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令人哀悼的姐姐 十九年前，在贝尼巴科的一个小结婚礼堂里，我姐姐死了，现在她住在耶路撒冷最正统的犹太教社区里。最近的一个周末，我住在了她的房子里。这是我第一次在那儿过安息日。我常常在周三前后去看望她，不过那个月，由于我的工作和出国行程，我只有周日有空去看她。“照顾好自己。”当我离家时我妻子跟我说，“你知道，你现在状况没那么好了。你要保证别让他们说服你信教或什么的。”我告诉她没什么好担心的。对我来说，谈到宗教问题时，我是不信神的。当我状态很好时，我谁也不需要，而当我感觉衰得像坨屎时，我的内里开了一个很大的空洞，我知道没一个神能填满它，而且永远不会有神能填满它。所以即使有一百个传道拉比为我迷失的灵魂祈祷，也是无济于事的。我不信神，但我姐姐信神，而我爱她，所以我试图对“祂”表示一点尊敬。 我姐姐探索宗教的那段时间，正是以色列流行乐有史以来表现最低迷的时候。黎巴嫩战争刚刚结束，没人有心情听欢快的曲调。不过随后，所有那些关于年轻英俊的士兵将要阵亡疆场的民谣也开始让我们心烦意乱。人们想要忧伤的歌曲，但不是歌颂每个人都试图忘却的肮脏怯懦的战争歌曲。于是，一类新风格的歌曲突然出现了：为了准备信教的朋友而唱的挽歌。那些歌总是关于歌手为之而活的一位密友或一个美丽性感的女孩，他们突然之间发生了可怕变故转而信仰了正统犹太教。朋友蓄起了胡须，频频祷告，美丽女孩把自己从头到脚裹了起来，再也不理郁闷的歌手了。年轻人听着这些歌，冷冷地点点头。黎巴嫩战争带走了太多他们的朋友，所以他们最不愿意看见的就是余下幸存的人永远消失在了耶路撒冷肮脏角落的某个神学院里。 不仅在音乐世界里不断出现重生的犹太人。他们是遍及所有媒体的奇才。每个脱口秀上都有专座，或为号称自己刚信教后丝毫不想念过去放荡生活的前名人而设，或为自从信教后改变颇多以至于没法与其说上话的知名重生者的故友而设。我本人也是。从我姐姐跨过界限，朝天国方向而去时，我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当地名人。原本从来不跟我说话的邻居都会停下来，只为了跟我紧紧握一下手，表达他们的同情。时髦的十二年级学生，全都一身黑衣服，在钻进带他们去特拉维夫的舞蹈俱乐部跳舞的出租车前，也会友好地跟我击掌致意。随后他们会摇下车窗，对我叫着他们为我的姐姐感到多伤心。如果拉比只是吸收一些丑人也就罢了，但看看我姐姐的容貌——多浪费啊！ 那时，我形同槁木的姐姐在耶路撒冷的一所女子神学院内学习。她几乎每周都来看我们，她看上去很开心。如果哪一周她没法来看我们，我们就去看她。我那时十五岁，想念死她了。她还没入教前，在南部的军队里担任炮兵教官时，我也没法经常见到她，但不知何故，就没那么想她。 当我们相见时，我近距离观察她，想看看她到底哪里变了。他们改变了她的眼神、她的微笑了吗？我们还是像以前一样聊天。她依然给我讲她特地给我编的滑稽故事，还帮助我完成数学作业。不过我的堂兄吉利，他属于反对宗教压迫运动的青年团，对拉比那些东西了如指掌，他告诉我那只是时间问题。他们还没完成对她的洗脑，不过一旦他们洗脑成功，她就会开始说意第绪语，他们会剃光她的头，然后她会嫁给某个禁止她再见到我的汗津津、软弱恶心的家伙。可能还要一两年时间，不过我最好还是做好准备，因为一旦她出嫁，她虽然还在呼吸，但从我们的角度看，她就如死了一般。 十九年前，在贝尼巴科的一个小结婚礼堂里，我姐姐死了，现在她住在耶路撒冷最正统的犹太教社区里。她有个丈夫，一个神学院学生，正像吉利预言的那样。他并不汗津津，也不软弱恶心，实际上当我或我哥哥去拜访时，他看上去还挺高兴。大约二十年前，吉利还向我预言，我姐姐将会有成群的孩子，每当我听见他们像是住在某个二战前偏僻的东欧犹太人聚集区里似的讲意第绪语时，我会想哭的。在那件事上，他也只说对了一半，因为她确实有一大群孩子，一个比一个可爱，但当他们讲意第绪语时，只会惹我发笑。 当我走进我姐姐的房子时，离安息日开始不到一小时了，孩子们异口同声地用“我叫什么名字？”来跟我打招呼，这一传统源于有一次我把他们给搞混了。考虑到我姐姐有十一个孩子，每个孩子都按照虔敬派犹太教徒的命名习惯起了双名，因而我的错误当然是可以被原谅的。事实上，所有的男孩穿得都一样，留着统一的鬓发，为我的混淆提供了有力的论据。但是他们所有人，从最大的男孩什洛莫—那克曼开始，仍然希望确信他们特别的舅舅精神足够集中，将正确的形象和相应的外甥对上号。就在几个星期之前，我母亲说她跟我姐姐谈了一次，她怀疑这一切还没结束，因而在一两年内，按神的意愿，还会有另一个双名要我记住。 一旦我成功通过了点名测试，我很久没见面的姐姐会给我在一个严格清洗过的玻璃杯里倒上可乐，在起居室的另一边坐下，说她想知道我近来都在干什么。她喜欢听我告诉她我很好，心情很愉快，不过由于我居住的那个世界对她来说轻浮无聊，所以她并不真的对细节感兴趣。我承认，我姐姐从不会读我写的任何一则故事令我很沮丧，但我不守安息日、不按犹太律法进食令她更为沮丧。 我曾经写过一本儿童读物，并把它献给我的外甥们。在合同里，出版社同意插画师准备一本里面所有男人都戴着犹太人的圆顶小帽、留着鬓发，所有女人的裙子和袖子都足够长以便显得端庄的特别版。但最终连那个版本也被我姐姐供咨询宗教事务的拉比拒绝了。那本儿童读物讲述了一个父亲跟着马戏团跑了。拉比准是认为这也太胆大妄为了，而我不得不把“符合犹太教规”版本的书拿回特拉维夫去——这个版本插画师费了好多时间精工细作才完成的呢。 直到十年前，我和女友终于结婚了，而结婚前最考验我们的问题就是她不能跟我一起去看我姐姐。完全诚实地说，我应该提及，在我和女友共同生活的这九年中，我们已经在各种自己编造的仪式中结了几十次婚：在雅法一家鱼餐厅中对着鼻尖亲吻，在华沙一家破败旅店中相拥，在海法沙滩上裸泳，甚至是在从阿姆斯特丹去柏林的火车上分享一颗健达奇趣蛋。但很遗憾地，其中任何一次仪式都没有获得拉比或国家的认可。因而，当我去看我姐姐和她全家时，我的女朋友总是不得不在附近的咖啡馆或公园等我。起先我很不好意思让她等，但她理解我的处境，也接受了。至于我，我也接受了——除此之外我还有什么选择？——但我对此并不理解。 十九年前，在贝尼巴科的一个小结婚礼堂里，我姐姐死了，现在她住在耶路撒冷最正统的犹太教社区里。那时我爱死了一个女孩，而她却不爱我。我记得在我姐姐的婚礼两周后，我去耶路撒冷看她时的情景。我希望她为我能和那个女孩在一起而祈祷。可见那时我有多绝望。我姐姐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跟我解释说她不能那样做。因为如果她祈祷了，随后那个姑娘和我在一起，而我们的结合却不幸福，她会感觉很糟糕。“我会为你祈祷再遇见一个令你幸福的人，”她说着，努力地给了我一个宽慰的微笑，“我会每天为你祈祷，我保证。”我看出她想给我一个拥抱，但很遗憾这是不被允许的，或者也许这只是我的想象。十年后我遇见了我的妻子，和她在一起确实让我幸福。谁说祈祷不会得到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