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像崇拜 当我三岁时，我哥哥十岁，在我内心深处，我希望自己长大后就像他一样。倒不是说这事儿有可能发生。我的哥哥已经跳了两级，对任何东西有着令人羡慕的理解力，从原子物理学、计算机编程到西里尔字母。从那阵子开始，我哥哥对我发展出了一种严重的关切之情。他在《国土报》上读到一篇文章，上面说不识字的人在就业市场上没有出路，于是他亲爱的三岁的弟弟会很难找到工作成了困扰他的大问题。所以，他开始用一种他称之为“口香糖教学法”的特殊手段教我读书写字。操作如下：我哥哥指着一个字，我必须大声朗读出来。如果我读得准确，他会给我一片没嚼过的口香糖。如果我错了，他就把他嚼过的口香糖粘在我头发上。这方法有奇效，在四岁那年，我成了托儿所里唯一能阅读的孩子。我也是唯一一个，起码第一眼瞟过去，看起来开始谢顶的孩子。不过那是另一个故事了。 当我五岁时，我十二岁的哥哥找到了上帝并去了一所宗教寄宿学校，在我内心深处，我希望自己长大后就像他一样。他曾经常常对我谈起宗教。我觉得他告诉我的米德拉什18是世界上最酷的东西。他是学校里最年轻的学生——因为他跳级——但每个人都佩服他。不是因为他太聪明了——不知为什么，那在寄宿学校中不那么重要——而是因为他的温良敦厚和乐于助人。我记得一次普林节19去看哥哥，我们遇见的每个学生都有些要感谢他的事情：一个学生感谢哥哥帮自己准备考试；另一个感谢哥哥修好了半导体收音机，让他可以偷偷听重金属乐；还有一个感谢哥哥在一场重要的足球比赛前借了他一双运动鞋。他在那儿像位国王般走着，如此谦逊而梦幻，以至于他未曾意识到自己的王室地位，而我像个王子一样跟在他身后，对他的威严看得再清楚不过了。我记得那时就想着，信仰上帝将成为我未来生活的一部分。毕竟，我哥哥什么都知道，如果他相信造物主，那造物主必然存在。 当我八岁时，我哥哥十五岁，他远离了宗教，去大学学习数学和计算机科学，在我内心深处，我希望自己长大后就像他一样。他跟他戴眼镜的女友住在一间公寓里，他女友二十四岁，这年纪从我孩子的眼光来看，仿佛是老年人了。他们常常亲吻、喝啤酒、抽香烟，而我一贯确信如果不出岔子的话，再过七年，我也会在那儿。我会坐在巴伊兰大学的草地上，吃着自助餐厅里的烤奶酪三明治。我也会有个戴眼镜的女朋友，她会亲吻我，吮吸舌头，遍及全身。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好的？ 当我十四岁时，我哥哥二十一岁，他参加了黎巴嫩战争。我班里很多同学的哥哥都参了战。不过我的哥哥是我唯一知道的不赞成战争的人。尽管他是一名士兵，他从没有为射击和投掷手榴弹而兴奋，尤其不为需要杀死敌人而兴奋。大多数时间，他按照命令行事，而余下的时间，他花在了军事法院里。当他把通讯天线变成了一根有脑袋和鹰翅膀的巨大图腾柱后，他受审并以“不符合以色列国防军士兵的行为”而被判有罪，我妹妹和我偷偷潜入了我哥哥被关押的位于内盖夫20的偏远军事基地。我们和他玩了几小时纸牌，还有另一个士兵莫斯考，他也是被关押的，不过是因了另一些更没创意的理由。当我看着我哥哥穿着军裤，他的上身赤裸，文着一幅基地下方河谷的水彩画，我知道那正是我长大后想要成为的样子：一个士兵，即使穿着制服，也永远不忘自由精神。 自我潜入哥哥的基地后过了好几年。在那段时间里，他结了婚又离了，随后又结了婚。他也顺利在几家成功的高科技公司谋到了职又离了职，为了能和他的第二任妻子一起，全身心投入到记者们喜欢称之为“激进”的社会和政治活动中去——像是反对量子生物学记录、警察暴力及维护人权和赞同大麻合法化。在那段时间，我也成长并变化着，因而除了我们总能感受到相互的爱之外，我们的关系唯一的常量就是我们之间七年的年龄差。在整个漫长的旅程中，我从没及得上我哥哥的一根小指头，而某种程度上，我甚至停止了努力。一部分原因是我哥哥奇异的人生路径太难效仿了，另一部分原因是我要处理个人的危机和烦忧。 五年来，我哥哥和他妻子住在泰国。他们为努力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美好的以色列和国际组织建造互联网网站，他们拿着微薄的报酬，并靠此在小镇达叻一套舒适的公寓里生活得很好。他们没有空调、浴缸和抽水马桶，但他们有许多做世界上最好吃的饭并随时乐于拜访或接待他们的友好朋友和邻居。四周前，我妻子、列维和我飞去看他们的新家。到了那儿，我们去骑了次大象，我哥哥骑的那头象走在我们骑的那头前面几步。两头象都由经验丰富的泰国人驾驭着。当我们走出了几百码后，我看见我哥哥那头象的驾驶员示意我哥哥可以接手指挥大象。那个泰国人移坐到大象后部，我哥哥开始掌控大象。他没有像当地驾驶员那样对着大象叫喊或轻轻踢它。他只是俯身向前，对着大象的耳朵悄悄说了些什么。从我坐的位置看上去，大象好像点了点头，转向了我哥哥要求的方向。在那一瞬间，有种感觉回来了——这种感觉贯穿于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我为我哥哥感到骄傲，希望我长大后哪怕有一点点像他，能在原始森林中骑着大象，还不用提高嗓门儿。