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战时文集（奥威尔作品全集） 1941年1月3日 (1) 尊敬的编辑： 在写给您的这封信里，我会回复您一封以私人名义写给我的信件，或许我最好引用您的内容，让我要回答的问题能清楚呈现： 有些事情是报道没有告诉我们的，譬如说，政坛幕后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呢？工人阶级内部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呢？作家、画家和知识分子的整体心态（如果真有这么一回事的话）是怎样的呢？他们的生活和所关注的事情发生了什么改变呢？ 嗯，就政治形势而言，我认为可以这么说，目前我们确实正在经历一股逆流，但并不会造成重大的最终影响。那些反动分子，我指的是那些读《泰晤士报》的人，他们在夏天吓得够呛，好不容易才逃出生天，现在正在巩固他们的地位，准备应付将会在春天到来的新的危机。去年夏天英国曾处于革命形势之中，但没有人利用好这个机会。被灌了二十年的迷汤后，英国的国民突然间看穿了统治者的真面目，许多人做好了接受席卷一切的经济变革和社会变革的准备，并以无比坚定的决心准备抵抗侵略。我相信在当时孤立有产阶级并让整个国家的群众接受将抵制希特勒和消灭阶级特权合二为一的政策的机会曾经存在过。克莱蒙特·格林伯格 (2) 在他刊登于《地平线》的文章里写道，工人阶级是英国唯一认真地想要打败希特勒的阶级；但我认为情况并不是这样。中产阶级的主体和工人阶级一样持反对希特勒的立场，而且他们的士气或许更加可靠。在我看来，社会主义者总是没办法认识到中产阶级的爱国主义热情可以被加以利用，尤其是当他们以局外人的角度去观察英国的时候。那些在《天佑吾皇》演奏时起立的人只要稍加安抚，就会愿意将他们的忠诚转移到社会主义政权上。但是，在夏天的那几个月里，没有人看到这个机会，工党领袖（或许贝文 (3) 除外）由得自己被政府招纳，当侵略并没有发生，而且空袭并没有大家所预料的那么可怕时，赞同革命的心情逐渐消退。目前右派正发起反击，马格森 (4) 进入内阁——这几乎就像是张伯伦从坟墓里爬出来——这是在迫不及待地乘机利用韦维尔 (5) 在埃及的胜利。地中海战役还没有结束，但那里的局势对保守党有利而对左翼人士不利，相信保守党也会利用这个机会。可能一两份左翼报纸不久便会遭到封杀，据说内阁已经在讨论查封《工人日报》。但这一风向的改变并不是非常重要，除非你相信英国能够无须经历革命就赢得这场战争，并直接回到1939年之前有三百万人失业的“正常状态”——我是不相信的，而且我想许多五十岁以下的人也不会相信。 但目前基本上没有介乎“吾王吾土”式的爱国主义与支持希特勒之间的政策。如果另一波反资本主义的热烈浪潮出现的话，它只会被诱导成失败主义。但与此同时，英国并没有发生这种情况的明显迹象，虽然工业城镇的士气或许要比其它地方更糟糕一些。在伦敦，经过四个月几乎无休止的轰炸之后，士气要比一年前战争陷入僵持时高涨得多。只有莫斯利 (6) 的追随者与和平主义者明确地流露出失败主义。共产党人在工厂里仍然拥有根基，或许在某个时候将通过提出对于工作时间等问题的不满而卷土重来。但在夏天最绝望的那段时间里他们不得不安分下来。他们对于公众的影响力几乎为零，从几次补选的投票结果你就知道了，而且他们在1935年至1939年间所拥有的强大的媒体影响力已经被彻底粉碎。莫斯利的黑衫军已经不再是一个合法组织，但他们或许比共产党人更值得严肃对待，因为他们的宣传论调对于士兵、水手和飞行员们来说更容易被接受，而英国的左翼组织一直未能在军队里站稳脚跟。当然，法西斯分子会尝试将战争和空袭造成的困难归结到犹太人头上，在伦敦东区经历轰炸最艰难的时候，他们确实成功地激起了反犹主义的鼓噪，但影响并不大。反战阵线最有意思的演变是以法西斯的理念，特别是反犹主义，去诠释和平主义运动。“迪克”·谢泼德 (7) 死后，英国的和平主义似乎遭受到士气上的挫折，并没有做出任何有影响力的姿态，甚至没有缔造多少烈士，和平誓约联盟只有15%的会员是活跃分子。但许多还活着的和平主义者现在的论调与黑衫军的言论没什么区别（“阻止这场犹太人的战争”等等），而且和平誓约联盟与黑衫军的会员有一部分是重合的。各个亲希特勒的组织总共加起来人数不到15万，光靠他们自己的努力是不会取得多大成果的，但如果贝当 (8) 式的政府考虑投降，他们或许将会扮演重要的角色。我认为希特勒并不希望莫斯利的组织变得太强大。哈哈勋爵 (9) ，最具影响力的说英语的德国广播员，已经几乎可以肯定就是乔伊斯，分裂出去的法西斯政党的一位成员，而且是莫斯利的私敌，对他恨之入骨。 您还问我英国的知识分子生活以及文学界的各股思潮，我认为几个主导性的因素分别是： 一、由于苏德条约的签署，过去五年来左翼反法西斯正统思想彻底破产了。 二、35岁以下身体健康的人大部分都参军了，或即将参军。 三、由于战争让生活百无聊赖，书本的消费增加了，但出版社不愿意在不出名的作家身上冒险投资。 四、轰炸（近来的事情——我得说它并没有你所相信的那么可怕，但很讨厌）。 苏德条约不仅让斯大林主义者和亲斯大林主义者们站在亲希特勒的立场，而且终结了过去五年来左翼作家们屡试不爽的那句话——“瞧瞧，被我说中了吧！”《新闻纪实报》、《新政治家报》和左翼书社所诠释的“反法西斯主义”，其根基就在于坚信——而且，在我看来，也下意识地希望——英国政府绝对不会对抗希特勒。当张伯伦的政府最终参战并推行左翼人士自己一直在要求的政策时，他们只能哑口无言。在宣战的几天前，看着人民阵线的正统人士悲伤地宣布“那将会是另一次慕尼黑”，不禁让人哑然失笑，尽管事实上几个月来的情况已经清楚表明战争不可避免。这些人其实是在盼望另一次慕尼黑，可以让他们继续扮演卡珊德拉 (10) 的角色，不用去面对现代战争的事实。最近我因为发表了“1935年至1939年间那些最彻底的反法西斯主义者现在是最彻底的失败主义者”这番话而遇到了很大的麻烦。但我相信在大体上这是真实的，不仅适用于斯大林主义者。事实上，战争一开始，所有的正统“反法西斯主义”就哑火了。所有和平时期在高雅杂志上躲都躲不开的谴责法西斯暴行和贬斥张伯伦的言论突然间戛然而止，左翼知识分子只会拿监禁德国难民而不是敌人的所作所为来说事。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左翼知识分子觉得这是一场“他们的”战争，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影响着局势。他们一直以为与德国的战争将会是一场扩大版的西班牙战争，一场左翼战争，诗人和小说家将会扮演重要的角色。当然，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这是一场全面现代战争，主角是技术专家（飞行员等），由有他们自己的爱国主义热情的人在主导，但那些人的思想是全然反动的。现在知识分子根本无用武之地。从一开始政府就明确地执行“不让赤色分子掺和进来”的原则，直到法国战败之后，他们才开始准许参加过西班牙战争的人入伍。结果，左翼作家的主要活动是很琐碎无聊的批评，当英国取得胜利时，它变成了一股怨气，因为他们的预测落空了。在去年夏天，左翼知识分子是彻头彻尾的失败主义者，比他们获准在报刊上出现的嘴脸更加彻底。在英国似乎将要遭受侵略的时候，一位知名的左翼作家想要让群众打消进行抵抗的念头，理由是德国人如果不遭到抵抗的话会比较仁慈。还有人觉得纳粹分子将会占领英国，准备让苏格兰场的特别部门销毁我们大部分人都有的政治档案。所有这些与群众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要么尚不知道英国已经身处险境，要么决心抵抗到底。但也有一些曾经参加过西班牙战争的左翼作家和宣传人员做了大量工作去阻止失败主义的浪潮，特别是托马斯·亨利·温钦汉姆 (11) 。 我个人认为人民阵线时期那种鼓噪战争及谎话连篇的宣传和自命正统的气氛被摧毁大体上是好事。但它留下了空白。没有人知道如何去思考，没有事情被启动。很难相信接下来将会出现的文学流派会是什么样子。年轻作家的小天地被打破了，而更年轻的作家要么参军入伍，要么由于纸张短缺而无法让作品问世。而且文学的经济基础正在动摇，因为高端的文学杂志最终依赖的是那些接受小众文化熏陶的有闲阶层，他们的处境变得举步维艰。《地平线》是这类刊物的现代民主版本（与十年前的《标准》的基调作比较），就连它也只能艰难支撑。另一方面，有阅读能力的人在增加，自从战争爆发后流行报刊的思想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几乎没有什么好的作品问世。小说仍然出版了很多，但那些都糟糕得令人难以置信。只有思想已经死了的人才能在这个梦魇仍在继续的时候坐下来撰写小说。让乔伊斯和劳伦斯在1914年至1918年那场战争期间写出他们最好的作品的条件（即认为世界很快就会恢复理智的信念）已经不复存在。人们怀疑人类文明还能不能延续几百年。此外还有空袭，这使得宁静的精神生活变得非常困难。我并不是指现实中的危险。事实上，到了这个时候，每一个伦敦人已经至少有了一处“指定避难所”——这些场所非常普遍，现在已经不成为话题了——实际的伤亡很少，尽管破坏很严重，但大部分是在伦敦市区和东区的贫民窟。不过，交通和通讯等方面的无序造成了无休止的不便。你的一半时间似乎花在了尝试买一麻袋煤上面，因为电力中断了，或尝试在已经断掉的电话线上接通电话，或到处乱跑找公交车搭——而且这个冬天冷得要命，泥泞不堪。伦敦的夜生活几乎没有了，不是因为轰炸，而是因为弹片，它们的数量实在太多了，天黑之后出外很危险。电影院很早就关了，剧院除了几出日间表演之外几乎完全停业了。只有酒吧仍像以往那样，但现在啤酒的价格非常昂贵。到了晚上，遇到空袭严重的时候，震耳欲聋的高射炮声让人很难进行创作。如今很难好整以暇地去做任何事情，甚至写一篇傻帽的报刊文章也要比平时多花一倍的时间。 我不知道我所写的内容是否夸大了空袭的严重程度？请记住，在大规模空袭最糟糕的时期，据统计只有15%的伦敦人口睡在防空洞里。这个数字算上了那些房子被炸毁了的人，而且在不断减少，因为有的人渐渐变得胆大了。该说的都说了，该做的都做了，你的主要印象是平民百姓的麻木不仁，大家都隐约知道情况不会再回到从前，但与此同时，生活却悄悄地回到熟悉的模式。去年九月份，当德国人突破防线，放火把码头烧着时，我想没有几个人能够看着那熊熊燃烧的烈火而不觉得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人们似乎觉得我们的社会必须经历的重大变革将会在那时那处发生。但令人惊讶的是，一切又回到了老样子。最后我会从我的日记里摘录几则，希望能够让您了解这里的氛围： 每隔几分钟飞机就会飞回来。就像在一个东方国度那样，你以为已经打死了蚊帐里的最后一只蚊子，每一次，你一关灯，又有一只蚊子在嗡嗡嗡地响……光是一颗炸弹从空中掠过造成的冲击就令人惊恐不安。整个房子都在颤抖，桌子上的东西在摇晃。为什么炸弹在近处掠过时电灯会暗下来，似乎没有人知道……昨天牛津街从牛津广场那边到大理石拱门完全没有车辆通行，只有几个行人，午后的太阳直晒着空荡荡的马路，数不清的玻璃碎片闪闪发亮。约翰·刘易斯百货商场外面有一堆塑料服装模特，非常粉嫩，仿真度很高，从不远处看去你会错以为那是一堆尸体。那幕情景就像是在巴塞罗那，只不过那些是从被捣毁的教堂里丢出来的石膏圣像……现在司空见惯的情景是：清扫后成堆的玻璃碎片、石块和木屑、煤气泄漏的味道、在未引爆的炸弹警戒线处等着看热闹的围观群众……形形色色的人在到处游荡，因为延时引爆的炸弹而从家里被撤离出来。昨天有两个女孩在街上拦住我，外表很端庄斯文，只是脸上脏兮兮的：“请问您，先生，您能告诉我们这是哪里吗？”除此之外，伦敦的大部分地方情况几乎是正常的，白天的时候每个人都很开心，似乎不会去考虑接下来的夜晚，就像动物一样，只要有一点东西吃，有阳光晒，就不会去考虑未来。 西里尔·康纳利 (12) 和史蒂芬·斯宾德 (13) 向您问候。祝美国好运。 您真诚的 乔治·奥威尔 (1) 刊于《党派评论》1941年3月—4月刊。 (2) 克莱蒙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 1909—1994），美国作家、美术评论家，代表作有《本土美学：对艺术与品味的观察》、《艺术与文化》等。 (3) 厄尼斯特·贝文（Ernest Bevin, 1881—1951），英国政治家、工党成员和工会领袖，曾担任战时的劳工部长和战后的外交部长，反对共产主义，促成英国加入北约。 (4) 亨利·戴维·雷吉纳德·马格森（Henry David Reginald Margesson, 1890—1965），英国保守党政治家，1940年12月至1942年2月在丘吉尔政府内担任国防部长一职。 (5) 亚奇伯德·韦维尔（Archibald Wavell, 1883—1950），英国陆军元帅，二战时曾先后担任中东战区和印度战区总司令。 (6) 奥斯瓦尔德·厄尔纳德·莫斯利（Sir Oswald Ernald Mosley, 1896—1980），英国政治家，英国法西斯联盟的创始人，希特勒的崇拜者，仿照德国的“褐衫军”（the Brownshirt）创建了“黑衫军”（the Blackshirt），1940年—1943年因为从事纳粹活动被英国政府软禁。 (7) 休·理查德·“迪克”·谢泼德（Hugh Richard “Dick” Sheppard, 1880—1937），英国圣公会牧师、和平主义者，曾担任坎特伯雷教堂主持牧师，代表作有《我们可以说不：对民众的和平主义指导》、《基督徒对于战争的态度》。 (8) 亨利·菲利普·贝当（Henri Philippe Pétain, 1856—1951），法国军事家、政治家，一战时法国的功勋人物，1940年当选法国总理，但由于德国攻占法国，贝当与德国纳粹政权合作，成立维希傀儡政府。战后被宣判死刑，后改判终身监禁。 (9) 哈哈勋爵（Lord Haw-Haw），即威廉·布鲁克·乔伊斯（William Brooke Joyce, 1906—1946），英国法西斯分子，二战期间担任轴心国对英国广播的节目主持人，战后被判处叛国罪并遭处决。 (10) 卡珊德拉（Cassandra），古希腊神话中特洛伊的公主和祭司，预见到特洛伊的灭亡，但没有人相信她。 (11) 托马斯·亨利·温钦汉姆（Thomas Henry Wintringham, 1898—1949），英国军事史家、作家，代表作有《人民的战争》、《自由人的军队》等。 (12) 西里尔·弗农·康纳利（Cyril Vernon Connolly, 1903—1974），英国作家、书评家，代表作有《石潭》、《承诺的敌人》等。 (13) 史蒂芬·哈罗德·斯宾德（Stephen Harold Spender, 1909—1995），英国作家、诗人，代表作有《法官的审判》、《世界中的世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