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书评全集（下） 对詹姆斯·伯恩汉姆的反思 (1) 詹姆斯·伯恩汉姆的作品《管理革命》出版时在美国与英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它的主题已经被深入探讨过，基本上不需要再对其进行详细的阐述。我对这本书的小结如下： 资本主义正在消失，但社会主义将不会取代它。当前正在崛起的是一种新型的中央集权计划社会，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能用任何为人所接受的民主概念去描述它。这个新社会的统治者将是那些实际掌握了生产资料的人，即商业行政人员、技术人员、官僚和军人，按照伯恩汉姆所说，以“管理者”的名义勾结在一起。这些人将消灭旧的资产阶级，镇压工人阶级，构建组织严密的社会，并将所有的权力和经济特权掌握在手中。私有产权将被消灭，但公有制并不会确立。新型的“管理式”社会不是几个独立的小国，而是围绕着欧洲、亚洲和美洲的工业中心成立的超级大国。这些超级大国将为了地球上尚未被占领的地区而彼此之间展开战争，但或许没有能力彻底征服对方。每个社会的内部都是等级森严的体系，最顶端是富有才华的贵族阶层，最底层是半奴隶的群众。 在他的下一部作品《马基雅弗利的信徒》中，伯恩汉姆阐述并修正了原来的言论。该书的大部分内容讲述了马基雅弗利的理论和他的现代信徒莫斯卡 (2) 、米歇尔斯 (3) 和帕累托 (4) ，并为其进行令人疑惑的辩护。伯恩汉姆还把工团主义作家乔治斯·索雷尔 (5) 归入他们的行列。伯恩汉姆主要想表达的是，根本不曾存在过什么民主社会，而根据我们的理解，这一社会永远不会出现。究其本质，社会是寡头政治体制，执政者的权力总是依靠暴力和欺诈这两种手段去维持。伯恩汉姆没有否认“善的”动机或许在私人生活中起作用，但他认为政治就是权力的斗争，除此无它。所有的历史变迁归根结底就是一个统治阶级取代另一个统治阶级的过程。所有关于民主、自由、平等、友爱的言论，所有的革命运动，所有对乌托邦或“无阶级社会”或“地上天国”的想象都是谎言（不一定是有意识的谎言），掩盖了某个正在为权力拼杀的新阶级的野心。英国清教徒、雅各宾派、布尔什维克党都只是一群群争权夺利之徒，利用了群众的热情，为自己掌权铺平道路。有时候权力可以不靠暴力维持，但欺诈是必需的手段，因为群众必须加以利用，但如果群众知道自己只是一小撮人达成目标的工具，他们是不会配合的。在每一次大型的革命斗争中，群众被“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美梦所诱导，但一旦新的统治阶级牢牢掌握了权力，他们就会重新沦为奴隶。这就是伯恩汉姆眼中的政治史的全部内容。 第二本书不同于第一本书的地方在于，它声称如果能更诚恳地面对现实的话，整个过程可以或多或少地道德化。《马基雅弗利的信徒》的副标题是《自由的捍卫者》。马基雅弗利和他的追随者教导说，在政治领域里根本没有面子可言。伯恩汉姆声称，这样能使政治变得更加明智，更少压迫。意识到自己的真正目的是保住权力的统治阶级也会知道，要是它能创造共同的福祉，避免成为僵化的继承制贵族阶级，保住权力的希望会更大一些。伯恩汉姆强调了帕累托的“精英循环”理论。如果统治阶级希望保住权力，它就必须不停地从下层阶级中接纳合适的新人，这样一来，最有能力的人可以总是屹立于权力之巅，让新的渴望权力的反抗阶级不至于形成。而这样一种情形，伯恩汉姆认为，在一个仍然保留着民主习惯的社会里是最有可能出现的——也就是说，在一个反对派依然存在，出版和工会等团体也能保持独立的社会里。无疑，在这一点上伯恩汉姆与他早期的意见相左。《管理革命》写于1940年，它理所当然地认为“奉行新型管理”的德国在各个方面都要比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如法国或英国更加高效。而在1942年写成的第二本作品中，伯恩汉姆承认如果德国允许言论自由的话，或许它原本可以避免几个严重的战略错误。但是，他并没有放弃主要的观点：资本主义已经日落西山，社会主义只是空想。要是我们能够理解要解决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或许我们可以在部分程度上引导管理的革命，但无论我们喜不喜欢，革命正在发生。两本作品，尤其是第一本，都流露出确凿无疑的对书中所探讨的政治残忍和邪恶的喜爱之情。虽然他强调他只是在列举事实，并不是在表明他自己的倾向，但明显看得出伯恩汉姆对权力感到心醉神迷。他支持德国，因为德国似乎正在赢得这场战争。他的一篇近期文章《列宁的继承人》在1945年初刊登于《党派评论》，这篇文章表明他支持的是苏联。《列宁的继承人》在美国的左翼团体中引起了轩然大波，但还没有在英国出版，我将在本文的后面对其进行探讨。 我们可以看到，伯恩汉姆的理论严格来说并没有新鲜内容可言。之前已经有许多作家预见到了一种新社会的出现，它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可能以奴隶制为基础，但是大部分作家与伯恩汉姆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不认为这一发展趋势是不可避免的。一个好的例子就是希莱尔·贝洛克出版于1911年的作品《奴役社会》。《奴役社会》的文笔很枯燥，而它所提出的解决之道（回归小国寡民的农业社会）从很多方面来说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它确实以非凡的预见能力揭示了自1930年以来正在发生的事情。切斯特顿预言民主和私有财产将会消亡，一个可以被称为“资本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奴隶社会将会兴起，但他的系统性要相对差一些。杰克·伦敦在《铁蹄》（1909）中预言了法西斯主义的几个重要特征。还有像威尔斯的《沉睡者醒来》（1900）、扎米亚京 (6) 的《我们》（1923）和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1930），这几本书都描写了想象中的未来世界，资本主义的特殊问题得到了解决，但并没有带来自由、平等或真正的快乐。事实上，一个中央集权的计划社会将演变成为寡头政治或独裁体制是非常明显的事情。正统的保守派无法看清这一点，因为他们认为社会主义“行不通”，而资本主义的消亡将意味着混乱和无政府状态，这让他们心里觉得很不踏实。正统的社会主义者无法看清这一点，因为他们希望自己能赶快掌权，因此，他们觉得当资本主义消亡时，社会主义将会取而代之。结果，他们没能预见到法西斯主义的崛起，也没能在这件事已经发生后作出正确的预测。但是，工业主义必将以寡头垄断而告终，而寡头垄断必然意味着暴政，这一理念并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 伯恩汉姆与大部分思想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尝试准确地勾勒出“管理的革命”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进程，并认为极权主义是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因此绝不能与之对抗，但这个过程或许可以被加以引导。根据伯恩汉姆在1940年所写的内容，“管理主义”在苏联取得了最完善的发展，而德国的发展也不遑多让，并在美国开始出现。他将罗斯福新政形容为“原始的管理主义”，但这股潮流在各地都是一样的，或几乎没有任何区别。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总是会被计划和国家干预所取代，纯粹的所有者被技术人员和官僚褫夺了权力，但社会主义——以前被称为社会主义的那一套社会体系——并没有出现的苗头： 有些人试图为马克思主义辩护，说它“根本没有机会”。这根本不是事实。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党有过许多次机会。在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了。在短短的时间里，它背弃了马克思主义，虽然没有在口头上这么说，但付诸了行动。第一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的那几个月和接下来的那几年，大部分欧洲国家遭遇了社会危机，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大开方便之门，但无一例外，他们都无法获得并保住权力。在许多国家——德国、丹麦、挪威、瑞典、奥地利、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西班牙、法国——改革派马克思主义政党组建了政府，但都没有引入社会主义或采取迈向社会主义的措施……这些政党在实际行动中一遇到历史的考验——已经有过许多次历史的考验——就要么辜负了社会主义，要么干脆背弃社会主义，这是社会主义者最恶毒的敌人或最热烈的朋友所不能抹杀的事实。 当然，伯恩汉姆没有否认新的“管理型”政体就像俄国和纳粹德国的政权那样可以标榜为社会主义政权。他只是在说，它们不会是马克思、列宁、凯伊·哈迪 (7) 或威廉·莫里斯所接受的那个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事实上，它们与1930年之前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都根本不是一回事。直到不久前，社会主义还曾经被认为在政治上奉行民主，在社会上推行平等，并信奉国际主义。这种事情根本没有迹象发生，一个据说曾经发生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大国，已经与以前旧日想象中的那个以人类大同为目标的自由平等的社会渐行渐远。从革命伊始，自由和代议机构就几乎毫无间断地被侵蚀和扼杀。而不平等的情况日益严重，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越来越强大。但与此同时，伯恩汉姆坚持认为资本主义已经一去不复返，“管理主义”正在壮大发展。根据伯恩汉姆的看法，它正在世界各地发生，但其具体情况因为国情不同而各有不同。 伯恩汉姆的理论对当前所发生的事情貌似很有解释力，至少他的理论要比其它理论对苏联过去十五年来所发生的事情更有解释力。显然，苏联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硬要称之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话，除非你赋予“社会主义”这个词语与任何其它语境下的解释都不相同的意义。另一方面，那些关于俄国政权会回归资本主义的预测都是一派胡言，现在看来是根本不会发生的事情。伯恩汉姆声称俄国“管理主义”的发展与纳粹德国相比不遑多让，这或许夸大其词了，但俄国的发展方向确实是远离原来的资本主义体制，向计划经济和寡头统治相结合的体制迈进。在俄国，资本家先是被消灭，然后工人再遭到镇压。在德国，工人先遭到镇压，而消灭资本家则刚刚开始，把纳粹主义称为“纯粹的资本主义”，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揣测，总是会被事实打耳光。伯恩汉姆最离谱的错误，似乎是相信“管理主义”正在美国兴起。在这个广袤的国家，资本主义仍方兴未艾。但假如你思考世界大势，他的结论是很难抵制的。甚至在美国，对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的普遍信念也未必能经受得住下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的冲击。对伯恩汉姆的反对意见指出，他赋予了“经营者”太过分的重要性，从狭义上说，“经营者”指的是厂长、计划制订者和技术人员——这似乎在说即使是在苏联，真正掌权的是这些人，而不是共产党的各个书记。但是，这只是枝末细节上的错误，在《马基雅弗利的信徒》中得到了部分修正。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接下来的五十年里往我们身上踩上一脚的那些人会被称为“经营者”、“官僚”、还是“政客”；真正的问题是，现在看来注定会毁灭的资本主义到底会演变成寡头统治还是真正的民主？ 但有趣的是，当你探究伯恩汉姆根据他的基本理论所做出的预测时，你会发现在所有可以被验证的事情上，它们都已经被证伪了。许多人已经指出了这一点。但是，有必要对伯恩汉姆的预测的细节进行探究，因为它们构成了一种与当前事件的关联模式，揭示了在我看来是当代政治思维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缺陷。 首先，伯恩汉姆在1940年时认为德国的胜利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英国被描述为“分崩离析”，展现了“在历史的时代变迁中颓败式微的文化所独有的所有特征”，而德国在1940年对欧洲的征服和吞并被称为“无可挽回”。伯恩汉姆写道：“无论英国和哪个欧洲国家结盟，都没有希望征服欧洲大陆。”就算德国输掉了这场战争，它也不会被解体或回归到魏玛共和国时的状态，它将一直是大一统的欧洲的核心。未来世界的三个超级大国分庭抗礼的版图业已大体上确定了。“这三个超级大国的核心，无论它们将来叫什么名字，是曾经存在过的三个国家：日本、德国和美国。” 伯恩汉姆还坚持认为德国在英国被打败之前不会进攻苏联。1941年5—6月刊的《党派评论》发表了他的作品的浓缩版，可能是在该作品之后写成的，在里面他写道： 俄国的情况和德国相类似，管理主义的第三个问题——与其它奉行管理主义的社会争夺统治权的斗争——将是留给今后的问题。首先要做的是，向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发出致命的一击，并将其彻底摧毁，这意味着首先摧毁大英帝国的根基（它是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的命脉），以直接的方式和以毁灭欧洲政治结构的间接方式同时进行，而后者是大英帝国的重要支撑。这是对苏德同盟的基本解释，也是唯一的正确之道。德国和俄国之间未来的冲突将会是“管理主义的正式冲突”，在奉行管理主义的国家之间爆发世界大战之前，首先要做的是终结资本主义秩序。认为纳粹主义是“腐朽的资本主义”这一想法……根本无法合理地解释苏德同盟。根据这一理论，德国和俄国必有一战，而不是正在发生的德国与大英帝国之间你死我活的战争。德国和俄国之间的战争是未来的管理主义的战争，而不是以前和现在的摧毁资本主义的战争。 然而，对俄国的进攻将会在以后发生，而俄国肯定，或几乎可以肯定，会被击败。“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俄国将分崩离析，西边的领土会并入西欧，而东边的领土会并入亚洲。”这番话出自于《管理革命》。在上面引用的文章里（或许是六个月后写出来的），作者更加斩钉截铁地指出：“俄国的弱点表明，俄国不可能维持长久的统治，它将分裂为东西两部分。”在英国版本（塘鹅出版社出版）的一则补注（似乎是1941年底写的）里，伯恩汉姆指出，“分裂的过程”似乎已经发生了。他说道：“这场战争是俄国的西部领土被并入欧洲超级大国的过程的一部分。” 把这么多的论点整理后，我们得出了以下的预言： 一、德国必定会赢得这场战争。 二、俄国和日本一定能生存下来，成为超级大国，并成为所在地区的核心力量。 三、德国会等到英国战败之后才进攻苏联。 四、苏联必定会战败。 但是，除了这些之外，伯恩汉姆还做过其他预测。1944年夏天，在《党派评论》的一篇短文里，他认为苏联将会和日本联手，帮助日本避免全面的溃败，而美国的共产党将被安排在东线发动怠工破坏运动。最后，到了1944年和1945年的冬天，在同一本刊物里，他说“不久前还注定会分崩离析”的俄国即将征服整个欧亚大陆。这篇文章在美国的知识分子圈子里引起了激烈的争议，但在英国并没有重印。这里我必须对其进行一番讲述，因为它的写作手法和感情基调十分特别，对它们进行研究能让你更接近伯恩汉姆的理论真正的基础。 这篇文章的标题是《列宁的继承人》，旨在表明斯大林是俄国革命真正合法的捍卫者，他并没有“背叛”革命伊始所制订的纲领，而是将其贯彻到底。托洛茨基派总是声称斯大林是一个投机分子，将俄国革命引向歧途，为其一己之私服务，如果列宁没有逝世或托洛茨基仍然掌握权力的话，俄国将会有一番新气象，而这篇文章的观点则更容易为人所接受。事实上，没有理由相信俄国发展的主要脉络会有什么不同。早在1923年之前，种子就已经播下了。列宁由于过早逝世而获得了更崇高的声望。 (8) 要是他继续活下去的话，要么会像托洛茨基一样被驱逐出党，要么会像斯大林那样以同样的手段保住自己的权力。因此，伯恩汉姆这篇文章的标题看上去似乎是一篇讲道理的文章，让读者以为他会以事实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然而，这篇文章只是对此主题作了蜻蜓点水式的探讨。显然，要是有人真的想表明列宁和斯大林的政策有一脉相承的关系，他会先概括出列宁的政策的纲领，然后解释在哪些方面斯大林的政策与其相类似。伯恩汉姆并没有这么做。除了草草一两句话之外，他对列宁的政策几乎只字未提，在长达十二页的文章里列宁的名字只出现了五次。前七页除去标题根本没有出现列宁的名字。文章的真正目的是烘托出斯大林巍峨高大的形象，将他捧上神坛，而布尔什维克主义则是一股席卷全球的不可阻挡的势力，直到它扩张到欧亚大陆最遥远的疆域。伯恩汉姆一再强调斯大林是“一位伟人”，以此作为自己的观点的证言——或许斯大林的确是个伟人，但这与主题根本不相干。此外，虽然他确实在斯大林的聪明才智上举出了几则让人信服的论证，但显然，在他的心目中，“伟大”是与铁腕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 伯恩汉姆将斯大林与半神化的英雄，像摩西或阿育王相提并论，他们是时代的体现，配得上他们并没有亲手缔造的丰功伟绩。写到苏联的外交政策和设想的目标时，他写下了这么一段更加难以揣测的文字： 苏联的霸权以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为核心，就像新柏拉图主义的“真实 本质 ”那样以辐射的方式向外部扩张。西至欧洲、南至近东、东至中国，从大西洋沿岸、黄海、中国海、地中海到波斯湾，尽在其掌握。就像无差别的“真实 本质 ”的传播过程经过 意识 、 灵魂 和 物质 ，然后 回归 自身一样，苏联的霸权从极权主义的核心政权开始，一路向外扩张， 吞并 波罗的海、比萨拉比亚、布科维纳、波兰东部， 统治 芬兰、法国、土耳其、伊朗、中国的中部和南部地区，直到消失于外层物质空间，远远超越欧亚大陆的边境，以 绥靖 和 渗透 （英国和美国）暂时蛰伏。 这一段文字里的那些没有必要的黑体字是为了催眠读者，我想这么说并不夸张。伯恩汉姆试图勾勒出一幅可怕的、无法抵挡的力量的图画，把渗透这一普通的政治行动写成“ 渗透 ”，以此增强其整体的气势。这篇文章应该全篇通读。虽然它不是那种一般的亲俄分子所能接受的歌功颂德的文章，虽然伯恩汉姆本人或许会声称他严格地恪守客观，但事实上他是在对苏联表示臣服效忠，甚至是在作践自己。与此同时，这篇文章让我们了解到他的另一个预言：苏联将征服整个欧亚大陆，甚至更广袤的地区。你必须记住，伯恩汉姆的基本理论包含着一个仍有待考察的判断，那就是：无论发生其他什么事情，奉行“管理主义”的社会必将获得胜利。 伯恩汉姆先前预测德国会取得战争的胜利，以其为核心整合欧洲，这个预测被修正了，包括其主旨和某些重要的细节。伯恩汉姆一直坚持认为“管理主义”不仅要比资本主义民主体制和马克思社会主义更有效率，而且更为群众所接受。他说民主和民族自决的口号不再对群众有吸引力，而“管理主义”可以唤起热情，制订理性的战争目标，在各地成立第五纵队，鼓舞士兵狂热的斗志，强调德国人的“狂热”与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冷漠”或“冷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纳粹主义被视为横扫欧洲革命的力量，其理念像“瘟疫”一样广泛传播。纳粹的第五纵队“无法被消灭”，德国人民和其他欧洲人民希望建立新秩序，而民主国家没办法提出解决方案。总之，民主国家只有“比德国在管理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才能战胜德国。 所有这些话所蕴含的道理就是，那些欧洲小国在战前那几年由于混乱和萧条而意气消沉，迅速陷入崩溃，原本它们并不至于落到这般田地。如果德国人能够兑现一部分承诺的话，或许他们已经接受了新秩序。但德国统治的真实情况立刻激起世所罕见的仇恨和愤怒。1941年初之后，战争已经几乎不需要一个积极的目的，因为干掉德国佬已经名正言顺。斗志以及它与民族团结之间的关系是虚无缥缈的问题，可以随心所欲地操纵证据去证明几乎任何事情。但如果你去计算战俘与伤亡的比例和卖国行为的数量，极权主义国家相比之下要比民主国家更加糟糕。在战争期间，似乎有数十万俄国人投靠了德国，但在战前德国人和意大利人投靠同盟国的人数似乎也差不多，卖国的美国人或英国人却似乎只有几十个。为了举例证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毫无作为以赢得支持，伯恩汉姆引用了“英国在招募志愿军方面彻底失败（整个大英帝国都是如此），而美国也是一样”。从这句话你可能会猜想极权主义国家的军队都是志愿军。事实上，极权主义国家从来没有考虑过征募志愿军去实现任何军事目的，纵观历史，没有哪一支庞大的军队是通过志愿征募的方式组建起来的。 (9) 没有必要去援引伯恩汉姆罗列的相似的理由。重要的是，他认为德国一定会赢得宣传上的战争和军事上的战争，至少在欧洲，而这个预测并没有被事实所证明。 可以看得出，伯恩汉姆的预测在可以对其进行验证的时候不仅总是错的，而且有时候一厢情愿地自相矛盾。而后面这一点很重要。政治预测经常会出现错误，因为它们总是基于一厢情愿，但它们能够反映出症结所在，尤其是当它们出现急剧改变的时候。而揭示真相的因素总是它们被提出时的日期。通过内部渠道尽可能准确地考证伯恩汉姆的作品，然后对同一时间的历史事件进行关注，我们发现了下面的这些关联： 在《管理革命》中，伯恩汉姆预言德国将获得胜利，苏德战争将在英国被打败后才会发生，然后俄国将会被击败。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写于1940年的下半年——是时德国在西欧势如破竹，对英国展开狂轰滥炸，而俄国与德国关系颇为密切，至少在表面上有奉行绥靖主义的想法。 在该书的英文版中，伯恩汉姆增加了补注，认为苏联已经被击败了，行将分崩离析。这本书在1942年春出版，或许是在1941年底成书的，当时德军正进逼莫斯科的郊区。对俄国会与日本联手对抗美国的预测是在1944年初写的，结论是新的日俄条约将会缔结。1944年冬天，他预言俄国将征服世界，当时俄国人在东欧迅速推进，而西边的盟军仍然被困在意大利和法国北部。 看得出来，在每一个历史的节点上，伯恩汉姆所做的预测是正在进行的事情的延续。这种倾向并不像含糊或夸张那样只是一个坏习惯，可以通过思考而加以改正。这是一种严重的精神疾病，一部分根源是怯懦，另一部分根源是对权力的崇拜，而后者和前者是分不开的。 假如1940年你在英国参加盖洛普投票，问题是“德国将赢得这场战争吗？”你会发现非常奇怪的是，聪明人——我们就假定是智商高于120的人——回答“是的”的百分比要比回答“不是”的高得多。在1942年中段，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这一次数字的对比不会那么鲜明，但如果你问的是“德国将攻占亚历山大港吗？”或“日本人守得住他们掠夺到的土地吗？”那么知识分子群体会明显地倾向于作出肯定的回答。而每一次，那些不是那么聪明的人更有可能会作出正确的选择。 要是你只是从表面上去思考这些事情，你或许会认为高智商与糟糕的军事判断总是会凑到一块儿。但事情并非这么简单。英国的知识分子大体上要比人民群众更加倾向于失败主义——他们当中有些人在战争显然将取得胜利的时候仍然是失败主义者——一部分原因是他们更能想象接下来的战争中那些沉闷无聊的年头。因为他们的想象力更加丰富，所以他们的士气更加低落，结束战争最快的方式就是输掉它。如果一个人觉得一场漫长的战争的前景让他无法忍受，那么他相信根本不可能取得胜利也就顺理成章了。但是，事情并不只是这样。还有许多知识分子对英国感情淡漠，这使得他们很难不与敌国站在同一阵营。而归根结底，那是一种崇拜——虽然只有少数人是有意识地崇拜——对纳粹政权的权力、活力和凶残的崇拜。翻看左翼出版物和罗列1935年至1945年所有对纳粹主义抱以敌意的文献会是一件很繁重但很有意义的事情。我能肯定你会发现它们在1937年至1938年和1944年至1945年达到了高峰，而在1939年至1942年显著减少——那段时间正值德国似乎就要取得胜利。你还会发现，1940年鼓吹妥协和平和1945年同意将德国解体的都是同一帮人。如果你研究英国知识分子对苏联的反应，你也会发现真心追求进步的热情与对于权力和残忍的崇拜交织在一起。如果说亲俄的动机只是出于权力崇拜的话并不公平，但它确实是动机之一，而在知识分子身上，它或许是最强烈的动机。 对权力的膜拜会干扰政治上的判断，因为它会让人觉得当前的趋势会继续下去，几乎是无法避免的。现在得势的一方似乎总是战无不胜。如果日本人征服了南亚，他们将永远占领南亚；如果德国人攻占了托布鲁克，那他们肯定将占领开罗；如果俄国人杀到了柏林，不久以后他们就将杀入伦敦；等等等等。这一思维定式还会让人相信事情将比现实发生得更加迅速，更加彻底，更加具有毁灭性。他们以为帝国的兴衰或文化和宗教的消亡就像地震那样说来就来，而刚刚开始的进程在他们口中似乎已经就要结束了。伯恩汉姆的作品充斥着末日毁灭的意象。国家、政府、阶级、社会体制在他的笔下总是在扩张、萎缩、腐朽、解体、倾覆、对抗、崩溃、僵化，而且基本上都在以一种不稳定的戏剧性方式在演变。历史变迁是缓慢的，任何一个时代总是包含着上个时代留下来的东西，但伯恩汉姆从来没有考虑到这些。这种思维方式注定会得出错误的预测，因为即使它猜对了历史事件的发展方向，也会算错它的节奏。在五年的时间里，伯恩汉姆预言了德国将统治俄国，又预言俄国将统治德国。每一次作出预言时，他都遵循着同样的本能——对当时的征服者俯首帖耳，认定当时的趋势不可逆转的本能。记住这一点，你就能以更广阔的视野去批评他的理论。 我所指出的错误并没有推翻伯恩汉姆的理论，但它们或许能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他会信奉这一理论。关于这一点，你不能忘记伯恩汉姆是一个美国人。每一个政治理论都带有某种宗教色彩，而每一个国家和文化都有其独特的偏见和愚昧的地方。看待有一些问题的视角几乎可以肯定会因为观察者所处地理位置的不同而不同。伯恩汉姆把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看成是同一回事，并同时接受了这两者——至少并不认为需要同这两者作你死我活的斗争——这就是一种典型的美国态度，而对于一个英国人或西欧人来说，是几乎不可能产生这一态度的。认为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是一丘之貉的英国作家认为二者都是恐怖的，必须与之进行殊死搏斗。而那些相信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水火不容的英国人会认为自己应该选择其中的一个阵营。 (10) 这一观念的差异形成的原因很简单，照样是和一厢情愿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极权主义获得胜利，其地缘政治的梦想得以实现，英国将不再是一个强权国家，整个西欧将被某一个大国吞并。面对这么一个前景，英国人很难做到无动于衷。要么他不希望英国步入毁灭——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得构建理论去证明自己的想法——要么，作为一个少数派的知识分子，他认定自己的国家已经无可救药，会将自己的一片忠心献给某个外国强权。美国人就不用作出这番选择。无论发生什么事情，美国都会作为一个强权继续存在，在美国人的眼中，欧洲是被俄国还是德国支配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大部分美国人在考虑这个问题时希望看到世界被两到三个超级大国所瓜分，这些超级大国扩张到了自然疆域的边界，彼此之间进行经济贸易，完全不受意识形态对立的影响。这么一幅世界图景符合美国人为了自身的利益对国土规模的推崇和为达成功可以不择手段的态度，而且也迎合了极为盛行的反英情绪。在现实中，英国和美国曾两度被迫联手对抗德国，或许很快就得被迫联手对抗俄国，但主观上大部分美国人喜欢德国或俄国甚于喜欢英国，而在俄国和德国之间，他们喜欢的是现在强大的一方。 (11) 因此，伯恩汉姆的世界观总是明显流露出美帝主义倾向或孤立主义倾向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是“硬派”或“现实”的世界观，符合美国式的一厢情愿。伯恩汉姆在他的前两本作品中几乎赤裸裸的对纳粹行事手段的崇拜似乎会让几乎每一个英国读者感到错愕，但归根结底这建立在大西洋要远比英吉利海峡辽阔这一事实之上。 正如我前面所说的，伯恩汉姆对当前和不久之前的情况所说的话中正确的内容多于错误的内容。过去五十年里，整体的大趋势几乎可以肯定是在走向寡头政治。工业和金融势力空前集中，个体资本家或股东的重要性逐步下降，由科学家、技术人员和官僚所组成的新的“管理阶层”开始崛起，无产阶级无力抗衡中央极权国家，小国越来越任由大国欺凌，代议机构逐渐败坏，以警察恐怖主义为基础的一党专政开始出现，公民投票弄虚作假，等等等等。所有这些似乎都在直指同一方向。伯恩汉姆看到了这一趋势，认为这是不可抵挡的，就像一只被大蟒蛇吓坏了的小白兔，认为大蟒蛇就是世界上最强壮的动物。当你看深一层后，你会发现他的所有理念建立在两个设想之上。这两个设想在第一本书里被视作理所当然，而在第二本书里进行了一部分阐述。它们是： 一、在所有的时代里，政治总是相同的。 二、政治行为有别于其他行为。 首先我们探讨第二点。在《马基雅弗利的信徒》中，伯恩汉姆坚称政治就只是争权夺利。每一次重要的社会运动，每一场战争，每一次革命，每一个政治计划，无论多么富有启迪意义和理想化，背后都是某个希望攫取权力的利益团体的野心在作祟。权力从来不受伦理或宗教的制约，能制约它的只有别的权力。最接近可能的利他行为是统治阶级意识到如果能推行善治的话，自己或许能更长久地保住权力。但奇怪的是，这些总结只适用于政治行为，对于其它类型的行为并不适用。对于日常生活，伯恩汉姆看到并承认不能以利益动机去衡量人类的每一个行为。显然，人类有并非出于自私的本能。因此，人在作为个体时可以依照道德行事，但在集中行动时却变得不讲道德。但即使是这个结论也只是适用于地位较高的群体。人民群众似乎对自由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世界怀着模糊的向往，很容易受到渴望获得权力的个人或少数群体的操纵。因此，历史由一系列的骗局所构成，人民群众先是受到对乌托邦世界的许诺的劝诱而发动起义，然后，当他们没有了利用价值后，新的统治者又重新对他们进行奴役。 因此，政治活动是一种特殊的行为，其特征就是不择手段，只有一小撮人会去做这种事情，特别是心怀不满的群体，在现有的社会形态下，他们的本领无法得到自由地发挥。人民群众总是对政治漠不关心——而这就是第二点与第一点的纽带。因此，人类实际上被划分为两个阶级：孜孜谋求一己私利的伪善的少数人和没有头脑的民众，后者的命运总是被领导或被驱使——你能用踢打的方式将一头猪赶回猪圈，也能够用一根棍子在泔水桶里搅拌把它给哄回去，采取什么做法视当时的情况而定。这一美妙的模式将会永远继续下去。个体或许可以在两个阶层之间流动，某个阶级或许会摧毁其它的阶级，并占据统治地位，但人类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这一模式是不会改变的。人与人的能力、欲望和需求是不一样的。寡头统治是铁的法则，即使在民主有技术手段可以实现的时候也是如此。 奇怪的是，在滔滔不绝地论述权力斗争时，伯恩汉姆从未停下来思考为什么人想要获得权力。他似乎认为对权力的渴求虽然只在相对少数人身上占支配地位，却是一种不需要加以解释的自然本能，就像对食物的渴望一样。他还认为社会划分为不同的阶级在任何时代都是为同一目的服务。这实际上是忽视了数百年的历史。当伯恩汉姆的师傅马基雅弗利在写作时，阶级分化不仅不可避免，而且应该这么做。只要生产方式仍然处于原始落后的状态，绝大多数人都必须进行繁重的体力劳动，只有少数人才能摆脱辛劳，否则文明将无以为继，更遑论取得进步。但自从机器时代到来后，整个模式已经被改变了。阶级分化的理由，假如它真的存在的话，已经不再成立，因为再没有技术上的理由让普通老百姓继续充当苦力。的确，苦工仍然存在，阶级差别或许正以新的形式卷土重来，个体自由每况愈下，但这些情况如今在技术上是可以避免的，它们应该有某个心理上的原因，但伯恩汉姆并没有尝试进行揭示。他应该提出但从来没有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在人对人的压迫不再有必要的时候，对赤裸裸的权力的渴求现在成为了人类的一大动机？至于这个那个“人类的本性”或“无法改变的法则”使得社会主义无法实现，那只是用历史去揣测未来。伯恩汉姆争辩说事实上自由平等的社会从未存在过，也永远不可能存在。以同样的方式，你可以在1900年争辩说飞机不可能出现，或在1850年说汽车不可能出现。 机器已经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马基雅弗利的学说也已经因此而过时——这一看法是不言自明的。如果伯恩汉姆无法接受这一点，我想那只是因为他自己的权力本能让他拒绝接受马基雅弗利那充满压迫、欺骗和暴政的世界或将步入终结的这一建言。重要的是，记得我在前面所说的话：伯恩汉姆的理论只是一个变体——美国式的变体，这个变体很有趣，因为它极为详尽——是风靡知识分子圈子的权力崇拜的变体。在英国，更加普遍的变体是共产主义。如果你去研究那些对俄国政权的本质有所了解的亲俄派，你会发现他们大体上属于伯恩汉姆所写的“管理阶层”。他们不是狭义上的经理，而是科学家、技术人员、教师、新闻从业人员、广播员、官僚、职业政客，大体上是那些感觉自己被一个仍然带有贵族色彩的体制压迫的中间阶层，渴望获得更多的权力和声望。这些人看着苏联。他们看到，或以为自己看到，苏联的体制消灭了上流阶级，驯服了工人阶级，将不受制约的权力交给和他们自己相似的人。直到这时，才有许多英国知识分子开始对它感兴趣。虽然英国的亲俄派知识分子会批判伯恩汉姆，其实他说出了他们的秘密愿望：摧毁旧式的奉行平等的社会主义，迎接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而知识分子终于可以手持钢鞭将人打。伯恩汉姆至少诚实地说社会主义不会到来，而其他人只会说社会主义即将到来，而其实那是挂羊头卖狗肉的“社会主义”，与真正的社会主义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但他的理论虽然貌似客观，却只是在一厢情愿地自圆其说，没有强有力的理由认为它向我们揭示了未来，或者说，是不久的未来。它只是告诉我们那些头脑更清醒、野心也更大的阶级成员希望生活在什么样的“管理式”社会里。 幸运的是，那些“管理者”并没有如伯恩汉姆所想象的强大到不可战胜的地步。奇怪的是，在《管理革命》里，他总是对民主国家在军事和社会方面所享有的优势视而不见。在每一点上他都在硬生生地摆出证据，目的是证明希特勒的癫狂政权的力量、活力和长治久安。德国在迅速扩张，而“领土的迅速扩张不是衰败的迹象……而是日新月异的迹象”。德国成功地挑起了战争，而“有能力制造战争从来都不是腐朽的迹象，而是它的对立面的体现”。德国还“鼓舞了数百万人狂热的忠诚，而这也是一个衰亡的国家所没有的特征”。就连提及纳粹政权的凶残和狡诈时他也带着赞许，因为“新生的、年轻的、崛起的社会秩序与旧的秩序相比，更有可能利用大规模的谎言、恐怖和迫害”。但是，就在短短五年内，这个新生的、年轻的、崛起的社会秩序就将自己轰得粉碎，套用伯恩汉姆喜欢的那个词，变得“没落腐朽”了。这种事情之所以会发生，原因很大程度上就出在伯恩汉姆所膜拜的“管理式”（即非民主）的结构上。导致德国迅速溃败的原因，是前所未闻的军事上的愚蠢，在英国还没战败而美国显然已经蓄势待发的时候就进攻苏联。这种程度的错误只有在公意没有影响力的国家才会出现。只要民众的呼声能得到反映，像这种不要在同一时间与你所有的敌人作战的基本错误是不大可能会出现的。 但不管怎样，从一开始你就应该已经看出这场纳粹主义运动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事实上，只要德国人在获胜，伯恩汉姆就似乎认为纳粹的行事方式没什么不妥。他说这种行事方式之所以看上去很邪恶，只是因为它们是新鲜事物： 没有哪一条历史法则规定文明和“正义”就会获得胜利。历史上这样一个问题永远存在： 谁的 文明， 谁的 正义。一个正在崛起的社会阶级和一个新的社会秩序必须突破旧的道德规范，正如他们必须突破旧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一样。自然而然地，在旧的阶级眼中，他们都是邪恶之人。如果他们获得胜利，假以时日，他们也会培养起文明和道德。 这暗示着对与错取决于当前统治阶级的意志。它忽视了如果人类社会要团结在一起的话，有些行为守则是必须遵守的。因此，伯恩汉姆没能看到纳粹政权的罪行和愚昧只会以某种方式通向毁灭。他转而崇拜斯大林主义，也是出于这番错误。但现在要指出俄国政权将以什么样的方式走向自我毁灭仍为时过早。如果要我作出预测，我会说过去十五年来的俄国政策如果延续下去的话——当然，内政外交政策是同一事物的表里两面——只会引发一场核战争，让希特勒的侵略战争显得像一场茶话会。但不管怎样，俄国政权要么将自行走向民主化，要么将走向灭亡。伯恩汉姆梦想的那个不可战胜、长治久安的庞大帝国似乎是不会建立的，即使被建立起来，它也不会长久，因为奴隶制不再是人类社会的稳定基础。 没有人能总是作出肯定性的预测，但有时候我们应该可以作出否定性的预测。没有人能预见到凡尔赛条约的确切后果，但数百万有识之士有能力也确实预见到其后果会很严重。许多人预见到当前强加给欧洲的战后方案也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但与上一回相比，这一次人数就没那么多了。而要做到不去崇拜希特勒并不是一件需要费煞苦心去思考的事情。 但在部分程度上这需要经过一番道德挣扎。伯恩汉姆这样富有才华的人一度崇拜纳粹主义，认为它将有能力缔造一个可行持久的社会秩序，这表明现在所谓的“现实主义”理念对人们的现实感知力造成了多么大的破坏。 (1) 1946年由社会主义书社出版。詹姆斯·伯恩汉姆（James Burnham，1905—1987），美国政治思想家，托洛茨基运动的美国领导人之一，代表作有《管理革命》和《马基雅弗利的信徒》。 (2) 盖塔诺·莫斯卡（Gaetano Mosca，1858—1941），意大利政治学家，崇尚精英主义理论，与威尔弗里多·帕累托和罗伯特·米歇尔斯并称为精英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 (3) 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1876—1936），德国社会学家，崇尚精英主义理论，在意大利从事法西斯主义活动，精英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 (4) 威尔弗里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1848—1923），意大利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哲学家，拥戴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统治，精英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 (5) 乔治斯·索雷尔（Georges Sorel，1847—1922），法国哲学家和工团主义理论倡导者，其观念更偏向于反精英主义。 (6) 叶甫格尼·伊万诺维奇·扎米亚京（Yevgeny Ivanovich Zamyatin，1884—1937），俄国作家，因在作品中对苏联政府进行批判而遭到流放，代表作有《我们》、《岛民》、《上帝遗忘的洞穴》等。 (7) 詹姆斯·凯伊·哈迪（James Keir Hardie，1856—1915），英国工人运动领袖，是英国独立工党的创始人之一，曾担任英国下议院议员。 (8) 原注：很难想象有任何一位政治家活到了八十岁时仍被视为一位成功人士。我们所说的“伟大的”政治家通常都是那些在其政策还没来得及生效时就死去的人物。要是克伦威尔多活上几年的话，他或许会失去权力，那样的话，现在我们会认为他是个失败者。如果贝当在1930年就死去的话，法国人会尊崇他是爱国英雄。拿破仑曾说过，当他策马跨进莫斯科时，要是一颗炮弹碰巧击中了他，他将成为历史中最伟大的人。 (9) 原注：1914年至1918年那场战争的初期，英国征募了一百万志愿军，一定创造了一项世界纪录，但它所施加的压力非常大，能否把它称为志愿征募实在是很可疑。即使是“意识形态色彩”最浓厚的战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受到强迫的士兵在打仗。在英国内战、拿破仑战争、美国内战、西班牙内战等战争中，交战双方仰仗的是征兵制或受压迫的士兵。 (10) 原注：我能想到的唯一的例外是萧伯纳，早在几年前他就宣称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其实是一样的，两者他都表示认可。但是，萧伯纳毕竟不是英国人，或许他不认为自己的命运与英国的命运休戚相关。 (11) 原注：1945年秋，在驻德美军中进行的意见调查表明，51%的美军认为“希特勒在1939年之前做了不少好事”。这就是历经五年的反希特勒宣传后的结果。上述这一结果并不能表明美国人倾向于德国，但很难相信会有51%的美国士兵倾向于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