本。那些书本上，从未有过真实的大海，也没有与大海紧紧相融的中国人的生命。 幸好到了一个可以走出文字、走出小家的时代。终于有一批中国人惊动海天，也唤醒了中国文化中长久被埋没的那种生命。 在密克罗尼西亚的日日夜夜，妻子几次看着我说：“早该有一条船……” 我知道她这句话后面无穷无尽的含义。 我说：“必须是海船。” 她一笑，说：“当然。” 二○一二年十月，写于返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