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战时文集（奥威尔作品全集） 我们的机会 (1) 过去十二个月来，英国没有举行大选，也没有重大的政治事件发生，但这个事实不应该让我们无视潜伏在表面下的民意的转向。英国正在迈向革命，我认为这个过程开始于1938年底。但那是什么样的革命在部分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及时认识到真正起作用的各股力量是什么，而不是用十九世纪的教科书里的教条去代替思想。 在战争的头八个月里，英国仍几乎像之前的八年那样处于昏睡状态。到处都有模糊的不满情绪，但正如补选的结果所表明的那样，失败主义并不活跃。整个国家对战争抱着两个完全谬误的战略理论聊以自慰，一个是官方的理论，另一个是左翼人士的理论。前一个理论认为希特勒将因为英国的禁运政策而被赶下台，而如果他敢进犯马其诺防线的话只会自取灭亡。后一个理论则说，通过同意割让波兰，斯大林将会以某种方式“阻止”希特勒，让他无法进行更多的征服。事实完全驳斥了这两个理论。希特勒绕过了马其诺防线，通过匈牙利进入罗马尼亚，而原本从一开始任何看得懂地图的人都可以预见到这种情况。但对地理上荒谬的理论的接受反映了普遍的冷漠。只要法国还在，英国就不会觉得自己有被征服的危险。另一方面，他们认为只需要借助“经济手段”就能够轻松获得胜利，这个想法使得张伯伦一直在位。人们以为一切还会像以前那样，没有引起多少激烈反应。确实，我们大部分人宁愿英国的商人取得胜利也不愿意让希特勒取得胜利，但这并不是什么让人舒心的事情。几乎没有人去讨论“英国只有通过革命才有可能赢得这场战争”这个想法。 接着，令人目瞪口呆的军事失败在五月和六月发生了，虽然没有政治大事发生，但任何有眼睛有耳朵的人在当时都会察觉民意在转向左倾。英国人民猛然意识到他们这么多年来想要的是什么。他们确凿无疑地看到统治阶级的腐朽、私有制资本主义的效率低下和经济重整与消灭特权的迫切需要。如果当时左翼人士中间有真正的领袖人物，敦刻尔克大撤退原本无疑会是英国的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的开端。那时候英国的工人阶级和几乎整个中产阶级都愿意付出牺牲并接受激进的变革。在危急关头，他们的爱国之情压倒了对一己私利的看重。显然，人们察觉到自己将迈进新的社会，旧社会的贪婪、冷漠、不公和腐败将会消失。就连最意想不到的人也这么想。但当时没有得力的领袖，战略性的时刻就这么过去了，钟摆又摆了回去。预料中的侵略并没有发生，虽然空袭很可怕，但并不如想象中那么恐怖。从十月份开始，英国人又恢复了自信，而冷漠的心态也回来了。反动势力立刻发起了反扑，并开始巩固自己的地位，而就在去年夏天，他们不得不向群众求助，地位遭到严重动摇。与所有的预测恰恰相反，英国并没有被征服这个事实在某种程度上洗刷了统治阶级的罪名，韦维尔在埃及的胜利也帮了他们的忙。英军一进入西迪·巴拉尼 (2) ，马格森 (3) 就进入内阁——这无异于扇了所有进步人士一记耳光。张伯伦不可能死而复生，但马格森被召入内阁和这种事情没有什么分别。 然而，夏天的几次失利反映了比局势更重要的事情。几乎所有的政权通常在危机时刻都会转向左倾，而在安全的时候会转向右倾。它反映了英国人的民族主义情怀，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群众终究是爱国的。我们必须面对这个事实，而不是以三言两语轻易将其打发掉。确实，“无产阶级没有祖国”这句话或许是对的。但让我们在意的是，英国的无产阶级认为自己有祖国，并会采取相应的行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念认为工人阶级根本不在乎自己的国家被征服，这种观念和《每日电讯报》那套每个英国人听到“统治吧，不列颠”时会感动哽咽的说辞一样都是荒谬的。确实，工人阶级与中产阶级不同，他们没有帝国主义式的情感，不喜欢爱国主义式的大吹大擂。几乎每一个工人都能立刻明白“你们的勇气、你们的乐观、你们的决心将会为我们带来胜利”这番话的潜台词是什么。但当时的形势似乎是英国即将被外国势力征服，情况已经改变了。在那个夏天，我们的盟友背弃了我们，我们的部队遭受了惨败，勉强逃出生天，失去了所有的辎重物资，英国境内几乎毫无防备。当时，和以往一样，停战运动在呐喊着“敌人在我们内部”什么的，但正是在那个时候，英国的工人阶级奋力投身于军事物资的增产和抗击侵略。伊登组建地方防卫志愿军的呼吁在二十四小时内就召集到二十五万人，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又有一百万人应征，而且我有理由相信它的规模原本可以更加庞大。我们要记住，在那个时候英国人以为侵略很快就会发生，应征的人相信自己将得用霰弹枪和汽油瓶与德国军队作战。或许更重要的是，从那时起，在六个月里，地方军——一支业余的、没有军饷的队伍——规模几乎没有下降，只是年轻一些的成员都被征召入伍了。至于那些认为群众没有爱国之心的政党，你只需要去看看地方军的人数规模就知道它们的成色了。共产党、独立工党、莫斯利的组织与和平誓约联盟的人数规模很不稳定，只有不到15万人。在战后举行的补选中，只有一位反战的候选人保住了自己的议席。除了那些无法面对现实的人之外，难道结论不是很明显吗？ 但工人阶级的爱国主义的表露还伴随着我之前说过的民意转向，他们突然间意识到当前的社会秩序已经腐朽透顶。人们意识到我们的责任是保卫英国和将它改造成真正的民主国家，从当时我在酒吧里听到的对话判断，这个想法并不像以前那么模糊。从某种程度上说，英国在政治上是落后的，不像欧陆国家那样到处都在高喊极端主义的口号，但所有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情怀归根结底都可以归纳为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口号：“战争与革命是密不可分的。”我们不经历革命就无法战胜希特勒，而不战胜希特勒，我们就无法巩固我们的革命。有人毫不掩饰地说向希特勒投降就能够将他除掉，而《每日电讯报》则说不需要改变现状就能够战胜希特勒。奉行资本主义的英国是不可能战胜希特勒的，因为它不可能充分动用潜在的资源并争取到潜在的盟友。英国只有争取到全世界进步力量的帮助才能战胜希特勒——因此，英国是在和它过往的罪恶作斗争。有人声称他们相信战胜希特勒只不过意味着英国的资本主义将重新站稳脚跟。这只是一个谎言，用意是挑起有利于纳粹分子的不满情绪。事实上，英共自己在一年前会说出的话反倒是真相：英国的资本主义只有在与法西斯主义达成妥协的情况下才能生存下去。要么我们将英国变成一个民主社会主义国家，要么英国将成为纳粹德国的一片版图，没有第三种情况。 但将英国变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一部分目的，是为了避免它被外敌征服。正如某些人所设想的，我们不可能中止这场战争，然后在不受外界干扰的情况下进行一场内部革命。俄国革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一部分原因是俄国很难被侵略，一部分原因是当时欧洲各个强国正打得不可开交。对于英国来说，只有在主要人口和工业中心处于澳大利亚的情况下，“革命失败主义”才有可能实现。在海岸不设防的情况下尝试去推翻统治阶级只会导致英国立刻被纳粹分子占领，并成立一个反动傀儡政权，就像法国的情况那样。在这场社会主义革命中，我们绝不能像1917年至1918年的俄国那样在防御上有丝毫松懈。一个在欧洲的大炮射程内而且依赖进口的国家不可能缔结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式 (4) 的和平。我们的革命只能是在英国的舰队后方的革命。但这就等于说我们必须做到英国的激进党派曾经声称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做到并且一直没有去做的事情——争取到中产阶级的支持。 在经济上英国有两条划分线：一条是——按照目前的生活标准——周薪5英镑，另一条是年薪2 000英镑。收入在这两条标准之间的阶级相比工人阶级虽然人数不多，但担任着关键的职位，因为它几乎包括了整个技术工人阶层（工程师、药剂师、医生、飞行人员等），没有他们的话，一个现代工业国家根本无法支撑一个星期。事实上，这些人在当前的社会体制下并没有得到多少好处，而且转变到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并不会令他们的生活方式发生深刻的改变。确实，他们总是和资本家站在一边，与他们的天然盟友产业工人为敌，一部分原因是教育体制的设计就是要造成这一结果，另一部分原因是过时的社会主义宣传内容。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者，即使是那些似乎在认真思考革命的人，都总是说着过时的“无产阶级革命”，这个概念是在现代技术中产阶级出现之前形成的。对于中产阶级来说，“革命”意味着他们这个阶层的人将被杀害或放逐，由产业工人掌握整个国家的控制权，但他们知道产业工人没有他们的协助，根本不可能运作一个现代工业国家。大多数人自发进行革命的概念——在现代西方国家里唯一可以想象的革命——总被认为是异想天开。 但当你准备推行根本性的变革时，你要怎么做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呢？情况是一部分人在热烈拥护你，一部分人在积极反对你，而人民群众则左右摇摆不定。资本家阶级大体上一定是反对革命的。他们根本不会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也不会和平退出政治舞台。我们的任务不是尝试将他们争取过来，而是孤立他们，揭露他们，让人民群众看到他们的反动和奸恶本质。但前面我说过的不可替代的中产阶级呢？你真的能将他们争取过来吗？有没有机会将飞行员、海军军官、铁道工程师等人转变为真诚的社会主义者呢？答案就是，等到所有人都转变后再进行的革命是永远不会发生的。问题的关键不是掌握职位的人是站在我们这一边还是在和我们作对，在进行破坏。不要指望飞行员、驱逐舰指挥官这些掌握着我们的命运的人全都会变成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我们可以希望，如果我们以正确的方式去接近他们，当他们看到工党政府在背后以立法形式推行社会主义时，他们会继续自己的工作。接近这些人的方式是借助他们的爱国主义。愤世嫉俗的社会主义者或许会嘲笑中产阶级的爱国情怀，但不要以为那只是虚情假意。虚情假意根本不可能让人愿意在战斗中丧生——中产阶级在战争中的死亡比例要高于工人阶级。如果这些人能够了解要战胜希特勒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那他们就会和我们站在一起；而如果我们让他们觉得我们不在乎英国的存亡，他们就会和我们为敌。我们要比以往更加清楚地表明，在这个时候，一个革命者必须是一个爱国者，而一个爱国者必须是一个革命者。“你想要战胜希特勒吗？那么，你就要准备好牺牲你的社会尊严。你想要建立社会主义吗？那么，你就要准备好保卫你的祖国。”这么说很直白，但我们的宣传内容必须奉行这一纲领。在夏天的那几个月，我们错过了说出这番话的机会，当时人民群众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到私有制资本主义的腐朽，而就在一年前，他们还认为自己是保守主义者，一辈子都在嘲笑爱国主义这个想法，却发现他们根本不愿意被外国人统治。 我们正在经历一场逆流，反动势力有了几场胜利壮胆后，正在收复他们的失地。普雷斯利的节目被停播，马格森进入内阁，军队被要求奉行注重仪表的纪律，地方军逐渐落入毕灵普分子的手中，这份报纸或那份报纸将被查禁的传闻不绝于耳，政府在与贝当和佛朗哥达成交易——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是整体趋势的迹象。但很快，到春天的时候，或许还会更早，危机时刻将会再次来临。而那很可能就是我们的最后机会。那时候，关于这场战争的问题将会被彻底澄清：谁将会控制广大人民群众——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他们将被迫选择某一个方向。 英国左翼人士的失败归根结底是因为社会主义者总以局外人的身份对当前的趋势进行批评，而不是从内部尝试去影响它们。当地方军组建时，几乎所有政治色彩的社会主义者都毫无政治敏锐感，对整件事情不闻不问，不由得不让人感到震惊。他们不知道这个突然发生的改变对于他们来说意味着机会。这里有上百万人在踊跃要求获得武器保卫国家，抵御可能发生的侵略，自发组织成一支几乎不受政府管制的军队。难道你不会认为那些多年来一直在谈论着“军队民主化”等话题的社会主义者会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去为这支新的军队贯彻正确的政治纲领吗？绝大多数社会主义者不仅没有这么做，而且根本不去关注，而那些教条主义者只会傻傻地说一声：“这是法西斯主义。”显然，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么一支迫于时势而自发独立组建的军队的政治色彩可以由部队的成员决定。只有少数参加过西班牙战争的老兵如汤姆·温钦汉姆和休·斯拉特认识到危险和机会，不顾各方的反对，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将地方军转变成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当时地方军处于十字路口。它是一支爱国的军队，大部分成员都是反法西斯主义者，但它没有政治方向。一年之后，如果它依然存在的话，它或许将变成一支民主的军队，能对正规军形成深刻的政治影响；又或者它将变成类似于德国冲锋队式的组织，由中产阶级里最卑劣的群体充任军官。有数千名社会主义者加入了地方军，他们精力充沛，而且清楚自己的目标，或许他们能够阻止后一种情况发生。但他们只能从内部施加影响。我对地方军的看法也适用于整场战争。在战前，当绥靖政策仍然主导形势时，浏览下议院的名单是一件讽刺的事情：工党成员和共产党人在高喊要“坚定对抗德国”，但加入海军预备役或空军预备役部队的却是保守党人。 我们只有在投身战争的情况下——不仅体现在言语上，更要体现在行动上——才有机会去影响政策，而只有在我们控制政策的情况下，才能赢下这场战争。如果我们只是袖手旁观，不去努力以我们的理念感化军队或影响那些拥有爱国情怀但政治中立的人士，如果我们任凭支持纳粹的言论被视为左翼思想的体现，我们将会坐失良机。我们将无法利用好因为群众的爱国主义而交到我们手中的机会。那些“政治上的不可靠分子”将会被排挤出权力圈子，毕灵普分子的地位将更加稳固，统治阶级将继续以自己的方式进行这场战争，而他们的方式只会导致最后的失利。我们不一定得相信英国的统治阶级在思想上支持纳粹分子，但只要他们一直掌握着权力，英国的战争努力就只会靠着一个轱辘在运转。由于他们不会也没有能力在不消灭自己的情况下去贯彻必要的社会和经济变革，他们就无法打破目前严重不利于我们的势力格局。而如果我们的社会体制没有改变，又怎么能释放英国人民的无穷力量呢？他们怎么能将有色人种从遭受剥削的苦力变成自发的盟友呢？他们如何能够（即使他们愿意这么做）动员欧洲的革命力量呢？有谁会认为被征服的民族会为了英国的食利阶层而奋起反抗呢？要么我们将它变成一场革命战争，要么我们输掉这场战争。而只有在我们能够发起一场能够吸引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的情况下，才能将它变成一场革命战争。因此，这场运动不是孤立运动，不是失败主义运动，不是“反英”运动，与搜捕异见分子和满口希腊拉丁术语的极左人士的派系斗争根本不是一回事。另一种情况就是由得统治阶级去主导这场战争，一直打到精疲力竭失利为止——当然，名义上那不是战败，而是“谈判后的和平”——由得希特勒安稳地控制欧洲。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会怀疑这将意味着什么。除了一小撮黑衫军和绥靖分子之外，谁会去在乎希特勒声称的他是“穷苦人民之友”、“寡头垄断阶级之敌”那些言论呢？经过七年来所发生的事情之后，这些话还信得过吗？他的行动证明了他的言论了吗？ 在乔治五世的二十五周年庆上，民众自发举行盛大的游行，那与极权主义国家组织的表忠心大游行不一样。至少在英国南部，民众的热情爆发了，那真的是出于自发的拥戴。当局感到很惊讶，并将庆祝活动延长了一个星期。在伦敦的贫民窟，人们自己搞了装饰，我看到在沥青路面上写着两句口号：“虽是穷人，忠心不改”和“地主滚开”（或“不要地主”）。这些口号不是因为哪个政党作出指示而喊出来的。大部分信奉教条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在当时气坏了，而且气愤是有道理的。当然，生活在伦敦贫民窟的人会说自己“虽是穷人，忠心不改”确实很可怕。但如果口号变成“为地主山呼万岁”（或类似这个意思的话），那才更有理由感到绝望。难道这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吗？当时我们或许会注意到的，就是国王和地主之间出于本能的敌意。直到乔治五世去世，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国王或许代表了国家的团结。他们相信——当然，这是错误的想法——国王和他们站在一起对抗有产阶层。他们是爱国主义者，但他们并不是保守党人。难道他们不比那些告诉我们爱国主义是可耻的，而国家自由根本无关紧要的人更加理智吗？尽管情况要更加跌宕起伏，但不就是这份热情，激励了1793年的巴黎公民、1871年的巴黎公社成员、1936年的马德里工会成员，去保卫自己的国家并将它变成一个安居乐业的地方吗？ (1) 刊于1941年1月《左翼新闻》。 (2) 1940年12月10日至11日，英军在埃及发起进攻，占领之前由意大利第十军团控制的西迪·巴拉尼。 (3) 亨利·戴维·雷吉纳德·马格森（Henry David Reginald Margesson, 1890—1965），英国保守党政治家，1940年12月至1942年2月在丘吉尔政府内担任陆军大臣一职。 (4) 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1918年3月3日，苏俄政府与同盟国（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等国家）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签订的条约，以割地赔款为代价，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